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增长极限理论
——从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到罗马俱乐部的增长极限理论
本书的研究重点是煤炭产量的增长极限，而罗马俱乐部的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所提出的“增长极限理论”是本书重要的理论基础。“增长极限理论”对世界经济发展提出了悲观的预期，而我们在研究世界化石能源的供给问题以及中国的煤炭供给问题时，形势已经不容乐观。而200多年前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也是一个对世界未来提出悲观预期的理论，其与增长极限理论具有某种程度的同质性，也在预示着未来增长的极限。因此，我们从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开始回顾与评析。
一 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增长极限思想
（一）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简介
1798年，T.R.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出版了《人口原理》第一版。其理论的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两个前提（两条公理）、两个级数、三个命题、两个机制和四个结论。
两个前提：“一是食物是人类生存所必需的；二是两性间的情欲是必然的，且几乎会保持现状。”马尔萨斯认为，“这两个前提，是自从我们有任何人类知识以来，几乎就是我们本性的固有法则”。这两个前提也可称为人口理论的两条公理，而且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也是建立在这两个前提基础上的。同时，马尔萨斯认为：“人口在无妨碍时，是以几何级数增加的；而生活资料却只以算术级数增加，略懂数学的人都会知道，与后一种力比较，前一种力是何等的巨大。”随后，马尔萨斯又增加了命题，“土壤肥力递减规律”，并认为人类不可能改变人口增长快于生活资料增长的状况，这是由于一切生物的增殖都有不断地超越所需营养物的趋势，所以人口过剩与食物的匮乏是必然的。
依据这两个前提和两个级数，马尔萨斯得出人口理论的三个命题：“第一，人口的增加是必然要受到生活资料的限制的；第二，当生活资料增加的时候，人口必定增长；第三，占优势的人口增加力，抑压贫穷和罪恶，使得现实人口与生活资料相平衡。”马尔萨斯认为，当人口增长到接近食物供给的极限的时候，所有的预防性和积极性抑制自然就会以更大的力量发挥作用，……直至人口降低到食物所能够维持的水平以下；随后，食物又再度丰富起来，然后又产生了更多的人口；再经历一段时间，更多的人口便又由于相同的原因受到抑制。这种循环往复的人口发展过程被称为“人口波动理论”，是“大自然的规律”，也是人口理论的核心。那么，如何能使人口增长与生活资料的增长达到平衡呢？这时，马尔萨斯主张采用“积极性抑制”和“预防性抑制”来限制人口增长并解决人口问题。“积极性抑制”是通过增加人口死亡率，减少现存人口，方法有战争、瘟疫、饥荒及各种疾病等；“预防性抑制”是通过限制出生人口而控制人口增长，方法有晚婚、避孕、流产、杀婴及节欲等。其又称为“道德性抑制”。
综合上述观点，马尔萨斯总结了四个结论。第一，“人口法则”是永恒不变的法则，适用于一切社会；第二，“人口法则”所造成的失业、贫困及罪恶是不可避免的，实行“救贫法”是错误的；第三，“人口法则”是将工人的工资压至最低；第四，“人口法则”使得任何试图通过实现财产平等来消除失业、贫困的社会改革均以失败告终。
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的出版在当时的英国掀起了轩然大波，引发了空前的争论。在争论的过程中，马尔萨斯也在不断地对初版进行补充与修改，并于1803年出版了《人口原理》第二版。此后，该书又先后出版了四个版本，1985年11月，在法国巴黎召开的国际人口统计学会议上，来自61个国家的300名代表以多数票通过决议刊印《人口原理》第七版。
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的核心就是人口增长与生活资料供给矛盾，而生活资料供给的极限所产生的危机导致各种因素强制人口下降来达到平衡，这个极限由人口增长的几何级数与生活资料增长的算术级数推动，因而可以看成较早的“增长极限理论”，并且，也有人把《增长的极限》的研究小组列为“主要新马尔萨斯派之一。”
（二）与马尔萨斯观点相近的人口理论
就在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出版150年以后，美国学者威廉·福格特（Willian Vogot）于1949年在《生存之路》一书中阐述了人类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他强调现代世界人口已经超过了自然资源和土地的承载力，人类面临着灭绝的危险。此后，美国生态学家保罗·埃利奇（Paul Ehrlich）在1970年出版了《人口、资源、环境》一书。他认为人口爆炸、环境污染、资源消耗加快以及能源危机等已经成为世界头等大事，必须认真对待，否则世界将面临可怕的毁灭性灾难。以上两位学者的观点，在本质上与马尔萨斯有着高度的一致性，只是他们将生活资料的短缺，延伸或转移、集中到资源与环境方面，这样更能反映当今世界的人口增长与生活资料的矛盾特征。
二 罗马俱乐部的增长极限理论
（一）增长极限理论提出的背景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世界进入一个和平发展时期，世界经济，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在科技革命的推动下迎来了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高速发展期，实现了经济的繁荣发展。但是，繁荣的背后却深含隐忧，经济增长及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导致严重的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资源与环境方面的代价惨重。因此，针对这样的环境问题，1972年，由一些关注世界未来与发展的学者所创建的学术组织“罗马俱乐部”发表了《增长的极限》这一著名的研究报告。该报告在模型推演的基础上阐述了增长有极限的观点，其所表述的增长极限理论，在全世界引起了轰动性反响，并在后来几十年的激烈争议中显示出其特有的理论魅力和思想深度。
