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地市综述
西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综述
中共西安市委党史研究室
西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在“文化大革命”中形成高潮，到20世纪80年代初基本结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与一定的历史条件联系在一起，随着各种历史因素的变化，在国家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也不断地发生变化。“文化大革命”开始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调节配置城乡劳动力的重要一环；“文化大革命”进行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其内涵和外延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变成了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随着国家政治经济政策的调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呈现日益萎缩的趋势。西安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作为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一部分，与其他省、市一样，也历经了由小到大、从兴盛到终结的历程。
一、西安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历程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源于20世纪50年代。20世纪50年代，由于城市迅速扩大和教育事业的发展，陆续出现了一大批中小学毕业生不能升学，也不能就业的问题，当时就全国来讲，有三分之一的高中毕业生升不了大学，有三分之二的初中毕业生升不了高中，同时在城镇中还有很大一批已到就业年龄的高小毕业生等待就业。在农村，由于合作化运动正处于高潮之中，需要大批有文化的知识青年去支援。在这种背景下，中央考虑动员一部分城镇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问题。1957年9月22日，西安市第一批家庭在城市的39名中小学应届毕业生响应党的号召，离开城市到农村落户。
1962年，在全民大办农业、大办粮食中，党中央决定有组织有计划地动员和组织城镇知识青年参加生产建设，后来转向以到农村人民公社插队参加生产为主，并成立了中央安置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根据中央和省委的指示，西安市从1962年开始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当时动员少数城镇知识青年、社会闲散劳动力到甘肃等地的国营农场和陕西省眉县、周至、陇县三个县的部分社队插队。1964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后，西安市又动员一批城镇青年到农村安家落户，从事农业建设。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由于大学不招生，工厂不招工，西安市1966年、1967年和1968年毕业的3万余名城镇初、高中毕业生，转化为城镇的剩余劳动力，成为社会动荡不安的一个因素和学校恢复教学的阻碍。为了解决流散在社会上的这批初高中毕业生的出路问题，1968年9月5日，西安市革委会发出《关于动员、组织中学毕业生下乡上山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指示》指出，“知识青年下乡上山，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培养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重要途径”, “当前，我市要动员、组织大批中学毕业生到本省农村插队落户，走毛主席指引的和贫下中农相结合的革命道路”。西安市还对中学毕业生下乡上山的形式做了规定：一是有计划地组织城市户口的中学毕业生，到省上统一安排的地区去集体插队落户（根据生产队实际情况，每队插10人左右）；二是毕业生可以到本省或外地亲戚处单个插队；三是动员农村有直系亲属的中学毕业生返乡（指父母一方或双方，或祖父母在农村，有居住条件，有经济来往的）。经过动员组织，10月25日，西安市3000多名中学生分赴宝鸡等地插队，由此揭开了西安市知青下乡运动的序幕。
1969年西安市民欢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1968年12月，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西安市掀起了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12月13日，市革委会批转精简下放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做好动员动员组织中学毕业生上山下乡工作的请示报告》，决定全市三届毕业生3万余人一次动员，统一安排到农村插队落户，要求各学校在工宣队、军宣队领导下，教育学生接受和服从分配。根据市革委的指示，除部分知识青年持“等待、观望、犹豫、拖”的态度以外，大部分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踊跃上山下乡，承担国家困难。