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斯密对市场经济与市场机制的分析
斯密在理论上对西方资本主义兴起和发展进行的分析总结值得高度注意。他将国内和国际间的充分交换作为西欧各国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和内在机制,这就是当今学术界最常说的“市场机制”的由来。斯密的高妙之处是,他以“分工”作为经济学的最基本原理,将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归之于分工的发展程度,而将商业贸易、市场和国际交换作为分工的具体体现和实现形式。如此,商业贸易和市场交换就在“经济学”——实质是资本主义经济学——中获得了统率一切的、根本原理的地位。
分析斯密理论,我们可以看到,①分工与交换及市场经济的关系。②斯密理论的核心是通过交换和贸易,某些国家将获得自己所不具有的资源优势,从而在这种“资源配置优化”中得以发展出原本难以得到的经济发展成果。③将这种理论与它得以形成的时代背景相联系,人们应该认识到斯密的“市场配置资源”原理是有前提和限定条件的,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斯密本人并不认为其能适合于所有国家的一切时代。
为了较准确地说明这个问题,我们不得不大量引用斯密本人的原著。
(一)斯密的分工理论和研究对象
斯密分工理论研究的对象,是处于“完全”“彻底”社会分工和交换中的“文明而富裕”的社会,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这就是后代学术界所称的“早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居统治地位的社会。斯密的经济原理,正是对这一社会实际的理论概括,而不适用于其他性质的社会。
斯密说:“真正的政治经济学,即讨论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3]他的大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书名已可说明斯密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个人和国家的财富最大化问题,而国民财富及其最大化问题本身的提出,就可以表明一个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重要性质,这是“典型的封建社会”的主流意识不会认可的论题。
值得高度注意的是斯密所说的财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财富,而是“交换价值”,即通过市场交换能够增值的财富,他认为,只有这种财富才有快速和大量增加的可能,也才可能实现普通国民和一个国家的财富最大化。
正因为斯密的财富是交换价值,所以斯密注意的并非是一切形式的生产,而是能够增加交换价值的生产,即“纯粹”的或现在可称之为“资本主义性质”[4]的商品生产。像为自己生活需要而直接进行的生产,或是产品的各个部分从原料到成品都是自己进行无须通过市场交换的生产,或是自给与商品相结合的生产,或是为直接换取生活必需品而进行的“使用价值”意义的商品交换和生产,都不是斯密所关注和要解答的问题,[5]尽管斯密在论生产时,对上述生产中的某些形式曾略有涉及。
斯密学说的核心,是认为分工、交换及市场对经济发展和国民财富具有决定性意义。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第一章的标题就是“论分工”,该章的第一句话就是“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
必须注意的是,斯密这里所说的分工、交换、市场、生产力理论,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特定的内涵及关注问题;这整整一套观念,互相关联,紧密配合,有其严密的内在思维逻辑,也有其必需的前提条件。
斯密所论的分工,不是泛泛而谈的分工,不是国人习以为常的原始社会后期发生的所谓采集业、畜牧业、农业的“人类历史上的三次社会大分工”,也不是所谓“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而是斯密时代“进步社会”中已经发生并且方兴未艾的“完全的分工制度”[6]。斯密在论述分工时所举的著名的扣针制造业之例,讲的是一个不大的手工工场,已经有18种专业分工。但这只是工业制造业的企业内部的技术分工。斯密更加注意的是能够促使社会经济整体分工程度的行业之间的社会性分工。他说:
各种行业之所以各各分立,似乎也是由于分工有这种好处。一个国家的产业与劳动生产力的增进程度如果是极高的,则各种行业的分工一般也达到极高的程度。未开化社会中一人独任的工作,由在进步的社会中,一般都成为几个人分任的工作。在进步的社会中,农民一般只是农民,制造者只是制造者。[7]
文明社会的重要商业,就是都市居民与农村居民通商。这种商业,有的是以原生产物与制造品直接交换,有的是以货币或纸币作媒介交换。农村以生活资料及制造材料供给都市,都市则以一部分制造品供给农村居民……这里,分工的结果,像其他方面的分工一样,对双方从事各种职业的居民都有利益。农村居民,与其亲自劳动来制造他们需要的制造品,无宁作这种交换,因为由这种交换,他们可用较小量的自身劳动生产物购得较大量的制造品。都市是农村剩余产物的市场,农民用不了的东西,就拿到都市去交换他们需要的物品。都市的居民愈多,其居民的收入愈大,农村剩余产物的市场愈广阔。[8]
在无分工,少交换,自己所需要的一切物品都由自己供给的原始社会状态下,要经营社会事业,无须预储资财。人人都力图依靠自己的劳动来满足自身随时发生的需要。饿了便到森林去打猎;衣服坏了便剥兽类的皮革来穿;房屋破了,便就近伐取树枝草皮……在彻底实行分工之后,一人自己劳动的产物,便仅能满足自身随时发生的需要的很小部分。其大部分需要,必得仰赖他人劳动的产物来供给。这种产物由购买而得。购买的手段即是他自己的产物,或者说,他自己产物的价格。[9]