罗马俱乐部的增长极限理论被学术界定为悲观主义未来学派的代表。其所提出的《增长的极限》报告认为，“如果世界人口、环境污染、资源消耗、粮食生产以及工业化按照现有的增长趋势继续下去，那么这个星球上的经济增长就会在未来一百年内某个时点达到极限，最可能的结果将是人口与工业生产能力这两方面发生相当突然的和不可控制的衰退或下降”（梅多斯，1984），这就是所谓的增长极限理论。《增长的极限》报告的预言和结论，十分的大胆和惊世骇俗，并被比喻为“70年代的爆炸性杰作”“全球世界未来发展的警示之篇”等。
（二）增长极限理论的主要内容
罗马俱乐部主要运用了“系统动力学”的方法，并探索了影响全球经济增长的五个因素（人口增长、环境污染、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耗、粮食供应以及资本投资）之间重要的因果关系，探索其反馈环路结构，最后形成增长极限（零增长）结论。
增长极限理论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地球资源的有限性导致增长的极限
《增长的极限》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列出影响全球经济增长的五个因素，即人口增长、环境污染、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耗、粮食供应、资本投资，并把这些因素加以量化形成世界系统动态模型中的参数进行模拟和运算，结果发现这五个因素的增长模式均表现为指数增长，按一定的比例递增，且无限制性，但粮食供应、不可再生资源、自然环境都处于有限的系统中，根本无法支撑人类社会经济指数式的增长模式。
2.反馈环路结构使全球性环境与发展问题成为一个无法分割的复杂整体
报告指出了影响全球经济增长的这五大因素之间存在的某种反馈环路。[1]在这种反馈环路中，其中一个因素的增长会引发连锁反应，使得当初变化的因素增长得更快，从而导致全球系统中的五个因素无限制地发展，最终达到其增长极限。比如，人口的增长要求足够的粮食供应、粮食又要依赖更多的资本投资，更多的资本投资将导致更多的不可再生资源消耗，同时导致越来越严重的环境污染，环境的不断恶化又会进一步扰乱粮食产量的增长，最终导致人类社会全面崩溃。
3.解决全球性环境与发展问题的最终出路是全球均衡状态
报告提出了避免人类社会最终走向崩溃、实现世界均衡发展的五项措施，即通过避孕技术的创新和医学进步降低出生率和死亡率，使出生率等于死亡率，从而保持人口稳定；改善产品设计，增加工业资本的平均寿命，从而使投资率等于折旧率，保持工业资本不变；发展更有效的再循环技术，使每单位工业品的资源消耗率降低到1970年数值的1/4；农业资本应优先用于增加土地肥沃程度和水土保持；通过收集废料的新方法，使污染降低到1970年数值的1/4。就此意义来说，增长的极限理论似乎并不完全悲观，只要人类进行适当的控制就能避免走向崩溃，但要控制上述指标非常困难。
（三）围绕“增长极限理论”的争论
1.增长极限理论的否定性评价
增长极限理论一问世，便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了广泛而又激烈的争论。当时西方世界正处于高速发展的“黄金时代”，因而对于增长极限的观点普遍反感。一些著名的乐观主义学者，如赫尔曼·卡恩、朱利安·林肯·西蒙、阿尔文·托夫勒等人对增长极限理论提出了尖锐的质疑和批判，他们认为地球是无限的，人类目前正处在大有作为的年代。1976年，美国物理学家、赫德森研究所所长赫尔曼·卡恩等（1980）联合发表了《今后二百年——美国和世界的一幅远景》一书，该书对《增长的极限》中所提出的种种对世界未来的悲观论点进行了逐条批驳，并将以梅多斯为代表的研究小组列为“主要新马尔萨斯派之一”。赫尔曼·卡恩等人还在书中提出所谓“大过渡”理论，即认为目前人类遇到的种种危机是过渡性的问题，以“工业社会”为始点，以“后工业社会”为终点，随着人类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过渡，在技术进步的作用下，所有危机都将迎刃而解。他们对世界未来做出乐观的预期。
赫尔曼·卡恩等人对《增长的极限》的批判主要基于技术进步，认为科技进步能够解决能源、原料和粮食供给问题，反对那种认为经济增长会导致更多污染的观点，并认为技术可以解决或者减少大部分的环境污染。关于人口增长问题，他们认为随着现代化、城市化、文化普及、节制生育等一系列因素的作用，人口增长率自然会大幅度下降，出生率和死亡率也会在人类进入后工业化社会（信息社会）时出现基本持平的局面，不会发生人口爆炸。总之，他们基于技术进步及现代经济社会的发展认为由供给有限造成的增长极限并不必然出现。
美国经济学家朱利安·林肯·西蒙（Julian L.Simon）也是对增长极限理论的主要批判者之一。他出版了《没有极限的增长》（朱利安·林肯·西蒙，1985）一书，该书认为人类的潜力是无限的，增长中所遇到的问题最终都会在增长的过程中得到适当解决。他主要从人口、自然资源以及人口与自然资源之间的关系三个方面来批驳增长的极限的悲观论调。他反对夸大人口增长所带来的威胁，并认为人口增长的结果，将会刺激新技术的发明，推动现有技术的应用，还认为人口规模较大可以带来规模经济，因此不会因为人口规模较大而对未来经济发展产生不良影响。在自然资源问题上，西蒙认为自然资源并非有限，而是随着自然资源的短缺会出现各种补救办法及新技术，导致新的资源不断出现。
