第三节 叙事写人：春秋史官记言的文学审美功能
本来，春秋史官呈现于《国语》《左传》等典籍中的这些记言史料的直接功用在于教育贵族“耸善抑恶”“劝戒其心”，有着很强的经世致用目的。但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国语》《左传》中的许多记言客观上在推动故事情节发展和刻画人物形象方面也发挥着重大功能，并由此形成以言行叙事写人的重要文学传统。
首先，《国语》《左传》中的许多人物言辞有推动事件发展、丰富故事情节的作用。从叙事理论上来说，每一叙述事件都由若干推动故事向前发展的叙述单位即“行动元”组成。缺少了推动情节发展的“行动元”，不但故事的连续性会受到破坏，而且故事的生动性和趣味性也都无从谈起。《国语》《左传》的许多叙事性记言本身就充当了这种推动事件发展和丰富故事情节的“行动元”角色。这里，仅以《国语》《左传》二书共同选录的“重耳之亡”一事为例进行说明。尽管在这一事件中二书所载的人物言论有繁简的不同，但其所发挥的叙事功能却是一致的。
重耳的正式流亡是从僖公五年晋太子申生之难后晋人讨伐重耳起，直至僖公二十四年重耳在秦国的帮助之下返国执政。前后长达十九年之久，共游历八个诸侯国家。其中，随着时空的转换，每至一国，则着重记载该国一个人物的言论，这些言论均围绕重耳“返国执政”这一核心，前后回环连贯，互为因果，或推动情节向前发展，或使叙事更为生动有趣，从而使“重耳之亡”这一事件起伏曲折，有分有合，似断实连。如一开始，晋人攻伐蒲城时，重耳一番“造反有罪”之论，拉开了流亡的序幕；至狄国，重耳与季隗之间的一场夫妻告别，则让故事充满了浓厚的生活气息和悲剧色彩；卫国途中子犯“天赐”之语，则又令该流亡前景顿时明朗起来；齐国姜氏深明大义之语，对于重耳居安思危、毅然前行的改变起到关键的警醒和激励作用；至曹国和郑国，僖负羁之妻和郑叔詹对重耳的评论，从侧面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重耳最终能够返国执政的认识；至楚国，重耳与楚成王的一番对话，则令楚成王对重耳刮目相看，最终没有听从子玉之言而杀掉重耳；至秦，赵衰在宴飨会上文而有礼、机智灵活的赋诗应对，也为重耳得以返晋创造了良好条件；至于重耳返晋后所补叙的寺人披告密、竖头须求见和介之推不言禄等“仁而下士”之片断，也从侧面暗示了重耳称霸的必然性。因此，“重耳之亡”是晋文公争霸过程中的一个大事件，而此事件是由众多以人物言论为主的小故事组成的。这些故事之间有着相互依存、互为因果的内在关系，如抽掉这些人物言论，则整个故事既会失去原有叙述的有序结构，也会变得情节干瘪枯燥、黯然失色。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这些人物言论除了有推动事件发展和丰富故事情节的作用之外，还对此后事件发展起到预叙或伏笔的作用。如其中子犯劝重耳受野人赐土之言和僖负羁之妻劝夫礼遇重耳之言，则为僖公二十八年晋国侵曹伐卫预为伏笔；叔詹谏郑文公礼遇重耳，又为僖公三十年晋文公执政后围攻郑国、欲烹叔詹做伏笔。这种预言性质的言论的普遍应用虽然是当时劝善惩恶、察微知著历史教育的一种方法，但客观上在叙事过程中营造了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整体氛围，使整个叙述因果分明、前后呼应、浑然一体，并产生分合自如、张弛有度的节奏感，增强了读者的阅读期待。而且，这种预叙手法的运用，也标志着编者对自己的叙述行为有着一定程度的自觉控制，这对以后古典小说叙事方法的成熟产生了重要影响。
其次，《国语》《左传》中的许多人物言论客观上对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也起着重要的作用。言为心声，透过声情并茂、各具特色的人物言辞，人物的心智高下、精神风貌则一览无余、跃然纸上。饶有趣味的是，围绕“重耳之亡”这一事件，聚集了数位深明大义、不让须眉的女性形象，虽然着墨不多，却同样光彩照人、栩栩如生，令人肃然起敬、掩卷难忘。如与重耳一起生活十二年之久的狄女季隗，在重耳离行之际，一句“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则就木焉，请待子”，看似幽默轻松，实则将其依依不舍、满腹委屈但又无可奈何的矛盾情感刻画得入木三分。而“请待子”三字又将其忠贞不渝、顾全大局的精神风貌充分摹写出来。重耳能够重建大业，姜氏功不可没。她的一句“怀与安，实败名”，便将其宁愿牺牲个人幸福、以国家和事业为重的女中“大丈夫”品格凸显出来，并成为激励后人奋发有为的名言而流传千古，对此，清人冯天闲评论说：“此六字圣贤豪杰胸中皆不能脱，此乃出诸女子口中，奇绝！”[48]同样，在重耳返国途中遇见的曹国僖负羁之妻也是一位颇具见识的女性。她以女性特有的敏感意识到眼前的重耳不同寻常，便建议其夫“早自贰焉”，寥寥数语，精练而切中要害，将一位目光敏锐、富有远见、足智多谋的女性形象刻画了出来。此外，还有自尊自爱的秦穆公之女怀嬴、不慕富贵的介之推之母等女性形象亦通过其个性化的语言塑造得卓而不凡、情态毕肖。由此可见，尽管春秋史官记载人物言论仅为存录历史、“耸善抑恶”，无意深入人物的内心世界来挖掘其思想情感，却以其真实、客观、“适如其人”的言语载录在客观上塑造了大批活灵活现的人物形象，令人千百年来掩卷而思，栩栩如生，如在眼前。从此，以言行写人便成为后世小说家塑造人物形象、构置情节冲突的最重要手法之一。
