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 历史上的石嘴山

石嘴山，俗称石嘴子，“因山石突出如嘴而得名”，“距城（银川）二百里”倚山临河、地势险要（有要口19处），是宁夏的重要门户，为兵家必争之地。该处北、西、东均与内蒙古交界，处于水陆交通要冲，又是蒙汉民族交易的重要市口；还因得黄河之独厚，并有丰富的煤炭矿藏资源，构成了石嘴山发展的基础。

据有史可考，西周至秦以前，宁夏全境人烟稀少，气候酷寒，多属戎狄部落游牧之地。至东周战国时期秦昭襄王三十五年（公元前272年），始设置行政，石嘴山亦属秦之北地郡，并于北地“筑长城以拒胡”。公元前221~公元前206年，秦统一六国后，全国设内史和四十六郡，郡下设县，石嘴山一带属北地郡，今陶乐西南，设有蒙恬所巩“塞外浑怀障”（障是古代军事防御设施）。西汉和东汉时期属北地郡廉县之境。东汉永初五年（111年）因羌族起义，迫使北地郡迁址，后羌族起义被镇压，郡又迁回旧地。公元141年，羌族再次起义，北地郡迫使再次南迁，此后，东汉政权亦再无力恢复郡政权建制进行有效统治。至三国、复西晋，石嘴山一带均为羌族、鲜卑等游牧之地，其中鲜卑乞伏部游牧于今大武口至石嘴山一带，故三国时，石嘴山称乞伏山。南北朝时期，石嘴山先后属于北魏、西魏和北周。北魏时太延二年（436年）至孝昌二年（526年）属薄骨律镇，后改为灵州。西魏时期（535~557年）亦属灵州普乐郡。北周时期，保定五年（565年）置历城郡，治建安县，郡及县治在今陶乐县西南。隋朝时，废郡改建安为广润，因避太子杨广讳改为灵周县。唐朝时期，公元713年，为防御突厥、吐蕃人侵，设定远城，公元892年改为警州。石嘴山及陶乐一带亦属警州所辖。至五代、北宋时，虽易名定州，故址却一直在今平罗姚伏附近，即定远城。1038年，李元昊创建大夏国（史称西夏），定都兴庆（今银川），设兴州、定州。石嘴山一带仍属定州，又名田州，今姚伏还有“田州古塔”碑文遗迹。在今郊区庙台省嵬大队建筑有省嵬城，至今遗址尚存。据《明一统志》载，省嵬城“在黄河东”。《宁夏府志》载，省嵬城，“在省嵬山西南。去府（银川）一百四十里，逾黄河”由此可见。明代以前，黄河道在今庙台以西，贺兰山以东，经蛟龙口一带。元时，石嘴山亦属定州，归甘肃行中书省宁夏府路。而此以前石嘴山一带经常发生与蒙古族的战争，嘉靖以后，则“无岁无扰”。明时（368~1644年），明统治集团为了防止蒙古贵族的侵扰，采取加固长城等一系列边防措施，改府为卫（保卫之意）、设置军政合一的卫所，从事屯防，石嘴山一带为当时边防重地，从大硯口（今大武口）至黄河加固长城称之“北边城”，是防御东蒙（伊克昭盟）北蒙（乌拉特旗、阿旗）以及西蒙的要冲。大武口是阿拉善高原进人宁夏平原的交通要道，“贺兰山绵延五百里，沿山诸口虽通虏骑，尚有险可凭，北则打碨（大武口）南则赤木，旷衍无碍”，套虏由东而西，则取捷径于此口以出，由西而东则取捷径于此口以人。为此明初在沟谷建有三道高达两丈的石砌关墙，封闭山间通道，并设重兵防守。1383年，为防止当时蒙古族鞑靼部向宁夏侵犯，在近平罗设平罗哨备，到弘治六年（1493年）构筑平虏城，1541年置平虏千户所，1575年又砌砖石。明代初年于石嘴山两头山水相交之处建筑镇远关，关南五里设黑山营。《九边考》载：“镇远关实为外险，旧自镇远关至大沙沟皆有墩台相接，以断北寇西行之路”，成阻止鞑靼部人侵的重要关隘之一。据明《嘉靖宁夏新志》载：镇远关失守，则平虏孤立，“苟失平虏（罗）则无宁夏，无宁夏则无平（凉）、固（原）。则关中骚动，渐及内地，患不可量矣”，镇远关成为宁夏北部重要的屏障。而相传北宋时岳飞北征时，“踏破贺兰山缺”，所闯首关就是“正谊关”，可见镇远关之历史及地理位置之重要。明朝末年，“因极边地方供饷不便，军多逃散，兵力寡弱，遂行废弃”，最后不得不“弃镇远关、黑山营、打硯口之地”，此后，边防前线便退至大武口南侧之“北长城”。清初，沿明“卫所”旧制。自青新二地战争平定后（清讨伐青海、蒙古与新疆噶尔丹），于雍正三年（1725年）将卫改府，平罗由所改县。1697年，鄂尔多斯部归顺清王朝后西渡过黄河占据查汉托护地（北起石嘴山、南至银川掌政桥，南北长200多里，东西宽40多里，最狭处10多里）牧马。时年康熙皇帝亲征新疆噶尔丹，路经宁夏，并到过石嘴山。为避免民族纷扰，宁夏总兵范时杰遂晋见康熙，陈述利害，康熙皇帝于14年后的1711年下令鄂尔多斯部返回河东。雍正四年（1726年）清王朝令侍郎（相当于今之副部长）通智经营查汉托护地，通智踏勘地势，确定路线，征集民伕，修建惠农、昌润二渠。1729年惠农、昌润二渠建成，随即从宁夏、宁朔、中卫、固原、灵州等地，移民垦荒，并新设了新渠、宝丰两县，宝丰县县治即在原省嵬城旧址。正如惠农渠碑所载“立县令，以庸民社；设通判，以司水利；建学校，以育人才；置营弁，以卑防汛，移市口于石嘴，汉夷皆便”。在此之前，由于石嘴山处水陆交通要冲，1697年就在这里设有夷场。夷场设置之初，石嘴山仅有五六户人家，依摆渡为生。主要建筑有监夷厅、东夷厅、西夷厅、税厅、堆房等。西夷厅是阿拉善额鲁特梅林（代表阿拉善旗）的办公之地。东夷厅是鄂尔多斯梅林（代表伊克昭盟）的办公之地。税厅为交纳税金之处，堆房是堆放物品的库房，集市每月逢一，共三次。由汉族参将与两名梅林共管。并修建了山神庙、老君庙、关帝庙。