人类如果没有互通有无、物物交易的倾向,各个人都须亲自生产自己生活上的一切必需品和便利品,而一切人的任务和工作全无分别,那么工作差异所产生的才能的巨大差异,就不可能存在了。[10]
斯密为了说明这种社会分工,以“一个文明而繁荣的国家的最普通技工或日工所穿的粗劣呢绒上衣”为例说明,生产这种呢绒上衣,需要“难以数计的劳动者联合劳动的产物”。“如果考察这一切东西,并考虑到投在这每样东西上的各种劳动,我们就会觉得,没有成千上万的人的帮助和合作,一个文明国家里的卑不足道的人,即使按照他一般适应的舒服简单的方式,也不能够取得其日用品的供给的。”[11]
显然,斯密在这里论证的分工已不是一般意义的家庭内部家务分工,也主要不是企业内部的分工,而是能够使生产方式发生关键性的变化,即促使“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产生和发展的“完全的分工制度”。这种分工,固然可促进生产本身和提高技术,但更为主要的是分工可以促进市场交换的深度和广度,从而促使市场主导的商品生产增长。[12]正如著名学者乔万尼·阿里吉在《亚当·斯密在北京:21世纪的谱系》一书中所指出的:
斯密的叙述开始于一个针厂的例子,用来说明分工如何改善了劳动力的生产能力。但是,自那以后,他的注意力就离开了隐蔽的生产场所,转而继续聚焦于社会分工(城乡之间,或不同经济部门和活动之间的分工);聚焦于把专门从事不同经济活动的单位联结起来的市场交换;聚焦于推动贸易和生产部门之间进一步分工和专业化的竞争;聚焦于政府能够采取什么行动,来促进、调节和利用竞争和分工的协作。只是在将近结尾处提倡政府在大众教育上采取行动的时候,斯密才含蓄地回到了技术分工上。但是,他并没有像叙述开始时那样强调技术分工对生产能力的积极影响,反而谴责它对劳动力的毒害。[13]
那么,分工又是由谁决定的呢?斯密认为是交换。斯密认为“当初产生分工的也正是人类要求互相交换这个倾向”[14]。斯密谈到交换,曾列举原始的交换,普通的物物交换。但斯密要讨论的不是这类交换,而是决定社会分工、对社会分工的扩大有决定性影响的交换。这是通过市场,并且以货币为媒介,以国际贸易为重要内容的交换。这种分工和交换的综合体现,就是斯密称之为“商业社会”(即现今所谓“资本主义性质”或“市场经济”)的社会经济形态:“分工一经完全确立,一个人自己劳动的产物,便只能满足自己欲望的极小部分。他的大部分欲望,须用自己消费不了的剩余生产物,交换自己所需要的别人劳动生产物的剩余部分来满足。于是,一切人都要依赖交换而生活,或者说,在一定程度上,一切人都成为商人,而社会本身,严格地说,也成为商业社会。”[15]
《国富论》反复提到的这一思想,可以被认为是斯密经济理论的精髓。斯密之所以强调分工,正因为分工在充分发展(完全确立)后,将使得全社会都变为以市场生产和交换为导向的“商业社会”(即今天所谓的“市场经济”)。分工源于交换,而交换的平台是市场,分工、交换和市场这三种经济现象,在斯密那里,是互为因果、互相影响、互相强化的不可分离的一个整体。
斯密的分工理论既是斯密本人对欧洲“文明而富裕”国家和国民获取财富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探索,即西欧国家经济发展成功经验的总结,也可以看作是欧洲经济较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基本道路或主要模式。这条道路的形成有着悠远历史,顾准就将西欧的这条发展道路追溯到希腊、罗马时期。[16]而斯密则重点考查了这条道路自罗马帝国崩溃后直到自己所处的“资本主义”时代的发展历程。尽管在斯密时代这一经验并不成熟或充分(与资本主义经济的生产水平尚未发展到大机器工业时代有关)。
正因为这是一条“外向的、通过市场交换发展经济的道路”,所以,市场需求的大小是其命脉。因此,西欧诸国家的文明史:从战争到殖民、从陆地到海洋到世界性战争、从经营国际商业到争夺海上霸权、从商品贸易到成品输出到资本输出再到跨国公司,一脉相承,清晰地勾画出这条道路的演变轨迹。
正因为这是一条“外向的、通过市场交换发展经济的道路”,所以,国际贸易、分工、专业化、提高劳动生产率,成为以最低成本获取最大利润的基本途径;而分工、专业化、提高劳动生产率,本身也通过商品生产和追逐利润的扩张得到进一步发展。
斯密理论体系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致富,其核心思想是:牟利性的交换(斯密称之为“做买卖”),从交换中获取最大的利益(交换价值)是致富的根本要义。交换价值的最大化又取决于商品生产的最大化;而这不仅是有牟利的愿望就可实现,它更取决于一种能够通过交换使人获取“附加值”——增加价值(或可称之为“利润”)——的社会环境和经济机制,这就是可以自由生产和自由交换的自由市场经济,由“看不见的手”调节经济的运行是这类经济的“自然法则”,实现和确立这种经济统治地位的一个基本前提则是西欧从15世纪左右经由世界市场而形成的资本主义国际分工。
不同历史时期,分工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不一。在人类社会早期,交换和分工完全受自然条件影响,与发展水平无关。在前资本主义的漫长时期中,有限分工和有限交换与经济的长期低水平一致。只是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确立后,即商品生产和通过交换获得最大利润的经济取向确立并在相应环境下,分工交换和完全的市场经济才导致全部经济快速变化和发展。斯密所论述的分工对提高生产力的作用,也只是在这一时期才得以确立,才得到较充分体现,当然,这经过了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历史发展过程。至19世纪7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在写作《共产党宣言》时,世界在他们的眼睛里已经变成了如下景况:
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17]
斯密的《国富论》发表于《共产党宣言》完成前约一百年即1776年。对于斯密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和时代特征,经济学界和历史学界已有了相当充分的研究。虽然结论有所不同,但有着一个基本认识,即自《国富论》发表前的两个多世纪至发表后的数十年间,已是世界历史发生“根本性突破”的巨变时期。这一巨变的“断裂点”发生的年代,至少可以归结为三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是1500年前后,该认识主要强调“一个与其他经济模式相区别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建立”;还有一种意见认为是1650年前后,强调第一批“资本主义”国家(不列颠和尼德兰)出现的时间;再有一种意见认为是1800年前后,强调把工业主义看成是一种巨变。一批马克思主义学派学者认为:1500~1750年是向资本主义转变时期,1750年以后是资本主义确立时期;有人区分了中世纪晚期的“早期资本主义”和19世纪的“发达资本主义”,并清楚划分了“从马基雅维利,从哥伦布至沃伦·哈斯廷斯,从福格尔家族至阿姆斯特丹的衰落,从焦托至蒂耶波罗的第一阶段的界限。它到亚当·斯密,詹姆斯·瓦特,罗斯柴尔德家族,拿破仑,罗伯特·欧文”[18]之时为止。
总之,无论从时代背景,还是从斯密的“经济发展理论”讨论的对象、提出的和要解决的基本问题上,都可清楚看出,斯密讨论的是未使用动力机器生产的资本主义性质的商品经济和生产方式问题,而不是前资本主义经济和非资本主义经济的问题[19]。斯密的分工理论建立在颇为严密的资本主义性质的商品经济的分析框架中。
(二)斯密论市场经济发展的自然环境条件
斯密不愧为一代天才的伟大思想家。他虽然着重研究由社会分工和市场交换主导的社会经济形态对国家和国民财富增长问题,但并未仅仅局限于此而就事论事,他将与“市场经济”的产生历史、运行环境、运行条件等密切相关的因素综合起来审视和思考,因而,他的经济理论和思想是多角度的、有历史纵深的、包含人文和社会科学的丰富思想宝库。这和后世诸多经济学家的愈来愈趋于“专门化”“精细化”、然而也愈来愈孤立和片面的理论研究比较,其深度和厚度有极大区别。不过,由于斯密并未像其后世的诸多作者那样,将论点和论据分门别类地进行“教科书式”的阐述,因此他的许多丰富思想,需要后人从其著作的整体论述中去潜心体会和探索、思考,方能理解。斯密理论的这些特点,也是同一时代一批古典学者共同具有的。正如约瑟夫·熊彼特(以下简称熊彼特)在评论斯密理论时所说,“每一部古典学派境地的著作都要总结或巩固那些导致这一境地所做的工作——真正有创造性的工作——因而无法根据它本身来了解它”[20]。熊彼特就是从经济学思想最早的开始时期到《国富论》出版后二十年的整个二千多年的思想史,来进行评价工作,来认识包括斯密在内的古典学派之思想。
本书自然难以做到如前辈大师熊彼特那样,但“高山仰止”之余,也不能不激励自己去尽可能认真对待所研究的对象。
毫无疑问,斯密的商业社会——市场经济理论,绝非凭空杜撰,也绝非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中都可以产生或出现。像任何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学说原理一样,斯密的相关理论同样有其成立的必要前提条件。按斯密自己多次说明的,他所关注的经济现象和问题,只是存在于“富裕和文明”的社会之中,即“一个国家的产业与劳动生产力的增进程度是极高的,则各种行业的分工一般也(才能)达到极高的程度”的社会。他所阐述的理论观点,正是对这样一个社会的经济问题的分析。
那么,作为斯密的研究者,我们是否能够从其本人的著作中发掘出或认识到斯密经济原理的前提和限制条件?以下试论之。
虽然斯密并未专门论述他所处时代的经济活动的层次、相互关系、以及各个层次受外在环境的制约问题,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从他的言论中分析出他的思想逻辑关系。这就是,①粮食和农业对于所有人类社会是最重要的,它们决定了工商业活动的基础。②人类经济活动不能超越外在自然环境和条件的制约。③斯密所论的市场机制有其不言自明的先决条件。
1.粮食和农业决定了工商业活动的基础
斯密说:
人类最需要的东西,除了食物,就是衣服及住宅。[21]
在各种土地生产物中,似乎只有人类食物是必然提供地租的;其他生产物,随着不同情况,有时提供地租有时不提供地租。[22]
食物不仅仅是地租的原始来源,就后来才提供地租的土地的其他生产物说,其价值中来源于地租的部分,亦来自生产食物的生产力的增进,而劳动生产力这样的增进,是土地改良和耕作的结果。[23]
国家的人口,不和它们的衣住材料所能提供的人数成比例,而和它们食物所能供给的人数成比例……就野蛮或未开化民族说,为获得这种衣服(指兽皮衣)及住宅,所费不过占全年劳动的1%,而其余99%的劳动,用于获取食物,往往勉强够用。[24]
一切都市的生活资料与工业原料,全都仰给于农村。[25]
无论哪一个国家,通过工商业而获得的资本,除非某一部分已在土地耕作与改良事业上得到保障和实现,总是极不确定的财产。[26]
战争与政治上的一般变革,可以容易地使以商业为唯一来源的富源趋于耗竭。通过比较可靠的农业改良而产生的富源就比较持久得多。[27]
2.人类经济活动不能超越外在自然环境和条件的制约
斯密充分注意了农业——粮食生产对人类全部活动的基础作用,但并未止于此,而是从更深层次论述了其中道理:人类不能超越自然力的作用去从事基本的生产活动,在农业等基础产业上,人类的能动作用是有限的。
斯密说:
农业家资本所能推动的生产性劳动量最大。他的工人是生产性劳动者,他的牲畜也是生产性劳动者。在农业上,自然也和人一起劳动;自然的劳动虽无须代价,它的生产物却和最昂贵的工人生产物一样,有它的价值。农业最重要的任务,与其说是增加自然的产出力,无宁说是指引自然的产出力……人工以外,尚有大部分工作,非赖自然力不可。
