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小农与社会转型

关于农民问题，激进左派内部一直存在重大分歧。尽管在政治与学术论辩、新型社会运动和社会现实中的某些方面出现了分歧趋于弥合的少许迹象，但在很多方面，分歧依然显著存在，且没有多大缓解。但是，这种重大分歧渐渐变得不再那么重要（这也代表了解决分歧的一种方式，尤其是在面对政治分歧的时候）。过往的论争已渐行渐远，因为全球许多地方正在经历新的发展洗礼，而这些新的发展无疑已经超越以往关于农民论辩的范畴。

回顾历史，农民问题引发的主要论争与两位重要人物密不可分，他们是弗拉基米尔·列宁（Vladimir Lenin）和亚历山大·恰亚诺夫（Alexander Chayanov）。他们在20世纪初的激烈论辩反映了俄国社会潜伏已久的不同利益群体与国家前途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在1917年十月革命之后迅速涌到台前。当时的俄国仍是一个农业国家，工业只占国民经济的很小比重，农民的数量远远超过产业工人。尽管乡村也出现了资本主义农场企业（且其重要性引发激烈争议），但农民仍然是乡村生活的主体，农民社区的生产活动支控着大部分俄国人的日常生活消费。列宁（以及布尔什维克主义者）和恰亚诺夫（及其代表的俄国民粹派，narodniki^[1]）对这一社会现实有着不同的理解，他们对不同社会群体（尤其是小农阶级）的作用持不同的立场，从而对俄国社会的未来产生了激烈的论争。

起初，论争的分水岭集中在几个紧密关联的主题上。最重要的论争主题包括三个方面。首先是小农阶级地位的界定，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具体的革命实践，例如工农联盟的性质以及不同群体在革命过程中可能发挥的作用。其次是小农生产形式（或模式）的稳固性问题，这引发了诸多论争（参见Bernstein 2009）。小农是否必然是分散的，或他们能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实现自身的重构，又或者会出现小农消亡与小农重构共存的过程？最后是小农农业的问题。社会主义应该发展小农农业还是改造它？小农农业模式能够为食物生产和社会整体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带来光辉前景吗？其他农业生产形式，如大型国有合作社（无论是苏联的集体农庄、人民公社还是其他形式）是否更具优越性？小农阶级是社会变革的障碍吗？它势必会阻碍社会向那些被假定为更高级的社会形态转变吗？又或者它会成为乡村社会转型的重要推动力吗？

放在21世纪之初的今天来看，他们论争的很多问题似乎太过时了，尤其是这些问题也仅仅针对1917年之后的俄国社会。然而，我们必须考虑到以下几个方面的情况。

（1）这场论争绝非仅限于俄国。当时论争的主要参与者也参考了其他国家的经验，并试图将这些国家的经验纳入他们的分析之中。这些国家包括美国、德国（尤其是普鲁士）、瑞士、捷克斯洛伐克、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等。此后，这场论争迅速自东向西、由北到南波及全球。当一个新的政权上台或政权发生重大变更时，一个普遍的问题是社会主义（或者更笼统地说，一个更好的社会形态）能否依靠凸显小农在农村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实现。这个问题得到强烈回应和肯定，尤其是在墨西哥、中国、古巴和越南这样的小农阶级冲在革命斗争最前沿的国家（Wolf 1969）。在这些国家，论争又转向另一个重要的具体问题：土地改革应该如何进行？这绝不是停留在理论层面的抽象问题，而是20世纪30年代墨西哥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意大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着手解决的迫切问题。在1974年的葡萄牙和随后不久的安哥拉、莫桑比克和几内亚比绍，在卡斯特罗革命之后和21世纪之初的古巴，在20世纪40年代后半期和1978年之后的中国，土地改革如何进行都是一个核心问题。在越南，同样的论争出现在1954年和1986年“革新开放政策”（Doi Moi）出台时期。在日本，围绕土地改革的论争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并从未离开过政治议程。在菲律宾，土地改革是20世纪50年代的主要议题，于1986年总统选举时被再度提出，并在1988年阿基诺总统实施改革前后被强化。拉丁美洲也出现过类似的论争，尽管不同时期论争的焦点常常不同（例如巴西的农民联盟运动和秘鲁的激进土地改革），但最终这场论争覆盖了整个拉美大陆，并推动形成了今天的拉美农业格局。席卷拉美大陆的众多土地改革行动，可以被视作持恰亚诺夫主义立场的小农主义者和持列宁主义立场的去小农主义者之间的斗争。由此可见，1917年俄国首次出现的这一论争在不同国家不断上演。用凯尔布莱（Kerblay 1966：xxxvi）的话说：“列宁……要求立即没收大庄园主的土地，并将包括小农在内的所有持有者的土地收归国有，而土地改革联盟（恰亚诺夫是该组织的执行委员会成员）则建议将所有的土地分配给小农户。”

