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城市综合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2.1 城市综合竞争力研究知识图谱

城市综合竞争力相关研究的学术成果丰硕。识别关于城市竞争力的经典理论以及知识脉络，辨析其起源以及演进脉络，探索其发展趋势，是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前提。本部分基于1986～2018年WOS数据库中的文献源，选择信息可视化分析软件citespace，以可视化的方式展示城市综合竞争力相关研究的发展脉络与结构关系，为构建科学、合理的城市综合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提供理论基础。

2.1.1 文献统计分析

本部分以城市综合竞争力相关文献数据为研究对象，利用陈超美开发的信息可视化citespace软件，对被引文献和引文进行相应的数据挖掘和计量分析，以形成对城市综合竞争力的基本认知，为后续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奠定基础。为了保证原始数据全面、准确并具有较高的解析度，本研究以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WOS）1986～2018年文献为数据源，以“urban competitiveness”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共获得930篇文献以及5772条去除自引的施引文献。通过分析文献数据，可得初步的文献年度产出分布统计（见图1-1）、年度引文数（见图1-2）、文献被引频次年度分布（见图1-3）、城市综合竞争力国外研究学科分类统计（见图1-4），可得到城市综合竞争力研究基本认知。

图1-1 文献年度产出分布统计

图1-2 年度引文数

图1-3 文献被引频次年度分布

统计分析表明，十多年来，一共有930篇相关文献被WOS核心合集收录，H指数达到39，说明持续收录较高水平文章。每项平均引用次数达到7.26，被引频次总计6748，说明相关研究较多人关注，并且较多地引用前人的理论研究。本研究时间跨度为1999～2018年。在观察期内（1999～2018年），国外研究城市综合竞争力的相关文献和被引文献数量在1999～2009年稳步增长，表明该期间对于城市综合竞争力的研究热度不断上升，受重视程度也不断上升；而2010～2011年相关研究的文献出版有所下降，表明城市综合竞争力研究出现了短暂的停滞，进入瓶颈期；2012～2018年文献数量以及引文数量又迅速增长，代表城市综合竞争力研究开始复苏，再次成为研究热点。

从研究方向分布来看，目前主要集中于商业经济学（23.12%）、环境科学生态学（21.08%）、城市研究（20.323%）、地理学（16.13%）、公共行政（14.73%）等研究方向（见图1-4），说明城市综合竞争力已经成为多学科共同关注和研究的问题。

图1-4 城市综合竞争力国外研究学科分类统计

从国家/地区层面统计，关于城市综合竞争力的研究集中于中国（23.11%）、美国（10.54%）、英国（9.68%）、意大利（7.42%）等国家（见图1-5），说明中国学者更加关注城市综合竞争力这一研究热点，也由于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及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城市竞争加剧，新兴城市勃兴，吸引了众多学者的关注，而中国的城市化实践，也为城市竞争力研究提供了鲜活的观察样本，丰富了城市竞争力研究的内容。

图1-5 城市综合竞争力国外研究文献来源国家/地区分布统计

2.1.2 文献计量分析

（1）知识群组识别

在一定程度上，研究领域可以被概念化为从研究前沿到知识基础的时间映射。被引文献组成了该研究领域的知识基础，而相应的引文则形成了研究前沿。^[1]因此，知识基础的聚类和演变研究是辨析研究前沿的基础，可以较好地揭示研究的重要转折点，明确不同主导理论及研究范式之间的关系。本研究利用前文确定的数据样本，绘制基于文献共被引网络的“城市综合竞争力”研究领域的知识结构图谱，辨析该研究领域的理论结构脉络。具体操作方式如下：设置时间切片，样本时间为1998～2018年，默认一年为一切割，就有21个分段；主题词来源选择标题、摘要、作者关键词、WOS增补关键词，节点类型选择“被引文献”。初步得到的可视化图谱过于庞大、杂乱，所以随后按照（3，2，16）、（3，3，20）、（3，3，20）设置的阈值选择节点数据。为保留数据的完备性，选择寻径法对网络进行修剪。运行citespace软件可得到文献共被引网络结构阈值设置（见表1-1）和可视化网络相应的网络时区图（见图1-6），最后得到了125个节点，307个连线。

表1-1 文献共被引网络结构阈值设置

通过图1-6左上方的数据可以看到，模块值（Q）=0.5321，平均轮廓值（S）=0.7397。聚类的效果越深，Q值越大。陈悦、陈超美（2014）认为Q值一般在区间［0，1）内，Q＞0.3（经验值）划分出来的社团结构是显著的。平均轮廓值在0.7时，聚类是高效率且令人信服的，在0.5以上，聚类被认为是合理的。在此次的聚类分析结果中，表明划分出来的社团结构是显著的，并且聚类较为高效率，有一定的信服力。

