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现代财政与德育相关性分析

既然德育及其“德育一体化”具有典型的公共产品属性，便必然与财政相关。具体说，财政体系的优劣及其运转状况，便与德育及其“德育一体化”体系的优劣紧密相关。

（一）现代财政与德育之相关性之分析

财政与德育之相关性在于，财政的基本职能在于——通过对公共资金收支活动的高效管理，提供“高性价比”的公共产品。而这些公共产品中包含有德育类的公共产品。因此，如果财政提供的德育类公共产品越多，性价比越高，结构越合理，层次性越符合国民的道德需求，德育效率便越高，“德育一体化”的程度便越高，国民的总体道德水平便越高，人际关系便越和谐，越有助于增进全社会和每个国民的福祉总量。相反，如果财政提供的德育类公共产品越少，性价比越低，结构越不合理，层次性越背离国民的道德需求，德育效率便越低，“德育一体化”的程度便越低，国民的总体道德水平便越低，人际关系便越充满矛盾与冲突，越无助于增进全社会和每个国民的福祉总量。

而且，财政对整个德育效果的影响是总体性的。现代财政因为更趋向于优良，更有助于增进全社会和每个国民的福祉总量，因此，它一方面可通过公共资金收支活动的效率高低，通过提供性价比高低不等的经济、文化产业、政治、德治，包括法律、道德等制度类公共产品，总体影响国民福祉总量的满足程度，包括道德类公共需求的满足程度。正如19世纪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所言，“环境决定着人们的语言、宗教、修养、习惯、意识形态和行为性质”②。无疑，制度属于环境因素之一。另一方面可通过公共资金收支活动的管理方式，诸如是否符合人道、自由、法治、限度、民主、公正平等原则，直接影响国民福祉总量的满足程度，也包括道德类公共需求的满足程度。这个道理，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我们做公正的事情，才能成为公正的人；进行节制，才能成为节制的人；有勇敢的表现，才能成为勇敢的人。”① 同理，政府怎样征税和用税，便会培养国民怎样的道德品质。

（二）现代税收与德育之相关性的分析

现代税收与德育之相关性在于，一方面，如果国家征税遵从人道、自由道德原则，能“把纳税人当人看”，并“使纳税人成为人”，如果国家征税能遵从法治、限度等道德原则，所有的征税法律都经过纳税者的同意，符合公正、平等道德原则，即征多少税、在哪个环节征税、如何减免税等重大事宜的决定权都能尊重纳税者或国民的意志，而且公开透明，人道、自由、法治、限度、民主、公正平等公共道德原则和规范，便会逐渐转化成国民稳定的道德品质，整个社会所需要的优良道德品质便会大面积产生。

相反，如果国家征税违背人道、自由等道德原则，不“把纳税人当人看”，不“使纳税人成为人”，同时，如果国家征税违背法治、限度道德原则，所有的征税法律都不经过全体纳税者的同意，只由少数人根据自己的偏好定夺，而且，显然不符合公正、平等道德原则，征多少税、在哪个环节征税、如何减免税等重大事宜的决定上，又都不尊重全体或多数纳税者或国民的意志，且不公开透明，人道、自由、法治、限度、民主、公正平等公共道德原则和规范，便不会逐渐转化成国民稳定的道德品质，整个社会所需要的优良道德品质便不会大面积产生。

根本说来，现代税收与德育之相关性还在于，国家征税的多少，直接关系国民可支配资金的多少，关系国民物质与精神需求满足的程度，直接关系一个人做一个好人道德需要和愿望的强弱。这是因为，征税是一种“政治权力垄断的剥削方式”②。老子也讲：“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③ 即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国家拿得越多，便意味着国民个人留得越少。关于物质需求满足与道德品德相关性的论述，管子的论证最为简洁和精辟，他说：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因为人只有吃饱肚子，只有基本的生理层面的需求满足后，才可能追求较高需求——做一个好人之道德愿望的满足。

直言之，国家征税的多少以及征税的方式，诸如透明性、公正性与合法性等，都会从总体上影响每个国民的道德认知、情感与意志，从而影响国民的道德品质形成。如果征税越少，征税方式越文明、越科学，即征税方式越透明、越公正、越合法，便越有助于国民优良道德品质的培养和塑造。反之，如果征税越多，征税方式越落后、越隐蔽、越不公正、越不合法，便越无助于优良道德品质的培养和塑造。

（三）现代预算与德育相关性之分析

现代预算与德育之相关性在于，国家对公共资金支出活动的管理效率，直接或间接地从总体上影响国民的道德品质塑造。一方面，公共资金支出活动的管理效率越高，国家提供的公共产品性价比便越高，结构越合理，合意性越强，层次性越符合国民的需求和意愿，国民的公共物质与精神需求越容易满足，道德水平便越高。直言之，德育类公共产品的性价比越高，越有助于国民优良道德品质的培育。另一方面，公共资金支出活动的具体方式，诸如是否“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特别是“用之于民之所需”，以及是否尊重国民用税意愿，是否公正平等，是否公开透明，等等，也会从总体上直接影响国民的道德品质形成。同理，国家怎样用税，国民便会形成怎样的道德品质。

具体说，如果国家用税，或者说提供公共产品的方式越透明，即预算支出越透明，越有助于从总体上培养和塑造国民优良的道德品质。道理在于，一方面用税支出越透明，越有助于国民对政府用税方式和效果的监督，用税权被滥用的概率越小，公共资金被浪费的可能性越小，公共资金使用效率越高，公共产品的“性价比”及效率可能越高，越有可能满足大多数国民的物质与精神需求，从而增强国民愿意做一个有道德国民的欲望和愿望。另一方面，如果用税支出越透明，征纳互信度便越高，越容易培养和塑造国民诚信的道德品质。同理，国家公共产品提供的合意性，国家公共产品提供的法治与民主性，等等，直接关系每个国民法治、民主与公正、平等品德的培养和塑造。

简而言之，国家用税的方式，诸如多少、透明性、公正性与合意性等，都会从总体上影响国民道德品质的形成。因为“用之于民”的税收越多，用税透明性越大，公正性越强，合意性越大，越能“用之于民之所需”，国民的人道、自由、法治、限度，以及政治、经济和思想自由等公共道德品质，即优良道德品质越容易形成。反之，如果“用之于民”的税收越少，透明性越小，公正性越弱，合意性越差，越是不能“用之于民之所需”，则国民的人道、自由、法治、限度，以及政治、经济和思想自由等公共道德品质，即优良道德品质越不容易形成。

①劳凯声：《社会转型与教育的重新定位》, 《教育研究》2002年第2期。

②［英］欧文：《欧文选集》（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48页。

①［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科伦理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6页。

②王海明：《国家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2页。

③老聃：《道德经》，梁海明译注，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75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