围绕小农社区的潜在作用，同样的论争再次爆发，尽管使用的措辞略有不同。俄国的农民村社组织米尔（mir）是理解俄国激进政治运动的重要参考。在其他地方，这类小农社区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的潜在作用也得到认可。例如，拉美杰出的激进思想家、共产主义运动领袖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José Carlos Mariátegui）指出，“小农社区蕴含着推动发展与转型的有效力量”（1928：87）。

（2）这场论争绝非仅限于农业问题。论争还扩展到许多新的问题。例如，在秘鲁，它演变成了“印第安人问题”，那些讲着土著哥查语（Quecha）和艾马拉语（Aymara）的印第安人在安第斯山麓放牧，却受到严重的歧视、剥削与压迫。马里亚特吉巧妙地将“印第安人问题”与“农政问题”（agrarian question）相联系，指出土著人口受到的多方面排斥以及他们的从属地位只有通过农村生产关系的根本性变革才能解决。无独有偶，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也将意大利的“南方问题”（意大利南部的大土地所有制对社会发展形成扼颈之势，逐渐成为整个意大利的沉重负担）与“农政问题”相联系。1920年意大利都灵的工人起义也更加清晰地表明，只要“工人孤军反抗，他们就必定失败，除非他们与农村人口联合起来，而且他们原本就通过家庭的多重纽带与农村人口紧密相连”（Lawner 1975：28）^[2]。多年后，农民问题又一个类似的引申物出现在了中国：“三农”政策将农民问题与农业生产和乡村生活的魅力联系在了一起（Ye et al. 2010）。

围绕小农阶级的论争还延伸到农业对社会整体发展的贡献这一问题上^[3]。为了实现工业部门的资本积累并为其提供廉价劳动力，农业常常受到严重挤压。但也有人指出其他的可能性。一个繁荣的乡村（与受挤压的农业恰恰相反）极可能成为有吸引力的国内市场，从而为工业化提供有力支持（Kay 2009）。此后出现的是关于可持续性的另一个论争。有趣的是，这场论争的最初发起者都旗帜鲜明地秉持恰亚诺夫传统，如弗里斯（Vries 1948）。今天，关于可持续性实现路径的任何讨论都必然会涉及对小农阶级作用的辩论。另一个时常出现的论争是关于贫困的（参见IFAD 2010）。可悲的是，全球贫困人口数量持续增加，2010年已升至约14亿人。尤为重要的是，世界贫困人口中有70%是农村人口，他们生活在乡村且通常以农业生产为生。食物短缺成为贫困人口面临的突出问题，预计2050年全球人口到达顶峰时，世界食物生产要翻一番才能满足需求。然而，不管是短期的食物短缺还是对农业增长的长期需求，都没有为农村贫困人口带来机遇。相反，它引发了新一轮的公司投资热潮（最明显的体现就是土地攫取），且进一步破坏和削弱了大量农村居民的生计。

（3）这场论争绝非仅限于激进左派。最初论争的问题和后来延伸出的论辩领域都并非仅仅关系到激进左派，其他的政治流派，包括体制化的学术领域，都必须正视这些问题并做出回应。他们在面对这些问题时出现了重大分歧，谁也无法解决这些相关的论争。由于在主要概念和关键领域方面都不够深入，且忽视了恰亚诺夫的巨大贡献，包括农业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农村社会学和农民研究在内的专业学科以及像世界银行和联合国粮农组织这样的国际组织都未能对问题的解决做出明显的贡献（Shanin 1986，2009）。有些学者虽提出某些具体方案，如宣称小农阶级已经消亡，但并无助益。

本书的目的不是对这场历史论争进行全面重构，也不是装作事后诸葛般来解决当时的论争，而是总结提炼恰亚诺夫理论的精髓，并将其与当下众多新型农村发展行动中的核心议题相联系。

恰亚诺夫理论的核心基于这样一个观察，即尽管小农生产受到外在资本主义环境的制约和影响，但它并未受到资本主义体系的直接操控，而是通过一系列平衡关系进入资本主义体系。这些平衡关系以复杂而独特的方式将小农生产以及它的运作与发展和更宏观的资本主义体系联系在一起。这些平衡是一种基础性的指导原则，形塑并重塑着农业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包括农田的耕作、牲畜的饲养、灌溉的运行乃至身份的呈现和关系的形成等。这些平衡关系的范围与复杂性被不断地调整，从而造就了小农农业引人注目的异质性和持久的模糊性。一方面，小农受到欺压和误解；另一方面，小农又是自豪的、不可或缺的。小农阶级既遭受苦难又勇于反抗，这两种境遇有时次第出现，有时则同时发生。类似的困惑和矛盾也适用于农业整体，去小农化和再小农化的过程与阶段在农业中交替出现。所有这些都可以溯源到不同平衡关系之间的复杂互动以及不同主体（包括小农及其家庭、社区、利益群体、商人、银行、国家机器、农业企业等）对每个平衡关系的塑造与重组。