除赫尔曼·卡恩、朱利安·林肯·西蒙外，美国社会学家阿尔文·托夫勒对人类未来社会也表现出了乐观的期待。阿尔文·托勒夫（2006）出版了《第三次浪潮》一书，该书提出了“浪潮史观”的理论，强调技术进步是人类社会形态转化的动力，他把人类历史归纳为三次浪潮文明：第一次是农业革命（由史前时期进入以农业技术为主的农业社会）；第二次是工业革命（由农业社会进入以工业技术为主的工业社会）；第三次是信息革命（由工业社会进入以信息技术为主的后工业化社会）。人类迄今为止经历了两次浪潮文明，目前正过渡到后工业社会，即处于第二次浪潮向第三次浪潮过渡之中，在即将面临的崭新时期，依靠科技进步可以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危机，使其恢复活力。托夫勒认为，人类社会并没有面临世界末日，人类的历史才刚刚开始，世界在混乱骚扰下，蕴藏着惊人的希望和前景。
2.增长极限理论的肯定性评价
《增长的极限》报告在遭到全盘否定的同时，也不乏拥护者，一些学者以及政府部门（官员）高度赞扬了增长极限理论，认为该理论是引导人类摆脱困境、走向充满希望的未来的有力推动剂。1977年美国总统吉米·卡特指示国务院会同能源部、农业部等十多个联邦政府机构对“到本世纪末时，世界人口、自然资源和环境方面可能发生的变化”进行了研究。1980年由美国政府出版社出版的《公元2000年世界之研究——进入二十一世纪》（延希宁，1982）是这项研究的专题报告的一部分，该报告与《增长的极限》持相近的观点，强调地球和自然基础正在逐渐衰竭和贫穷化，世界环境、资源和人口的压力正在加剧，并将日益决定着人类的生活质量，与此同时，生物系统为人类需要而提供资源的能力也正在下降。这份报告认为，如果按照目前的趋势继续发展，到公元2000年，可能会发生规模惊人的世界性问题，2000年的世界将比我们现在生活在其中的世界更为拥挤，污染会更加严重，生态上更不稳定，并且更加容易受到破坏。这些预言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实现。
3.增长极限理论的延伸和发展
增长极限理论所引起的强烈反响促使罗马俱乐部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更深入的探讨和更加全面的阐述。1974年，梅萨罗维克和佩斯特尔（1987）共同发表了《人类处于转折点：给罗马俱乐部的第二个报告》。该报告肯定了《增长的极限》中关于人类继续发展必定要面临着多种前所未有的危机，如人口危机、粮食危机、能源危机、环境危机等，并认为人类绝对不能回避未来的危险，而必须坚定地面对挑战，积极地、满怀希望地评估各种可供选择的发展道路。该书提出人类由无差异的增长（指没有质的变化、完全是数量增加的增长）转向有机增长（指不仅有数量的增加，而且包含质的提高的增长）。
1992年《增长的极限》研究小组发表了《超越极限——正视全球性崩溃，展望可持续的未来》的报告，再一次向人类发出了警告：许多资源和污染的流动已经或正超越其自身的支撑极限（唐奈勒·H.梅多斯等，2001）。该书认为，要改变那种消耗越多、生产越多、消费越多、生活质量就越高的传统思想，生产高效使用的能源和材料，维持充足、公平而不是过渡奢侈和浪费的生活的行为方式，并从发展的机制上防止、堵截环境问题的产生。与《增长的极限》相比，《超越极限——正视全球性崩溃，展望可持续的未来》的创新在于它将“可持续性”作为一种新的“世界观”而大力推崇。
2002年，在《增长的极限》发表30年后，《增长的极限》研究小组出版了它的第三版更新报告——《增长的极限：30年全球经典》（德内拉·梅多斯等，2006），该报告认为人类正处在“超越极限”的危险边缘，虽然在过去的30年里，我们有一些进步，如新科技、新制度，但30年里人类并没有真正把握机会及时纠正正在因循的发展路线，生态系统给人类的时间已经非常有限了，再不进行发展观和发展模式上的革命，21世纪就注定要成为灾难的世纪甚至灭绝的世纪。
经过激烈而持久的讨论，在针对“人类困境”的问题上，罗马俱乐部不断在新的报告中提出新的理论观点和解决方法，从“无差异增长”到“有机增长”理论，同时，又不断向人类提出警示，告诫人类尽早进行发展观和发展模式的转变，实现可持续发展。相比较而言，在罗马俱乐部发表的所有报告中，最具影响力和创新性的仍然是其第一份报告。
三 对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和增长极限理论的评析
（一）对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评析
由于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则及未来趋势带有较多的悲观色彩，并且其所谓“积极性抑制”和“预防性抑制”中包括了许多非人道的措施（特别是积极性抑制），如战争、瘟疫、饥荒及各种疾病，以及流产、杀婴等，因此，他的理论发表以后遭受来自各方的舆论抨击，并曾在中国被冠以“反动人口论”而遭到批判。马尔萨斯的话虽然说得非常难听，但他所揭示的社会现象或演变规则也确实存在。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经济关系的演变，他的有些观点过时，需要调整，但他提出的有些尖锐问题在当今世界仍然存在，只不过存在的方式有所变化。
1.关于两性间的情欲与人口增长的关系
马尔萨斯提出的两个前提之一，即两性间的情欲是必然的，且几乎会保持现状，并且这一前提会导致人口呈几何级数增长。在当前形势下，这一观点要重新认识。在当前追求物质、情欲生活的世界中，情欲或许比以往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在发达经济体，出生率却正在下降。现代社会青年，崇尚自由的生活，不愿生过多的孩子并为孩子花费较多的精力，因此，在发达国家“丁克族”（双薪水、无子女的家庭）越来越多。在福利制度好的国家，如美国，儿童从生下来后一直到读高中的费用全部由政府负担，但青年人的生育愿望仍然很低。而在中国，子女入托、入学费用非常高，家长花费在子女教育上的资金和精力投入非常高，生二胎对大多数家庭来说负担沉重，这无疑会降低人们的生育愿望。因此，近年来，新生人口比例一直处于下降趋势，以至于实行了几十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已经放开。2013年11月15日，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正式发布“单独二孩”的政策（即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但该政策实施之后，符合条件的夫妇群体中生育二胎的意愿并不强烈。从2016年1月开始，中国推行了全面二孩政策。从全世界范围来看，越是发达、富裕的国家，生育意愿越低；越是贫穷的地区，生育率越高。人口总量上升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人们生活水平和医疗保健水平的提高导致人类的预期寿命不断延长和死亡率下降，使老年人口不断增多，人口结构老龄化趋势日趋严重。也就是说，当前人类所面临的挑战是，在人口总量不断扩张的同时，人口结构日益恶化。面临人口老龄化或人口结构恶化的趋势，人类不得不采取鼓励生育的政策，这无疑会继续增加人口总量，从而导致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矛盾加剧。