减除了一切人的劳作之后,所余的便是自然的劳作。它在全生产物中,很少占1/4以下,很经常占1/3以上。用在制造业上的任何生产性劳动,都不能引出这样大的再生产。在制造业上,自然没做什么,人做了一切……在各种资本用途中,农业投资最有利于社会。[28]
斯密充分注意到,在众多原生物的生产中,自然条件,如地理位置、地理环境、土地和矿藏分布和储量等,常常较人工劳动对产业发展有更重要的作用,他举例:
人类勤劳增加羊毛、生皮所收的效果如此,人类勤劳增加另一种极重要的生产物即鱼的上市量所收的效果也如此。这方面的努力,势必受当地地理位置的限制。距离海洋远吗?内地江河湖泊多吗?此等海洋江河湖泊产出量丰富吗?这些都很有关系。[29]
无论什么国家,其所拥有的贵金属的多寡,多取决于以下两种情况。第一,取决于该国的购买力,取决于其产业状态,取决于其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因为这些因素决定它能用以开采本国矿山的金银或购买他国矿山的金银这一类非必要品的劳动与食品的量是多还是少。第二,取决于在一定时期内以金银供给世界商场的矿山的肥瘠程度……能否发现新矿山是极无把握的事,绝非人类技巧和勤劳所能保证。[30]
如上所述,斯密论证的中心是社会分工和市场交换问题,他并未就这个中心问题的限制因素和前提条件专门详谈,但从以上论述中,还是可以确切认识到,斯密在思考和论证自己的经济原理时,是考虑到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有其最基本的基础层次的,这就是维持生存的第一需要——粮食。农业生产是所有社会经济的第一层次,以商品交换和社会分工构成的商业社会并不例外。而农业生产、畜牧业、渔业以及矿业等产业,又在很大程度上受自然力和自然条件的影响,非人力所能完全左右。这些,斯密都充分了解。似乎可以认为,斯密实际上是不言自明地将自己的理论观点置身于上述认识的大前提之下的。因而,它们都构成了斯密经济学说的外部的、自然环境层面上的约束条件。
不仅从斯密的论述中,从我们的常识中也完全可以确知,经济活动中的人类基本生存保障层次和生活改善提高层次,不可能不受外在的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的根本性制约。这意味着,尽管这两个层次的经济在维持人类生存中的作用和意义不同,但它们都不可能完全满足人类社会所有的、任意的需求,至少在一定时期和一定地域中,都必然会出现供求不平衡问题。
那么,斯密是如何对待这类问题的?斯密所信奉和宣传的市场经济原理有解决之道吗?[31]
3.市场机制有其不言自明的先决条件
从斯密开始的西方经济学的主流理论认为,在资源的供给与需求不平衡的状况下,市场经济最重要的功能,是调节资源配置——可以根据市场价格,调节生产要素,达到供给与需求的相对平衡。这是一种最有效(在成本和效率上)的自动调节机制。
市场机制为什么能够起到调节作用?是否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如此,还是需要其他一些特定条件?[32]
斯密没有正面提出这个问题更没有加以回答,但是从《国富论》中,我们还是可以分析出,斯密关于市场、分工、交换的学说能够成立、能够起作用,是有基本前提的,这就是,市场经济机制若要起到调节资源配置的功能,使市场中的某种商品达到供需平衡,必须要有能够满足该商品的供给与需求的商品量。只有在这个前提下,市场机制才能够形成并发挥功能。
乍一听,这简直像故事《皇帝的新衣》,这是个最简单、最起码的事实,难道还要作为问题提出?岂不令人笑掉大牙!
但斯密之后的经济学中产生的一系列问题可能正出于此。就单一国家经济体制而言,市场经济若要成立,市场机制若能够起到经济学中赋予的功能,前提必须是有能够满足供给与需求的物质产品的总量。决定供需总量能否满足实在有大量因素,包括自然环境、人口数量质量与结构、生产方式与生产力水准、国内外贸易条件、社会制度、政治体制等,这绝非各个时代的各类国家社会都可实现。正因为如此,从世界历史看,市场交换从古代至今的数千年中,有过多种类型不一的交换形式;而约自公元1500年前后逐渐发展起来的西方国家经济,方开始奠定了现代市场经济的基础。而在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大体成形后的二三百年中,全球也只有少数国家能够实行之或模仿之,另有许多是“混合型”,更多的国家虽然孜孜以求之,却仍距离“市场经济”标准差之甚远。
我们感兴趣的是斯密的理论逻辑。斯密认为,市场经济的大前提必须是已经实现了“完全彻底”的分工、交换经济,在此大背景下,在供给方面,第一,国内有相应的生产要素资源储备,在市场价格释放信号后,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由资本带动劳动、土地资源形成生产能力流动进入某产业。第二,若国内资源不足,可以通过国际贸易,输入原材料形成生产能力。在斯密时代,北美殖民地与英国的关系是典型范例。
在需求方面,仅就一个国家范围内观察,它仍然要取决于一个社会经济整体状况(为使讨论明白易懂,本节此处先集中讨论需求中支付能力的形成问题,至于需求本身如何形成是另一方面的大问题,暂不讨论)。支付能力本身首先意味着要形成相应的交换能力亦即产出能力,这又是一个能否形成和迅速扩大生产的问题。在这里,我们将其简化为生产—供给问题一并处理。
在供需之外,当然还有第三方面的问题即如何形成有效的交易平台、如何进行公平交易、破除或避免垄断交易等,但此类问题产生于供给和需求条件满足之后,请容许这里暂置不论。
请看斯密就上述问题的论述。
(1)斯密论述的市场机制,是在资本、土地和劳动力有充分供给的前提或有潜力提供的状况下形成的。而这种状况,显然是特定的历史时代、特定的地理区域、特定的生产方式的产物。
请看斯密是如何说的[33]:
但由于土地改良和耕作的结果,一家的劳动,能供给二家的食物,于是半数人口的劳动便足以生产供给全社会的食物,所以其余半数,至少其中的大部分的劳动,能用来生产其他物品,即用来满足人类其他欲望和嗜好。衣服、住宅、家具,以及所谓成套的应用物品……[34]
在富裕国家,市场一般都是那么广阔,以致任何一个行业,都能够容纳这行业的全部劳动和资本。[35]
在各部分有自由通商和自由交通的广大产麦国内,最不好的年成也不会产生那么大的粮食不足,以致引起饥馑……只要政府允许自由贸易,饥馑就可避免。[36]
无限制无拘束的谷物贸易自由,既是防止饥馑痛苦的唯一有效方法,所以亦是减轻粮食不足痛苦的最好办法。[37]
设若一切国家都采用输出入自由制度,那么大陆内所分成的各个国家,都会像大国内所分成的各个省一样。按道理,据经验,大国内各省间的国内贸易自由,不仅是缓和粮食不足的最好方法,而且是防止饥馑的最好方法。[38]
谷物自然是一切新殖民地耕种的最初的和主要的对象。法律准许殖民地有极广阔的谷物市场,这样就鼓励它们推广这种耕作,使其产品大大超过稀少人口的消费,从而,预先为不断增加的人口,储存着丰富的生活资料。[39]
就几乎任何位置的土地说,其所产食物,除足够维持它上市所需要的劳动外,还有剩余。而这剩余,又不仅仅足够补偿雇用劳动所垫付的资本及其利润,还留有作为地主地租的余额。[40]
从上述论述中可以看出,斯密论证的经济学思想和原理,无一不是置身于具体的历史时代,无一不是针对有特定的社会经济发展程度的国家或社会,这就是“经过土地改良”、富裕的、有输出入自由和国内贸易自由的国家,而在这些国家中,又都无例外地拥有极其优厚富足的生产要素潜力或通过各种方式获取这些潜力,首先是丰厚的以土地和矿藏为代表的自然生产条件。
(2)斯密以美洲为个案具体论述市场经济发展的条件与限度问题。以美洲为代表的殖民地,对英国等老牌资本主义的兴起有极大贡献,斯密对此充分高度重视。正是在殖民地的兴起中,在美洲殖民地这样的自然资源、土地与人口比例、经济体制等前提条件下,斯密的市场机制理论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从另一个角度说,市场机制最充分的发挥优势,需要拥有美洲殖民地这样的前提条件才有可能。
斯密说:
在新殖民地中,资本对领土面积的比例以及人口对资本的比例,在一定时期内必定比大多数国家低。他们所有的土地,多于他们资本所能耕作的土地,所以他们只把资本投在土质最肥沃和位置最适宜的土地上……此外,购买这等土地的价格,往往低于其自然生产物的价值。为购买并改变这等土地投下的资本,必然产生极大的利润,因而使他们能够支付非常高的利息。[41]
谷物自然是一切新殖民地耕种的最初的和主要的对象。法律准许殖民地有极广阔的谷物市场,这样就鼓励它们推广这种耕作,使其产品大大超过稀少人口的消费,从而,预先为不断增加的人口,储存着丰富的生活资料。[42]
购买土地,在欧洲,是小资本利润最少的用途……一个青年,如果不愿从事工商业,而用二三千镑资本购买一小块土地来开发,固然也可希望生活愉快,不依靠人,但要希图成为大富翁、大名人,就绝对不可能了。如果他把资本用于别的用途,他就可望发大财或享大名,和别人一样。而且,这样的青年人,虽不希望成为地主,但大都不愿为农民。这样,任人购买的土地既少,土地的卖价又高,结果,使许多原来可能用于改良土地开发土地的资本都不投到这方面来。反之,在北美洲,则有五六十镑的资本,便足够用来开办一个农场。那里,未开垦土地的购买与开发,既为最大资本最有利的用途,亦为最小资本最有利的用途。在那样的地方,这既是最直接的致富方法,也是最直接的成名方法。那里的土地,几乎可全无代价取得,即使须出代价,亦比其自然生产物的价值少得多。这种事在欧洲是绝对不可能的;在土地早已成为私有财产的任何国家都是不会有的。[43]
价格调节资源配置的原理为什么能够起作用?其发挥作用和客观资源环境之间有着何种互动关系?从斯密以下论述中可清楚体现:
价格随社会进步而腾贵的第二类生产物,其数量能应人类需要而增加。它们包括那些有用的动植物,当土地未开辟时,自然生产物很多,以致无价值可言,到了耕作进步,就不得不让位给那些更为有利的别种产物。在社会日益进步的长期过程中,此类产物的数量日益减少,而同时,其需要却继续增加。于是,其真实价值,换言之,它所能购入或支配的真实劳动量,逐渐增加,终而增加到这么多,以致与他种由人力在土壤最肥沃、耕作最完善的土地上的任何物品比较,也不相上下。但是,一旦达到这高度,就不能再增高了。如果竟然超过这限度,那马上就会有更多土地和劳动,用到这方面来生产此等物品。[44]
例如,牲畜价格腾贵程度,如果使人们觉得,开垦土地以生产牧草,和开垦土地以生产人类食物,有同等利益,那就不能再进一步上涨了,如果更上涨,马上就会有更多的谷田转化为牧场……在牲畜价格尚未达到这高度以前,就是适于深耕细作的土地,也必有大部分不能完全耕作。在土地广大的国家,常有大部分农地,位于僻远地方,其肥料不易仰给于都市,因此,耕作优良的土地其数量一定和农地自能生产的肥料成比例;而农地自产肥料量又一定和农地所维持的牲畜数成比例……但如果只饲养耕作所必需的牲畜,则所得肥料,决不够供给可耕地的全部,使其不断保持良好状态。肥料既不够供给全部农地,农民自然会拣最有利最便当,即最丰饶而位于农家庭院附近的土地,进行施肥,结果,在全部农地中,常保持良好耕作状态的,就单是一部分土地,而其余大部分土地,则惟有任其荒芜……苏格兰在未和英格兰合并以前,其低地一带的土地,大都在这种方式下经营。当时能够不断靠肥料而维持良好状态的土地,常常仅占全农地的1/3甚至1/4,有时甚且不到1/5、1/6。[45]
一切新殖民地,都有大量荒芜的地。[46]
在垦殖改进的过程中,一切肉食达到最高价格的时候,必定是在辟地生产此等动物食料成为通常作法的前夕。[47]
不论任何国家,必须依人力生产的一切土地生产物的价格,要是不足以偿还土地的改良费用及耕作费用,该国内的土地,决不会完全用来耕作,完全得到改良。要使全国土地完全用于耕种和得到改良,各种生产物的价格,第一,要足够支付良好谷田的地租,因为其他大部分耕地的地租,都视谷田的地租为转移;第二,要能对农家所付的劳动和费用,给予同良好谷田通常所提供的一样好的报酬。换言之,农家必须由这价格,取回其资本,并获得资本的普通利润。[48]
