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好莱坞全球化下的“汉江奇迹”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好莱坞电影工业确立了全球领先的地位，积极向世界各国扩张，并迅速占领世界电影市场。在好莱坞电影的全球化进程中，一些国家坚守“文化例外”原则，对本土电影进行保护与扶持，另一些国家则由于劣势的政治或经济地位，只得被迫承受外来文化的影响。但无论是英、法、意等老牌电影强国还是亚洲、南美洲的第三世界国家，本土电影产业与电影文化在好莱坞的强势侵袭下无不受到了严重的冲击。而在抵抗的国家与地区中，政治、经济均受制于美国，电影产业相对薄弱的韩国却成了好莱坞垄断世界电影市场90余年来的例外。

相比其他国家的民族电影，韩国电影面临的局面似乎更加艰难。首先，韩国电影自1919年开始制作后，先后历经了日本殖民统治、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军事占领以及长达 30年的军事主义独裁统治，其成长一直受制于动荡的社会环境、严苛的政治统制和垄断性的生产结构，缺乏较为稳固的产业基础与艺术积淀。其次，韩国长期从属于美国的政治经济秩序导致电影经常被作为换取经济或政治利益的工具。早在1945～1948年美国军事占领时期，美国政府就将韩国当作倾销好莱坞电影的市场，严重挤占了韩国电影的生存空间。到了20世纪80年代，韩国政府迫于美国的压力，允许外国电影人在韩国营业，导致好莱坞电影可以直接发行到韩国市场，而唯一可以保护本土电影的国产银幕配额制度又被当作换取经济利益的工具多次更改。内外交困的局面导致90年代的韩国电影被推向了崩溃的边缘。而就在世纪之交，韩国电影却绝地重生，冲破难关，化解危机，取得了足以令世界瞩目的成绩，完成了电影界的“汉江奇迹”。

韩国电影的飞跃性发展首先表现在数量的增长上。第一，电影制作数量平稳增加的同时，观众人数呈几何级增长。韩国的电影观众数量在1969年全盛时期达到1.7304亿人次的最高纪录，而此后持续减少，到1981年跌至4444万人次，直到90年代末才开始激增，由1998年的5017万人次增至2001年的8936万人次，终于在2002年重新突破1亿人次，并打破了1969年的纪录。在人均观影次数方面，从1996年的最低纪录0.9次，增加到2015年的4.22次，这意味着韩国人均每年去电影院观看电影4.22次，处于世界最高水平。看电影已经成为韩国人最重要的娱乐方式之一。第二，“韩国大片”作为韩国电影高度产业化的代表，在1999年一登场便成为社会话题，屡屡刷新韩国电影票房纪录。2003年韩国电影《实尾岛》在上映58天内，吸引了全国1108.1万名观众，成为韩国影史上首部观影人数突破1000万的本土电影，标志着韩国电影正式进入“千万时代”。按照韩国当年4860万的总人口计算，相当于每43名韩国人中就有一人观看过这部电影。不仅如此，韩国大片较高的观众动员能力还扭转了好莱坞电影称霸本土市场的局面。1993年，在好莱坞电影的冲击下，韩国电影在本土市场的占有率仅为15.9%。凭借韩国大片的高人气，韩国电影在本土市场的占有率逐年上升，最终在2001年突破50%，形成了与好莱坞电影分庭抗礼的局面。第三，韩国电影的海外成绩也令人满意。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韩国电影的海外市场几乎是不毛之地。1969年至1972年的电影出口额仅在40万至90万美元之间徘徊，直到1996年韩国电影的出口额依旧停留在40万美元左右的水平。进入21世纪，凭借“韩流”东风，韩国电影的出口额开始大增，2005年出口额已经达到了7600万美元，是1996年的190倍。不仅影片的出口额得到了增长，出口形式也开始多样化，韩国由之前单纯的影片出口扩展为电影技术（VFX、DI、3D、音效、特效等）出口、电影服务（国外电影赴韩拍摄）出口并重，进一步扩大了海外市场的收益规模。如今，韩国电影技术水平大大提升，中国市场已经成为韩国电影技术的最大输入国。凭借电影技术服务出口，韩国电影出口总额于2016年突破1亿美元。