2.关于马尔萨斯的“人口法则”
马尔萨斯的“人口法则”中的“积极性抑制”，在中国则表现为“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历史循环。马尔萨斯的四个结论中的第四个结论，即“人口法则”使得任何试图通过实现财产平等来消除失业、贫困的社会改革均以失败告终，也有一定的道理。在中国，也曾有过农民起义提出“等贵贱、均贫富”的口号，但最终都无法实现，成功的农民起义领袖，即成为统治者之后就不再提“均贫富”或“等贵贱”的口号了。这一口号只在起义初期有号召力，而一旦政权统一，这一口号也就自然消失了，因为其在现实社会中是无法实现的。中国在改革开放前，也实行过绝对平均主义，搞“大锅饭”。虽然当时人们贫富差距非常小，但人们在这种“大锅饭”的体制下，失去了劳动积极性，结果出现商品短缺，供给严重不足——凭票供应，无法实现温饱，中国最终放弃了“大锅饭”的体制，实行了改革开放，获得了经济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因此，马尔萨斯所言的“人口法则”——使得任何试图通过实现财产平等来消除失业、贫困的社会改革均以失败告终，从社会实践来看，这一论断有一定的道理。
3.关于“土壤肥力递减规律”
马尔萨斯以“土壤肥力递减规律”为理论依据，这一规律忽视了科技发展的因素，因此被认为是错误结论。从今天来看，合理施用化肥、采用科学的耕作方式，是可以避免“土壤肥力递减”的，但滥用化肥必然会导致土壤板结引起的土壤肥力递减，而更为严重的是在工业粗放发展的情况下，“三废”排放所导致的土地污染，可能比“土壤肥力递减”来得更猛烈、更可怕，例如，近年在东部某些省份发生的土地重金属污染而产生的“毒大米”事件。因此，即使狭义的“土壤肥力递减”并不存在，但土壤污染可以使土地失去生产能力，其所产生的粮食安全和粮食减产问题不可掉以轻心。
4.关于粮食供给和粮食安全问题
马尔萨斯所谓生活资料以算术级数增长、人口按几何级数增长从而导致生活资料（特别是粮食）供给危机这一观点，从最近一百多年来生产力发展趋势来看似乎不符合实际。在科技进步、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的推动下，人类的生活资料生产能力确实得到空前的提高，而人类经济的增长速度也快于人口增长速度。但是，切不可就此疏忽，粮食供给问题或粮食安全问题仍然是人类的“头顶悬剑”。虽然人类粮食生产能力、生产效率得到空前提高，但世界粮食危机问题并未得到满意的解决，近年来世界粮食价格的上涨使世界上贫困人口的生活雪上加霜。
而粮食安全在中国则更加引人关注。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学者莱斯特·布朗（Lester Brown）出版的《谁来养活中国》在世界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中国政府和学术界也对布朗的观点迅速做出了反应。虽然布朗的言论有些“危言耸听”，曾被中国当作新版“中国威胁论”而遭受批判，如同马尔萨斯一样，布朗的有些话虽然说得很难听，但其提出的一些问题也并非没有道理。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确实导致耕地面积减少，因此中国政府一直把维持1.8亿亩耕地作为“红线”；工业化导致的环境污染对粮食产量的影响也是存在的（如土地污染导致的粮食安全问题）；中国也曾大量进口粮食导致世界粮价上涨。虽然中国粮食产量实现“十连增”，但粮食需求增长更快，粮食缺口仍然巨大，从而导致中国粮食进口量不断上升，[2]并使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粮食进口国。而2012年我国粮食进口总量高达8025万吨，[3]当年粮食产量为58958万吨，[4]进口粮食达到国内产粮的13.6%。再按中国粮食统计口径，中国粮食自给率已由2001年的98.2%下降到2011年的90.9%，95%的自给率目标早已失守（叶兴庆，2012）。因此，中共中央每年的一号文件的内容也总是“三农”问题，中国政府对粮食安全问题总是常抓不懈。
而更加值得本书关注的是，粮食也是能源，是生物能，因而粮食与能源之间可以互相转化。当世界发生能源危机时，特别是石油价格上涨过快时，就迫使人类寻求新的石油替代品，而燃料乙醇则是较为理想的石油替代品。因此，当石油短缺、油价上涨时，可能就会有更多的粮食转化成能源，从而出现“粮食能源化”问题。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粮食生产国与出口国［2004～2005年美国玉米出口量为4618万吨，占世界粮食出口总量的59.07%（USDA，2006）］，也是最大的石油需求国。美国将大量玉米用于生产燃料乙醇，从而挤占玉米出口，曾经导致2006年世界粮食价格大幅度上涨。因此，粮食危机与能源危机有着高度的关联性（方行明、何永芳，2007）。
5.关于“积极性抑制”
在近100年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推动下，人类的生活资料不断增加，生产能力也得到空前的提高，市场的供求关系早已从供不应求过渡到供过于求。生活资料的生产与市场的繁荣确实体现了人类高超的智慧和能力。但是，这种生活资料市场的繁荣，仍是一个表象，其背后隐藏着深沉的危机。所有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供给必然要依赖资源和能源。在人口总量增加、人类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作用下，人类近100年来对地球资源和能源的攫取也呈现空前增长，人类在上个百年所消耗的资源远远高于人类有史以来的总和。资源和能源枯竭正在阻碍着世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如果把马尔萨斯所言的“生活资料”由粮食等扩张到人们维持现有生活或提高生活水准的各种资源，包括能源和其他矿产资源，那么其提出的“积极性抑制”中战争手段或战争倾向已经在不同程度上出现于现代社会。在20世纪，世界列强为了争夺资源，曾经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