以上论证,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正是有充裕的土地资源储备,才可能在价格有利时导致荒地被开垦,才可能据价格指引,导致资本劳力和土地在不同行业间的流动。
斯密充分认识市场需求是经济发展的基本因素。因为市场开发的过程就是新生产力形成的过程,亦即新购买力形成的过程。斯密时代,社会消费是在生产发展基础上形成的,这和当今经济学家强调的扩大支出即花钱、单纯靠刺激消费来扩大市场有重大区别。这是我们理解古典经济理论需要十分注意的。在斯密时代的市场需求和生产的关系,才是“健康的良性循环”。
在这个意义上,完全有理由认为,充分的或有可能开发的自然资源——不论采用何种途径和方式——是现代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绝对前提条件。之所以强调自然资源,因为它是人力和技术不能创造的。对于这一点,斯密以后的西方经济学或是强调得很不够,或是被基本忽略。
斯密说:
自美洲发现以来,一直到现今,其银矿出产物的市场都是在逐渐扩大。
第一,欧洲市场已逐渐扩大。美洲发现后,欧洲大部分都有很大进步。英格兰、荷兰、法兰西、德意志、瑞典、丹麦,甚至俄罗斯,都在农业及制造业上着着向前发展。意大利似乎也不曾退步……西班牙及葡萄牙据说是退步了,可是葡萄牙只占欧洲的极小部分;西班牙的衰退亦没有达到一般想象的程度。
第二,美洲本地,是它的银矿产物的新市场。这地方农业、工业及人口的进步,比欧洲最繁荣的国家也快得多,因此对银的需求的增加也自然快得多。英领殖民地,完全是一个新市场。那里,以前一向对银没有需求,现则一部分因为铸币,一部分因打制器皿,而不断增大银的需求了。大部分西班牙领和葡萄牙领殖民地,也全为新市场。新格伦纳达、尤卡登、巴拉圭、巴西等地,在未被欧洲人发现以前,其居民纯为不知工艺不知农业的野蛮民族。可是他们到现在,大部分都有了相当的工艺与农业了。墨西哥与秘鲁两国,虽不能全然视为新市场,但确是比过去扩大了的市场。
第三,东印度为美洲银矿产物的另一市场……16世纪中,与东印度进行正规贸易的欧洲民族,只有葡萄牙人。但同世纪末,荷兰人起来竞争。不数年,就把葡萄牙人赶走。英国人和法国人在前世纪即与印度进行交易,到这一世纪,他们间的贸易大大扩大了。瑞典人和丹麦人的东印度贸易开始于本世纪。俄罗斯人,最近也组织所谓商队……赴北京与中国进行正规的贸易……[49]
斯密认为:
文明国家的殖民地,其土地荒芜,或人口稀少而土人容易对新来的殖民者让步的,往往比任何其他人类社会富强得更快……每个殖民者所得的土地,都多于他所能耕作的土地。他无须支付地租,大都不纳税。没有地主分享他们的收获,君王所分掉的通常都很少。他自会使生产物增加,因为这生产物几乎全是他自己的。但他所有的土地往往是那么广阔,以致尽它一己的劳动,以及他所能雇用的他人的劳动,也不能使土地生产出它所能生产的数量的十分之一。所以,他极想从各地搜集劳动者,并以最优厚的工资来作报酬。但此等优厚的工资,加上土地的丰饶低廉,不久就使那些劳动者要离开他,自作地主,以优厚的工资,报酬其他劳动者。正如他们离开他们的主人一样,这些其他劳动者不久也离开他们。优厚的报酬,奖励了结婚。儿童们,在幼年时期中得到很好的教育。到长大时,他们的劳动价值,大大超过其抚养费。到成年时,劳动的高价格与土地的低价格,又使他们能够自立,像他们的祖先那样。
在其他国家,地租和利润吃掉工资,两个上层阶级压迫下层阶级。但在新殖民地,两个上层阶级的利害关系,使得他们不得不更宽宏更人道地对待下层阶级……生产力极大的荒地,只须付出很小的代价就可获得。身兼企业家的地主,希望从改善耕作增加其收入,这种增加的收入便是他的利润。在这种情况下,利润一般极为丰厚。但这种丰厚的利润,除非雇用他人的劳动来开垦土地耕种土地,就无法取得。在新殖民地上,土地面积的大与人口之少,其间的不相称现象使他难于取得这种劳动。所以,他不计较工资,愿在任何价格下雇用劳动。劳动工资的高昂,鼓励了人口的增殖。良好土地的丰饶与低廉,又鼓励了耕作的改善,使地主能支付这样高的工资。土地的全部价格,几乎由此种工资构成。[50]
以下,斯密根据历史实际加以经济学分析,提出了对欧美资本主义形成的极为重要的一些关键点,即可以形成新生产力的大规模自然资源储备的潜能,而这些潜能,对绝大多数国家而言是不可想象的。
斯密认为:
进步最速的殖民地,要算英国的北美洲殖民地了。
一切新殖民地繁荣的两大原因,似乎是良好土地很多,和按照自己方式自由处理自己事务。[51]
斯密说:
肥沃土地的丰饶与低廉,是殖民地迅速繁荣的主要原因。土地的独占,事实上破坏了这种丰饶与低廉。未耕地的独占,又是土地改良的最大障碍。[52]英国殖民地,在处置其剩余生产物即自己消费不了的生产物时,比任何其他欧洲国家的殖民地,都处于更有利的地位,而且拥有更广阔的市场。[53]
作为一个大国,欧洲从美洲的发现和拓殖取得了以下利益:(一)这大国的享乐用品增加了;(二)这大国的产业增大了。
输入欧洲的美洲剩余生产物,给这个大陆居民提供了许多种类的商品,要不是由于美洲的发现和拓殖,他们是不可能有这些商品的……
显而易见,美洲的发现与拓殖,促进了以下各国的产业:(一)与美洲直接通商的国家,如西班牙、葡萄牙、法国、英国;(二)不直接与美洲通商,但以他国为媒介,把大量麻布及其他货物送到美洲的国家,如奧属法兰德斯和德国的某几省。这一切国家显然都有比较广阔的市场来销售他们的剩余生产物,因而必然会受到鼓励来增加剩余生产物的数量。
这类大事件,对于不曾把自己生产的物品输出到美洲去的国家如匈牙利和波兰,是否也产生促进产业的作用……却是无可怀疑的。美洲的生产物,有一部分是在匈牙利和波兰消费;那里,对于新世界的砂糖、巧克力、烟草,亦有若干需要。这类商品的购买,必须用匈牙利和波兰产业产物或用若干此等产物购入的东西来购买。美洲的这类商品,乃是新的价值,新的等价物,输出到匈牙利和波兰,交换那里的剩余生产物。这类商品输到那里去,就给那里的剩余生产物开辟出一个新的较为广阔的市场,提高它的价值,因而促进它的数量的增加……[54]