不仅在数量上有所增长，韩国电影在艺术水准上也有了跨越式的提升。20世纪90年代以前，受制于政府严苛的审查制度和垄断性的生产结构，韩国电影要么是换取外国电影进口配额的手段，要么是宣传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工具，电影题材也长期局限于通俗、喜剧、动作，在艺术水平和制作水准上均不敌以好莱坞电影为首的外国电影。而进入90年代，特别是千禧年以后，韩国电影的制作水平大大提高，优秀作品频出，并开始在各大国际电影节上获奖，大放异彩。2000年林权泽导演的《春香传》成为韩国电影史上第一部入围戛纳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的电影。2002年，林权泽又凭借《醉画仙》获得了第55届戛纳国际电影节的最佳导演奖。同一年，李沧东导演的《绿洲》获得了第59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的最佳导演奖，主演文素利获得了最佳新人奖。2002年，韩国动画电影《美丽密语》在第46届安纳西国际动画电影节获奖。2004年，朴赞郁导演的《老男孩》获得第57届戛纳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大奖，同一年金基德导演的《撒玛利亚女孩》获得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导演奖，又在2005年凭借《空房间》获得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最佳导演奖。不仅如此，经历过21世纪初期一系列“韩国大片”的票房失败后，韩国电影人通过不懈努力，从盲目模仿好莱坞大片的框架中摆脱出来，确立了“内容为王”的制作原则，凭借多样化的题材、精良的制作水平和独特的艺术特征，不断征服着海外观众。从《八月照相馆》《杀人回忆》《老男孩》《蔷花，红莲》《汉江怪物》《王的男人》《熔炉》，到近年来的《辩护人》《七号房的礼物》《雪国列车》《小姐》《哭声》《釜山行》，韩国电影已经成为“良心电影”和“优质电影”的代名词。

韩国电影的振兴现象，是政治民主、经济发展、产业运作、电影人自身努力的结果，也与消费者的消费水平、文化审美能力的提高相得益彰。在韩国电影迅速崛起的诸多因素中，政府对电影业的扶持与振兴是不得不提的关键性因素。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军事政权的崩溃、“文官政府”的上台、好莱坞电影的直配、金融危机的爆发、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席卷、大众文化的兴起……各种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力量互相角力、互相影响，共同促成了韩国电影政策的转变与演进。韩国电影政策模式由政府主导的“管制与保护”逐渐转向由民间主导的“开放与振兴”。电影的性质由从属于政治的意识形态工具转为具有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的文化商品。韩国电影终于摆脱了沉重的政治枷锁，走上了快速发展的道路，此后一路高歌猛进，达到世界一流水平，这些都离不开政府的大力扶持与振兴。

那么，韩国的电影政策经历了哪些变迁？为何在20世纪90年代发生了关键性的转变？具体发生了哪些转变？取得了哪些成效？给韩国电影业带来了哪些具体影响？又会对我国的电影政策带来哪些启示？本书试图对以上问题进行解答。

系统研究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韩国电影政策不仅能更好地理解韩国电影，对我国电影政策的制定及电影业的发展更具有借鉴意义。如今，我国的电影产业正处于高速发展的阶段，潜力巨大的电影市场犹如一座尚未开采的金矿，被好莱坞电影公司觊觎已久。韩国是抵御好莱坞电影冲击比较成功的国家，考察韩国电影政策，对我国应对好莱坞电影的侵袭和快速适应文化全球化的进程，无疑有着巨大的借鉴意义。同时，中国电影的危机更来自自身的体制和机制，其运行与发展形态、管理体制、政策法规、人才结构以及组织形式等都有待调整、变革和创新^[1]，韩国政府对电影的管理与运营经验对面临机遇与困惑的中国电影来说有着不逊于好莱坞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