图1-6 城市综合竞争力国外研究citespace文献共被引网络

注：#0 creative city（创意城市）#1 Australia（澳大利亚）#2 urban competitiveness（城市竞争力）#3 energy efficiency（能源效率）#4 knowledge-based urban development（基于知识的城市发展）#5 smart city（智慧城市）#6 regional governance（区域治理）#8 metropolitan governance（大都市治理）（可视化图谱中因聚类#7与其他聚类相对独立，聚类中成员之间的相似性相对较弱，故聚类#7不显示）。

Henry Small（1973）提出了共被引分析的概念。文献共被引是指两篇文献共同出现在第三篇施引文献的参考文献目录中，则两篇文献形成共被引关系。从文献共被引网络图谱来看（见图1-6），“城市综合竞争力”研究呈现出典型的研究中期状态：研究网络较为集中，网络重叠性较高，分支较多，节点之间显示较强的关联度，在群组间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这为后续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持和方向指引。结合关键节点分析，1999～2017年，国外文献被引频次较多的是Florida R.（2002）、Harvey D.（1989）、Begg I.（1999）、Porter M.E.（1990）、Camagni R.（2002）。由图1-6也可以看出，这些学者发表的著作被引频次都有突现现象。通过LLR算法对文献共被引网络形成的聚类进行标签标识，可得表1-2文献共被引图谱中的主要聚类及其标签聚类信息。

表1-2列出了文献共被引图谱中的主要聚类，各聚类的规模、轮廓值和主要标签分别列在表中。从规模上看，聚类规模最大的是聚类#0“creative city”（创意城市）（LLR算法），该聚类共有节点18个，轮廓值是0.776，引文平均发表年份是2003年，社团结构较明显。从轮廓值上看，聚类#5“smart city”（智慧城市）（LLR算法）最大，为0.939，引文平均发表年份为2007年，说明该社团结构显著，聚类效果高效且令人信服。

表1-2 文献共被引图谱中的主要聚类及其标签聚类信息

表1-3分别列出了聚类#0～#8主要聚类中出现的文献（被引论文）中被引频次较高的前几篇论文。

聚类#0“creative city”（创意城市）中，被引频次较高的是72次的“Florida R.（2002）”、42次的“Harvey D.（1989）”、12次的“Scott A.J.（2006）”。美国学者Florida R.（2002）提出了由才能（talent）、技术（technology）和容忍度（tolerance）组成的3T 创新指数（The Creative Index）。Harvey D.（1989）探讨了城市治理中从管理主义到企业家主义这种转变的背景，并试图说明城市间竞争机制如何塑造。Scott A.J.（2006）认为城市变化与文化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应该成为关注的焦点。

聚类#1“Australia”（澳大利亚）被引频次较高的是37次的“Porter M.E.（1990）”、13次的“Friedmann J.（1986）”、10次的“Storper M.（1997）”。Furman、Porter M.E.和Stern（2002）提出了由科学家及工程师比重、创新政策、产业集群创新环境和联系质量4个一级指标9个二级指标构成的国家创新能力指数（National Innovative Capacity Index）。Friedmann J.（1986）著名的“世界城市假说”对于世界城市的特征性指标有所提示，特别强调了以企业总部、国际组织及大银行的区位作为判定的主要考虑因素。Storper M.（1997）主张建立一个统一的能够解释城市起源、本质、多样性的城市理论，认为塑造城市土地网络的5个基本驱动力为经济发展的水平和模式（主要动力）、资源配置方式、社会分层形式、文化和传统规范。

聚类#2“urban competitiveness”（城市竞争力）被引频次较高的是40次的“Begg I.（1999）”、19次的“Kresl P.K.（1999）”、11次的“Rogerson R.J.（1999）”。Begg I.（1999）试图将影响城市经济行为的因素及其相互关系模型化，得出城市竞争力模型。Kresl P.K.（1999）探讨了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关联性作用，讨论了城市如何成为国际经济中的重要角色。

聚类#3“energy efficiency”（能源效率）被引频次较高的是24次的“Camagni R.（2002）”、16次的“Kitson M.（2004）”、16次的“Turok I.（2004）”。Camagni R.（2002）最早提出“城市网络”范式，较好地解释了日益浮现的流动空间的城市体系。Turok I.（2004）对于城市竞争力的研究主要关注城市的硬件。

