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小说女性研究论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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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李娃传》的“无声”结局及李娃形象

李云飞 王引萍

《李娃传》以士人与妓女的恋情及命运遭际为叙述内容,并以在当时社会根本不具任何可能性的大团圆为结局。小说虽然题为《李娃传》,全篇却将叙述视角锁定于荥阳生并以其人生履历为结构主线,完全以他的立场及其所代表的儒家伦理观念为判断标准衡量李娃的节行,在结尾更是没有李娃的任何话语,她几乎丧失了话语权,作者用“无声”将结局理想化,在艺术上取得了理想的效果。再看李娃,她本身就是唐传奇中的“传奇”,意外地完成了从妓女到“汧国夫人”的成功飞跃,实现了当时绝大多数女性的人生梦想,她的人生因此升华到一个可用“完美”来形容的境界。但不容置喙的是,作为“传奇”的李娃形象,是按照男性作者的叙述视角与写作目的所塑造的理想化的主观意象,是被掩藏了内心真实想法和欲望的妓女。

唐传奇因其作者,即士阶层之文人的“始有意为小说”而具有独特的艺术与美学特征:“叙述宛转,文辞华艳”①,同时,带有作者所从属的士阶层较为强烈的主观色彩,呈现出明显的时代特征。因为士子是学习儒家思想文化并为之身体力行的主要社会阶层,加之唐传奇的读者或者说它所期望的接受人群也以文人士大夫为主,因此,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唐传奇是立足于传统儒家伦理教化观念下的叙事文学。此外,唐传奇多以男性作者的视角立场或写作目的来叙述并评论故事和人物,且故事在写作过程中又经过他们的选择性艺术加工而被儒家文化所矫正。经进一步探究,我们不难发现唐传奇中有关女性的描写是被阉割过的,其内心想法、合理欲望都被男性作者在叙述过程中有意或无意地隐藏和忽略,女性多以残缺的姿态出现在小说里,和士子形象相比,总体上则稍失历史与生活的真实性。

唐传奇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就是在小说的开头或结尾处附有作者的评论,当然,这是以男性作者学习并践行传统的儒家伦理观念为判断是非标准的,代表着广大士子的道德理念。这些评论或是说明写作缘由与创作意图以深化主旨,或只是发表作者的个人见解,一方面是为了增强小说内容的客观真实性;另一方面还是凸显男性的叙述特征。《李娃传》在开端就点明了故事的主要内容和作者的写作缘由:“汧国夫人李娃,长安倡女也。节行瑰奇,有足称者。故监察御史白行简为传述。”①从这简洁的三句话中,我们获取到的信息有主人公李娃的身份和令士子们认可并赞赏的符合封建伦理纲常的美好品质,以及作者的如实描述所具有的真实性。

《李娃传》虽以李娃为主角,实际上却以荥阳生的人生履历为主线串联整个故事,在增强小说艺术感染力和审美效果的同时,更是为了符合男性作者所特有的叙述视角和观点立场。诚然,这只是一种含蓄的表露,作品中的男主人公带有作者强烈的主观意识和情感色彩。接下来的情节发展均以男性立场的客观性、伦理性为标准,以此来判断衡量女主人公的言行举止。荥阳生与李娃爱情婚恋的起承转合、跌宕起伏可表述为“院遇—计逐—鞭弃—护读”,两人因“院遇”而“相谐”,因“计逐”而关系破裂,因“鞭弃”而再度重逢,最后因“护读”而功德圆满。①艺术描写甚是精湛,具有细腻、逶迤、充沛、传神的特点。《虞初志》评语说:“此传摹情甚酷”,“描画细腻,有史迁之遗意”。②作者对李娃抛弃荥阳生的情节设置便集中而细致地证实了这一说法。她为了成功抛弃荥阳生,苦心孤诣地编撰为对方着想且合情合理的借口,既没有伤害荥阳生的自尊,也没有丧失自己的身份,她少有的两段话就能说明:“与郎相知一年,尚无孕嗣。常闻竹林神者,报应如响,将致荐酹求之,可乎?”“此东转小曲中,某之姨宅也,将憩而觐之,可乎?”③这两段话均以貌似商量但又让人不忍拒绝的口吻,准确地抓住了荥阳生的心理,表达了自己对男方的诚挚心意。贤惠也好,狡诈也罢,都跃然纸上,如见在目。这两段话从侧面,一则显示出士子对于子嗣的重视以及殷切向往,因为有唐一代世家大族尤为讲求门第,士子们一旦得中进士便是无上荣耀,客观上需要有子嗣来延续整个家族的繁盛;二则也是最主要的客观性限制,即李娃是男性作者虚构且理想化的女性形象,为了后来的“完美”,李娃需要这样的瑕疵来反衬其“瑰奇节行”,并以此来证明作者叙述的真实性。此外,在这样近似无耻的行径中,我们很难看出作者对此有什么或明或暗的评论,更不用说批判,这似乎也在证明作者的有意为之。