6.关于科学技术进步与资源瓶颈的突破
反对马尔萨斯观点的人们主要基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可以使自然力服从于人类，通过科技创新可以增加人类的资源开发与生产能力，使人类摆脱对自然的依赖。实际上，这一观点一直延伸到现在，而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仍很流行，人们期待未来的科技进步能够解决人类所面临的所有问题，包括资源问题（科学技术决定论，又成为人们批驳《增长的极限》的利器）。诚然，近100年来，人类的科学技术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资源的开发与生产能力也获得了空前的提高。例如，人类的钻井可以打得更深，能源开发领域可以拓得更广，从陆地延伸到海洋，能源的产量不断创下新高；人类也正在开发各种新能源，似乎给人类的未来带来曙光。但是，人类冀望于通过科学技术来解决资源短缺问题，其前景至今仍然十分渺茫，或者说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科学技术在增强人类开发资源和能源的能力的同时，并未使人类摆脱对自然的依赖，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类对资源的消费进一步加大，对资源的依赖程度进一步加深。能源或资源开发技术的提高实际上也在加速地球能源的枯竭，从煤炭到石油、天然气、页岩油气，再到可燃冰等，这些能源都是不可再生能源，而可再生能源至今仍无法在技术和商业上对传统化石能源进行根本性的替代。英国工业革命时期所使用的“古老”能源——煤炭，仍然是中国的主要能源，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煤炭的战略地位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无法替代。
本书对能源、煤炭的研究就是基于能源短缺这一大背景之下。正是由于资源的短缺性可能引发各种矛盾与战争，我们才有必要来研究它。马尔萨斯在200多年前所提出的问题，虽然让人感到不快，甚至厌恶，但它在今天确实存在，甚至可能在今后还会进一步恶化。今天我们认识这些问题，有助于我们居安思危，未雨绸缪，以一种和平、人道的方式来解决面临的问题和矛盾，避免或杜绝马尔萨斯提出的所谓“积极性抑制”的发生。
（二）对增长极限理论的评析
国外学者、政府部门（官员）对增长极限的争议，反映了他们对世界未来是悲观还是乐观的预期。罗马俱乐部《增长的极限》报告发表之初，曾招致各方面的批评，但20世纪80年代爆发的石油危机，使人们开始重视该报告所反映的问题。总的来说，《增长的极限》报告中的理论虽然带有浓厚的悲观色彩，但对问题的分析十分深刻、尖锐，能够反映当今世界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存在的深层次的矛盾和危机，有助于人类居安思危，着力化解危机，而反对的观点大多带有过于理想的色彩，把前途看得过于光明，却于事无补。
1.关于增长的极限是否存在
《增长的极限》报告自1972年问世以来，世界经济一直波动式上升，20世纪80年代的石油危机曾经导致工业国家的衰退。发达国家通过调整产业结构，提升节能技术，虽然渡过了危机，但美欧主要发达国家仍然增长乏力，只有日本一枝独秀（德国的表现亦尚可），保持着高速增长，创造了所谓“东亚奇迹”。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一直延续到80年代末。此后，美国推动了信息技术和信息产业革命，从而在整个90年代保持了经济高速增长，对世界经济产生了较强的带动作用，但日本经济却从此陷入了波动或衰退。而到90年代末，信息技术对经济的带动作用开始减弱，标志着美国这一高增长周期的完结，特别是2001年网络泡沫的冲击使得美国经济遭到重创，从此萎靡不振，而更加糟糕的是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以及接踵而来的主权债务危机，使美国乃至整个欧洲经济遭受了空前的冲击，至今增长乏力。西方主流经济实际上已经逼近了增长的极限。好在期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对日本、美国和欧洲经济的发展产生了不同程度的推动作用。再看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较好的国家（如南美和东南亚的一些国家），早就是中等收入国家，之后却陆续掉进了“陷阱”；而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在20世纪70年代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此后，这些国家仍然挣扎在人均GDP 3000～5000美元的发展阶段，并且见不到增长的动力和希望。而1997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亦曾给日本、“亚洲四小龙”及其他国家和地区带来巨大冲击，并使马来西亚、泰国等正处于增长势头中的国家出现倒退。近年来曾被国际社会看好的“金砖五国”，大多陷入经济衰退，步履维艰。纵观其他发展中国家更是政治不稳定，甚至陷于战乱中，如利比亚、伊拉克、叙利亚等国皆因战乱而陷于经济衰退。中国经济从2007年达到最高增速以后，增速也略有下滑，没有再回两位数的增速。因此，从局部来看，有些国家已经进入了增长极限阶段，发达国家作为成熟的经济体而达到增长的极限，中等收入国家因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进入极限，其他欠发达国家亦很难进入工业化进程。因此，实际上世界经济已经在增长的极限附近徘徊。
