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财政视域的“德育一体化”问题研究
■ 姚轩鸽
摘 要：本文认为，财政在德育及其“一体化”过程中的“基础性与支柱性”功能与作用不可忽视。从现代财政视域审视德育“一体化”问题，不仅是幼小中大学校德育的“一体化”问题，也不仅是学校、家庭、社会德育“一体化”问题，更是一个现代财政与德育体系、理想与现实德育目标、学校、家庭与社会德育主体、知、情、意品德结构优化，以及道德教育与道德修养途径与方法都需要“一体化”的问题。要全面优化国民品德，“一体化”不仅是一种新的德育理念，更是一种全新的变革思维方式。
关键词：现代；财政；德育；一体化；效能。
毋庸讳言，“伴随着经济发展而来的却是：我们又面临着精神和道德的严重危机……”① 因此，追问整个社会道德下滑的根本原因，便成为德育工作者与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与重点。共识是，影响全社会道德水平高低的因素多种多样，十分复杂，要整体遏制一个社会道德下滑的趋势，“德育一体化”至少是不可或缺的选择。对此，学者张进清指出：“德育是一个由学校、家庭、社会三个子系统组成的复杂系统。以复杂性科学相关原理考察德育，发现德育系统运用不良使德育效果不佳。”② 事实上，从现代财政视域探寻整个社会道德下滑之因，不仅可强化人们对“德育一体化”重要性与必要性的认识，同时或能获得遏制社会道德下滑趋势的新视野与新思路。问题的关键在于，财政与德育相关性之紧密度如何？
一、现代财政、“德育一体化”之概念采信
要真正弄清楚财政与德育之间的关系，探求二者相关性的紧密度，显然必须首先理清“现代财政”与“德育”的内涵与本质，不然，探讨很容易陷入自话自说的尴尬境遇。
（一）“现代财政”的内涵与本质
“现代财政”与“财政”具有不同的内涵与外延。因为“现代”（modern）是一个时间概念，或者说是历史分期的概念，是相对于古代而言的。“现代”意味着古代传统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而开始一个新的历史时代。无疑，“现代”这个概念的时间分期意义在于，它标识了一个有别于传统社会的现代社会。①或者说，“现代”是一个时间—历史概念，是一个把现在或曰当下，与过去或曰传统区分开来的概念。而“求新”被当作“现代”有别于“古代”的根本特征。即“现代”是对古代传统的反思、批判、背弃，是革故鼎新。“‘现代’主要指的是新，更重要的是，它指的是求新意志，基于对传统的彻底批判来进行革新和提高的计划……”②。
显然，就“现代”的时间属性而言，它不是一个绝对的词语，而是相对“古代”而言的。根据韦氏辞典，“现代”是指大约公元1500年到当前的这段历史时间，没有明确时间下限，当前的时代就是“现代”。毋庸讳言，“现代”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间性概念。这意味着，由于“现代”终会稍纵即逝，用这样的词语命名的理论，也就很难设定稳定的内涵与外延，从而极易被赋予不确定的时代性色彩，充满主观性与随意性。但是，尽管“现代”与“古代”的区别可列举很多，但一个规律性的属性是——人类关于“现代化”的知识，特别是对于现代化目的与现代化行为事实如何规律认识的知识，也就是对现代化价值的认识，总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越来越丰富，而不是越来越贫乏，只会越来越真，不会越来越假。即就是说，唯有“现代”中的“文明”，也就是有助于所有人、大多数人的，还是少数人、一个人福祉总量大小，才是区别“现代”与“古代”的根本标准。
关于“财政”的界定，目前国内学界主流认为：财政就是政府的“理财之政”。在国外学界，代表人物熊彼特认为：“财政是探讨社会的结构，特别是——虽然说并不唯一是——探索政治结构的最佳着眼点。”①阿瑟·塞西尔·庇古则认为：财政的本质发端于国家必有的一定形式的统治组织，统治当局的职能与支出相伴，因此也必须筹划收入。② 即“财政”是指对国家公共资金收支活动的管理，其本质在于通过提高公共资金的收支活动效率，提高公共产品生产与经营的效率与性价比，增进全社会和每个国民的福祉总量。而且，对公共资金收支活动的管理——财政，可分为两部分：一是税收治理，即借助税权，通过税制（税收道德和税法），对公共资金收入活动进行管理。二是预算管理，即对公共资金支出活动的管理，是借助预算权，通过预算制度（预算道德和预算法）对公共资金支出活动进行管理。但二者的共同目的，或者说终极目的，都是通过提高公共资金的收支效率，提升公共产品生产经营的效率与性价比，优化公共产品的结构，最终增进全社会和每个国民的福祉总量。因此，R. A．马斯格雷夫、A. T．皮考克认为，公共资金管理应当收支同时考虑，且二者的相互依赖是财政的核心问题。而“其中最为重要并已在理论上初步确认的观点是，作为预算表的两边，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应同时进行考虑，对二者进行决策在相当大程度上是同一个问题。……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的相互依赖性，就这样成为问题的核心，并内在地决定了受益原则相对于量能原则的优越性。”③
