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 市场经济的基因结构和发展趋势
市场经济是具有自组织、自调节功能的经济，这种功能来自人类理性。在市场经济中，我们发现有两种理性在支配人们的行为，决定制度的演变。一种是自然理性，人作为自然人都有生存的本能和发展的愿望。在社会制度既定的条件下，人们往往会根据自身的条件追求利益的最大化，成为古典经济学家所说的“经济人”。因此，财产私有、自由竞争、优胜劣汰是植根于人的自然理性的自然法则，同时也是决定市场经济本性的基因。另一种是社会理性，人作为社会人与他人共处在同一发展系统中，任何人的发展都离不开这一共同系统，都要与他人发生联系。市场经济是由每个人自动在社会中互动形成的社会化经济。因此，人与人的相互合作、生产社会化、制度公共化是人类社会理性的体现。人的自然理性与社会理性构成市场经济的基因结构，形成市场经济自组织、自调节的运行机制并主导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
斯密所说的“看不见的手”，其实就是这种理性之手，他在《国富论》中经过一系列实证分析后，认为：
因此，当每一个人企图尽可能地使用他的资本去支持本国工业，从而引导那种工业使它的产品可能有最大的价值时，每一个人必然要为使社会的每年收入尽可能大而劳动。的确，他一般既无心要去促进公共利益，也不知道他对之正在促进多少。他宁愿支持本国工业而不支持外国工业，只是想要确保他自己的安全；他指导这种工业去使其产品能具有最大的价值，他这样做只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也像在许多其他场合一样，他这样做只是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着，去促进一个并不是出自他本心的目的。[3]
在斯密看来，市场经济中，每个人的经济行为都是从自身利益出发的，但人人为自己的行为必然通过交换发生与他人的互动，互动的结果却不自觉地促成了别人的利益和公共利益。他所形容的“看不见的手”其实就是蕴含在当事人心中的自然理性与其他相关者的自然理性互动后形成的社会理性的体现。
钱德勒针对斯密“看不见的手”提出了“看得见的手”的概念。钱德勒通过对18世纪中后期到20世纪中期近200年的美国企业发展演变过程的实证分析，认识到：商业、金融和运输的专业化打破了传统企业的技术限制，使企业从内部分工向外部的专业化发展；运输和通信业的革命，提高了企业管理的复杂性、技术性和专业性，催生了管理的层级制，促使企业所有权与管理权分离，产生了专职管理阶层；企业纵向结合和横向联合，不断扩大企业规模和经营的范围，管理结构及其层级也随之变化，形成了初级、中级和高级的管理层次；现代（20世纪中期）工商企业由于内部协调机制和专职管理阶层的形成，其结构和功能成为替代市场“看不见的手”的“看得见的手”。
我们从钱德勒的实证分析中看到，他所说的“看得见的手”其实就是微观经济中企业制度的理性化。这种理性化通过企业的生产科技化、经营专业化、管理专家化、组织协调化逐步实现。
马歇尔的均衡理论是通过价格弹性机制实现的。不管是供给价格还是需求价格，开始都是生产者或消费者凭自己的理性认定的价格，市场交换将这种价格展示给对方，就会出现对方认同的问题。对方可能认同也可能不认同，或讨价还价提出协商性价格，价格弹性就是当事人对市场反馈给他们的价格信号做出的反应。如果当事人的利益是弹性的，他就会根据市场价格信号做出相应的弹性反应，这种弹性调节机制就是有效的；如果当事人的利益是刚性的，他就会无视这种信号，弹性调节机制就会失效。价格均衡的背后是利益的均衡，价格弹性引起当事人之间行为的互动，这种互动促使当事人之间利益的均衡。
马歇尔的均衡理论说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买卖双方通过行为互动形成社会理性（对我有利、对你也有利时才能成就双方的利益，双方才能在互动中实现互惠）的机制是均衡机制的社会基础，均衡体现市场经济的社会理性。
如果说斯密、钱德勒、马歇尔是从利益相关、企业制度、行为互动的微观经济角度认识市场经济理性机制的，那么，凯恩斯、罗斯福则是从总量平衡、国家调控的宏观经济视野把握这种机制的。
1936年，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引发经济学的革命。他的核心思想是国家通过增加财政支出和加强对货币发行的宏观干预，刺激有效需求的增长，解决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制度性矛盾，实现充分就业和经济增长。凯恩斯的国家干预思想突破了古典经济学经济自由主义的传统，引起了世界关注。同期，美国总统罗斯福实行新政，政府通过增加财政投入、增发货币、加强社会救济、提高社会福利等国家干预经济活动的一系列措施解决美国面临的危机，使美国经济走出了低谷，得以持续发展。二战后，美国主导世界经济秩序的建设，先后建立了以美元为中心和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为平台的国际货币体系，建立了关税与贸易总协定，逐步形成了市场经济国家有序发展的国际平台、运作机制和制度环境。国家调控体现了国家范围内政府对经济总量和产业结构调控的必要性，这种必要性体现了国家的政府理性。国际经济秩序的建立，体现了国际范围内国际组织对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进行规范、协调的必要性，这种必要性是国际理性的体现。
政府理性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社会理性凸显的体现。市场经济最初是靠人的自然理性（人人为自己）向前推进的，自由竞争是其主要机制。这种机制不断激发人们的活力，促进市场经济快速发展，带来了经济繁荣。同时，人们之间利益的冲突、供求总量和结构的失衡、阶级关系的两极分化，带来了社会矛盾的激化、经济危机的频发。如何实现总量平衡，如何处理阶级矛盾，如何化解经济危机，成为市场经济运行中的宏观问题。
