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
陕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综述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新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它以“文化大革命”为分期：前期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是党和政府为解决知识青年就业、改变农业生产落后状况等问题组织动员的一场社会活动，是部分知识青年（以中小学生为主）的自觉行动；后期从1968年底毛泽东向知识青年（大中学生）发出到农村去的号召，迅即掀起席卷全国的政治运动浪潮并很快到达顶峰，之后在低谷和回升中交替发展，一直持续到80年代初结束，其间牵涉千家万户、波及社会各个层面，对全国影响深远。陕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作为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潮的一条支流，随着整个大潮起起伏伏，同时亦有其自身的特点。
“文化大革命”前陕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活动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最初是在20世纪50年代城镇日益增大的就业压力和农业合作化运动蓬勃兴起等情况下提出的，出发点是试图把解决知识青年就业和改变农业生产落后的状况结合起来，探索一条双赢的路子。在“文化大革命”之前，陕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由政府宣传动员的社会活动，部分知识青年自愿参与，其规模和影响力都远远小于“文化大革命”之后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它始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经过农村知识青年回乡和少量城镇知识青年下乡的探索实践，于20世纪60年代初期在全省有计划有组织地推行开来。
一、陕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探索
1953年起，我国开始实行以发展重工业为主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在这个时期，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明显提高，医疗卫生条件不断得到改善，人口快速增长，适龄入学人口增多，问题也随之而来。一方面，我国经济建设刚刚起步，能够提供的升学和就业岗位有限，到1955年暑假，全国有不能升学的57万名初中毕业生和236万名高小毕业生，还有一些升不了学也找不到工作的往届毕业生，都需要国家来解决他们的学习或就业问题①。另一方面，生产力水平落后的农业难以适应工业化的发展需求，农村需要大量科学技术人才，尤其随着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到来，农业技术人员、会计、记工人员在农村大量紧缺。为了解决这两方面问题，借鉴新中国成立初期政府动员以失业工人为主体的城镇居民回乡参加农业生产的举措，以及当时苏联正在轰轰烈烈进行的青年垦荒运动，党和政府开始考虑动员中小学毕业生前往农村参加农业生产。1955年9月，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文按语中指出：“全国合作化，需要几百万人当会计，到哪里去找呢？其实人是有的，可以动员大批的高小毕业生和初中毕业生去做这个工作。”② 同时，他发出号召：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③。这些按语表明党和国家在关注中小学毕业生出路的过程中，寻求到了一条将知识青年的前途和农村的发展结合在一起的路子，这条路子能否走通，各地对此进行了探索实践。
按照中央的指示，青年团陕西省委立即着手宣传动员农村户籍的中小学毕业生①回乡参加农业生产的工作。首先，树立了陕西知识青年回到农村参加农业生产的第一个典型——渭南县南郭村回乡知识青年郭统绪，在1954年3月31日的《群众日报》刊载了郭统绪的事迹和给他的表扬信。4月7日，青年团陕西省委在南郭村举行了授予郭统绪表扬信大会。其次，贯彻中共中央转发青年团中央《关于组织高小和初中毕业生从事农业生产劳动和进行自学的报告》指示精神，1955年6月15日在《陕西日报》发表《给全省高小和初中毕业班同学的一封信》, 7月28日和省教育厅联合发出了《关于认真做好本届初中、高小毕业生从事农业劳动和自学工作的紧急通知》，要求全省各级团组织要积极响应党中央和团中央号召，组织动员未能升学就业的知识青年自觉返乡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同时，安排部署各县（市）、区团委召开高小毕业生代表会，全省43个县、7个区先后召开了高小毕业生代表大会，形成了响应党、团组织号召，回乡参加农业生产的热潮。据《中国知青史——初澜（1953—1968）》记载：1955年，辽宁、吉林、陕西、青海、甘肃5省已经从事生产劳动的27万多名高小毕业生中，将近88%的人从事农业生产，从事工业生产或其他工作的只占12.1%②。截至1956年底，全省已有10多万中小学毕业生回乡从事农业生产。回乡后的知识青年大多数参加了扫盲协会和青年扫盲队，不少担任了农业社的会计、记工员、技术员或青年生产队长等职，其中的优秀代表成为农业生产合作社、互助组的骨干力量，如渭南县的郭统绪、高慧琴，蒲城县的陈菊兰，武功县的刘佑民，周至县的张秀菊，西乡县的王昌元，商县的邵尚义等。
动员农村知识青年回乡参加农业生产初见成效，城市知识青年下乡宣传动员工作也随后在陕西展开。《人民日报》1957年4月8日发表社论，提出将城市中小学毕业生下乡参加农业生产作为一个就业方向。9月，党的八届三中全会原则通过《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条文第38条规定：“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的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外，应当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下乡上山①去参加农业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农业建设的伟大事业。”这是新中国历史文献上第一次正式提出“下乡上山”的说法，并且把下乡上山的主体明确为“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的青年”，即“知识青年”。陕西省城镇知识青年积极响应党的号召，西安市39名家在城市的中小学生主动报名，分别到西安市郊未央区五星、帽珥塚、翁家庄三个农业社下乡插队参加农业生产。9月21日在西安人民剧院举行了欢送大会，西安市副市长张锋伯、西安市委文教部部长朱茂青、共青团西安市委副书记延焕梧等到会。39名毕业生来自市七中、市十初中、市三中、工人子弟中学、青年路小学等全市20多所中小学，都是品学兼优的学生。他们中有市三中的刘兰草（女），工人子弟中学的刘计宏，市十初中毕业生王西京，市七中毕业生鲍菊花，高中毕业生袁福娣等。他们是西安市也是陕西省首批下乡上山的城镇知识青年，陕西省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由此开始。到1958年，由于“大跃进”盲目扩大基建，大量增收职工，知识青年下乡工作暂时停顿下来。
20世纪50年代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党和政府对解决日益增多的中小学毕业生不能升学就业和农业生产、农村合作化需要大批有文化的青年等问题所做出的一种有效的探索。处于探索阶段的陕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以号召动员为主，没有专门机构统筹管理，也没有形成相应政策意见，前期主要由团省委号召动员，从发挥知识青年作用的角度做了一些工作，劳动部门从解决失业、精简城市人口角度也有涉及。这个时期陕西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绝大多数是回乡或到农村投亲靠友的中小学毕业生，少部分是随同父母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单独下乡的城镇知识青年数量很少，一般安排在城市近郊。不论回乡还是下乡，政府一般不提供安置费用。此阶段的知青工作重在舆论倡导，摸索实践经验，为今后有计划地组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提供了重要借鉴。
二、陕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正式推行