成功计逐对方的李娃后来在雪夜认出并救助“枯瘠疥疬,殆非人状”的荥阳生,决定自赎其身以帮助对方恢复本性,并在此基础上帮他实现“学而优则仕”的远大理想,最终得到荥阳公家族的认可与接纳,连象征最高权威的皇帝也因李娃婚后“妇道甚修,治家严整”而册封以“汧国夫人”的荣誉称号。至此,李娃实现了妓女阶层最完美的蜕变。从男性角度审视李娃,她是一个对荥阳生有深厚感情的女性,仅凭几声濒死之际的呼喊就断定这个男人是“某郎”即为有力证明。同时,也说明以作者为代表的士子们希望拥有李娃这样对自己有真爱且专情的女性作为妻妾或红颜知己。作为理想化的主观意象,她身上的优秀品行是士子们期望并认同和追求的,因为从心态上讲士子们期望身边有这样通情达理、深明大义的女性,这种行为和“瑰奇”不谋而合,相得益彰。而作者正是以男性特有的叙述视角来重塑李娃,使之逐渐完美化,也使此后李娃在荥阳生功成名就后的主动隐退变得顺其自然了。

我们知道,在以男性为中心的封建社会,“男尊女卑”由来已久,男性可以在广阔的社会生活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而女性的人生则基本止步于婚姻家庭生活,她们的真善美是通过男性的感觉器官来展现的,以男性的审美观和价值取向来发现和认可的,加上男性文人的视野取舍,小说中李娃的“瑰奇节行”实际上是作者主观制定、打造出来的,且得到女性的自觉尊奉,是男性审美意识的物化产物。

笔者认为,当李娃被荥阳公“备六礼以迎”,与荥阳生结成“秦晋之偶”后,作者似乎也自信李娃不需要任何话语的点缀,仅通过自己冷静客观地叙述就足以使李娃这一形象成为真正的传奇。原因有三:其一,因为之前少有的言语与行为就已经证明李娃节行的瑰奇所在,若在婚后再浓墨重彩地铺陈则可能会画蛇添足,何况作者在小说中设置的监察御史这一为封建王权所认可的身份,具有令人信服的历史真实性;其二,男性第三人称全知全能的叙述视角有着视野开阔,适合表现时空延展度大、矛盾复杂、人物众多的天然优势,但也有其限制性的不足,因为男女之间生理、心理的巨大差距以及对抗性,不利于作者对李娃有过多既符合女性心理特征和李娃形象特质又顺应全篇逻辑发展,且有助于增强小说审美性的话语,还能满足男性读者审美需求的细节描写,否则或许会有损于小说的艺术特质和故事的真实性,这样还能在另一方面唤醒读者的再创造能力,拓宽想象余地,这也是李娃在结局处丧失话语权的一个重要因素;其三,唐传奇的发展与散文的文体文风改革大致同步,中唐达于极盛,与此时特殊的社会文化风尚紧密关联,在很大程度上,已为人们接受和欣赏,有了广大的包括士大夫阶层在内的接受群体。①此外,很多学者认为唐传奇的繁荣与当时科举考试的行卷风气有关,“顾世间则盛风行,文人往往有作,投谒时或用之为行卷”②。陈寅恪、程千帆、程国赋等学者均持此说。若将这一因素放置于文本的创作中并深入挖掘其文化内涵,可以发现,唐传奇的这一政治功用对于其创作、传播和接受起着一定的助推作用,采取这样的“无声”结局以塑造李娃形象,并在“史才、诗笔、议论”等方面大下功夫以得到举荐人的青睐,从而使小说的这一特殊功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鲁迅先生也谈到“行简本善文笔,李娃事又近情而耸听,故缠绵可观”③。

小说中的李娃是男性作家心目中理想化的女性形象,以满足广大士大夫阶层的审美需要及其心理期望。但若把李娃放在小说中并以女性视角来重新审视她,不难发现有关李娃的内心想法乃至合理欲望都被作者在叙述的过程中有意或无意地隐藏和忽略了,李娃几乎成了一个没有个人私欲的器物化女性。