世界经济能否走出低谷，实现新一轮的腾飞，那要看人类能否推动新一轮产业革命。人们期待的生物技术、纳米技术、新能源技术迟迟未推动新的产业革命。技术革命不一定就能推动产业革命。一项技术能否推动产业革命，关键是看该技术对产业的关联度和对经济的影响能力。即使人类可以在技术上获得进步或突破，但其对产业的推动力究竟如何，能否形成产业革命，还有待观察。如果没有新一轮的产业革命，世界经济将会继续维持低迷、波动、增长乏力甚至衰退。但另一方面，世界经济总量已经达到空前的高度，即使世界经济不增长，对资源的消费仍是庞大的，甚至有增无减，资源与环境的压力亦不会有太大的减轻。
总之，增长极限理论所预言的经济增长在未来100年内某个时点达到极限，似乎并不遥远。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随着中国经济增速的下降，我们已经隐约看到了这个极限。不过，这里所言的“增长极限”，还不是《增长的极限》中所论述的资源与环境约束的增长极限，而是整个世界经济总量日趋庞大而增长动力不足所产生的极限。而资源与环境约束的增长极限也在日益显现。
2.关于“大过渡”理论
赫尔曼·卡恩等人将以梅多斯为代表的研究小组列为“新马尔萨斯派”，我们表示赞同，他们的思想与马尔萨斯有相当的同质性，但又有所发展。但是，关于赫尔曼·卡恩等人提出的“大过渡”理论，我们表示质疑。其把人类遇到的种种危机看成过渡性问题，显得过于乐观。其所进行的展望（即随着人类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过渡，在技术进步的作用下，所有危机都将迎刃而解），只能是一个美好的向往——Beautiful Dream。他们于1976年提出“大过渡”理论，40年已经过去，至少现在这个“过渡期”还未结束，而这个“过渡期”究竟有多长，我们也不得而知。而认为这一过渡以“工业社会”为起点，以“后工业社会”为终点，也与当前实际情况大相径庭。发达国家已经进入“后工业社会”（或信息社会），其产业结构呈现“三、二、一”模式，即第三产业比重已经远远大于第二产业（如美国的第三产业比重约为70%），但遗憾的是，所谓的“大过渡”并未出现，面临的各种危机也没有迎刃而解。发达国家的自然环境虽然得到改善，出现所谓库兹涅茨“倒U形”曲线，但是，它们停止了高耗能、高污染产品的生产，而将这些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并从发展中国家进口这些能源密集型、污染密集型产品，因而，整个世界的自然环境并未发生明显的改善。发达国家仍是主要碳排放源，在温室气体排放上承担着主要责任。发达国家国民享受着最高生活水平，所消费的自然资源也就远远高于发展中国家。因此，资源与环境问题并不因为现代社会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就迎刃而解，人类的可持续发展道路仍然任重而道远。
3.关于科学技术决定论
反对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与反对增长的极限的人们所使用的“利器”相同，即科学技术。他们认为科学技术进步就能解决人类所面临的所有危机，包括资源与环境危机。赫尔曼·卡恩等人和朱利安·林肯·西蒙均持这样的观点。这一观点在20世纪70～80年代很流行，人们冀望于科技进步能使人类摆脱对自然资源的依赖。诚然，最近几十年来，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推动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人类解决问题的能力在不断提高，也在应对资源短缺问题上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同时，目前人类不仅没有摆脱对自然资源的依赖，反而随着人类的经济发展与生活水平的提高，对资源的消费不断增多，对资源的依赖程度进一步加深。我们也承认，科技进步是解决资源与环境危机的根本手段。但是，他们忽视了重要一点，也就是人类是否一定有能力通过科技进步来解决其所面临的危机，或者说人类的科学技术究竟最终能否解决资源与环境问题，在这一点上他们没有严密的论证，只是充满信心，坚持乐观的预期。实际上，人类的科技能力能否最终战胜各种危机存在不确定性，而他们在讨论这一问题上缺乏逻辑上的严密性。正如赫尔曼·卡恩等人所言，科技进步可以使人类不断利用如核能、太阳能和海洋能等新型能源，使能源多样化。这句话并没有错，但是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些新型能源的出现或能源的多样化并不一定足以解决人类的能源危机。几十年来，人类一直寻找和研制更加持久、更加清洁的新能源，一是在可再生能源上寻找突破口，但如前所述，新型可再生能源的出现并不能完全替代化石能源，只能很小部分地替代；二是在积极开发新型不可再生能源（化石能源），如页岩油气、可燃冰，但页岩油气的开采技术要求高、开采难度大、开采成本高，而可燃冰的开采技术要求、成本更高，且环境风险巨大，并且它们共同的特征均是可耗竭性。因此，人类能否彻底解决能源枯竭的危机，在技术上存在不确定性（关于他们对粮食安全方面的乐观态度，前面已经论述，这里不再讨论）。
此外，技术并不是万能的，它不能解决人类社会所面临的所有问题。人类社会在解决自身矛盾与实现和平与稳定发展方面显得无能为力。赫尔曼·卡恩等人和朱利安·林肯·西蒙对人类社会矛盾的复杂性的认识不足。人类可持续发展需要国际社会协调行动，如果国际社会处于一个动乱状态，那么就不能有效使用已有技术，更无法实现可持续发展。人类社会自20世纪初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就战事不断，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冷战，再到冷战结束后的局部战争，宗教矛盾、民族矛盾开始尖锐化，特别是巴以冲突、美国与俄罗斯的关系。邓小平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政策主张，但遗憾的是，因日本政府购岛闹剧及右翼势力持续发酵，中日关系出现倒退，这不利于两国之间进行经济合作。以上问题说明，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在解决自身社会矛盾方面的能力是有限的。