为了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失误，解决生产建设和人民生活中出现的严重困难，党和政府在20世纪60年代初对国民经济进行了重大调整，其中一项重大举措就是精简城镇人口，这当中包括部分未能升学就业的城市中小学毕业生。1962年10月，国务院农林办公室遵照周恩来亲自签发的会议通知，召开国营农、林、牧、渔场安置家居大中城市精简职工和青年学生汇报会，把城镇知识青年下乡上山纳入国家计划。会后，国家农垦部成立了安置办公室。1963年7月，中共中央宣布精简工作基本结束。随后，中央安置城市下放职工和青年学生领导小组在给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城市精简职工和青年学生安置工作领导小组长会议的报告》中提出今后安置工作的重点转向不能升学和就业的初高中毕业生，知识青年下乡被提上了党和政府的重要工作日程。1964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指出，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都要动员和组织大批的城市知识青年下乡参加农业生产，并制定了相应的政策措施。这是新中国历史上，中共中央、国务院第一次发布指导知青下乡的纲领性文件。紧跟中央的部署要求，陕西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有计划有组织地展开，在全省正式推行。
（一）加强组织领导，做好动员工作
陕西省委严格落实中央制定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方针政策。20世纪60年代初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属于城镇人口精简的范畴，遵照中央精简精神，1962年7月13日，省委印发《关于继续精简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的通知》，要求在条件好、投资少、收效快的地方，新建一些农场、牧场、林场、渔场，安置一批职工和不能升学的城市的学生。首次在全省提出不能升学的城市学生的就业安置问题。9月24日，省委批转省委精简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做好精简人员安置工作的报告》指出，国营农场（包括牧、林、渔场）可以安置不能升学的学生六千人、精简下来的职工三千人，明确了知识青年的安置人数和方向。
随着知识青年下乡人数的增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逐渐受到更多的关注，根据中央指示，陕西成立了安置知青机构，加强党委管理。1964年3月，“陕西省安置城市下乡青年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省安办”）成立，配备了一定数量的专职干部，结束了全省没有专门负责知青工作办事机构的局面。陕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有了统一的部署和安排，正式在全省推行。在省安办的组织领导下，各级党委政府及共青团、教育厅等有关部门密切配合、广泛宣传，组织召开各种形式的宣传动员大会，动员全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但是因为知识青年下乡工作在当时处于起步阶段，省安办的上级管理单位一直没有确定，为后来的知青工作开展留下了隐患。
（二）进行插队试点，改变安置方向
知识青年下乡后起初被安置在国营农林牧场，为此还新建了一批农场、牧场、林场，其中比较突出的是汉中黎坪垦殖场。1962年6月，共青团汉中地委副书记周沪带领43名平均年龄才20岁的汉中城镇知识青年前往大巴山黎坪山区，组建了黎坪垦殖场。在知识青年们的努力下，三年时间荒山变成了以畜牧、林业等多种经营为发展方向的综合性国营垦殖场，得到周恩来总理很高的评价。
但全省的农林牧场能够容纳的劳动力有限①，而且财政负担很重（安置一个人需要国家财政支付1000元左右）②。国务院农林办公室下乡安置组1963年11月编发的《城市青年下乡插队经验座谈会》第9期简报《西北地区插场数量大，插队刚开始》指出，动员家居城市的精简职工、闲散劳动力和青年学生到国营农、林、牧场，完成情况不够理想：西北地区从1962年7月到1963年8月，安置39420人，完成国家下达计划的88.1%，其中陕西完成78.4%。而全国的情况更差，仅完成68.5%。知识青年下乡的主要安置去向是当时尚待解决的问题。
陕西对此较早做出尝试，1962年就开始进行插队试点。插队试点的两个地区分别是汉中市和咸阳市彬县，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汉中市于1962年9月动员245户、751人下乡插队，其中青年学生45人。每人安置费平均110多元。多数稳定下来，只有一户倒流回城。彬县于1962年7月安置本县城镇人口112户、449人和西安市的38户、152人下乡插队，分别插到5个公社36个生产队，多数安心留在农村③。这两个地区成户插队、带下去了一批青少年并巩固较好的经验在1963年11月召开的全国城市知识青年下乡插队的经验交流座谈会上交流推广，得到了中央安置城市下乡青年领导小组的肯定，为今后知识青年下乡的安置去向从农林牧场转向下乡插队提供了一定参考。196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第五条明确规定：安置的方向主要是插入人民公社生产队，其次才是插入现有的国营农林牧渔场。按照文件精神，此后的陕西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就主要安置为插队。1962年到1966年，陕西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人数为1.58万人，其中插队4500人，国营农场1.13万人①。
（三）采取多种措施，确保知青安心插队
知识青年下乡后，为了让他们能尽快适应插队生活、安心农业生产，党和政府采取了许多措施。
在动员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时，动员对象尽量选择政治觉悟较高、年龄在16周岁以上、家庭生活贫寒、具有劳动和独立生活能力的初高中毕业生。上山下乡地点大多选择领导力量强、生产门路多、文化缺少、有发展远景的地区，使知识青年能较快适应身份的转变。
根据省委安排，大部分县以上党委由负责同志亲自挂帅，由有关部门组成安置办公室并确定专人，将此项工作当作一项政治任务去完成。宝鸡、安康等地还抽出专人和知青一道劳动，协助当地组织工作。1964年，省人委要求安置地区做到“七落实”（住房、吃饭、自留地、炊具、工具、帮助做饭的人和带领生产的人）。这些举措使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后，住房、医疗、做饭、票证补助等生活问题基本能得到妥善解决，能较快融入农村，安心插队生活。
同时，为了表彰先进、激励后进，1964年7月5日至11日，团省委、省安办和省教育厅联合召开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积极分子座谈会。39名参会积极分子在会上汇报了自己的劳动、学习和工作情况，交流了成长经验，7月28日在《陕西日报》发表给全省城镇知识青年的一封信《欢迎更多的知识青年到农业战线上来》。会后，团省委、省安办和省教育厅联合组织了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积极分子巡回报告团，从西安出发，到宝鸡、汉中等地巡回宣传，促进了全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1964年11月中旬，全省有3500多名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参加农业生产，这些知识青年大部分是居住在西安、宝鸡、延安、铜川等城市没有升学的初高中毕业生。11月底，西安市又有800多名城市知识青年下乡插队，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
在“文化大革命”之前的陕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活动，目标和任务都十分明确，就是为了解决城镇知识青年的就业和农村对技术人才的需求问题。围绕这一任务，从省到市都做了一定工作，政策措施比较得当，安排比较周密，安置工作进展也较为顺利。各城镇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坚持做到本人通、家长通、亲邻朋友通和老师同学通。安置地区本着“国家关心，负责到底”的精神，在学习生活劳动等方面都尽力做好安排。即使出现一些问题，群众和知识青年凭着对党和国家的朴素感情，也能够体谅，尽最大努力加以克服。因此，大部分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在农村得到了锻炼，增长了才干，也为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农业生产增添了有生力量，对农村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部分知识青年生活不能自给，住房没有解决，少数基层干部对知识青年工作不重视、放任不理；对知识青年参加农业生产的思想认识，逐渐夸大其重要性和必要性等。
陕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打乱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活动的正常进程。一方面，“文化大革命”的动乱迅速波及全国，城乡各级党政机构几近瘫痪，已无法动员和组织知青下乡。全国原计划1966年动员67万人下乡，上半年完成了36万人，下半年就无法正常进行了，而且已经下乡的知识青年也大量返回城镇。另一方面，在工厂停止招工、大学停止招生以后，全国已经积压了1966、1967两届的初、高中毕业生。这些毕业生既不能升学，也没有被分配工作。大量知识青年待在城市无事可干。