李娃出身妓女,不同于农民阶层的自食其力、自给自足,也与一般的城市小市民有着本质的不同,更不被主流的贵族社会阶层所接纳认可,生存的压力迫使生活在各阶层夹缝中的她过早地洞察人情冷暖,并以营利为目的在风月场中流连徘徊。从两人的偶遇开始,李娃就以妓女的身份与荥阳生交往,同居一年便耗尽了其钱财物资,之后与老鸨设计抛弃了荥阳生。不论是否出于本意,这一阶段她在遵循唐代特有的妓女制度的同时,对荥阳生动了真心,这为后来的一切“顺理成章”作了重要的预设。可以看出,李娃与荥阳生的爱情以金钱交换为前提,建立在男方对其迷恋的基础之上,作为当时比较出众的妓女,“通之者多贵戚豪族,所得甚广。非累百万,不能动其志”。从她对金钱的占有、房间的布置以及容貌的打扮可以看出她对现实的清醒认识。作为地位卑贱的妓女,在与众多贵戚豪族的交往中洞明世事,生存环境使她对爱情婚姻有着冷静的思考,同时也培养了她较为果敢的个性。荥阳生对李娃由慕色到生情,对身为妓女的她来说,无疑是一种幸运。比相对单纯的荥阳生要成熟稳重很多的李娃,至少不会因为所谓爱情丧失自我,当她认识到荥阳生是一个潜力股并且有信心将其掌握时,才敢下关乎下半生幸福的重要决定,这里其实包藏了李娃为自己做主、脱离妓女生活的真实想法。如果说仅仅因为对荥阳生有真爱并心存愧疚,就决定自赎其身帮助他恢复本性,原本就是很单薄的说法,很难一直成立。因为妓女的本性往往被定义为金钱的奴隶,不会被认为是坚贞形象的化身。与荥阳生再度重逢时,李娃已经二十多岁了,她风光的名妓生涯很快就会落下帷幕,若干年后她很有可能是第二个老鸨,开始新一番的轮回。认识清醒、目光如炬的她有足够的胆识敢在荥阳生身上下赌注,且输赢全在自己掌控中,因此,她才会尽心尽力地护荥阳生,为自己的将来筹划并为之努力奋斗。虽然从良是绝大多数妓女终身追求的梦想,然而真正实现的却微乎其微,李娃有这样潜在的合理欲望,无形中也促使她在赎身后有为人称赞的“瑰奇节行”。

不容置疑,渴望正常的婚姻家庭生活是李娃内心深处真实的想法,所以当她对荥阳生有足够的信心时,她才会很合时宜地选择隐退。这高明的一招被聪慧的李娃演绎得天衣无缝、淋漓尽致,最终她成功地实现了华丽的转身,“夫荣妻贵”“一穗三秀”。当然,李娃的成功转型与父权的参与也密不可分,作为封建家族掌权者的荥阳公,不仅能决定儿子的生死,也能改变一个妓女的命运。要说李娃对于荥阳生的帮助是自我牺牲式的无私奉献,那也是建立在父权承认的基础之上。反观二人的爱情,李娃是致使荥阳生沦落的主要原因,也是帮其功成名就的最大助手。荥阳生最后不仅得到了父亲的原谅,还因此得以顺利地娶到李娃,在这样一个链条中,李娃是“隐形”的主动操纵者,尽管之前她并没有要求荥阳生给她任何承诺。但却因顺从父权的志向而得到了重生,最终以“被动”的姿态,成功地融入到封建宗法社会所认可的婚姻家庭生活中。所以,李娃是以“无声”的行动——“瑰奇节行”而非不具实际意义的空谈规劝,来隐藏其想法和欲望,这同样也促成了“无声”大团圆结局的实现。

综上所述,作者叙述视角的范围取舍和写作目的的限制是《李娃传》“无声”结局形成的特定因素,与以往的“大团圆”结局相比,有着作者独特的思想倾向与特殊的文化内涵,结合并参考一些学者,如卞孝萱先生等对小说创作背景的考证研究成果,即白行简创作《李娃传》是为了讽刺名教之虚伪,就不难发现了。作者以男性视野和审美取向为价值尺度,出色地塑造了李娃这一理想化的主观意象,为中国古代小说的人物画廊增添了全新的正面妓女形象,此后深入人心的莘瑶琴、杜十娘等形象的成功塑造,在一定程度上是以李娃为参照并汲取其某些美好品质,共同深化和丰富了中国古代小说中的妓女形象,也为接受群体开拓了更为广阔的再创造空间。与此同时,作为妓女的李娃,自身正常的想法、合理的欲望即自赎其身、渴望正常的家庭婚姻生活,在作者的叙述与描写中被隐藏和忽略了,她几乎成了没有个人私欲的器物化的女性形象,这显然有悖于人物形象的真实立体性,但从侧面为其形象特质之复杂性、矛盾性的更好显现起到一定的增色与互补调和作用,这反过来也使小说“无声”结局的出现更加合理化。

(本文发表于《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2013年第2期)

①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45.

①周绍良.唐传奇笺证[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223.

①叶贵刚,王贵元.中国古代十大传奇赏析(上)[M].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2.

②李剑国,陈洪.中国小说通史(唐代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244.

③周绍良.唐传奇笺证[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244.

①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二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320.

②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44.

③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