当时还明确要求：任何单位均不得录用或安排知识青年临时工作，已安排了的，予以清退，动员他们下乡。1970年5月，中共中央第26号文件批转国家计委军代表《关于进一步做好知识青年下乡工作的报告》，西安市积极贯彻中央26号文件精神，使知青下乡工作规范化、制度化。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成为各级革委会的一项长期任务，每年在中学生毕业前后就大规模动员、组织上山下乡。当时，领导干部“带头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送子女下乡务工农，截至1975年底，西安地区县（团）级以上领导干部的子女中，984人已下乡，占到应下人数的94.3%。县团以上党委都建立了知青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学校、公社、生产队也建立了相应的组织机构，统一领导、统一步骤开展全市中学毕业生上山下乡安置工作。其间，由于三线建设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根据省革委会指示，1970年、1971年西安市先后从1969届、1970届两届初中毕业生中，动员选调约两万人参加修建襄渝铁路，支援三线建设。
从1968年到1980年，西安市共动员20.7万多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除少数插队去外省外，其余全部在陕西省内42个县（区）676个公社7445个生产队和知青农、林场。
1978年10月31日至12月10日，第二次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对知青上山下乡政策做了重大调整，放宽了留城政策，缩小了下乡范围，并宣布对广大插队知青，要本着“国家关心，负责到底”的精神，积极妥善地予以安排。西安市根据中央和省委精神，从西安市实际情况出发，对下乡政策进行了逐步调整，缩小了上山下乡范围，扩大了留城人数。1979年10月，西安市召开知青工作会议，明确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着眼点从侧重组织知识青年接受“再教育”，转到着重于发展经济，在城乡两方面统筹安排知识青年就业，为四个现代化服务上来；城镇中学毕业生的分配方针，要由过去以上山下乡为主，转为实行“四个面向”①，在城乡两个方面广开就业门路，缩小上山下乡范围，适当放宽留城政策；上山下乡的安置形式，要由过去以插队为主，转为主要办好集体所有制的知青场、队和农副业基地。
1980年2月，西安市政府决定“凡我市历年来动员到农村去的下乡知青，未招工者，全部批准回城”。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视领导下，在各系统、各部门的大力协助下，下乡知青的回城工作进展顺利，截至1982年3月，有5800多名西安市在乡的知识青年回城，其中绝大多数安排了工作。对3名伤残和留在郊县农村的70多名已婚、病残知青也进行了妥善安置。对志愿留在农村为农业现代化贡献力量的常江（眉县）、戈卫（宝鸡）、王元成（礼泉县）、刘永福（澄城）4名先进知青，每人发给生产补助费5000元（由所在生产队掌握）、生活补助费300元（发给个人）。1982年2月，西安市政府又决定将分散下乡插队的知青转回城市安置。各级知青部门把知青回城、安排已婚老知青、安置病残知青和知青经费、房屋财产的清理移交列为工作重点，积极认真地抓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收尾工作。至此，西安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结束。
二、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安置与管理
女知青在一起学习毛泽东著作
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在农村的安置形式经历了一个探索和发展过程。20世纪五六十年代，西安市动员少数知识青年、社会闲散劳动力上山下乡，主要安置在甘肃等国营农场和陕西省的周至、眉县、陇县3个县的部分社队。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后，仅1968年至1969年底，西安市就动员了3万多人上山下乡。根据省上指示精神，分别将这3万多名知识青年安置在渭南、咸阳、宝鸡、汉中和商洛等5个地区的42个县、676个公社7445个生产队和知识青年农场、林场。广大农村的干部群众，为安置教育知识青年也做了大量的工作，花费了很多心血。有的全家搬进旧房、危房，腾出好房子给知青住；有的自己家务活顾不上做，为知青的生活、学习和劳动日夜操劳。各地都普遍成立了“再教育”小组，指派专人负责知青工作，促进了知青的健康成长。
然而，知识青年在农村的生产、生活、学习方面也出现了许多问题，尤其是自然条件差的地方，劳动一年所得的报酬，连生活都不能自给，有些还要交口粮钱。尽管1968年9月，省革委会毕业生工作领导小组、生产组财贸办公室下发了《关于安置城市下乡青年经费、布票、絮棉补助等问题的通知》，明确规定知识青年建房补助费、生活补助费、小农具和炊具购置费、旅运费、宣传动员费以及粮油等福利标准，但是在执行过程中还是存在着诸多问题。在最初的两年里，由于从中央到地方没有一个明确的政策和规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存在着一哄而起的现象。而到了农村以后，贫下中农对他们的热情一过，知识青年们便成了下放农村的纯劳力，而且在有些地方同工不同酬，男社员劳动一天记10分，而男知青记8分，女知青只记7分。精神上，他们没书读、没报看、没广播听。还有少数地方有地方病，知识青年和他们的家长有意见，很难安下心来。其中最严重的问题是住房和吃饭问题，以长安县为例，截至1973年11月底，五台山公社58名知青，建成房间仅2间，54名知青住房因材料不足等原因未能解决，人均口粮不足500斤；太乙宫公社110名知青，建成房屋仅6间，因材料不足等原因100名知青住房问题无法解决，其中90人口粮均不足500斤；王曲公社128名知青，建成房间仅4间，121人房屋问题未解决，人均口粮均不足500斤等。大部分知识青年住房主要靠借住私房，吃饭问题靠家里接济。此外，还出现了一些社队干部利用职权克扣知青经费、口粮钱、建房款，在知青招工、参军和选送工农兵学员的过程中索要贿赂，在招工进城等过程中冒名顶替，甚至迫害知青，奸污、诱骗女知青的事件。