到1968年，毕业生分配已经成了突出的社会问题。积压在校的中学毕业生已经不只1966、1967两届，加上1968届的初、高中毕业生，共达一千余万人之多。同年4月，中央转发黑龙江省革委会关于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工作的报告，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毕业生分配是个普遍问题，不仅有大学，且有中小学。”文件要求各部门、各地方、各大中小学面向农村、边疆、工矿、基层（即“四个面向”），及时做好毕业生的分配工作。但当时国民经济出现了全面衰退的形势，绝大多数工矿和基层无法招新工人，“四个面向”实际上只能面向农村和边疆。1968年底，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全国掀起了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热潮。
一、陕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潮起与潮落
1968年12月21日晚，广播里播送了毛泽东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22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以“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为题，报道了甘肃省会宁县部分城镇居民奔赴农业生产第一线，到农村安家落户的消息。文章在编者按语中转引了毛泽东21日晚发表的最高指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由此从主要解决就业问题的社会活动，转而成为知识青年到农村接受“再教育”的改造运动。陕西与全国一样，迅即掀起了上山下乡运动高潮。号召发出当天，全省各地群众簇拥着毛主席的巨幅画像，举着刚写好的毛主席最新指示语录牌，敲锣打鼓，连夜上街举行庆祝集会游行。许多工厂、机关、学校和人民公社，连夜把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刻印成传单，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下车间、家属院、街道和生产队进行宣传。省革委会立即发出《关于广泛宣传、深入学习、坚决执行毛主席最新指示的通知》，要求各级干部和群众认真学习毛泽东最新指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并要求各地农村欢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做好安置工作。按照这一要求，全省各大中城市迅速对所有符合上山下乡条件的知识青年，逐户逐人摸清情况，进行动员工作。符合下乡条件的城市知识青年，由动员城市对其本人和家庭情况建立档案，全部移交给安置县管理，知识青年的户口也随之转到安置县区，从城镇户口变为了农村户口。人民公社一级的非农业人口符合上山下乡条件的，也全部列入动员计划，由县统一安排。在动员时，强调所有符合条件的知识青年都要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称这是培养革命接班人、“防修反修”的需要，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百年大计，对不愿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施加压力，给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染上了强烈的政治色彩。到1969年底，全省1966、1967、1968三届（即“老三届”）初、高中毕业生除个别特殊情况外全部动员下乡，全省共有35万多名知识青年（其中城镇知识青年9.9万人）奔赴广大农村。这近10万名陕西本地城镇知识青年，加上来延安上山下乡的2.6万余名北京知识青年和少量其他省知识青年，是安置工作的重点，他们全部被安置插入农业生产队，给各地农村带来巨大的压力。
随着全省生产的恢复发展，尤其是三线建设在陕西的大规模开展，1970年至1973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陷入低谷：不但下乡人数减少，已经下乡的知识青年也大量离开农村。1971届全省中学毕业生有6.5万余人，但全年仅有0.41万人上山下乡，为“文化大革命”历年下乡人数最低。到1972年10月，全省有9万余名下乡知识青年因为招生、招工、征兵等离开农村，留在农村的仅1万人。大量下乡知识青年相继回城对知青工作影响很大。“几次招生、招工，使一些基层干部和群众认为下乡青年留不住，早晚要走，因而安置教育青年有临时思想，没有长期打算，家长则认为，再教育就有个再分配，等待子女选调出来，下乡青年不安心农村，有 ‘早下去，早上来’‘表现好，走的早’的思想，扎不下根来。”① 针对这种情况，省革委会下放分配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省下放办”）向省委建议：今后中学毕业生按照“四个面向”的精神，有计划、按比例地招工、升学（主要是中专、中技）、上山下乡。不要一律下乡或一律招工，也不要先招工、剩下的下乡，而应采取统一领导、统一规划、统一分配的办法，逐步地总结和积累经验。省委接受了建议，多次批转省下放办关于做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请示报告，要求各级党组织、革委会加强领导，不断总结经验，进一步做好思想动员工作，认真落实党的政策，加强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管理教育，引导他们树立扎根农村干革命的思想。在要求继续动员初、高中毕业生上山下乡时，指出：年龄要掌握在16周岁以上，身体残疾、有严重疾病、独生子女、以及家中有特殊困难的一般不动员。
知青大批下乡以后，出现了不少问题。很多青年在生活上不能自给，长期依靠家里补贴，多子女下乡的家庭负担更重。因为安置制度不完善，人员和经费管理一度处于混乱状态，很多地方存在随便克扣浪费知青财物、挪用甚至贪污经费现象，给知识青年在口粮、住房、医疗等方面造成一系列困难，教育培养更是无从谈起。在安全问题上，知青被侵占、偷盗、欺压，女青年被奸污等不良事故也开始出现。招工招生开始后，城乡刮起了走后门的不正之风，不少认真劳动、表现积极的知青入学进厂的机会被人剥夺或被人冒名顶替，等等。问题不断反映到中央。1973年4月，毛泽东看了福建李庆霖反映知青问题的来信后，写道：“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中央随后召开政治局会议，专门研究落实“统筹解决”知识青年的问题。毛泽东给李庆霖的复信以“中发〔1973〕第21号”文件下达。5月，国家计委派出13个工作组到各省调查了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到陕西调查的五人工作组于5月4日到达西安，从九个方面对下乡青年工作进行了调查。
根据工作组到各省市广泛的调查汇报，6月22日至8月7日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了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会议形成了《关于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报告》，并拟定了《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草案》 《1973年——1980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初步草案》。《报告》在充分肯定上山下乡运动的基础上指出了工作中的一些问题，提出了“统筹解决”问题的6条办法。中央以30号文件的形式将《报告》下发到全国公社、街道以上各级党组织，传达到城乡广大群众和知识青年中。
接到30号文件以后，陕西省立即贯彻中央意见，召开会议传达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精神，制定了陕西知青问题的规定草案以及长期规划草案，部署下一步知青工作。8月22日至9月5日，陕西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在西安召开。会议传达了全国会议精神，研究解决知青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讨论通过了《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规定草案》和《关于1973年到1980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规划草案》。前者对全省城镇中学毕业生的分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经费、粮油、卫生医疗、学习等问题做出了具体的规定，后者对1973年到1980年全省各市知识青年下乡人数、安置地点、培养教育、带队干部等做了规划。同时按照中央加强知青工作领导要求，12月11日，省委成立“中共陕西省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省委书记霍士廉为组长。至此，陕西的知识青年工作得到全面加强，制度得以完善，机构得以完备，有了长远的发展规划。