合而言之，“现代财政”是指对现代国家公共资金收支活动的管理，其本质在于——通过提高公共资金的收支活动效率，即提高公共产品生产与经营的效率与性价比，最大限度地增进全社会和每个国民的福祉总量。可见，能否“最大限度地增进全社会和每个国民的福祉总量”是区别“现代财政”与“古代财政”的本质特征。凡是能最大限度地增进全社会和每个国民福祉总量的财政，便属于现代财政范畴，它由现代税收与现代预算两大体系构成。
（二）“德育一体化”的内涵与本质
众所周知，“德育”这一术语，早在1906年，王国维就在《论德育之宗旨》一文中正式使用，他所说的“德育”即指道德教育。关于“德育”的定义，《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卷》的解释是：“教育者按照一定社会或阶级的要求，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对受教育者施加系统的影响，把一定的社会思想和道德转化为个体思想意识和道德品质的教育。”① 也有学者认为：“德育是教育者将品德规范转化为受教育者品德的教育。”②鲁洁、王逢贤认为：“德育是教育者根据一定社会和受教育者的需要，遵循品德形成规律，采用言教、身教等有效手段，通过内化和外化，发展受教育者的思想、政治、法治和道德几方面素质的系统活动过程”③，等等。其本质在于，“道德教育的实质就是引导和规范人们通过利他而合理利己”④。
上述界定尽管触及了“德育”的内涵与本质，但或失之于内涵过窄，或失之于外延过宽。比如关于德育的内容，无论是人际道德，还是政治、经济、文化道德，无疑都属于道德范畴，就没有必要一一列举和区分。黄向阳博士在其《德育原理》一书中就持此论。真正讲来，德育就是将一定社会的道德规范，通过各种途径和方法内化为受教育者品德的过程。因此，就德育主体而言，既有学校、家庭和社会，也有受教育者自己。逻辑上，如果将德育主体仅仅局限在社会，同样失之于过窄。而且就个体品德培养而言，狭义的德育，既包括道德教育，又包含道德修养。⑤ 而广义的德育，也包括制度建设，主要是指“宪政民主”“市场经济”“优良道德”和“思想自由”⑥。同样，如果将德育仅仅局限在具体的教育过程，也会失之于过窄。
毋庸置疑，国民品德的形成与发展，是社会道德规范逐步内化的复杂过程。一方面，总体上受制于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之优劣；另一方面，则受制于一定社会德育体系之优劣。而且，制度及其德育体系的优劣与“德育一体化”紧密相关。制度、德育体系越优良，“德育一体化”的程度越高，德育的有效性越大。反之，德育的有效性则越小。
关于“一体化”，美国学者卡尔·多伊奇的定义是：“一体化通常意味着由部分组成整体，即将原来相互分离的单位转变成为一个紧密系统的复合体。”①他认为，一体化既可以指原来同一个单位之间的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它们相互依存并共同产生出它们单独时所不具备的系统性能”，也可以“被用来描述原先相互分离的单位达到这种关系或状态的一体化过程”②。可见，这种较为抽象的一体化定义，着重强调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以及在这种联系中所产生的新的结构和功能。问题在于，从其词义上讲，“一体化也是一个词义十分模糊的词，因为其词义概括范围的边缘缺乏明显的界限，伸缩幅度比较大。它既具备组元在更高层次上 ‘融合’的特征，也具有一切 ‘联合’的特征。而人们在使用该词的理性意义时，多是侧重组元间的融合过程，容易将联合的属概念意义忽略”③。
合而言之，基于品德形成影响要素的复杂性、层次性、多元性以及系统性等特征，一个社会的德育体系应该“一体化”，整体构建，总体设计，相互衔接，即应该追求整体德育效果的优化与效率。因为“复杂性学科扬弃了还原论的科学研究传统和思维方式，采用整体论的研究范式和思维范式（重新）考察和审视世界，它 ‘更像是一场思维方式的变革运动。从复杂性的观点看问题，用复杂性的方法来分析问题，会给我们带来柳暗花明的感觉’”④。
结合“德育”与“一体化”的内涵，“德育一体化”是指一个社会的道德教育目标、内容、途径、方法的“一体化”。既要追求德育各个部分要素的优化，更应追求德育整体效能的优化；既要追求德育过程诸要素的优化，诸如道德教育和修养要素的优化，也要注意道德“知、情、意”品德结构各个要素的优化，以及德育方法的优化，等等。同时，更应追求德育总体影响要素的优化，诸如制度要素（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的优化。事实上，“德育一体化”不仅仅是指“大中小学德育有效衔接的一种对策”，也不仅仅是指学校、家庭、社会德育各自及其三者之间的“一体化”，等等。从系统论思维观之，“德育一体化”一定是“整体构建德育体系”①。而且，“德育一体化是一个动态系统，应当在动态中把握系统整体。只有在动态中协调好各部分之间的关系，使其目标一致，才能使德育工作最优化地向前发展”②。基于此，有专家认为：“德育一体化”就是：“横向上，要穿越资源边界，赢得社会的广泛支持；纵向上，需要打通大中小学段，形成接力育人的德育新体系。”③或者认为，道德教育一体化体现德育为首；道德教育一体化体现人本教育；道德教育一体化体现“三结合”④，等等。
当然，上述这些“德育一体化”论者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为它仅仅将其局限在学校德育的“一体化”方面，忽视了更为广阔的社会制度要素对德育对国民品德的总体性影响。
（三）德育及其“德育一体化”的公共产品属性辨析
