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行动研究

汪俊昌指出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分析近些年来显示了分析要素的转向，即由国家、社会等宏观结构转向具体实践中的具体行动者。中观组织分析就是这一努力的证明，它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宏观分析的缺陷，但仍显不足（汪俊昌，1999/3）。近年来，更是有学者开始关注实践运作中的行动者，通过观察其合法性、行动力和自主性等方面的获得过程来透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演化。研究对象和内容包括各类社会组织及其具体运作方式和行动策略。可以说这一理论取向将社会组织不是视为一个已经完成的实体组织（事实性结果），^[4]而是视为一个正在形成与发展中的组织（发展过程）。可以说对社会组织的不同理解，决定了研究者对研究问题和研究路径的选择。如果将社会组织视为一个已经完成的实体组织，则关注的重点必然是这一组织类型的组织形式、正式结构，以及影响其生存发展的制度环境和制度设置；如果将社会组织视为一个正在形成与发展中的组织，则关注的重点不是其组织形式如何，而是其运作逻辑、行动策略，及存在于组织运作和行动策略中的多种冲突与整合过程。微观行动策略研究在这点上就是对以往理论的一种全新突破。

行动研究试图在微观层面洞察国家与社会之间相互交融的机制、策略与路径。社会组织被看成一个实践的行动者，观察的重点是这一行动者在实际运作过程中的方式和方法，而不是它作为与国家相对的社会力量的生成和社会结构的变迁，将宏观的问题放到了微观的视角上进行讨论。同时行动研究还让我们注意到了非正式社会网络、关系资源这些非正式制度环境对各类组织运作的重要影响，如官方社会组织的运作出现了行政化倾向，半官半民性的社会组织则处于自主运作与行政化运作的矛盾冲突中，草根社会组织的运作表现为非正式化运作。这类研究将研究视角从正式的制度转移到了对非正式制度的分析，从对社会组织的制度环境分析转向了对社会组织实际运作的分析，让人们觉察到了一种体现社会组织与政府微妙互动关系的“行动空间”，将社会组织研究又向前推进了一步。中国的各类社会组织本身还只是一个正在形成中的组织，它们始终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因此，只有掌握其行动的特点，才能真正理解其运作逻辑。

但是，这些研究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在研究内容上，首先，主要集中讨论社会组织一方为了生存和发展而进行的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策略，但对互动另一方政府的关注度不够，而在中国的现实情况下，政府的力量在社会组织发展过程中发挥着较之于西方更重要的作用。本文认为对政府一方的策略研究非常有必要展开分析。而以往研究中少数关注政府一方力量的也多是集中在政府的制度、权力领域，对政府的制度或管理体制的创新、制度逻辑及行动策略这些微观方面关注不足。同时我们还要关注到政府也不是铁板一块的，各级政府对待社会组织有不同策略及其背后的理性逻辑和制度逻辑。

同时，在研究对象选择上，国外学者和国内学者多选择自下而上的草根社会组织。因为他们认为这类组织才是社会组织的代表，通过这类组织的生存和发展才更能洞察到国家社会关系的变化、社会空间的生存。本文认为社会现实中，大量存在的社会组织不是自下而上型的，而是自上而下的、与体制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社会组织，这类组织数量大且多从事社会服务，是国家愿意给予空间发展的一类社会组织，我们认为从这类组织的行动和态势去探究国家和社会关系的演变过程及未来趋势，更具洞察力和分析力。

另外，在理论体系的构建上，还不完整，不成系统。缺乏理论上的深度提炼，没有明确的分析框架、成熟的分析概念。已有的概念工具要么是各自为政，没有理论对话的基础；要么就是一些概念工具实际运用的难度较大。同时由于只局限于微观行动策略的分析，对社会组织作为整体存在的宏观社会的具体运作还谈不上解释效力。就像张紧跟所说“行动研究路径往往偏好于个案研究方法，由于研究范围的限制，其研究结论的解释力往往受到局限，发展到极端，就有可能出现‘一个案例，一个理论’”（张紧跟，2012/3），“尽管行动研究路径有利于对具体的NGO行动进行深描，形象地刻画改革发展中当代中国NGO的多样性与复杂性的真实图景，但仍然缺乏一个相对成熟的理论分析框架，无法在深入具体的实证研究基础上对NGO的行为模式及其内在的演变逻辑给出更合理的解释。已有关于中国NGO行动的研究对当代中国国家与社会互动进程中的NGO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多元化的理论解释，虽然拓展了研究者的理论思考视野，但也加大了对NGO行为逻辑的困惑。如何从多样化的NGO行动中寻求其内在的共同逻辑，仍然是一个未知数”（张紧跟，2012/3）。所以微观虽然有其优势，但在对社会组织与政府关系这一问题上，其优势基础仍有不足。本文认为需结合行动者层次和制度层次，采用中微观结合的方法，既关注组织行动者多变的行动策略，也关注引起其多变行动策略的复杂和多层次的社会制度，发展出一个结合微观和中观，甚至呼应宏观的分析视角。行动策略研究的这些不足之处都是本文要努力弥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