随着知青政策的调整，各级党委和政府更加重视知青工作。在各级知青机构的努力以及知识青年和家长的配合支持下，接下来几年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人数都比较稳定。到1978年以前，全省每年参加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人数都在5万以上，上山下乡掀起了一个新的高潮。但是自1970年陕西大量招收知识青年参加“三线建设”和1973年招生工作恢复后，下乡已经不是知识青年的唯一出路。加之从1974年开始，“四人帮”极左势力的不断干扰破坏，加重了知青工作的难度，知青下乡中长期存在的问题不仅难以解决，还出现了“左”转迹象①，动员工作相对有了难度，很难再完全完成制定计划，知青运动高潮中出现滑坡的迹象。以1977年为例，全省城镇中学毕业生下乡插队5.5万人，只完成了计划下乡人数的85.9%。
招工招生不但对知识青年下乡的动员工作造成影响，对已经下乡的知识青年冲击更大。虽然在1975年10月20日，被推举参加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12名下乡、回乡知识青年代表（其中有陕西知识青年戈卫）给毛泽东和党中央写了一封信，表达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农村贡献青春的心愿，表示了“扎根农村，建设农村，立志做一代新农民”的决心。但是绝大多数下乡的知识青年面对招工招生的机会还是选择了回城，在留守农村的知识青年中间造成了极大的波动。1976年2月，国务院副总理吴桂贤写信给毛主席，转呈陕西省咸阳市北杜公社周荣光、王元成两名知识青年给毛主席和党中央的信，反映下乡两年的知青被大批招工回城，一些青年农场被拆散、有些社队出现对下乡知青安置培养工作不做长远打算的情况，认为这是“拆台”。自1975年陕西对下乡两年以上的知识青年大量招工以来，周荣光先后三次写信给咸阳地委书记、陕西省委书记，对此提出反对意见。这次给毛主席的信，得到了陕西许多工农群众、知识青年和革命干部的支持。对1975年的大招工，不少基层干部也进行了“抵制”。长安县的两个区委书记、两个公社书记在县里开会布置招工时，当场就表示拒绝。三原县独李公社在接到县招工通知后，党委开会做了讨论，觉得这种做法不符合革命路线，直接向中央发了电报，表示反对。大荔县计委和知青办1976年1月25日写信给省计委提意见，认为大量招工“不仅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不起支持作用，反而带来消极后果”①。
1976年2月12日，毛泽东主席对吴桂贤的信作了如下批示：“知识青年问题，似宜专题研究，先作准备，然后开一次会，给以解决。”可是，直到1976年毛泽东逝世，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许多问题仍悬而未决，“拔根”还是“扎根”也没有定论。正如1978年《全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纪要》指出的，1968年以来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缺乏整体规划，知青工作的路子越走越窄，下乡青年中的不少实际问题长期未能解决”。
“四人帮”的粉碎，为知青问题的解决带来了转机。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冲破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极大地解放了思想，党中央、国务院下决心调整政策，从根本上解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1978年10月31日至12月10日，国务院召开了历时41天的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12日，中共中央批转了《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纪要》和《国务院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做了历史性调整：缩小下乡范围，改变安置办法，放宽回城限制，逐步结束上山下乡，把知识青年问题纳入城镇就业制度改革的轨道。这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历史转折点，也意味着知青运动的逐渐衰落。
早在全国知青会议召开以前，陕西作为用工大省，就有不再动员知青下乡的想法。1978年10月16日，省委知青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省委知青办”）向知青领导小组请示：“我省系三线地区，工业发展比较快。历年招工数量比较大，特别是民工用量很大。据省建委的同志介绍，最近几年里，我省每年经国家批准的民工数字均在10万人以上。而我省这几年实际下乡人数一般不到6万人。”“因此，从我省的实际情况看，城镇中学毕业生可以按照 ‘四个面向’的原则，逐步做到少下或者不下。”
1979年1月，省委发出《关于转发全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文件的通知》，宣布调整政策，缩小上山下乡的范围。确定矿山、林区和分散在农村有安置条件的企业、小集镇、一般县城（除西安、宝鸡、铜川、延安、咸阳5个市和长安、渭南、临潼、华县、华阴、户县、兴平、汉中、宝鸡、凤县、岐山、安康、勉县、榆林、绥德等16个县外）非农业人口中的中学毕业生，都不列入上山下乡范围。同时确定，对1972年以前下乡的知识青年，凡符合招工条件的全部予以招收，1973年下乡的也招收一部分。1979年以后，停止动员城镇中学毕业生上山下乡。
1980年9月25日，省委召开常委会议，确定今后城镇知青不再搞上山下乡的办法。11月，陕西成为首个公开宣布结束知青下乡的省份，“所有毕业生都应该可以在城里找到工作，一般是在集体经营的工厂单位，特别是在服务行业”①。1982年3月，陕西省人民政府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办公室②（以下简称“省知青办”）撤销，人员机构并入省劳动局，设立劳动力就业处，负责统筹规划和管理全省社会劳动力就业工作，并解决省知青办遗留的工作和问题。全省各级知青机构也在1982年前后全部撤销。
陕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宣告结束后，1982年全省尚有6名先进知青留在农村：宜川县张革（北京知青）、宝鸡县戈卫、礼泉县王元成、眉县常江、澄城县刘永福、汉中县张连庆。其中宝鸡县戈卫是陕西也是全国唯一到21世纪仍然留在农村的“知青”，他真正做到了扎根农村，实现了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农村的诺言。
二、北京知识青年在陕北
（一）北京知识青年延安插队
1968年10月，延安专区革委会接省革委会电话通知，北京市将有3万名左右中学生到延安农村插队落户，要求专区革委会进行研究部署，做好接收分配安置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延安专区革委会多次召开会议，专题研究北京知识青年来延安插队问题。决定将北京知青安置在下属14个县中12个条件较好的县，因吴旗、子长两县条件较差，没有安排其接收任务。同时决定成立领导小组，在延安和铜川设立知青接待转运站。
1969年元旦后，省革委会政工组发出《关于欢迎北京知青来我省延安插队落户的通知》，要求有关地区要热情认真欢迎他们，妥善地做好安置工作。北京知青于1月9日至2月10日，分24批到达延安，分别被安置到志丹、安塞、延安、延川、甘泉、富县、宜川、黄龙、洛川、黄陵、宜君、延长12个县的3000个生产队。延安县安置东城、西城、崇文、宣武等区的知青，人数最多，有6000多人；宜川县、延川县安置海淀区的知青；志丹、富县、延长安置西城区的知青；安塞县安置东城区的知青；宜君县安置崇文区的知青；甘泉县安置宣武区的知青；洛川县安置丰台区的知青；黄陵县安置朝阳区的知青；黄龙县安置门头沟、石景山区的知青。每个生产队一般安置7—8名知青，最多的12名，最少的1名。
这些来延安插队落户的北京知青为“文化大革命”以来的1966、1967、1968三届初、高中毕业生，大多数年龄在20岁以下，年龄小的还不到16岁。为了做好北京知青来延安插队的组织安排工作，延安地、县两级都成立了下乡安置办公室，公社、大队、生产队都成立了知青“再教育”小组，同时抽调100余名干部负责北京知青的政治、生产、生活指导工作，部分生产队还聘请了生活顾问，为知青的生活提供便利。各生产队在知青到来前就安排好住房和食宿，知青到队后直接住下，随即开始学习种地、养猪、放羊、开荒、造林等各种农活。据10个县的统计，北京知青们干农活挣得的工分粮食，能够自给的占60%，不能自给的（用钱买粮）占40%。只有小部分知青的自给比例较大，如延安县甘谷驿公社56名北京知青每人年平均口粮600斤，最高达到1100斤。
1973年6月，周总理重返延安，向延安人民发出“三年变面貌，五年粮食产量翻一番”的号召。为了响应这一号召，1974年，第二批北京知青44人来到延安，他们是“文化大革命”后入学的北京首届高中毕业生；1975年，第三批北京知青68人来延安插队；1976年，第四批北京知青102人来延安插队。这些自愿前来革命圣地的北京知识青年来到延安后表现都很积极，有的还自愿要求去条件比较差的吴旗、子长两县插队落户。