曾巩在《南齐书序》中有对“良史”的一段描述：“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民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49]在春秋时期，各诸侯国史官不仅秉承“君举必书”的载录传统，客观公正地记录历史、传承历史，更重要的是他们和当时的贤卿士大夫一起，面对礼崩乐坏、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以“德礼”的代言人自居，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以“立言不朽”的自信和勇气，积极参与政治、干预政治，形成了春秋时期继“王者之迹熄”之后的又一次波澜壮阔的“立法垂宪”的景观，开后世志士仁人“为天地立心，为百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50]的“道统”先声。鉴于此，吕祖谦对春秋史官的经世功能也予以高度称赞：“呜呼！文武周公之泽既竭，仲尼之圣未生，是数百年间，中国所以不沦于夷狄者，皆史官扶持之力也。昧谷饯日之后，晹谷宾日之前，暮夜晦冥，群慝并作，苟无烛以代明，则天下之目瞽矣。春秋之时，非有史官司公议于其间，则胥戕胥虐人之类已灭，岂能复待仲尼之出乎！”[51]
[1] 此章内容，作为项目阶段性成果以《春秋史官记言功能的多维透视》为题发表于《中国文化研究》2012年第4期。
[2] 《汉书·艺文志》，中华书局，1962，第1715页。
[3] （唐）刘知几撰，（清）浦起龙释《史通通释·六家》，中华书局，1978，第6页。
[4] （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正义《尚书正义·序》，《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第114～115页。
[5] （宋）吕祖谦：《东莱先生左氏博议》卷八，《丛书集成初编》本，商务印书馆，1985，第75页。
[6] 李春青：《诗与意识形态：西周至两汉诗歌功能的演变与中国诗学观念的生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第69页。
[7] 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卷一称《金人铭》“旧无撰人名，据《太公阴谋》《太公金匮》知，即《黄帝六铭》之一”（中华书局，1965）。《群书治要》卷三一引有《太公阴谋》中的尚父之言，吕尚以《金人铭》作于黄帝。唐马总《意林》卷一：“《太公金匮》二卷。……武王问：‘五帝之戒可得闻乎？’太公曰：‘黄帝云：余在民上，揺揺恐夕不至朝，故金人三缄其口，慎言语也。”宋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十：“《皇览记·阴谋》：‘黄帝金人器铭，武王问尚父曰：五帝之诫可得闻乎？尚父曰：黄帝之戒曰：吾之居民上也，揺揺恐夕不至朝，故为金人，三封其口，曰：古之慎言。’按《汉艺文志》道家有《黄帝铭》六篇，蔡邕《铭论》黄帝有巾、几之法，《皇览》撰集于魏文帝时，汉《七略》之书犹存，《金人铭》盖六篇之一也。”
[8] 唐君毅：《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第186页。
[9] 马一浮：《马一浮集》（第一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96，第244页。
[10] 徐干：《中论·贵验》，载张立文主编《儒学精化》（中），北京出版社，1996，第926页。
[11] 朱自清：《诗言志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第3页。
[12] 朱自清：《诗言志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第4页。
[13] （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易五》（六十九卷），中华书局，1986，第1715页。
[14] （晋）杜预注，（唐）孔颖达正义《春秋左传正义》，中华书局，1980，第1979页。
[15] 其中，《左传》共载录8次。庄公十一年，论“罪己”与“罪人”；僖公二十年，论“以欲从人”和“以人从欲”；僖公二十一年，论巫术与国政；僖公二十二年，论“谨守备以待人”之德；僖公三十三年，论服于有礼与社稷之关系；文公五年，论德与民；文公十七年，论“民主偷”必死；文公十八年，论事君之礼。《国语》载录2次：《鲁语上》谏鲁庄公“请糴于齐”和谏鲁僖公请晋“免卫侯”。
[16] 曹丕：《典论·论文》，载霍松林主编《古代文论名篇详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第89页。
[17] （晋）范宁注，（唐）杨士勋疏《春秋谷梁传注疏》，《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第2400页。
[18] 〔德〕M.海德格尔：《诗·语言·思》，彭富春译，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第4页。
[19] 《周易·系辞上》：“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可不慎乎？”（《周易正义》，《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第79页）这一说法被后人承继并做进一步阐发，如刘勰《文心雕龙·原道》说：“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南朝梁）刘勰著，王运熙、周锋译注《文心雕龙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第4页］宋人张载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集》，中华书局，1978，第376页）