德育及其“德育一体化”的公共产品属性问题，无疑是探究现代财政与德育及其“德育一体化”相关性的必要前提。或者说，如果“德育一体化”不具有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的属性，现代财政便与德育及其“德育一体化”毫无关系，此课题便属于伪课题。相反，如果德育及其“德育一体化”具有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的属性，现代财政便与德育及其“德育一体化”具有相关性，现代财政便可能助力德育及其“德育一体化”的优化，总体影响国民的品德升降。
现代公共经济学的研究表明，公共产品是指那种不论个人是否愿意购买，都能使整个社会每一成员获益的物品。⑤ 布坎南则把公共产品定义为：“任何集团或社团为任何原因决定通过集体组织提供的产品或服务。”⑥ 具体说，公共产品具备两大特点：“一是消费上具有非排他性。二是公共产品的消费具有非竞争性，即公共产品每增加一单位的消费，其边际成本为零。”⑦ 以此观之，如果说教育是否属于公共产品尚存在一些争议的话，关于德育及其“德育一体化”的公共产品属性，至少目前没有学者置疑。正如劳凯声教授所言：教育“这种公共物品实际上还可以进一步转化为私人物品或准私人物品”。① 而德育这种公共产品，不可能“进一步转化为私人物品或准私人物品”，它具有典型的公共产品属性，既有“非竞争性”的特征，也具备“非排他性”的特征。
①鲁洁：《当代德育基本理论探讨》，江苏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32—133页。
②张进清：《论复杂性科学的德育一体化》, 《社会科学家》2010年第7期。
①黄光伟：《现代、现代性、现代主义概说》, 《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
②［美］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现代主义、先锋派、颓废、媚俗艺术、后现代主义》，顾爱彬、李瑞华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2页。
①［日］坂入长太郎：《欧美财政思想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年版，第349页。
②［日］坂入长太郎：《欧美财政思想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年版，第383页。
③［美］R. A．马斯格雷夫、A. T．皮考克：《财政理论史上的经典文献》，刘守刚、王晓丹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9页。
①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教育》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辑部：《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年版，第59页。
②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系等：《德育学》，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17页。
③鲁洁、王逢贤：《德育新论》，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95页。
④中平：《对道德的核心和道德教育的重新思考》,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1年第2期。
⑤⑥王海明：《新伦理学》，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
①②［美］卡尔·多伊奇：《国际关系分析》，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第276页。
③参阅白松卫、龚传信、古平：《“一体化联合作战”的概念辨析》, 《装甲兵工程学院学报》2006年第8期。
④黄欣荣：《复杂性科学与哲学》，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第292页。
①叶雷：《论大中小学德育有效衔接的概念与标准》, 《皖西学院学报》2011年第6期。
②刘世明：《德育一体化运行机制研究》, 《教学与研究》2002年第7期。
③施剑松、蔡继乐：《北京：构建“一体化”德育新体系》, 《中国教育报》2017年6月19日。
④章玲英、干微：《大中小学道德教育一体化分析》, 《今日南国》2008年第7期。
⑤萨谬尔森、诺德豪斯：《经济学》（第十六版），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268页。
⑥［美］詹姆斯·M．布坎南：《民主财政论》，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
⑦王一涛、安民：《“教育是公共产品”吗？——对一个流行观点的质疑》, 《复旦教育论坛》2004年第2卷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