北京知青舍弃了大城市的优越生活，来到贫穷落后的陕北黄土高原生活和劳动，初出家门、校门的他们，农村的“脏”“苦”“累”三大难关不容易闯过，加之人地两生，很长一段时间不能适应。党和政府非常关注北京知青。延安地委副书记黄明吾、刘舒昌主管知青工作，各县都有主管知青的主要领导。地区先后派出609名带队干部协助农村社、队做好知青安置工作，与知青们共同生活劳动。地区把毛主席给延安人民的复电、《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语录》发至社、队，组织知青学政治、学文化、学农业科技知识。老红军、老党员、老干部当教员，向北京知青进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革命传统教育。地县还组织知青参观凤凰山、杨家岭、枣园、王家坪革命旧址及延安革命纪念馆等革命遗址场馆，让他们受到前辈先烈伟大革命精神的熏陶教育。在周总理关怀下，北京派出了1248名北京干部，协助延安搞好知青的安置教育工作。中央安置办公室主任于驰前等人先后到延安、延长、安塞、宜川、黄龙5县4个公社14个生产队检查北京下乡知青安置和“再教育”工作，北京多次派出慰问团前来慰问。经过多方面的细心工作和知青自己的刻苦努力，特别是在当地老区农民的关心、帮助和言传身教的启发、引导下，绝大部分知青慢慢地安下了心，有不少人和当地老百姓打成一片，逐渐地变成了“延安人”。在挥汗如雨的劳动中，知青们的思想感情发生了显著变化，用他们的话说：“脸晒黑了，感情却与农民贴近了。”“手变粗了，心却知道为群众着想了。”
由于正处在“文化大革命”中，北京知青在延安也出现了不少问题。例如宜川县的窑洞爆炸，北京知青出现了伤亡事故，还有一些地方出现了坏人乘机残害北京知青的事件，北京知青的生活、医疗、婚姻等方面也有不少困难，虽然有关方面采取了一些紧急措施，但无法彻底解决这些实际问题。
20世纪70年代初，国家开始在知青中招工、招干、招生、征兵。1972年延安的北京知青经招工、提干、入伍、升学，加上病退回京千余人，共调走11000多人。此后，每年都有数千名北京知青回城。到1976年末，留在延安的北京知青仅剩918人。
（二）北京知青发扬延安精神
1970年3月10日，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了延安地区插队青年工作座谈会，陕西省革委会、延安地区和12个县的革委会负责人、北京市革委会和7个有关区的负责人出席了会议，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接见了到会代表并讲话，特别提出延安要带头恢复延安精神。会议通过了《纪要》，主要内容是：加强对北京知青插队延安的领导，要高度重视，有关地县要有专人抓，社、队要有专人管；做好扎实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耐心帮助北京知青，合理安排，注意安全；解决好他们生活、学习、劳动中的实际困难。北京市革委会按照中央领导要求，决定抽调一批干部到延安，一面插队劳动锻炼，一面协助当地政府做好北京插队知青工作。3月26日，周恩来、李先念、余秋里等中央领导人在中南海专门接见了在延安插队的北京知青代表，勉励北京知青要学好延安革命传统，热爱延安，建设好延安。
北京知青遵照周恩来总理“热爱延安，建设好延安”的指示，努力学习和发扬延安精神，在当地群众的热情帮助下，积极参加农业生产，克服重重困难，进行思想锻炼，为延安的建设、发展奉献自己的青春和才华，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黄龙县五角树大队14名北京知青1969年冬在冰冻的乱石滩上开出了五角树大队第一块水田，修成200多米长的水渠。1970年，又和当地群众一起建成一座小型水力发电站。甘泉县大庄河大队北京知青和村民一起，在偏僻的深山沟里办起了广播站、夜校，开辟了中草药科学试验田，成立了机械小组，把一台废柴油机改制成了发电机，实现了米面加工机械化，使山村出现了一派新景象。延安市河坪大队的北京女知青和当地姑娘在老石匠的带领指导下，组成了延河畔上第一支女石匠队，和当地老百姓一起用10个月时间完成了3000多立方米的石方任务，修成了一条1200米长的石渠。至1971年12月，北京知青在基层担任各种工作的达4600多人。在延安上山下乡期间，数以千计的北京知青担任了小学教师，有3000多人担任宣传组长，1200多人担任了“赤脚医生”, 6500多人被输送到工交、财贸、文教、党群等战线。
经过艰苦劳动、不懈努力，他们中涌现出了大批积极分子，有270多人加入了共产党，2900多人加入了共青团。栗建国、张正秋从担任基层团委书记到担任团地委书记、团陕西省委副书记，张艳、时玉存、徐继华光荣地参加了国庆20周年观礼。在延川县文安驿镇梁家河大队插队劳动的习近平，和人民群众同劳动共生活，闯过了“跳蚤关”“饮食关”“劳动关”“思想关”等“四关”，受到群众拥戴当上了领头羊，带领乡亲们打井、筑坝、创建铁业社，建起了陕西第一口沼气池，做出了成绩，造福了群众，从基层作起，一步一步锻炼成长起来。
延川县关庄公社关家庄大队插队的北京知青孙立哲看到农村缺医少药，群众看病难，就下决心要当一名“赤脚医生”，为群众减除病痛。孙立哲没有一点医学知识，但他有股子心劲，决心排除万难，从头学起。他白天劳动，夜晚挑灯苦读，通读了许多中外医学书籍。他利用送病人在北京看病的机会，在一家医院学习人体解剖学、外科学原理，掌握了消毒、麻醉、输血、引流、缝合等技能，还试做了一例阑尾手术。他勤学苦练、虚心请教、亲身试针，从治小伤小病开始，最终自学成才，成为“能做较大手术的赤脚医生”。孙立哲1972年入党，曾担任过大队支书、公社党委副书记、县革委会副主任，地、县卫生局副局长，还被推举为团省委、团中央委员。不管在哪个位置，他都始终以“赤脚医生”的身份东奔西走，热心为群众防病治病，先后诊病8多万人次。在简陋的环境下，他用床板当手术台，麻油灯照明，做大小手术3000多例，救治了许多当地群众和知青。孙立哲的事迹被《人民日报》《陕西日报》《延安通讯》等多家报刊刊发转载，在国内广为传颂。他被称为“一位受山区人民欢迎的赤脚医生”,“当代青年最具有影响力的典型人物”，是全国青年学习的榜样。1979年，孙立哲出席了全国下乡知青座谈会，受到了华国锋、李先念、胡耀邦、王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三）北京支援延安建设
延安用自己无私博大的胸怀包容接纳了北京知青，北京知青为延安付出了汗水，做出了贡献；北京人民也对延安做出了回报和支援。北京知青来到延安后，发现延安农村情况依然很差，不少农民过着不得温饱的生活。粮食亩产长期停留在百斤左右， 1969年大丰收亩产也只有130斤。延安地区600多万亩耕地中，只有10万余亩水浇地，平均每人不到一分地。农村文化发展也很慢，30岁以上的农民中文盲占相当比重，早婚、买卖婚姻和迷信神鬼等情况比较严重，克山病、大骨节病等地方病还在有些地区严重危害人民的健康，40%的生产队不通广播。北京知青心目中的革命圣地延安与他们现实生活中的农村形成强烈反差。
1970年春节，周恩来总理同回京探亲的北京插队知青周秉和、何立群交谈了解插队情况。周秉和是北京市35中学生，在延安枣园公社插队。何立群是北京市八中学生，在延安县李渠公社插队。两人向周恩来和邓颖超汇报了在延安插队的情况和在延安的见闻。周总理了解到延安至今仍然贫困落后，以及知青工作中存在的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后，深感不安。他立即让纪登奎等中央领导人负责把延安地区各县县委书记和知青办主任请到北京，听取他们的汇报，研究解决问题的措施。按照周总理指示，北京市委和中央有关部门相商做出规划，决定以首都人民的名义支援延安，尽快改变延安面貌。会议最后形成三个文件：《延安地区插队青年工作座谈会纪要》《首都关于支援延安地区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案》和《延安地区来京代表给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致敬信》。
北京市革委会、农业部、冶金部、水电部、建材部、化工部、八机部、煤炭部、石油部共同研究提出的《首都关于支援延安地区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案》，主要包括三部分。
一是支援延安建设“五小”工业。“五小”工业包括1座年产1万吨铁、5000吨钢和400吨轧钢能力的小钢铁厂，1座年产3.2万吨的小水泥厂，3座年产5000吨合成氨的小化肥厂，1座年产3000台10马力柴油机的小型柴油机厂，1座1.2万千瓦的小电站。同时，为适应“五小”工业建成后耗煤量的增加，建1座年产20万吨的小煤窑。另外，在每个县（延安地区14个县）建1个小农机修造厂，每个厂配备10台机床。
二是支援延安的农田基本建设。北京市调拨10台500米以下钻机，支持塬上打井，并派来一个打井队，一面帮助打井、一面帮助培养技术人才。同时提供50米以内水井泵100台（包括电动机），农排泵100台（配备50—100公里电线），供给轮式拖拉机150台，手扶拖拉机400台，10马力柴油机300台，手推车1.2万辆。还提供一批农业机械、器械样品，包括粉碎机、铡草机、万能脱粒机、小钢磨、手摇喷雾器等。
三是支援延安发展文化医疗卫生建设。提供三用半导体收音机1000台。提供“7.75”毫米放映机200台，每台配4—5部影片。组织60人左右的巡回医疗队到有地方病和医疗条件差的县，一面帮助防治、一面培养“赤脚医生”。提供4辆北京212吉普改装的救护车和一批医疗器械药品，重点配备30个比较偏僻的公社。
除此以外，北京市政府还多次在干部、钱物等方面给予延安地区援助。
1970年3月，北京市政府向志丹县支援工具车、拖拉机、米面加工机等70多台，并派48名干部协助县上管理北京知青。
1974年1月28日，延川县关家庄大队的北京插队知识青年孙立哲写信向北京市知青办负责同志求助，希望北京方面能够提供北京牌小型卡车一辆，作为救护车和运输车。2月15日，北京市知青办外省处办公室回信，同意提供车辆，并提出要给予药品、医疗器械等其他援助。8月31日，北京市无偿支援延安地区北京知青点车辆6部，其中130卡车2部、三轮摩托车4部。另有半导体收音机110台、缝纫机40台、台钻3台、保健箱40个、图书24000多册等。