西安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存在的问题，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存在。1972年12月20日，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小学教师李庆霖向毛泽东写信反映了其子上山下乡的困难。1973年6月10日，毛泽东给李庆霖的复信印发全党。6月22日至8月7日，第一次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会议召开，会议的重要成果《关于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报告》和两个附件，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送毛泽东圈阅，以中发〔1973 〕30号文件下发。《报告》提出了“统筹解决”的六条措施：一是加强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领导；二是切实解决下乡知识青年在口粮、住房、医疗等方面的实际困难；三是大力加强对下乡知识青年的培养教育；四是坚持刹住“走后门”的不正之风；五是发动广大群众，对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犯罪活动作坚决斗争；六是要做出长远的全面的规划。
1973年10月8日，西安市召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研究落实中发〔1973〕30号文件精神。1974年1月，西安市撤销市革命委员会城市人口下放疏散办公室，成立中共西安市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由彭天琦任组长，谢邦定、程必武为副组长，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日常工作归市农林办公室负责。同时，积极协助安置地区改革知青安置办法，实行“三集中一分散”，提高安置经费标准，着力解决下乡知识青年的口粮、住房、卫生医疗问题，实行知识青年和当地社员同工同酬，使知识青年的生活和学习状况有了一定的改善。
1974年6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短评，向全国推荐湖南省株洲市厂社挂钩、集体安置知识青年到社队农林茶场的经验，并指出株洲经验是“大有希望的事业”，带有普遍的意义。同年7月，中共陕西省委知青办组织全省各级知青办负责同志赴湖南株洲参观厂社挂钩、按系统动员安置知青的经验。西安市积极学习推广湖南株洲经验，改变以往分散安置知青的办法，将应届中学毕业生按其父或母所在的单位组织上山下乡，实行厂社挂钩，安置知识青年的社队就是城镇挂钩单位的支农点，采取“四对口”。系统与县对口，工厂系统与社队挂钩，即一个单位职工的子女，按规划集中安置在挂钩的一个或几个社队，几年不变，仍以集体插队为主。为此，市委批转了市委知青工作领导小组《关于按系统动员、对口安置下乡知青实施方案》，明确按照党的领导关系划分系统，即“党的领导关系在哪个系统，单位就归在哪个系统（按西安地区）”的原则，中学毕业生人数较多的系统，单独划为一个系统；毕业生人数较少的几个单位合并为一个联合系统，将西安地区知青划分了34个系统，其中中央、省级10个，市级9个，区县6个，军队9个系统。
“株洲经验”在西安市掀起知识青年支农的热潮，各厂、系统将知青工作列为重点工作，并解决了部分知青住房、用煤、培训等实际问题，使知青生活、生产情况得到改善。各系统、各单位也支援了大批人力和物力。农村社队、社员群众，也为解决下乡知青的吃、住、用、学习和医疗，花费了大量劳力和物资。为知青建房8300余间，还为知青购买了农、灶、家具。此外，为进一步加强知青经费和财产管理工作，各县（区）社还普遍建立健全了财务会计制度，严格了财务手续。对知青的房屋修建，普遍进行了验收登记，对知青的农、灶、家具造册登记，建立领取移交手续。还先后进行了三次全市性知青经费清理，发现和纠正了一些问题和不合理开支。当然，挂钩生产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如有单位和社队借厂社挂钩、支持农业为名，向工厂提出一些不合理的要求等等。
1978年末，中共中央召开全国知青工作会议，批转了《国务院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的通知》。根据通知精神，西安市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改进对上山下乡知青的安置办法，不再搞插队，各系统、工厂纷纷通过厂社挂钩的方式办集体所有制的独立核算的知青场、队和农林牧副渔业，在城乡两方面广开安置和就业的门路，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知青的物质生活条件，改变了不少知青插队时生活不能自给的状况。知青场、队每人每年平均收入一般都在250元左右，最高的近500元，最低的也在200元左右，比在农村插队时高一倍。