恰亚诺夫关注的是两类平衡关系——劳动—消费平衡（labour-consumption balance）和辛苦—效用平衡（drudgery-utility balance）。每个小农农场都会以一种独有的方式实现平衡，满足小农家庭的生存需求与发展愿景。这些平衡关系将互不兼容而又有着必然联系的事物（如劳动和消费）结合在一起。于是，这些平衡就构成了“相互关系”（mutual relationship）（Chayanov 1966：102）。在此基础上，我会讨论更广泛的平衡关系，有些平衡关系存在于当下的小农农场内部，有些平衡关系则在广泛意义上将小农农业与外部环境相联系。通过本书的写作，我希望拓展恰亚诺夫的理论和分析方法，亦即超越恰亚诺夫理论内在的诸多时空局限性（恰亚诺夫自己也充分意识到这些局限性）^[4]，揭示当下小农农业中作为基本原则而存在的平衡关系。我将试图阐明小农农业对于应对当下人类面对的重大挑战所具有的潜在贡献，这种应对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不同平衡关系间的充分协调——至少，小农阶级需要获得或占领足够的“空间”（Halamska 2004）。

农民研究在过去一个世纪的演进中积累了丰富的研究传统，揭示了农民经济与小农农业的诸多平衡关系。恰亚诺夫在其《社会农学》（Chayanov 1924：6）一书中提到“农业的艺术”（the art of farming）^[5]这一表述。我所要展示的是，农业的艺术正是取决于这些交互的平衡之间巧妙的协调与交织（Chayanov 1966：80，81，198，203）。正如迪尔克·勒普（Dirk Roep 2000）在论述世纪之交的荷兰小农农场运作时指出的^[6]，小农农场借助这些协调关系成为一个“有机整体”。我也会努力证明，这些不断调整的平衡关系当然不是静态停滞的，而是动态变化的，只要不受其他关系和环境的阻碍，它们就会将小农阶级的解放愿景转化为持续的农业进步和农村发展。最后，我想要论证的是，不同平衡之间的协调与交织并没有将小农农场与其所处的政治经济环境相隔绝。相反，它使小农农场与环境相联系，同时又使二者保持距离。每一个平衡关系都是由一系列不可通约而又必须紧密结合的事物构成的统一体。因此，我们需要找到可能实现的最佳均衡（equilibrium）。这往往意味着权衡、折中与摩擦。实现一种平衡并试图对其进行重新调整（如果需要的话），往往会引发甚至加剧社会冲突。尤其是，当我们考虑到多种形式的社会冲突时，这一点更加确凿无疑。所有这些不同的平衡共同构成了一套复杂的思维系统：

它依赖两个基本原则：二元论与相对论。二元论认为对立的事物既能够加以划分又能够保持互补。例如，安第斯山的所有领地可以分为高地和低地，土壤也相应地有冷、暖之分。但是，如果按照相对论原则，这些对立事物就失去了绝对分界。例如，如果农民将高地作为认知的参照点，那高地也就变低了。这在外来者看来显然是逻辑混乱的，但对农民来说则是将对立的价值顺畅地融为一体。他们的参照点其实是中间值。（Salas and Tilmann 1990：9-10）

农业的艺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如何运用好的判断力去评估不同的平衡。“可以肯定的是，农业的艺术在于对小农农场中的众多独特性元素进行最恰当的利用”（Chayanov 1924：6）。这些独特性元素被视为平衡关系中的一部分加以管理，它们组合在一起实现了一种均衡。例如，可用的土地、牲畜的数量、可用的劳动力数量、储蓄与投资等要素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一个平衡就是一套调节系统（类似恒温器）。它不断记录相关信息（如室内温度），并对这些信息做出恰当的应对和反应（如升温、降温、延缓或直接切断供热）。值得注意的是，在对这些平衡的讨论中，恰亚诺夫首要考虑的是小农家庭的特征（以及一般意义上的兴趣、经历与愿景）。当谈及劳动与消费的平衡时，我们谈的并不是抽象的消费，而是一个特定家庭的具体的消费需求。对劳动的讨论也是如此，它指的是一个处于特定情境的特定小农家庭能够并乐意动用的劳动力数量与质量。最终，这使家庭成为一个有着独特特征（如劳动与消费的比率，下文将进一步讨论）的具体系统。但是，调整或重新调整这些不同平衡关系的主动权在小农手中。