北京知青在延安插队、落户，不可避免地带有那个年代的烙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按照党的政策规定，他们中绝大部分人都返回了北京或其他城市。今天，这些人中，有的已是国家领导人，有的成为自己所在行业的佼佼者，但更多的是普通老百姓中的一员。无论生活使这些北京知青的境遇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也不管他们从事什么职业，“北京知青”永远是他们共同的名字，是他们重返青春时光的名字，更是他们共同维护的回忆。
三、陕西关心下乡知青所做的努力
“国家关心，负责到底”，这是周恩来总理1965年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指示。自1965年以来，这两句话多次出现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指导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文件中和各级领导人的讲话里，成为党和国家指导上山下乡工作的基本指导思想，贯穿于城乡动员和安置工作之中。党和国家如此重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并为此投入了巨大的财力、人力和物力，陕西各级党委、政府和相关部门也做了大量工作，力求关怀到下乡知识青年的方方面面。
（一）变更安置机构
为了做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陕西安置知识青年的办事机构从1964年成立后，多次变更。最先成立的是“陕西省安置城市下乡青年领导小组办公室”，有十余名干部，一直没有明确的上级管理单位。1968年5月省革委会成立后，省安办部分人员搞“斗、批、改”，部分人员调走，到7月31日“陕西省革命委员会毕业生工作领导小组”（以下简称“省毕办”）成立，抽调省安办剩余人员到省毕办工作，省安办随之撤销，省毕办成了事实上负责大、中小毕业生上山下乡工作的机构。1969年4月，省毕办和省干部下放办公室合并①，成立“省革委会下放分配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干部下放、居民安置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工作。针对知青家长李庆霖信中提出知青问题没人管的情况，1973年召开的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提出要加强下乡运动工作的领导。按照中央的要求，12月11日，经陕西省委研究决定，由霍士廉、章泽、唐国亮、李登瀛、张毅忱、陈明、高步林、乔苍松、吴江声、韩志刚、李晋昭、鄢祥丕、石竞、唐果等14人组成“中共陕西省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霍士廉为组长，章泽、唐国亮、李登瀛为副组长。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即“省委知青办”，日常工作归省农林办公室。原省下放办有关大专毕业生分配工作、城镇居民下乡工作、干部下放工作分别移交省计委、教育局、民政局、人事局等相关部门管理。省委知青办是专职负责知青工作的机构，也是工作时间最久的机构。1980年1月，为了统筹规划、全面解决知青的返城安置工作，省委、省政府决定撤销省委知青办，成立陕西省人民政府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办公室。省知青办作为省政府的办事机构，划归省计委。省知青办一直工作到全体知青返城事宜基本结束，于1982年3月撤销。
（二）改进安置形式
陕西城镇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在农村的安置形式经历了一个探索和发展过程。仅1968年底到1969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就接收安置了10多万城镇下乡知识青年（包括延安2.6万余名北京知青和少量其他省知青）。因人数之多、时间之迫，这些知识青年只能分散安置在农村社队。西安市的城镇知识青年，主要安置在渭南、咸阳、宝鸡、汉中、商洛等五个地（市）的42个县。延安主要安置北京知青，汉中、咸阳两地除接收安置本区和西安市知青外，汉中还接收安置了少量上海和北京知青，咸阳接收了全国各地的大学生500余人。其余各市县自行安排本市县的城镇知识青年。分散安置后的知识青年在生产、生活和学习上出现了许多问题，尤其是自然条件差的地方，知识青年劳动一年生活不能自给，有些还要交口粮钱；还有少数地方知识青年染上地方病，知青和他们的家长意见很大。
分散插队和不顾客观情况强调到艰苦的地方去，对知青的健康成长是不利的。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省委知青办进而提出了把知青安置到自然条件较好、生产水平较高的社队，变分散插队为适当集中安置的办法。各地普遍以大队或以自然村的几个生产队为单位，建立了一批“三集中、一分散”（即：集中住宿、集中吃饭、集中学习，分散到各生产队劳动）的知青点或知青大院，使知青的生活和学习状况有了一定的改善。
1974年以后，陕西学习湖南株洲市“厂社挂钩、按系统动员、集体安置知青”的经验，将应届毕业的中学生按其父或其母所在的工作单位组织上山下乡，实行厂社挂钩。安置知识青年的社队就是城镇挂钩单位的支放点，采取“四对口”，即：知识青年对口下；带队干部对口派；管理教育对口抓；支援农业对口帮。随后，各地又陆续办起了一批以安置知青为主要目的的社队企业。全省累计共有781个知青场、队，先后安置知青2万多人。
（三）扶持管理经费物资
从1962年起，国家专门拨出专项经费和专项物资，用于保障知青安置。1968年以来，国家先后拨给陕西省知青经费20550万元。到1980年底，全省共支出19387万元，结存1163万元。1981年，省上从结存的知青经费中拨出627万元给各地市，用于解决安置已婚知青和病残知青以及在乡知青的生产、生活困难补助和其他遗留问题。
经费中的大部分用于动员安置。安置经费包括建房补助费、生活补助费、探亲路费、农灶具和家具费、学习费、医疗费、宣传动员费、其他经费等8个方面的费用。开始的时候，单身插队每人250元，成户插队每人180元。省上留出1%统一掌握使用。1973年，为了落实毛泽东给李庆霖的复信精神，统筹解决知青问题，中央再一次把知青经费问题列为重点解决的问题，并较大幅度地提高了安置费的标准。城镇下乡知识青年的安置费，人均补助提高到500元。知识青年下乡后的头一年，每人每月再补助10元。以前下乡插队的青年，凡是生活不能自给的，每人补助一百元，没有建房的每人补助两百元。
知青的衣食住行是专项经费和专项物资的另一项大的支出。下乡知识青年的住房，初期由生产队安排，主要办法是借社员的私房和生产队的公房。随后，由国家拨给安置经费和木材，帮助下乡知识青年逐步建新房。从1974年到1979年，为解决下乡知识青年的住房问题，国家下达给陕西的木材指标为10.79万立方米，实际供应11.05万立方米，共建房167216间，总面积约153.2万平方米。要求单身知青2人住一间，成户的平均3人住1间。全省约有70%的下乡知识青年住上了新房或永久性住房，约有30%的借住民房和公房。也有部分地市利用当地资源，如陕北利用窑洞安置知青。不过仍有极少数知识青年的住房破烂不堪，极不安全，甚至无固定住房。
知识青年下乡后的食物供应主要是粮油。按照1965年省粮食厅规定，下乡知识青年到达生产队后，未参加分配前，定量不得低于38斤成品粮，由当地粮食部门在经销粮中安排供应；参加分配后，所分口粮达不到规定标准的，粮食部门补足不足部分供应。1973年以后，粮食供应标准提高为每人每月44斤。下乡知识青年的食油，在生产队未分配食油前，粮食部门按城市居民标准供应；参加分配以后，当年不种食油的生产队，由县上酌情供应。
知识青年还得到了国家的衣物补助。1964年，省商业部门拨32.91万尺布票，对当年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和闲散劳动力给予衣、被困难补助。购布的费用，原则上由受补助者自负，本人确实无力支付的，由动员地区安置办公室从安置费内酌情补助。1964年和1965年，省上先后下达絮棉指标10.36万斤，解决下乡人员的御寒衣被困难。1968年根据省财政局、省毕办《关于经费、布票、絮棉补助等问题的通知》规定，平均每人补助布票25市尺、絮棉4市斤。1973年根据省委、省革委会的规定，由动员地区补助，每人补助棉花2斤、布证16尺。
除了安置经费，党和政府对知青的日常生活用品、劳动用具等安排也是事无巨细，支出“三具”费用2200多万元，为知青购买了大量的农、灶、家具。按照1973年省革委会规定，农用工具，每个下乡知识青年锄、镰、镢、锨各1件，每个知青小组1辆架子车；灶具，每个知青点配置风箱、锅、水桶、蒸笼、案板、菜盆、水缸、刀、勺、铲、擀杖等；家具，有桌子、凳子、床板、床凳、热水瓶、油灯等。
在知青下乡的卫生医疗问题方面，按照1973年省革委会规定，卫生部门为每个下乡知青点培训一名“赤脚医生”或卫生员。生产队特别关照女知识青年，例假期间不安排重活和下水。重病、重伤的下乡知识青年，经县（团、场）领导机关批准，持当地医院的转诊证明，到城市就医。下乡知识青年探亲期间，持探亲证明到所在的城市医院治疗。从1977年开始，在就业安置经费中，平均每名知识青年用于医疗的费用10元。非因工致残伤亡的，适当给予补助。
