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长期以来，我国的货币政策在施行过程中都是采用以数量调控为主、价格调控为辅的施政方针，货币供给量一直是中央银行进行货币政策调控的主要目标。而随着我国宏观经济进入新常态，宏观经济的周期性、趋势性、波动性与收敛性相较以前均具有较大程度的转变（刘金全等，2015）。由于新常态下我国宏观经济金融市场与资本项目正在逐步开放，并且宏观经济具有持续的流动性过剩以及货币数量结构失衡等特征，这一系列的问题使得货币供给调控与宏观经济之间的关联性减弱，数量型货币政策并不能完全满足新常态下我国宏观经济的调控要求（刘达禹等，2017b）。与此同时，若我国效仿发达国家实施以利率为主要调控手段的价格型货币政策，则需要健全与完善的金融市场，尽管我国金融市场发展较为迅速，但是其发展程度相比发达经济体尚有差距，并且我国在以往经济运行中施行的利率管制措施使得市场在利率决定的过程中受到了较大程度的限制，利率市场化仍需要一定的时间发展与政策支持。这种发展阶段的限制使得我国实施完全的利率政策面临一定的困难（伍戈和连飞，2016）。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再次证实，当经济体面临零利率下界时，利率调控将面临天然的失效区间，各国中央银行为摆脱危机所实施的量化宽松政策也说明了直接的货币供给量调控仍旧是中央银行干预市场流动性的最强有力的措施（张靖佳等，2016）。由此可见，无论是数量型货币政策还是价格型货币政策，其在单独实施的过程中均具有优势，同时也面临调控框架所带来的局限性：其中数量型货币工具在调节金融系统流动性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而利率则能够从社会融资成本以及市场中资金供求的关系对宏观经济产生影响。由此而来的问题是：新时期下，中央银行究竟应采用何种货币政策规则才能够有效地对我国的宏观经济进行反应？倘若中央银行能够综合利用“量”和“价”这两种货币政策调控手段，发挥数量型货币政策与价格型货币政策各自的优势，弥补互相的不足，则货币政策调控能否对宏观经济产生更加有效与全面的调控效应？

针对第一个问题，以往相关学者对我国货币政策规则的研究多集中在货币政策框架选择以及单一政策规则的扩展上，通过对比数量型政策与价格型政策在我国的适用性，进而对我国的货币政策实施情况进行研究（项卫星和李宏瑾，2012；张达平和赵振全，2016；刘达禹等，2017a）。而针对第二个问题，关于“混合货币政策”规则的研究逐渐被广大学者所接受。“混合货币政策”规则指的是中央银行在货币政策规则的制定过程中，综合考虑货币供应量规则方程和利率规则方程，同时利用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与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进而从货币供给“量”与“价”两个方面对宏观经济进行合理调控。Liu和Zhang（2010）通过构建新凯恩斯框架下的货币政策反应模型，结合我国具体的宏观经济形势，对我国中央银行施行“混合货币政策”规则进行了假设模拟，结果表明就我国的宏观经济形势而言，使用利率和货币供应量的“混合货币政策”规则是合适的。Mehrotra和Sánchez-Fung（2011）采用VAR模型构建了包含泰勒-麦克勒姆规则的“混合货币政策”规则，对我国“混合货币政策”规则的适用性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中央银行在货币政策的调控过程中具有明显的逆周期特征，并且货币供给量水平对产出缺口较为敏感，而利率调控则主要针对的目标为通货膨胀水平。张杰平（2012）的研究结果表明，单一的货币中介目标并不能完全满足我国宏观调控的要求，相比之下“混合货币政策”规则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由货币政策调控缺失引起的宏观经济波动的不足。

以往的研究对我国货币政策规则选择方面，特别是“混合货币政策”规则方面进行了相当深入的探讨，但是其在研究过程中仍具有一定的不足：第一，以往研究在其模型假设与拟合过程中往往针对的是单一货币政策规则模型，缺乏数量型货币政策规则、价格型货币政策规则与“混合货币政策”规则之间的横向比较；第二，以往的研究主要采用了以VAR模型为基础的计量模型，缺少了相应的经济理论基础；第三，以往在DSGE研究中多采用封闭的经济体系模型，忽略了世界范围内宏观经济形势的影响，没有真正对我国当前所处的宏观经济形势进行理想的整合。因此，基于以上几个问题，本文建立了包含开放经济环境以及多种中央银行货币规则选择的DSGE模型，综合对比开放经济环境下，中央银行采用单一数量型货币政策规则、单一价格型货币政策规则以及“混合货币政策”规则三种不同货币政策规则对宏观经济的调控效果以及各自面对经济体外生冲击的脉冲响应机制，针对不同货币政策规则在应对外生冲击以及调控宏观经济两方面的有效性进行研究，为新时期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选择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