宏观问题的背后是市场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社会理性，宏观问题的面前是国家所扮演的公共角色。因此，政府作为社会理性的体现者，行使宏观调控的职能。
政府宏观调控的必要性来自市场经济对社会理性的呼唤，如何行使宏观调控并使其切实有效，是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下市场经济发展面临的制度性课题。
从制度的角度理解市场经济是制度学派的特点。在经济学领域，制度经济学最初是作为非主流学派登上历史舞台的，现在已成为与主流学派并重、并进的重要学派。制度经济学与主流学派最大的区别是从非市场因素入手研究经济问题，重视对非市场因素的系统分析，诸如制度因素、法律因素、历史因素、文化因素、社会和伦理因素等，强调这些非市场因素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决定性影响，并以制度（广义的制度，泛指具有互动性、公共性的所有因素）作为视角，分析制度因素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制度经济学之所以越来越受重视，与它注重制度所体现的社会理性有关。从19世纪中期的李斯特开始，制度经济学就主张运用具体的实证的历史主义方法，注重制度因素在经济发展演变中的决定作用。20世纪初期，以凡勃伦、康芒斯为代表的美国经济学家受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影响，从人的本性、习惯、文化等基础元素出发，探讨经济制度形成和演变的规律，提出根据技术进步的要求改变企业制度，进而适应经济发展新趋势的主张。20世纪中期之后，美国的加尔布雷斯先后出版《美国资本主义：抗衡力量的概念》《丰裕社会》《经济学和公共目标》等著作，强调技术进步对制度变革的推动力量，宣扬“全民福利国家”，呼唤国家的“公共目标”。
洛克认为，天地间只有一个无尽的理性，一个无穷的因；人类通过运用理性，就有可能确认宇宙无尽仁慈的理性，以及为了达到这一理性需遵循的自然法则。[4]
西方经济学的主流学派认为，私有制和资源稀缺是自由竞争的基础和前提。在这个基础和前提下，人们为了各自的生存和发展，相互竞争，产生各种冲突。康芒斯认为，稀缺性不仅产生冲突，同时还产生由于相互依赖而建立秩序的集体行动；和谐不是经济学的假设前提，它是集体行动的后果，这种集体行动的目的就是维持秩序。
科斯提出交易成本的概念，他从交易各方的产权结构如何界定、如何变异的问题中分析各种制度因素存在的必要性和有效性，通过制度均衡的形成机制说明市场经济发展的有序性。诺斯和舒尔茨在科斯的基础上提出“外在性”（市场无法调节或调节无效之处）的概念，认为单靠市场机制无法解决制度结构不合理的“外在性”问题，只有通过制度创新才能弥补市场机制固有的缺陷。
德国经济学家艾哈德试图将市场经济与社会保障制度结合起来，提出了“社会市场经济”的概念，他说：“社会市场经济是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但辅之以社会保障的经济制度，它的意义是将市场自由的原则同社会公平结合在一起。”[5]
市场经济的基因结构是人的理性结构，由人的自然理性和社会理性构成。在这种结构中，个人的单独行为是自私的，每个人都在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个人的利益要得到实现，必须在市场交换中使别人的利益也能得到实现，经过人和人的互动实现利益的互惠；人们之间的互动可以是相互间的竞争，也可以是相互间的合作，竞争导致优胜劣汰的分化，合作导致交易成本的降低；竞争和合作的互动机制是识别和实现必要性和有效性的机制，竞争剔除成本费用上的不必要因素，合作剔除交易环节上的不必要因素；人们在互动中对必要性（包括成本费用和交易费用）和有效性的认同形成市场经济的社会理性；当人和人的互动形成的社会理性不足以解决宏观问题时，扮演公共法人角色的国家就要以集成式的社会理性干预市场机制，行使宏观调控职能；微观领域的自然理性与宏观领域的社会理性是互为条件、相辅相成的，它们互为因果的结构和功能主导市场经济的发展。
市场经济越发展，越呼唤人们的社会理性。信息化时代的市场经济是社会全体成员广泛参与的经济，人们互动的范围越来越广，互动的程度越来越深，市场信息越来越多，产权结构越来越复杂，利益均衡的难度越来越大。国家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是两种机制交错调节的经济，调控的宏观目标越来越复杂，越来越需要多层次、多主体的协调，宏观体制与微观基础的适应性越来越需要变革创新。国际化的市场经济呼唤国际理性，国际贸易、国际金融的制度体系和运行规则需要在新的国际形势下调整，重建国际经济新秩序；对世界范围内的能源竞争、反恐合作以及如何应对气候变化、保护人类生态环境等与国际性市场经济相关的重大课题的探讨，需要国际理性的新思维。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新型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制度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建立在社会理性的基础上。通过改革创新，将社会主义的社会理性融入市场经济的机体，形成适应当今时代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新体制和新机制，是市场经济走出困境、获得新生的最佳途径。
[1]2008年10月8日《人民日报》。
[2]〔美〕钱德勒：《看得见的手——美国企业的管理革命》，重武译，商务印书馆，1987。
[3]〔英〕亚当·斯密：《国富论》（第4卷），谢宗林、李华夏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第495页。
[4]〔美〕约翰·康芒斯：《制度经济学》，赵睿译，华夏出版社，2009。
[5]转引自顾俊礼《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武汉出版社，1994，第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