在自然与自由状态下,殖民地贸易给英国产业的邻近市场即欧洲市场与地中海沿岸各国市场所不能容纳的那一部分产物,开辟了一个虽是很远但却很大的市场。在自然与自由状态下,殖民地贸易,不会使英国从原来运销邻近各市场的产物中抽出任何部分,却会使殖民地不断提出新等价物来交换英国剩余生产物,从而鼓励英国不断增加其剩余生产物。在自然与自由状态下,殖民地贸易,倾向于增加英国生产性劳动量,却不倾向于改变其原先的用途。在自然与自由状态下,殖民地贸易得由其他一切国家进入竞争,这样就使新市场或新行业上的利润率不会上升到一般水平之上。新市场,用不着从旧市场吸收任何东西,就会创造一个新生产物来供给自己。而这新产物就会构成一个新资本,来经营新行业……[55]
殖民地贸易所开拓的新市场,与其说是欧洲原生产物的新市场,倒不如说是欧洲制造品的新市场。农业是一切新殖民地的适当业务,因为其土地低廉,故与他处相比,农业显得更有利。所以,殖民地富有土地原生产物,它们不但不要输入土地原生产物,通常有大量的剩余输出……殖民地贸易对于欧洲农业的鼓励,主要是间接的,即鼓励欧洲制造业,从而间接鼓励欧洲农业。殖民地贸易所维持的欧洲制造业,是欧洲土地生产物的一个新市场。我们说过,最有利的市场即谷物和牲畜、面包和家畜肉的国内市场,在这种情况下,赖美洲贸易而大大扩张了。[56]
从上述斯密论述中,极清晰地表明,他的市场经济、市场机制形成和发挥作用的必要环境条件,是既有可供开发的、有巨大潜力的生产条件,又有可能去进行开发的资本和劳动力,同时还有保障开发者获利的政治和经济机制。以上三方面,也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以形成的原因,即其形成的必要前提条件。
上述表明,斯密对农业和粮食生产对所有人口的生命保障作用和城市工商业的基础作用有足够的认识,他也认为在许多地区,由于未开发而存在大量可供利用的荒地和土地后备资源,可以在市场—价格机制作用下得以开垦利用,这些都是一个整体的市场经济得以形成的必要条件。但是斯密也看到,在一些国家内、在一些城市的外围及腹地,并不具有良好的、可以支持工商业和城市经济发展的农业和发展农业的潜力。那么,这类地方能否发展起兴盛的工商业呢?斯密的答案是肯定的:只要实行国际贸易,以自身的产品交换外国外地的农产品就有可能。斯密还特别从历史角度,论证了西欧各国的发展所走的道路是与自然顺序相反的、以工商业带动农村发展的道路。
(3)斯密对农业和工商业关系的论述。
以下,我们专门注视斯密关于农业与工商业关系的论述,以从中进一步全面而非片面孤立地领会他的市场经济必要前提对于市场机制的作用思想。
斯密说:
任何一国的贸易,都以城乡之间的贸易为最大而最重要的部门。城市居民的工作材料及生活资料基金,仰给于农村的原生产物,而以一定部分制成了的、适于目前使用的物品送还农村,作为原生产物的代价。这两种人之间的贸易,最终总是以一定数量的原生产物,与一定数量的制造品相交换。[57]
按照事物的本性,生活资料必先于便利品和奢侈品,所以,生产前者的产业,亦必先于生产后者的产业。提供生活资料的农村的耕种和改良,必先于只提供奢侈品和便利品的都市的增加。乡村居民须先维持自己,才以剩余产品维持城市的居民。所以,要先增加农村产物的剩余,才谈得上增设都市。但因为城市生活资料,不一定要仰给于附近的农村,甚至不一定要仰给于国内的农村,而可以从远方运来,所以,这虽然不是一般原则的例外,却使各时代各国家进步繁荣的过程,因而有所差异。[58]
按照事物的自然趋势,进步社会的资本,首先是大部分投在农业上,其次投在工业上,最后投在国外贸易上。这种顺序是极自然的……这个自然的顺序,虽然在所有进步的社会里都已在某种程度上发生,但就今日欧洲各国的情状说,这个顺序却就许多方面说,似乎是完全相反。它们的精制造业或适于远地销售的制造业,多由国外贸易引出。农业大改良,也是制造业和国外贸易所产生的结果。这种反自然的退化的顺序,乃是风俗习惯迫成的。[59]
城市居民的食品、材料和产业手段,归根结底,都出自农村。但近海岸沿河边的城市居民,却不一定只从邻近农村得到这些物品。他们有大得多的范围。他们或以自身工业的制造品作交换,或经营遥远国家间的运输业,以甲国产物交换乙国产物。而从远地取得他们所需要的种种物品。一个城市不但在其附近农村都很贫乏都很衰落,而且它所与通商的各个农村也都很贫乏很衰落的情况下,仍可发达起来,日臻于富强。因为单个地说,每个农村对它所提供的食料与雇用机会也许有限,但综合起来说,它们所能提供的却极可观。不过,在商业范围还极其狭隘的那时,就有些国家很富裕、产业很发达了。[60]
在欧洲,最早由商业致大富的,似为意大利各城市。十字军虽然破坏了许多资财,但却非常有利于意大利若干城市的发展。
在欧洲大部分地方,城市工商业是农村改良与开发的原因,而不是它的结果。[61]
都市对这些资料与原料给付代价的主要方法有二:第一,把那些原料中的一部分加过工制成成品送还农村,这样,那些物品的价格,就因劳动工资及老板或直接雇主的利润而增大了。第二,把由外国输入或由国内遥远地方输入都市的粗制品或精制品一部分,送往农村;这样,那些物品的原价,就因水陆运输的劳动者工资及雇用这些劳动者的商人的利润而增大了……只要会使那些工资和利润……有所增加的,就会使都市能以较少的都市劳动量购买较多的农村劳动量。此等规则(指城市中同业组合与组合法规),使都市商人和技工享有比农村的地主、农场主及农业劳动者更大的利益,因而破坏了都市与农村商业上应有的自然均等……由于有了此等规则,都市住民,就享有此等规则未制定前所不会有的较大份额,而农村住民,却享有较少的份额。
都市对每年由农村输入的食品和原料,实际上所给付的代价,乃是它每年输往农村的制造品及其他物品的数量。输出品的卖价愈高,输入品的买价便愈低。都市产业就更为有利,而农村产业就更为不利。
所以,都市产业的报酬,必然比农村产业优异。都市的劳动工资和资本利润,也明显地比农村大。但是,资本与劳动,自然要寻找最有利的用途。它们自然要尽量汇集于都市而离开农村。[62]
近代欧洲各国的政治经济学,比较有利于制造业及国外贸易,即城市产业,比较不利农业,即农村产业……[63]
(三)斯密市场机制—市场理论的局限——非市场经济社会的发展问题
1.斯密市场理论的特定条件
