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顾准与斯密对市场经济形成背景和条件的思考

顾准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历史学者，而是一个大思想家。他之所以研究古希腊史，目的是解答中国问题。《希腊城邦制度》一书，处处透露著者提出的特有“中国问题”、将西方世界与中国比较的思维关怀。

正因为如此，顾准在总结古希腊历史之时，绝非仅局限于古史本身，而是着眼于古代西方历史发展的原因和特征与后来的资本主义兴起的关联。顾准特别提出的关于早期城邦国家是通过海外殖民而发展壮大，并将此与以后西方资本主义起源的原因相联系，可谓抓住了15世纪以后西方国家发展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关键所在。顾准睿智、准确地抓住了两者的历史承接脉络。

假如我们把资本主义和希腊罗马文明两者间的关系弄得十分紧密的话，我们未始没理由把资本主义定义为产业革命以后那种现代化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而把产业革命以前的工场手工业，有组织的金融方法、规模十分宏阔的航海、商业、殖民，都看作现代化资本主义的准备阶段。^[1]

历史验证了顾准观点的正确性。西方资本主义形成的历史过程，清晰地表明了极大规模的航海、商业、殖民与资本主义兴起的前提关系。在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鼻祖斯密看来，促使欧洲经济发生从“古代到现代”重大变化的基本原因，就是地理大发现和西欧国家海外殖民地的建立与开拓。斯密说：

“美洲的发现及绕好望角到东印度通路的发现，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而最重要的两件事。”之所以最大最重要，是因为“这二发现的一个重要结果是，促进重商主义的发展，使其达到非此决不能达到的那么显著、那么壮大的程度。这个主义的目标，与其说是由土地改良而富国，不如说是由商业及制造业而富国，与其说由农村产业而富国，不如说由都市产业而富国。但这二发现的结果，欧洲商业都市，不仅成为世界极小部分的制造业者和运送业者，而且成为美洲许多繁荣耕作地区的制造业者，和亚洲、非洲、美洲各地的运送业者，并在若干方面，亦是这各地的制造业者了。这样就给他们的产业开拓了两个新世界，每一个都比旧世界大得多广得多，其中一个市场，还在日益扩大起来”。^[2]

如果我们细察历史，就不难发现，“西方世界的兴起”，它们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演进，与地理大发现和海外殖民地的建立之关系是多么密切，与斯密的历史总结是多么吻合。

马克思、恩格斯对于世界市场对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之重要性有着充分认识，可以说他们完全承接了斯密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马克思指出：没有世界市场，资本主义是不可想象的。在斯密《国富论》发表约一百年后的《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对此论证道：

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的活动场所。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手段和一般的商品的增加使商业中心、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因而使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迅速发展。

大工业建立了由美洲的发现所准备好的世界市场。世界市场使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这种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工业的发展……

资产阶级，由于开辟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说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

马克思、恩格斯与斯密都将世界市场的开辟作为现代资本主义兴起的先决条件，而顾准将国际贸易的开展作为市场机制的形成源头，追溯到公元前8～前6世纪的古希腊世界的历史中去。道理何在？我们认为，这就是现代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最大规模、最高水平的商品生产和消费方式，它的内在机制，不能不要求一种特定的生产的供给条件和销售条件。而这种特定的生产供给和商品销售市场，是任何一个国家在单独封闭的国内环境中不可能形成的，这里的实质，其实也就是一个国家或社会获取资源的来源问题：一方面是维持基本生存的资源，另一方面是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的资源。斯密和马克思、恩格斯都极其准确地抓住了这一关键。还是让我们看一下市场经济和市场机制的祖师斯密的分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