党和政府尤其关注下乡知识青年的困难问题。1965年省安办、省财政厅对下乡知识青年的困难补助规定的原则为：上年夏收后插队人员，经过一年的劳动，到当年夏收分配时，个别年龄过小或长期患病，其劳动所得不能自给的，按原定生活费补助标准，对其不足部分给予补助；对少数长期有病拖欠医药费或自己确实无力解决衣、被困难的知青，给予补助；急用的小型农具和家具不足的，给予补助；对于已给的建房费，按单身两人1间土木结构厦房、成户每3人1间厦房所需的建筑材料费和外雇技工工资计算，补助其差额部分。1965年省上向各地拨款26.88万元，用于解决1963年以前知识青年的遗留问题；1966年，省上拨款61.43万元，解决1965年以前知青的遗留问题；1967年拨款3万元，解决困难补助问题。1973年，省上还规定，对1962年到1972年下乡的知识青年，凡在农村生活不能自给的，每人补助100元。1980年拨款1198万元，作为老知识青年的维持费，用于解决老知识青年的困难补助；又拨款100万元，作为老知识青年的救灾费，解决他们的生活困难。
各级知青部门的同志和广大农村基层干部、社员群众为下乡知青的吃住用和学习、医疗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具体工作。在知青经费的管理使用方面，逐步建立、健全了财务会计制度，严格执行了财务手续，加强了财务管理。在知青的房屋修建过程中，普遍进行验收登记，颁发住房验收证；对知青的农、灶具也都设簿登记，加强了财产管理。为了进一步管好知青经费和财产，于1972年、1978年和1980年先后三次进行全省经费清理工作，共查出贪污6.7万元、挪用312万元，收回70%的贪污、挪用经费。
（四）加强思想学习教育
下乡的知青年龄都不大，对他们进行严格细致的政治思想教育尤为重要。陕西省各级党委和政府对下乡知青的思想政治工作一直十分重视，其中西安市带队干部下乡的做法很有成效。从1974年起，西安市常委会每年选派在职干部轮流到农村，带领下乡知识青年。市委规定带队干部的条件是：觉悟高、思想作风好、身体健康，有独立工作能力。带队干部老、中、青三结合，有一定数量的妇女干部，并配备一些领导干部，兼做各县带队干部的管理教育工作。
1974年12月20日，《人民日报》刊发题为《做好下乡知识青年工作的一个好办法——中共西安市委选派干部带领下乡知识青年的调查》的通讯员文章。文章指出，“批林整风”运动以来，西安市委先后从机关和工交、财贸、文教等战线，选派了500多名在职干部到农村去带领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受到城乡各个方面的欢迎。
带队干部下乡后，和广大基层干部、社员群众一起对下乡知识青年进行思想教育工作。通过办业余学校、办各种学习班、办小型图书室、参观革命旧址、开展争当“新长征突击手”活动、评比鉴定、召开积极分子代表大会、表彰先进以及做后进青年的思想转化工作等多种形式，全方位教育知识青年坚持参加农业生产劳动，树立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为社会主义建设多做贡献。
除选派干部带队下乡外，各地还普遍成立了“再教育”小组，许多社队指定专人负责知青工作。不少地方对知青做到了思想上有人抓、生产上有人教、生活上有人管，促进了知青的健康成长。城市各动员系统和单位也很重视知青工作，多方配合共同做好下乡青年的教育和管理，较大的单位或系统专门设立了主管知青工作的机构，并先后派出带队干部13640多人，和知青同吃、同住、同劳动，在知青工作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关心和重视知青的学习，是知青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1973年陕西省革命委员会《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规定草案》中规定了六个问题，其中一个就是“学习问题”，要求每月给下乡知识青年3天学习时间，同时利用业余时间组织他们攻读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学习时事政策，学习文化和科学技术等知识。1973年7月13日至16日，省委知青办、团省委、省教育局联合召开知青函授教育座谈会。西安、延安、渭南、咸阳、宝鸡5个地市的团委、知青办、文教局和9所高校教改部门的负责同志参会，主要商讨在以上地市知青中试点业余函授教育的重要意义、政策方针、实施办法等。会议最终确定了招生对象及办法、科目内容、师资、教学经费、组织经费等5个方面内容，会后在全省开始试点，解决了不少知青的学习问题，为后来高考制度恢复后知青能很快投入学习打下了一定基础。
1977年10月，恢复高考的消息传遍大江南北，陕西知青也群情高昂，积极为参加高考做准备。1978年5月，省委知青办发出通知，要求地方各级党组织、知青办为参考知青提供便利，积极支持其复习应考。1979年1月，省委知青办在贯彻中央74号文件有关条文的具体执行意见中指出，下乡知识青年必须坚持每周一日的学习制度，提倡学习科学知识。高考招生之前，给予参考学生一个月的集中复习时间。对公社或以独立核算的知青厂、场、队为单位，组织知识青年集体学习时聘请的辅导教师，给以适当报酬。全省有1万余名知青升上了高一级学府，重新走上求学之路。
十几年来，省、地、县还为下乡知青提供了大量的学习材料，仅省一级知青工作部门给知青发送的自学丛书、科技读物、文化基础知识等学习材料就有356.6万多册。
（五）做好知青返城工作
1980年陕西决定不再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年底全省尚有在乡知青4万余人。1981年4月，省劳动工作领导小组决定将所有仍在农村插队的老知青转回原动员城市安置。各级知青部门以知青回城、已婚老知青安排和病残知青的安置以及知青经费、房屋财产的清理移交为知青返城工作的重点，采取了各种措施。
中央 〔1978〕 74号文件和 〔1980〕 64号文件指出，今后知青上山下乡，主要采取在城镇郊区发展集体所有制的场队和农工商联合企业的办法进行安置。根据中央精神，陕西省大力试办以知识青年为主的集体企业，在各地政府统筹规划和支持下，由城乡有关单位集资兴办。新办的知青场队自创办之日起，五年内不缴税、不上缴利润、不负担农副产品的统购派购任务。工资福利允许自己做主，高于全民所有制企业。知识青年留场队就业的，从入场队之日起计算工龄，其城市户口及粮食关系可以不变，吃粮标准比照同工种实行差额补贴。
妥善安置已婚知青。凡符合招工条件的，尽力优先安排；不符合招工条件的，夫妻双方都是知青的，均转回原动员城镇；双方不是同一城镇的，按大城市就小城镇的原则迁转；对方是干部或职工的，可转到爱人所在地落户待业；和农村社员结婚的，就地就近安排从事有固定工资收入的工作，或在农村安排落户。在农村落户的受到鼓励和支持，知青部门在经济上给予了适当支持，帮助他们安好家。外省转入陕西的插队知青已婚人数不多，其中部分回原动员城镇有困难，在招工和安置上与本省下乡知青同样对待。所有转回城镇的知青都得到落户，已婚知青所生子女，粮户关系随母亲迁转。全省共有已婚知青2000多人，绝大多数做了安排，其中近千人在农村落了户。
对病残知青逐人进行安置。全省共有病残知青300多人，对他们区分情况，逐人安置。对病残知青的安置办法是：凡半残，尚有劳动能力的，回城安排力所能及的工作；因公致残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12人，根据中央〔1978〕74号文件的规定，移交给民政部门管理；非因公致残丧失劳动能力的约40人，由安置地区和动员城市、家长共同协商，知青部门在经济上给予必要的补助，户口迁回城镇，同父母一起生活。
对于知青的房屋和财产认真进行清理回收，做好移交工作。全省先后为知青建房174000多间，根据中央规定精神，并征得财政部和国务院知青办同意，省人民政府办公会议讨论决定，知青离队后闲置房屋无代价地移交安置地区的社队，用作校舍、青少年活动场所等；知青的农、灶、家具按规定进行变价处理。知青部门同社队合建的700多个知青场队，移交给当地社队；对于知青部门原借给场队的部分投资（约400万元），凡确定由社、队偿还的，债权转给当地县以上财政部门，让其到期收回。
陕西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作用和贡献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和发展的做法，同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紧密联系在一起。“文化大革命”前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解决了城市的就业压力，支援了农村的社会主义建设。“文化大革命”初期，由于大学停止招生、工厂停止招工，我省三届初高中毕业生30余万人走出校门后无事可做，流散在社会上。在这种特有的情况下，动员他们下乡对于缓和社会矛盾、减轻城市压力、维护社会治安、培养和锻炼青年一代是必要的，同时，知识青年在农村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一是知识青年经过上山下乡的历练，增加了对农村、对中国国情的了解，增进了对农民的感情，逐渐成长为国家和社会的栋梁之材。广大知识青年响应党的号召，到农村去、到艰苦的地方去，不怕艰苦困难，经受了锻炼和考验；同时，在农村和淳朴的乡亲长年累月的接触，真正了解了农村、了解了农民，知道了民间疾苦、懂得了民情国情，是他们成长的根基。习总书记曾经说过：“七年上山下乡的艰苦生活对我的锻炼很大。最大的收获有两点：一是让我懂得了什么叫实际，什么叫实事求是，什么叫群众。这是让我获益终生的东西。二是培养了我的自信心。”
二是建立和发展了一大批独立核算的集体所有制知青场队，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在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中，有许多人几年、十几年如一日地艰苦创业，创办、建设了许多场队，他们虚心向群众学习生产技术知识，积极参加生产劳动和科学实验活动，不仅为国家创造了财富，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