从以上斯密本人的论述中,已经说明,其市场—分工理论是有特定历史背景的,是有必须满足的前提条件的。虽然斯密并未明确地将其普适化为全世界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但应该说,对一些特定国家而言,斯密的分工—市场理论确实含有“经济发展一般原理”的意义。最大的问题在于,很多人包括斯密以后的众多经济学家们,他们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斯密提出理论的时代背景,更将斯密理论赋予一种经济发展的历史普遍规律和经济学的基本定律的意义,即从不完全的交换到充分的市场经济,从局部贸易到世界范围内的国际贸易,从不完全的分工到彻底完全的社会分工。这个逻辑的最终结果就是:最大最充分的交换亦即国际贸易,几乎不可避免地在理论上被冠以最充分完全的“社会分工”桂冠,定性为“文明进步社会”发展最重要的基本条件。其实质就是通过最大限度的商业贸易即斯密所言的“做买卖”以博取利润的最大化。这既是资本主义经济的核心,也是以斯密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学的基石。
同时,我们也充分注意到,斯密的分工理论的实证基础源于西欧国家,且以英、法、荷、葡、西、意等国家为主。这既给斯密型动力提供了实证案例,也给斯密型动力的“可靠性”和“普适性”设定了严格的界限。至少斯密本人并未论证其他各国都会遵循欧洲国家的经济发展规律。在关于分工、交换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方面,他特别提到中国、印度等国家与欧洲的重要差别。
2.斯密不是一味将自己的理论建立在以人类社会各种生产方式为基础的分析之上,而是集中讨论其时代方兴未艾的“资本主义”社会经济
凡不符合上述发生和发展基本条件和环境的社会经济,斯密并非完全未加注意乃至论及,但是均不在他深入研究的范围之内,这就在西方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上“开了一个天窗”,即允许人们推论:严格来说,斯密理论体系(原理)是不包括或不适用于上述社会经济的。
斯密本人对于非资本主义的经济形态的表述相当简略。他自己列举的生产方式包括:①未经过社会分工者;②未确立私有制者;③经济发展到极限,已无潜能扩大供给与需求者;④有特定的自然环境等条件制约,而不能产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者(人类劳动与自然界的三种关系)。
斯密自己解释如下。
关于①和②:
在土地尚未私有而资本尚无积累的原始社会状态下,劳动的全部生产物属于劳动者,既无地主也无雇主来同他分享……但劳动者独享全部劳动产物的这种原始状态,一到有了土地私有和资本积累,就宣告终结了。所以,在劳动生产力尚未有显著改善之前,这种原始状态早已不复存在了;要就此种状态对劳动报酬或劳动工资所可能有的影响作进一步的探讨,那是徒劳无功的。[64]我相信,在现在世界通商的状态下,即使最不开化的民族,只要土地所有制已经确立,就在一定程度上有这种对外贸易……于是,此等材料的价格,就给地主提供了若干地租。[65]
关于③:
一国所获得的财富,如已达到它的土壤、气候和相对于他国而言的位置所允许的限度,因而没有再进步的可能,但尚未退步,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它的劳动工资及资本利润也许都非常的低。一国人口的繁殖,如已完全达到其领土所可维持的或其资本所可雇用的限度,那么,在这种状态下,职业上的竞争必然非常激烈,使劳动工资低落到仅足维持现有的劳动者人数……[66]
从斯密学说中,人们虽然可以分辨出他不予论证的数种社会形态,但并不能就此简单地认为这些是其理论缺陷。任何理论都有自己的特定内涵,所谓适用一切状况、能解决一切问题的“真理”是不存在的。斯密理论的真正问题是,其一,没有确立土地私有制的社会,是否就等同于“原始社会状态”?或者说,在土地作为私有制下的私人资本出现前,人类的社会经济形态究竟如何?这需要很好地讨论。其二,在大规模国际贸易出现后,就最简单的双边贸易而言,据现有的世界经济史和国际贸易史来看,贸易双方至少有如下状况:第一,文明进步富裕的国家之间的交换贸易;第二,与文明进步富裕的国家贸易的另一方,按斯密“完全彻底分工”的标准衡量,是比较落后的国家和地区;第三,与文明进步富裕的国家贸易的是十分原始的“野蛮部落”为主的地区。国际贸易的结果,对处于很不相同状况的国家而言,其后果是否都一样呢?精确地说,“落后国家和地区”在经过与西方的国际贸易后的数十或数百年后,是最终走上了西方世界的道路,还是依然贫困落后,处于世界经济的“边缘化”状态呢?而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在“向现代转型”的过程和道路上,其进步和发展,是西方资产阶级的商品重炮摧毁民族仇外心理的结果,还是这类国家民族传统的积极因素与世界先进相结合的新产物作用的结果呢?
毫无疑问,完全分工、充分交换直至完全的国际贸易理论,对早期资本主义国家,是绝对有利、绝对不可或缺的。西方古典经济学诞生于世界资本主义形成和发展初期,这一时期,迅速扩大的国际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基本原因之一,也是经济学家形成和构建自己理论的主要内容之一。熊彼特曾一针见血地指出:
“古典”作家大多是热心的自由贸易论者,他们无疑都急于指出国际贸易给一个国家带来的好处或利益……这些东西实际上就是他们在该领域所取得的最重要的成就。[67]
但斯密理论对于最充分的分工即国际分工(国际贸易)对“发达国家”的贸易的另一方即“欠发达地区”贸易对象所带来的后果和影响问题,在《国富论》中几乎完全没有提及。其后最著名的古典学派国际贸易理论家李嘉图的论述核心,是讨论处于文明程度大致相当国家之间的双边贸易对各自的资源配置作用问题,亦完全不涉及其他类型的国际贸易(而且即便在这种“文明国家”之间的贸易理论中,李嘉图也有需要重加补充之处,古典学者中大概只有马尔萨斯补上了这个不足,容后详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