4.关于人口问题
马尔萨斯和赫尔曼·卡恩等人均提出人口出生率与死亡率问题，《增长的极限》研究小组也提出让人口出生率与死亡率持平以维持可持续发展的思想。赫尔曼·卡恩等提出乐观的预期，认为当人类进入后工业化社会以后，出生率与死亡率会出现基本持平的局面。但是，他们都没有能够预见，在人口问题上人类所遇到的新挑战。西蒙则认为，人口规模大可以带来规模经济，对较大的市场而言，人口增长必然会伴随总收入的上升；他还认为，没有理由认为，人口规模较大，自然资源的使用规模就会相对较大，将对未来经济发展产生不良影响。我们认为，人口规模大能带来规模经济并不错，但地球空间、环境与资源的承载力毕竟有限，并非他们所言地球是无限的，人口的增长必然要对可再生资源与不可再生资源产生更多的消费，并对资源与环境产生更大的压力，加快资源的枯竭。他们没有认识到人口规模过大的负面效应。这种负面效应不仅表现在资源的消耗上，也表现在会降低人们可得到的福利。例如，这一点亦鲜明地表现在人类对旅游资源的占有和享用上：在中国，每到节假日，著名旅游景点均人满为患，参观一个景点要排几个小时的长队；而在美国的迪士尼乐园，早在十多年前，各个娱乐项目已实行排队、预约制。虽然旅游总收入因人多而上升，但游客过多对旅游资源与环境的压力也在增大，并且大大降低了消费者的福利，增加消费者的成本，其负面效应也不可忽视。
西蒙还认为，人口的增长不是社会的失败，而是代表了经济的成功和人类的成就。他只看到了问题积极的一面，却没有看到问题消极的一面。人口的增多及人类预期寿命的提高反映出人类生活质量的改善，医疗技术水平的提高，卫生保健事业的发展。这些确实反映出了经济的增长和人类的成就一面，但人口的增多也表现出前述负面效应。从社会发展角度来看，人口预期寿命的提高是一个积极的指标，但从人口学来看，却是一个消极指标，即人口老龄化或人口结构的恶化。在许多国家（包括中国），特别是发达国家，出生率在下降，新生人口、青少年人口的比例在下降，而老龄人口却在快速上升。人类控制人口总量上升的办法，只有降低出生率，这就需要采取计划生育措施，而一旦要降低出生率，就会恶化人口结构，加剧老龄化趋势，降低人口活力。为了优化人口结构，遏制人口老龄化趋势，有些国家不得不采取鼓励生育的措施（中国也放开了二胎）。因此，人类面临着控制人口总量与优化人口结构这对矛盾的挑战。这也给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增添悲观色彩。人类连自身的问题（人口问题）都显得无能为力，谈何身外之物？世界是复杂的，进一步发展、可持续发展是艰难的，需要一种冷静、理性的态度来加以应对，而激情、乐观于事无补。
5.关于“浪潮史观”的理论
阿尔温·托夫勒于1980年出版《第三次浪潮》，与《增长的极限》相比，是一部对未来持鲜明的乐观主义态度的名著。这两部名著从不同的视角对未来进行了预期。前者从技术革命的视角来预测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得出乐观的预期，后者则从资源与环境的角度预测世界经济的发展而得出悲观的预期，可以说两部著作对未来的预测均有一定程度的应验。
《第三次浪潮》这部著作伴随影视作品曾经风卷全球，影响了一代人。在20世纪80年代初（笔者刚开始进入研究生阶段的学习）像浪潮般涌进中国，当时的中国黑白电视尚未普及，一下子看到那么多的有关信息时代的新鲜事物，让我们感到耳目一新。实际上，中国1959年出版的《科学家谈二十一世纪》这部科普读物已经对未来的信息时代某些特征进行了准确的预言，反映出中国科学家对未来的卓越洞察力，而《第三次浪潮》则从经济、社会发展阶段角度系统地论述了未来科技进步与经济、社会的发展，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看得见的素材，并准确地预见了10年后，即20世纪90年代美国信息技术革命的成功，从而使美国保持长达1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并且信息技术的革命对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甚至改变了人类生产、生活及思维模式。但遗憾的是，阿尔温·托夫勒在哲学和经济思想上有所欠缺，没有认识到周期规律或盛极而衰的规律，即不存在拥有永恒推动力的技术革命。技术革命对经济发展的推动是有周期性、波浪形的，有一个盛极而衰的过程，因而他没有预见到信息技术或他所言的第三次浪潮对经济带动作用会出现递减的趋势，这一递减趋势以2001年美国网络泡沫的出现为标志。如果没有新一轮的技术推动的产业革命，或者“第四次浪潮”的出现，那些进入成熟的发达经济体将很难实现新的经济高增长。
6.小结
总之，赫尔曼·卡恩等人的观点有些类似中国的一句常用语——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但赫尔曼·卡恩等人所言“每个国家都将找到自己经济进步的道路”，以及朱利安·林肯·西蒙的《没有极限的增长》中所阐述的“增长中所遇到的问题最终都会在增长的过程中得以适当的解决”带有鲜明的理想主义色彩，几十年已经过去，至少到目前为止他们的观点还未得到验证。从世界范围看，非洲、亚洲的一些欠发达国家长期未能实现增长；而拉美、东南亚一些经济发展状况较好的发展中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发达国家如美、欧、日等成熟经济体经济增长乏力。虽然有少数国家，如“金砖国家”一度保持增长活力，但大多数“金砖国家”的良好表现也只是昙花一现，这些国家都面临着持续发展的挑战。增长存在极限的预言似乎正在逼近现实。对于中国而言，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认为，在过去三十年里驱动中国经济实现惊人增长的经济系统已经达到极限，中国正面临大麻烦。从中国经济增长的现实情况来看，这一“麻烦”是存在的，政府正在努力采取各种措施来应对“麻烦”，实现稳增长。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新常态”，处于转型的关键点，既有机遇又有挑战。所有这些问题均需要我们进行理性深思。
