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印度公司对全球贸易和全球市场的推动

1600年，作为东印度公司徽章的帝国鱼尾狮，开始出现于刚刚开埠的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尤其是印度洋沿岸的各大港口。1700年，公司在印度确立三大管区之时，即中国的康熙三十九年，他们又携带着满满的信心，还有在印度积累的金银财宝，从加尔各答港驶往中国定海——位于长江口和杭州湾交汇处的一处岛屿，开始勘测地图，收集种子，以及最重要的——设立在华商社。

他们坚信，印度经验放之四海而皆准：自由贸易可以打开任何市场，金钱与军事实力可以打动东方帝王的心。但是，传统的东方帝国是无法与新兴的资本帝国进行平等贸易的。

拒绝自由贸易的大清曾经被炮火轰开国门，接受自由贸易的印度也被西方的金钱与炮火轰得七零八落，没有逃脱王朝覆灭国家被殖民的命运。

从集资入手的远洋航队，到独立法人的商业股份公司，再到国家授权的殖民商业公司典型——作为一个复杂的历史复合体，东印度公司的“成功”掺杂了复杂的野蛮和文明的因素，同样无法避开殖民扩张和对东方各民族的压迫剥削。然而，作为一个处于全球化开端的历史产物，我们同样看到了它在全球化企业制度方面的开创意义，或者说，作为推动全球贸易、商业制度、文化进步的第一部发动机，正如《泰晤士报》所评，“在人类历史上它完成了任何一个公司从未肩负过，和在今后的历史中可能也不会肩负的任务”。

全球第一座现代工厂——苏豪制造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