聚类#4“knowledge-based urban development”（基于知识的城市发展）被引频次最高的是Florida R.（2002），被引15次。

聚类#5“smart city”（智慧城市）被引频次最高的是Hollands R.（2008），被引10次。描述智慧城市的建设目标集中在讨论智慧城市为市民带来的积极作用上。Hollands R.（2008）指出，智慧城市的界定是复杂且困难的，但智慧城市往往将技术性的信息化变革与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的变化联系在一起。

聚类#6“regional governance”（区域治理）被引频次较高的分别是19次的“Jiang Y.H.（2010）”以及12次的“Brenner N.（2004）”。以前的研究主要从经济角度理解城市竞争力。Jiang Y.H.（2010）借鉴最近关于可持续发展的城市治理辩论的见解，采用更加平衡的观点，考虑到城市竞争力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方面。Brenner N.（2004）对当代全球化资本主义下的国家转型进行了新的解释，追溯了过去40年西欧城市治理的转型，并在此基础上认为，既成的国家权力地区正在从根本上重新调整。通过理论构建、历史分析和城市政策变化的跨国案例研究相结合，提供了对当前正在出现的新的国家权力形态的创新分析。

聚类#8“metropolitan governance”（大都市治理）被引频次最高的是“Scott A.J.（2001）”，为8次。现在全世界有300多个城市地区的人口超过一百万。这些城市地区正在蓬勃发展，它们为世界上较发达和欠发达地区的研究人员和政策制定者带来了许多新的深刻挑战。Scott A.J.（2001）认为城市规划更有效的方法仍然主要处于假设和实验的不同阶段，并且强调通过内部和外部动态提出全球城市区域的理论化。

表1-3 聚类#0～#8共被引论文

表1-3 聚类#0～#8共被引论文-续表

表1-4列出了10篇高被引论文。高被引论文一般被认为是具有奠基性作用的重要论文。在本案例中，排在首位的论文是聚类#0中的文献“Florida R.（2002）”，被引72次，值得注意的是2007～2008年的共被引次数达到7次（见图1-7），属于突现性情况，意味着在这段时间Florida R.的著作《The Rise of the Creative Class》受到学者的广泛关注及引用。在前10篇高被引论文中，聚类#3的有3篇，#0、#2的分别有2篇，#1、#6的分别有1篇。从时间上看，奠基性的论文大多是早期学者研究的成果。

表1-4 10篇高被引论文

图1-7 “Florida R.，2002，RISE CREATIVE CLASS”引文历史

表1-5列出了7篇高中心性的论文。高中心性论文意味着在结构上占据着重要位置的论文，在连接其他节点或者几个不同聚类上发挥着重要作用。表1-5中所列的文献在城市研究领域有里程碑式的参考意义。

表1-5 高中心性论文

表1-6为部分高Sigma值论文。Sigma值是基于中心性及突现性计算得到的。中心性和突现性越高的节点论文，其Sigma值也越高。Sigma值最高的节点文献是“Florida R.（2002）”，其Sigma值大于其他节点文献，说明Florida R.的研究成果是目前研究领域前沿研究中的重要部分。

表1-6 高Sigma值论文（部分）

对城市竞争力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创意城市”中，城市创新能力被认为是城市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构成。在样本文献中，关于城市综合竞争力的研究成果往往涉及“智慧城市”“区域治理”等方面。同时，无论是从聚类规模上看还是从WOS数据库中的高被引论文（见表1-7）上看，进行“智慧城市”方面研究的学者越来越多，说明“智慧城市”是城市综合竞争力的一个热点方向。

表1-7 高频次被引论文

表1-7 高频次被引论文-续表

（2）研究主题演化路径识别

图1-8 城市综合竞争力国外研究时间线图的鱼眼视图

为了进一步梳理出各大聚类出现的顺序，每一个类别受到的关注度在何时开始增加，按照三年的时间间隔绘制了文献共被引的时间线图的鱼眼视图（见图1-8）。聚类#0“creative city”（创意城市）在1989年开始出现，其标志性文献是Harvey D.（1989）的著作《The urban experience》，说明竞争力是如何缔造的。随后在1990年，聚类#1出现有突现性的文献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Porter M.E.在1990年出版的《国家的竞争优势》，阐述了竞争力的概念。书中指出：“竞争力在国家水平上仅仅有意义的概念是国家的生产率。”推及城市，一个城市的竞争力是指城市的生产率。城市竞争力是指城市创造财富、提高收入的能力。随后聚类#2中Begg I.在1999年提出竞争力模型，具有突现性。紧接着Florida R.（2002）出版的《The Rise of the Creative Class》对城市进行了创新能力方面的测度，提出了3T 创新指数，该研究在整个网络中占据着很重要的地位，是奠基性的成果。值得注意的是，从2001年开始Brenner N.的几篇学术成果在引文网络中有明显的突现性情况，主要贡献在都市治理领域。