总结赫尔曼·卡恩等人的理想主义思想，其一个共同的根本性问题在于对人类能力的无限化，认为未来的人类无所不能，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人类在解决当前的问题时已经显得无能为力，力不从心。人类需要竭尽全力地提升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但又必须看到自身能力的不足和有限性，而不能把自身的能力理想化。准确、客观地认识人类自身的能力，有助于确立合乎实际的、可行的应对策略与发展目标。增长极限问题的存在看起来是个消极现象，但增长极限理论却体现出经济科学和自然科学的魅力，激发着人类不断提升自己发现问题、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它像一个警世恒言，时时敲响警钟，督促人类关注自身的处境，促使人类寻求化解危机的对策，以突破资源和环境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制约。毫无疑问，当今世界的资源枯竭、环境污染、能源危机、人口危机等种种现象在向我们说明，增长极限理论并未过时，依然对世界的走向与人类的未来发展发挥着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总之，从马尔萨斯到罗马俱乐部的系列报告均对人类的未来提出了悲观主义预期。这些悲观主义观点有利于人类加深对自身行为的认识，有利于人类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努力走向可持续发展道路。我们今天重视这些悲观主义的理论和观点，并加以认真研究，目的是努力让悲观的结果不发生，或延缓发生。
“温故而知新”，本章对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和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进行了回顾与精彩的点评，在此基础上，我们将进行理论的创新，提出“以能定口”理论，以期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对这两个重要理论实现超越。“以能定口”理论的提出是建立在前述重构的可持续发展理论基础之上的。
四 新的视角：“增长的极限”
——盛极而衰的周期规律
通过前述分析可以预见，增长极限理论所预言的经济增长在未来100年内某个时点达到极限，似乎并不遥远。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随着中国经济增速的下降，我们已经隐约看到了这个极限。不过，这里所言的“增长极限”，还不是《增长的极限》中所论述的资源与环境约束下的增长极限，而是整个世界经济总量日趋庞大而增长动力不足所产生的极限（资源与环境约束的增长极限也在日益显现），是一种盛极而衰的周期规律所导致的极限。
按照热力学第二定律，熵值处在升高的趋势，即紊乱在增加，宇宙不是在进化而是在退化，不是趋向更加有序而是更加无序。普利高津（Ilya Prigogine）提出的耗散结构论认为，一个远离平衡状态的非线性的开放系统（不管是物理的、化学的、生物的还是社会的、经济的系统）通过不断地与外界交换物质和能量，可以由原来的混沌无序状态转变为一种在时间上、空间上或功能上的有序状态。普利高津虽然因此获得诺贝尔奖，但遗憾的是，其耗散结构论并不能完全解释世界经济系统。如果世界经济作为一个系统，那么这个系统的外界是什么？当然，耗散结构论能够部分地解释人类社会经济系统，因为世界经济系统可以进行内部交换，例如，如果把世界各国分别当成一个个的系统，则通过各国经济系统的开放、发展对外贸易和经济全球化确实对相关国家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宇宙还有一个规律，就是周期规律，也就是不可能有一个永恒的推动力来推动系统越来越有序，推动经济不断增长，即使是“交换”也不例外。任何一个新生推动力都会有一个从成长到成熟再到衰退的周期或过程，即盛极而衰的过程。
然而，耗散结构论仍然在部分地发生作用，系统与外界的物质和能量的交换总是在起着积极作用，但又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交换产生的功效有周期规律的作用，交换所产生的作用、功效在达到最大化时就必然处于衰减的趋势。但封闭系统停止交换则情况更糟，会导致系统更加无序。随着发达国家经济活力的下降，贸易保护主义开始抬头，从而出现逆全球化的趋势。这种倒行逆施的结果必然使系统活力进一步下降，生态更加恶化，使人类付出更大的代价。贸易保护和关税壁垒一方面给相关国家的企业产品出口设置了障碍，导致企业经营困难，就业机会丧失；另一方面削弱了竞争，把别国价廉物美的商品排斥出去，必然导致质次价高的产品充斥市场，从而抬高人们的生活和生产成本，降低人民的福利，引发社会不满情绪。
总之，“宇宙像一个大笨钟，发条越来越慢了”；人发胖了自然就跑不动了；世界经济像一辆大车，随着车上货物越载越多，越来越重，这辆大车也就跑得越来越慢了。人类会考虑变革、转型以及更换大车的引擎。虽然这是个好主意，但更换是有风险和代价的，还要看人类有没有这个能力，当然，这又涉及另一个话题，即人类的智慧和能力是否也有“增长的极限”。
[1] 所谓“反馈环路”是指一种封闭性的线路，它可以联结某个活动和该活动对周围状况产生的效果，这些效果又可以反过来作为系统的内在信息影响下一步甚至更多的活动，从而使全球性环境与发展问题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复杂整体。
[2] 关于粮食产量连续增长问题，也有人提出质疑，主要是因为我国的管理体制可能诱发各地上报的增产数据为了迎合上意而虚报，如曾发生粮食库存虚报，欺骗总理的事件，但海关粮食进出口数据应该是可信的，因为这些数据并不影响海关自身的业绩。
[3] 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统计数据（http：//www.customs.gov.cn/publish/portal0/tab44604/module109000/info414072.htm）。
[4] 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