安置知识青年，不论采取哪一种形式，都需要对下乡知青进行严格的政治思想教育。西安市各级党组织、各系统和各单位对下乡知识青年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十分重视。1974年，市委先后从机关和工交、财贸、文教等战线选派500多名干部到农村担任知青的带队干部，协助社队做好知青的安置工作。1974年12月20日，《人民日报》刊登题为《做好下乡知识青年工作的一个好办法——中共西安市委选派干部带领下乡知识青年的调查》的通讯员文章，充分肯定了西安市选派带队干部做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学习教育工作的做法和经验。
带队干部在农村组织下乡知识青年看书学习，带领下乡知识青年在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中贡献力量，并且从吃、住、用、医等各方面，热情关心下乡知识青年。据统计，西安市各单位共选派带队干部5200多人，他们与知青吃在一起、劳动在一起、学习在一起，在知青工作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凤翔县唐村公社党委发动群众治理葱山，驻公社带队干部背上行李和干粮，带领230多名下乡知识青年，同当地群众一起，大干了2个多月，移土27万多立方，造水平梯田1043亩。郊区红星公社兴无大队带队干部带领52名知青，在黑虎山上修成一条1200米长的石渠，建成了蓄水3万立方米的水库。打了6眼水井，修建了60多亩水平梯田。为了适应农业学大寨运动的需要，许多带队干部主动协助社、队，在下乡知识青年中培训了一批农业技术员、农机修理员、农业气 象员、 “赤脚医生”、电工等，受到贫下中农的欢迎。还涌现出了丁小兰、冯昌解、梁宏彦、冯冰等一批优秀的带队干部，特别是梁宏彦带领知青上山开荒，建设山区，发出“林场不建成，我决不回城”誓言，1975年10月5日因公殉职。
西安市下乡知青与带队干部一起搞棉花试验田
此外，西安市还组织慰问团在元旦、春节以及夏收期间慰问下乡知青。据统计，先后组织5次累计3500多人次，深入到知青所在社队看望，做思想政治工作。较大的单位或系统还专门设立了主管知青工作的机构、确定专人负责知青工作。仅1969年1月28日至2月15日，西安市就组织由市区支农办和三个城区各中学的工宣队、干部、教师222人，以学生安置县为单位编成38个慰问小组，分别对安置在渭南、咸阳、宝鸡、汉中等4个专区38个县的6.6万名知青进行慰问。
三、西安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评价
特殊的历史时代塑造了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这个特殊的群体，这些知识青年无论是自愿走入这个行列，还是被动卷进这场洪流，他们都响应了党和政府的号召，把自己的青春年华献给农村建设事业。西安广大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以后，虚心向农民群众学习生产劳动技能，积极参加生产劳动和科学实验，热情向农民群众传播文化科学知识，为发展农业生产、创造社会财富、活跃农村文化生活付出了心血，做出了贡献。出现了宝鸡峡水库铁姑娘战斗队、陇县固关公社柴家嘴大队钟昌国等一大批艰苦创业、热爱集体、舍己救人、热心为群众的好青年。据不完全统计，西安市下乡知青中出席省、地（市）、县先进知青代表会议的就有4500多人，有3456人在农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56567人在农村入了共青团，还有数以万计的知青承担了基层干部、会 计、保 管 员、记工员、 “赤脚医生”和民办教师等各种社会工作。
下乡的知识青年为贫下中农子女辅导文化课
然而，“文化大革命”时期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作为一种运动，作为党和国家“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战略之一，它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如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当作改造人的手段）和明显的强制性（中学毕业生除政策规定照顾外，一律都要上山下乡），使广大的知识青年在应当接受学校正规教育的青春年华，失去了升学受教育的机会，造成社会人才结构的断层，给知青本人和国家的现代化建设都带来了长远的危害。同时，国家和地方都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从1968年到1981年，西安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经费支出近2000万元，各系统、各单位支援了大批的人力和物力，农村社队、社员群众，也为解决下乡知青的吃、住、用、学习和医疗，花费了大量劳动力和物资。由于知识青年在年龄和生活环境等方面的局限和差异，当政治热情逐渐退去之后，想家、恋城等生存的本能促成了许多知青对这场运动产生了抵触情绪，使社队干部又把大量的精力花费在了知识青年的管理工作上。此外，由于一些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得不到妥善的安排，也引发了一些社会问题。1979年大批知青返城的时候，因为不少青年已经结婚生育，返城人数增加，形成了新中国成立后就业问题突出的一个高峰，给国民经济增加了压力，给部分地区的农民在经济上带来损失，给大部分家长造成负担，成为不利于社会安定团结的一个因素。
（执笔：蔚国刚 陈红）
① “四个面向”，即进学校、上山下乡、支援边疆和城市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