研究主题的分布以及演化，能够体现不同时期内的热点领域与分析视角。而关键词作为学术研究中对于成果内容的一种精炼表达，其关联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揭示学科领域中知识的内在联系。所以通过对样本数据进行关键词共现分析，以鉴别关于城市综合竞争力的主要研究方向和热点。具体操作如下：设置时间切片，样本时间为1998～2018年，默认一年为一切割，就有21个分段；主题词来源选择标题、摘要、作者关键词、WOS增补关键词；同时对共词分析类型进行选择，选择提取到的名词性术语。节点类型选择“关键词”，节点阈值选择（3，2，16）、（3，3，20）、（3，3，20）。运行citespace软件得到关键词共现网络图谱，具体如图1-9所示。

图1-9 1998～2018年城市综合竞争力国外研究关键词时间序列图谱

首先，图1-10呈现出几个具有高中心性的节点，对后期研究具有较大影响力。其中，“城市竞争力”（urban competitiveness）、“竞争力”（competitiveness）、“城市”（city）、“城市重建”（urban regeneration）呈现出较强的中心度，是整个研究领域的核心节点，后期研究大多围绕该核心展开。而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城市经济总量、产业结构、基础设施、营商环境以及科技创新等可持续发展能力，是相关研究的关注焦点及重要指标。这意味着，评价一个城市的发展水平与潜力，必须从相关领域展开，并设置相应的指标体系。

其次，从时间序列上来看，从2005年开始，关于城市综合竞争力研究就开始集中在“城镇化政策”“全球化”“知识创新”“城市竞争力”“可持续发展”“治理”“策略”“旅游业”等方面，这也是20年来具有突现性的关键词（见图1-10）。也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城市综合竞争力”研究得到快速发展，产生了多样化的研究主题以及复杂的研究网络。共现词网络分析结果表明，该时期出现了较多的关键词数目，并且具有相对均衡的中心度，说明城市综合竞争力研究已形成相对稳定的研究领域与研究范式。

图1-10 1997～2017年10种突发关键词排序

（3）研究前沿辨析

通过梳理城市综合竞争力国外研究热点关键词分布发现，“经济规模”“公共政策”“产业结构”“创新能力”“居民生活质量”等概念构成了城市综合竞争力研究关注的重点。进一步通过中心性的大小进行筛选，选择中心性大于0.1的关键词，按照年份进行排序（见表1-8），发现2007年的关键词占比较大，“政策”（66次）、“创新”（55次）、“全球化”（36次）是重点。从关键词的分布表中也能看出，文献的研究方向从竞争力的概念理论到城市的治理、可持续发展以及智慧城市的研究。

表1-8 2005～2014年城市综合竞争力国外研究热点关键词分布

进一步分析2012～2017年的关键词可以发现，“城市规划”“设计”“电动汽车”“质量”等是这一时期国外城市综合竞争力相关研究的热点。具体条目见表1-9。

表1-9 2012～2017年城市综合竞争力国外研究前沿及研究热点分布

运用相同方法，可得图1-11、图1-12所示2012～2018年国内城市综合竞争力研究的基本状况。概括来说，国内城市综合竞争力相关研究成果总体呈下降趋势，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数据处理及具体领域的实证研究方面。研究方法主要有因子分析、主成分分析、聚类分析、综合评价等。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国内这一领域出现了一些新的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出现了“时空演变”“提升策略”“资源型城市”等概念，这表明学科交叉正日益成为这一研究领域的新趋势。

图1-11 2012～2018年城市综合竞争力研究中文期刊文献趋势

图1-12 2012～2018年城市综合竞争力研究中文期刊文献关键词分布

2.2 国外城市综合竞争力评价模型

2.2.1 Iain Begg的城市竞争力模型

Iain Begg的城市竞争力模型（1999），试图将影响城市经济行为的因素及其相互关系模型化。在Iain Begg的模型中，生活标准是最终的结果，也是城市竞争力最终的评价标准。就业率和生产相结合形成了产出和收入，各类城市行为通过各种方式与生活标准、就业率和生产形成关联。Iain Begg的城市竞争力模型如图1-13所示。