[20] “养老乞言”传统见载于《礼记·文王世子》：“凡养老，五帝宪，三王有乞言。五帝宪，养气体而不乞言，有善则记之为惇史。三王亦宪，既养老而后乞言，亦微其礼，皆有惇史。”《诗经·大雅·行苇》“序”也说：“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内睦九族，外尊事黄耈，养老乞言，以成其福禄焉。”郑玄解释说：“养老乞言，养老人之贤者，因从乞善言可行者也。”可见，周代视“老人之贤者”，犹如今之“顾问”“参事”。《逸周书·大匡解第三十七》云：“法人惟重老，重老惟宝。”《国语·晋语八》范宣子亦追述说：“吾闻国家有大事，必顺于典型，而访于耈老，而后行之。”这些均表示出对“老人之贤者”的重视和尊重。
[21] 徐元诰：《国语集解·周语上》，中华书局，2002，第16～21页。
[22] 杨宽：《古史新探·“籍礼”新探》，中华书局，1965，第225页。
[23] 余敦康：《中国宗教与中国文化》第二卷《宗教·哲学·伦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第156页。
[24] 《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华书局，1959，第3298页。
[25] （清）袁枚：《小仓山房文集·史学例议序》，载王英志主编《袁枚全集》（第二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第186页。
[26] 今本《墨子》无此文，此说据《隋书·李德林传》称引《墨子》佚文。《隋书》，中华书局，1982，第1197页。
[27] 徐元诰：《国语集解》，中华书局，2002，第485页。
[28] 《国语·晋语七》：“悼公与司马侯升台而望曰：‘乐夫！’对曰：‘临下之乐则乐矣，德义之乐则未也。’公曰：‘何谓德义？’对曰：‘诸侯之为，日在君侧，以其善行，以其恶戒，可谓德义矣。’公曰：‘孰能？’对曰：‘羊舌肸习于《春秋》。’乃召叔向使傅太子彪。”韦昭注：“《春秋》，纪人事之善恶而目以天时，谓之《春秋》，周史之法也。时孔子未作《春秋》。”（徐元诰：《国语集解》，中华书局，2002，第415页）
[29] 《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华书局，1959，第3297页。
[30] 《周书》，中华书局，2000，第459页。
[31] （唐）刘知几撰，（清）浦起龙释《史通通释·忤时》，中华书局，1978，第591页。
[32] （清）王夫之：《读通鉴论·光武》卷六，中华书局，1957，第135页。
[33] 《汉书·司马迁传赞》，中华书局，1964，第2738页。
[34] 晋杜预注《左传·成公十四年》所谓“《春秋》五例”之四曰：“尽而不污：直书其事，具文见意。丹楹刻桷，天王求车，齐侯献捷之类是也。”（杜预：《春秋左经集解·序》，《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第1706页）
[35] 钱钟书：《管锥编》，中华书局，1979，第166页。
[36] 柳诒徵：《国史要义》，上海书店，1948，第27页。
[37] （唐）刘知几撰，（清）浦起龙释《史通通释·申左》，中华书局，1978，第419页。
[38] 事实上，董狐的“书法不隐”和南史的“据事直书”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笔法。董狐所书“赵盾弑其君”重在强调史家主观的正名经世意识而忽视事实本身的真实，它开后来空言义理之先河；而南史的“据实直录”，以保存事实真相为务，因事实而寓褒贬之义，此即真正的“直道”。参见雷家骥《两汉至唐初的历史观念与意识》，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第2～3页。
[39] （南朝梁）刘勰著，王运熙、周锋译注《文心雕龙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第144页。
[40] 《隋书》，中华书局，1973，第1418页。
[41] （唐）刘知几撰，（清）浦起龙释《史通通释·申左》，中华书局，1978，第193页。
[42] （唐）刘知几撰，（清）浦起龙释《史通通释》，中华书局，第398～414页。又，王世舜先生《〈春秋〉〈左传〉再平议》一文（《聊城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对此进行了详细解释。
[43] 吴闿生著，白兆麟校注《左传微》，黄山书社，1995，第645页。
[44] 韩席筹编注《左传分国集注》，江苏人民出版社，1963，第710页。
[45] （汉）郑玄注，（唐）孔颖达正义《礼记正义》，《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第1609页。
[46] （晋）杜预注，（唐）孔颖达正义《春秋左传正义》，《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第1609页。
[47]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一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第14页。
[48] 转引自韩席筹编注《左传分国集注》，江苏人民出版社，1963，第267页。
[49] （宋）曾巩：《曾巩集》卷十一，中华书局，1984。
[50] （宋）张载：《张载集》，中华书局，1978，第376页。
[51] （宋）吕祖谦：《东莱先生左氏博议》卷八，《丛书集成初编》本，商务印书馆，1985，第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