三是推动了农村文化教育医疗和科技事业的发展。经过最初的农业生产劳动后，许多下乡知青进入农村中小学担任民办教师、代课教师，或者担任“赤脚医生”，有的则在知青场队担任会计、计工员、农业技术员等。对于当时封闭落后、严重缺乏有知识有文化人才的农村来说，知青教师不仅填补了农村中小学师资的空缺，为农村少年儿童带去了现代科学文化知识，而且带去了都市文明，从而极大地开阔了他们的眼界，丰富了他们对外部世界的想象。大批知青“赤脚医生”的培养不仅缓解了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而且对当地落后的生活习俗、封建迷信等不良思想也有所冲击。知青在会计、计工员等工作岗位上的辛勤付出，作为农业技术员为农业技术革新殚精竭虑、默默耕耘，无不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进步。广大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为农村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发展都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他们中还出现了大批舍己救人、抢救国家财产的英雄人物，以及埋头苦干、关心群众、热爱集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好青年。仅受到省一级表扬的先进青年就有2523名，受到地县嘉奖和表彰的积极分子就更多。全省下乡知青中有22556人在农村入党，有249658人入了团。担任基层干部、会计、保管员、记工员、“赤脚医生”、民办教师、农技员、气象哨等各项工作的下乡青年成千累万。他们大多数努力劳动，积极发展生产、活跃农村文化生活，受到了广大社员群众的爱戴和好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把自己一生中最宝贵的年华献给了农村、边疆，在各自立足的土地上留下了奋斗的足迹，有的甚至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他们中的一些人今天仍然坚持奋战在农村和边疆，在实现农业现代化的的历程中起着骨干作用。对于他们在艰苦的环境中、在国家建设中做出的贡献，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结束语
陕西省是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中人数较少的省份之一。1962年到1979年的18年间，全省共动员46万多名本省知识青年下乡（不包括接收的2.7万余名外省知识青年），安置在全省104个县（市、区）的34320个生产队和781个知青农、林、牧、茶场。他们中13749人升学，24206人参军，400845人当了工人，2550人被提拔为基层干部。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大规模的知青运动让所有城市的中学毕业生都下乡，致使整整一代中学生中断学业，造成国家人才断层、知青自身发展受限，一些知识青年在上山下乡过程中受到不公正的待遇，部分女知识青年受到伤害，国家为安置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付出了很大的经济代价，广大知青家长和当地农民也为此加重了负担。但总的来说，陕西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相对比较稳定，知识青年回城安置工作也比较顺利，没有留下什么大的隐患。这与陕西省各级党委、政府比较实事求是地开展知识青年工作分不开，也与陕西下乡人数不多、较早开展招工等有关。而陕西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在农村中的作用和贡献也不容抹杀。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不管是作为“文化大革命”前的就业措施，还是成为“文化大革命”中政治运动的一部分，都是当时历史时代的产物，都有其历史存在必然性和局限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政府在解放思想、搞活经济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在我国城市和农村都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需要就业的情况下，试图主要通过知青上山下乡来解决城镇青年就业问题的做法是不成功的。城镇青年就业困难的问题之所以突出，固然与“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内乱有关，从根本上说，还是因为我们长期以来没有找到适合我国国情的劳动就业途径。经过总结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党和政府从改革经济体制入手，实行多种形式的经济所有制，拓宽就业渠道，鼓励青年多种就业方式。其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进行农业方面的各项活动也是新形势下一条好的就业路子。
除此之外，部分有志青年到农村去支援建设农村仍然应该提倡。我们国家是农业大国，农村问题是重中之重。不管是1949年以前知识青年到农村发动群众闹革命，还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知识青年到农村上山下乡，都说明农村需要知识青年，知识青年能够带给农村新气象。同时，在城市成长生活的知识青年前往农村、深入基层，才能真正了解国情、了解农村劳苦大众的疾苦，才能真正做到脚踏实地、实事求是，才能真正心系群众，知民情、解民忧。鼓励有志青年前往农村应该立足实际，在自愿的基础上，动员有能力有技术有决心的知识青年诚心服务农村，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展开，做好调研论证、制度建设、长远规划等工作。“大学生村官”工作是党的十七大以来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主要目的是培养一大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骨干人才、党政干部队伍后备人才、各行各业优秀人才。2014年5月30日，中央组织部召开全国“大学生村官”工作座谈会，进一步明确了“大学生村官”工作的定位：一是培养了解国情、熟悉基层、心贴群众、实践经验丰富的干部、人才；二是增强基层组织建设、促农村发展、让农民受益。这个工作的开展是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最好的延续，也是真正能够解决农村问题的重要举措，利国利民。自愿参加“大学生村官”工作的大学生们，和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虽然时代不同、情况不一，但他们报效祖国的心是一样的，都涌动着建设农村、改变农村面貌的热血和激情，都让我们敬佩并永远铭记。
（执笔：任晓滢）
① 顾洪章：《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第6页。
② 毛泽东：《一个由农业生产合作社、供销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的会计员组成会计互助网的经验》一文按语，编入《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54页。
③ 毛泽东：《在一个乡里进行合作化规划的经验》一文按语，编入《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54页。
① 到了20世纪60年代前期，考虑到小学毕业生年龄小、独立生活能力差，经周恩来总理提议，不再把小学毕业生列为下乡对象。
② 定宜庄：《中国知青史——初澜（1953—1968）》，当代中国出版社2009年，第3页。
① 1965年后，“下山上乡”提法改为“上山下乡”。
① 1962年到1963年，陕西全省有十余个农林牧场，安置人员不到6000人。
② 顾洪章：《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第32页。
③ 国务院农林办公室下乡安置组1963年11月编发的《城市青年下乡插队经验座谈会》第9期简报《西北地区插场数量大，插队刚开始》。
① 国务院知青办主编《知青工作文件选编》。
① 省下放分配领导小组《关于中学毕业生分配问题的意见》, 1972年10月13日。
① 刘小萌：《中国知青史》，当代中国出版社2009年版，第364页。
① 原件存陕西省档案馆。
① [法] 潘鸣啸：《失落的一代：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1968—1980）》，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年版，第175页。
② 1980年1月，省委知青办撤销，陕西省人民政府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办公室成立。
① 原毕业生工作领导小组工作人员的证明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