图1-13 Iain Begg的城市竞争力模型

2.2.2 Douglas Webster的城市竞争力模型

Douglas Webster（2000）认为，在评价城市竞争力时，区分两类不同的要素是非常必要的。一类是“活动”要素，包括金融、旅游、电脑制造等；另一类是“地点”要素，泛指一切不可转移的因素，诸如人力资源、区域禀赋和制度环境等。“地点”要素决定“活动”要素发挥作用的空间和方式。他还将决定城市竞争力的要素划分为经济结构、区域禀赋、人力资源和制度环境四个方面（见图1-14）。经济结构包括的关键性要素有经济成分、生产率、产出和附加值以及国内和国外的投资，它一直是竞争力评价体系的焦点。区域禀赋是专属于一个特定区域、基本上不可转移的地区性特征，例如地理位置、基础设施和自然资源等。人力资源是指技能水平、适用性和劳动力成本。人力资源的价值对其所在环境的依赖性越来越大，在不同的制度环境和工作场所，同样的人力资源会导致巨大的差异。而且，人力资源决定了一个城市的价值所能提升到的程度，所以城市中的新生经济部门必须要有适宜的人力资本相匹配。制度环境是指企业文化、管理框架（包括激励机制）、政策导向和网络行为倾向。

图1-14 Douglas Webster的城市竞争力模型

2.2.3 Linnamaa的城市竞争力模型

图1-15 Linnamaa的城市竞争力模型

Linnamaa（1998）认为，一个城市的竞争力主要由基础设施、企业、人力资源、生活环境质量、制度和政策网络、网络中的成员六个因素决定（见图1-15）。Linnamaa的城市竞争力模型没有把政策的目标直接定在企业和就业等单个方面，而是把城市看作一个整体来经营，有意识地发展城市的核心竞争优势。Linnamaa的城市竞争力模型特别强调城市网络的重要性，认为在经济全球化和国内经济政治管理变化的推动下，网络管理已经对城市竞争力的影响越来越大，成为城市竞争力的一个要素。世界各城市在注意提升自己城市竞争力的同时，越来越多地把城市的发展模式建立在合作和网络的基础之上。

2.3 国内城市综合竞争力评价模型

图1-16 城市综合竞争力评价弓箭模型

国内也有不少学者或机构提出了自己的城市综合竞争力评价模型。其中具有一定影响的有城市综合竞争力评价弓箭模型（见图1-16）等。倪鹏飞博士（2001）认为，城市竞争力与城市价值收益正相关，而城市的竞争力根本上取决于城市的产业竞争力，具体表现为创造有价值产品的产业增加值。制约产业增加值的约束条件分为两类：硬竞争力和软竞争力。由此，提出了所谓的城市综合竞争力评价弓箭模型：

城市竞争力（UC）＝硬竞争力（HC）+软竞争力（SC）

其中，硬竞争力（HC）＝人才竞争力+资本竞争力+科技竞争力+环境竞争力+区位竞争力+基础设施竞争力+结构竞争力；软竞争力（SC）＝文化竞争力+制度竞争力+政府管理竞争力+企业管理竞争力+开放竞争力。

目前国内外已有的城市综合竞争力评价模型各有特色，但都在重视经济总量、基础设施等城市发展历史与已有建设成果的同时，强调城市创新能力、治理能力等城市发展潜力，这应该成为我们开展城市综合竞争力评价的基本理念。

2.4 城市综合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2.4.1 指导思想

城市综合竞争力是一个综合性、系统性的概念，单纯选用个别指标，不足以反映综合竞争力的内涵。首先，必须根据城市综合竞争力的本质含义、基本特征、主要内容，构建一个层次分明、结构完整、指标可比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这意味着，城市综合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既要与国际统计通用指标接轨，又要考虑中国快速城市化的现实。我国对于城市综合竞争力的研究起步较晚，故在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上，要充分借鉴国际经验，选取国际通行的统计指标，尽可能实现与国际接轨，提高评价标准的国际一致性。其次，必须立足我国正处于一个快速城市化进程的现实。我国现阶段城市间竞争激烈，城市面貌日新月异，城市综合竞争力评价指标设计，必须在重视已有城市建设成果的同时，更多地关注城市发展潜力。唯有如此，评价结果才具有客观性及一定的预见性，从而为城市管理部门提供决策参考。

2.4.2 体系内涵

为了避免评价指标体系设定过于宽泛、主观指标过多、数据难以获得、评价结果误差大等弊端，同时考虑我国正处于快速城市化进程的现实，本文在借鉴上述国内和国外有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构建了包含经济总量、产业结构、营商环境、创新能力4个维度（一级指标）的评价指标体系，并在4个一级指标之下设计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具体指标构成如图1-17所示。

图1-17 城市综合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