1738年11月24日酉时，宝伏发生强烈地震，“地多斥裂，宽数尺或数丈，水涌溢，其气皆热，淹没村堡，县地城垣堤坝、房屋皆倒，压死官民男妇五万余人”，黄河大堤被震毁，“河水上流”水深七八尺以至丈余不等。宝丰县城亦半人土内，仓厫粮米，俱在水沙之中，人们挖刨出来“热如汤泡”“味苦酸酒”，户民无栖息之所。次年（1739年），宝丰附近黄河再次决堤，“自新渠起，越宝丰而至石嘴子，东连黄河，西达贺兰山。周围一二百里竟成一片海水”，“民户星散，地亩废弃，随将县治截汰”……地震后，重修平罗城。并将新渠、宝丰两县并人平罗县。

1807年，陕甘总督蔡延衡上书朝廷，请求在石嘴山设主簿。朝廷准其上奏，于是“把总一员”带领50名兵丁在石嘴山驻扎，负责地方的安全保卫。同治年间，“陕甘（宁夏当时属甘肃）频年兵燹，孑遗仅存，往上百数十里人烟断绝”，因而石嘴山也逐渐萧条冷落下来。后有山西人过此，发现镇西南陶土质优量大，迁居来此经营瓷器，此时开始有小型煤矿开采，人口逐渐增加。至清光绪年间（1880~1926年）在近半个世纪，英、日、德等帝国主义势力也侵略到这里，在石嘴山设立的洋行有10家之多（较大者6家），他们采取所谓“贷银订货”“杀价收购”“实物交换”等残酷手段，掠夺宁夏、内蒙古、青海一带皮毛。每年要掠走羊皮100万张，羊毛1000万斤，并设商号进行盘剥，以骆驼、船只运往外地羊毛达8亿斤，皮4000万张。由于毛源枯竭，1925年冯玉祥率部至此，取消免税条例等特权，洋行随之倒闭，全部撤走。伴随帝国主义经济掠夺的同时，它的精神鸦片和特务机关——天主教也伸展到石嘴山一带，据《东华录》记载，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9月间，石嘴山人民曾自发地杀死了下营子天主教堂的神甫梅布桂（比利时人）和彭寿年（荷兰人），世称之为“下营子教案”，这是石嘴山人民反帝斗争的光荣历史记录。

民国二年（1913年）改宁夏府为朔方道，属甘肃省。1929年又改道为省，石嘴山亦属平罗县。辛亥革命失败后，军阀混战，蔓延至宁夏，发生了所谓的“孙马之战”。孙殿英受蒋介石之“明令”，率三个步兵师、四个骑兵旅计8万人由察哈尔路经宁夏前往青（海）、西（藏）屯垦。与此同时，马鸿逵又接蒋介石之“密电”，以八个步兵团、四个骑兵团计2万余人，阻击孙军过境，两军相遇，于银北地区进行3个月恶战。1934年2月孙军由于内部矛盾剧烈，补给困难，地形不熟，加之蒋、阎、马等军阀互相勾结，采用前阻后袭，尽管孙军人多，也不得不全面溃退。这场恶战，使石嘴山一带遭到了空前浩劫，良田荒芜，村庄焚毁，人民流离失所，死者不计其数。由于抗日战争中绥远沦陷，陶乐县（原名沃野设治局）由宁夏接管，初名陶乐设治局，1941年改为县。1947年于宁夏省会宁夏城设银川市，银北五县为银北专区，专署设黄渠桥。

“孙马之战”后，马鸿逵为了保其在宁夏的统治地位，实行保甲连坐，反共反人民。平罗县共2000余户就搞了4个区，16个乡，89个保，1321个甲，人民言行受到严密监视，交通要道构筑工事，设防屯兵，抓丁索粮，捐税繁重，民不聊生。据平罗县县志记载，平罗县1940年的壮丁达23525人，占全县男人的50%，平均每户一个，除官僚、地主子弟及老幼，几乎无一逃脱，弄得人穷财尽，水地荒芜、田园薄收、工商凋零、交通闭塞。有民谣为证“宁夏川，两头尖，东靠黄河西靠山，穷苦人实可怜，又抓兵，又派款，吃不饱穿不暖，披羊皮盖烂毡，十七八岁的姑娘没啥穿。”这就是宁夏人民对反动势力的控诉。

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马鸿逵逃跑时，石嘴山地区的经济已奄奄一息。男人当兵、女人种田、耕作粗放、黄土搬家、二牛抬杠、迷信天时，粮食单产仅110斤，总产8000万斤。石嘴山仅成一破落小镇，只剩下300来户，1000余人，以背煤、摆渡、烧瓷为生，广大人民生活于兵荒马乱、饥寒交迫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