我们可以进一步借用恒温器这个比喻来阐述恰亚诺夫式平衡的独特性。首先，一个恒温器被设定之后，它只对客观数据（如室内温度）产生反应，不存在任何进行谈判或主观评价的空间。恰亚诺夫式平衡则考虑了介入其中的行动者自身对一些具体因素的感知方式（如屋子里的人对室内温度的反应）。这远比处理客观数据要复杂得多。其次，恒温器是一个全自动装置，在无人在场或无人干预的情况下依然可以运转。而恰亚诺夫式平衡需要由一个行动者（或一群行动者）来运作，也就是深谙农业的匠人。最后，恒温器准确无误、不折不扣地按照一套提前置入的算法进行线性操作。它无法产生多元性。例如，周一早上的18摄氏度和周三晚上的18摄氏度是完全一样的。但是，在实现恰亚诺夫式平衡时，行动者的操作规则往往来源于他们所在社区或职业群体的文化传统。这些规则蕴含着行动者对具体情境的主动理解和充分利用。小农对规则的理解和利用不是机械式的或一一对应的，小农农业中也不存在简单的数学应用。这是小农农业创造多元性的原因之一，也是农民之间常常产生争执的原因之一。

总之，恰亚诺夫式平衡充分考虑了单个小农家庭和小农农场的具体情境。因此，这些平衡关系是因人而异的，绝不是自动装置。一个平衡的运转（也就是将其应用于一个具体情境中，来获得解决方案）需要依靠行动者去理解规则和情境，并做出恰当的决定。这就产生了性别关系这一关键问题。恰亚诺夫最初的著述中并未涵盖这一内容。然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性别关系这一领域出现了很多开拓性的研究（参见Rooij 1994；Agarwal 1997）。除性别关系外，家庭内部关系也将日益对农业的未来发展起到决定性作用，这涉及代际更替，尤其是年轻人在农业中的前景。这一领域仍有待深入研究（White 2011；Savarese 2012）。

本书中讨论的很多平衡，涉及小农单元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关系（既有直接关系，也有间接关系）。外部环境往往对小农单元施以负面影响。因此，对相关平衡的调节就变得极为微妙。不仅小农家庭在努力寻求可能实现的最佳均衡，外部行动者（如农业企业、银行、贸易公司、零售商、技术员和推广专家）也在进行积极干预，力图以迎合自己逻辑目的的方式重新调整不同平衡，而不顾对小农生产者可能造成的伤害。因此，我们要讨论的平衡关系大多是这种对抗关系的产物和表征。它们是不同利益群体的代理人相互遭遇、斗争、结盟或谈判的竞技场。在诸多相互关联的权衡取舍关系中调节出来一个精确的均衡（或者用恰亚诺夫的术语——“平衡”）状态，是广泛意义上的抗争的一部分。对不同平衡关系的讨论也清楚地表明，小农抗争并不局限于街头抗议、占领首都中央广场或在麦当劳快餐店纵火，还体现在改良农田或修建公共灌溉系统的行动上。

恰亚诺夫式平衡构成了农业的核心并调节着农业活动。在特定的时空背景中，它们形塑并重塑了农田的布局与地力、畜群的数量与种类、作物和牲畜的产量等。简言之，“小农农场的组织计划”（Chayanov 1966：118）及其具体实施受到不同平衡关系的调节。在丰沃的农田上，“精心积造的”农家肥、收成累累的庄稼和繁殖力强的小母牛都是农业艺术的生动体现。而掌握这些不同的平衡关系，对其进行调适甚至是创造性地将不同平衡关系结合起来，构成了这门艺术的核心^[7]。这些平衡关系是艺术家创造杰作所使用的工具。

但是，对平衡关系的运用并不仅仅限于农场。小农家庭利用不同平衡，将他们的利益、追求和希望转化成一套行动的脚本。这套脚本同样指明了农场未来的发展方式、农场在市场和村庄会议中的参与方式等。

小农往往希望实现一种均衡，使农场的组织、运作与发展远离市场的直接操控，从而保护（哪怕只是部分地保护）生产单元、小农家庭以及他们的社区免遭各种潜在的市场风险。因此，这些转化为均衡的平衡关系可以被理解为波兰尼所说的“反市场装置”（anti-market device）：无论何时何地，它们都会帮助小农和小农农业摆脱市场关系的操控。可见，通过干预行动矫正出现在经济、生态和社会之间的重大失衡不只是国家的行动目标，对农业发展进行“干预”、使其驶离唯经济至上的轨道，也是社会（也就是小农阶级）的行动目标。小农阶级通过掌握不同平衡关系并对其进行调适来实现这一目标。他们对不同平衡关系的积极控制，使农业成为一个高效生产、提供就业、创造自主性和自我管理的系统，这样的农业远比仅由市场和劳资关系控制的农业富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