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鲁斯特的颜色观
西安外国语大学 关娜娜
摘 要: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自出版以来得到了法国及许多国家文学界的高度评价,学术界也掀起了对普鲁斯特及其作品研究的热潮,充分体现了它的学术价值。不同于已有研究成果,本文主要从互文、通感、光线、协调与心理分析五个角度入手,探讨普鲁斯特作品中的颜色应用,并以文本为依托,总结出普鲁斯特在颜色使用方面的特点。
关键词:普鲁斯特 《追忆似水年华》 颜色观
引言
普鲁斯特曾赞扬一位作家的作品中有很多“色彩的复现”,便称他为“写散文的高更”。其实,普鲁斯特自己也对颜色青睐有加,他在一封写给巴雷斯的信中说:“总有一种意外的色彩,有一种令人难忘的魅力标志着您的风景。您用了很多淡紫色和黄色,如您所说,要让我们忘却色彩,而我们却因这些色彩而陶醉。” (Marcel Proust:341)确实如此,颜色不仅仅能被我们认知,它们还具有刺激和镇定、冲突与和谐、悲与喜、冷与暖、分散和集中注意力的作用。普鲁斯特不仅注意到了巴雷斯作品中的色彩,而且他也认为生活因颜色而更加精彩。在他的旷世巨作《追忆似水年华》中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颜色,仅仅是表示红色的形容词,就有粉红、黑里泛红、红彤彤、紫红色、桃红色、酡红色、樱桃色和玫瑰色等,由此可见他对色彩的敏锐程度。《追忆似水年华》中的叙述者也表示:“淡黄色纸上的每个部位,沿着每个角度,随处可见用三种色笔描绘的无数个笑容。”由此,我们不妨将普鲁斯特称为“写小说的高更”。法国研究者里夏尔也注意到了普鲁斯特作品中的色彩语言,并在他的著作《普鲁斯特与感性世界》中做了解释。他认为:“普鲁斯特的淡紫色表示色情,玫瑰色表示肉欲,红色表示肉欲要求,蓝色表示精神性或微笑的天赋,白色则是其他颜色的概括。”(张新木:284)里夏尔为普鲁斯特作品中常出现的颜色赋予了大胆的象征主义,为我们研究普鲁斯特的作品提供了新的视角。本文我们将从五个不同的角度剖析《追忆似水年华》中出现的颜色。
一、颜色与互文
《追忆似水年华》是普鲁斯特最显著的标志,也是他用生命锤炼的作品,因此得以流芳百世。然而,对于普鲁斯特早期的作品,我们也应予以重视。巴赫金在他的对话理论中提到:“任何一篇文本的写成都如同一幅语录彩图的拼成,任何一篇文本都吸收和转换了别的文本。”(蒂费纳·萨莫瓦约:4)在此基础之上,克里斯提娃于20世纪60年代提出了互文性概念,她将其定义为:“一个词(或一篇文本)是另一些词(或文本)的再现,我们从中至少可以读到另一个词(或一篇文本)。”(蒂费纳·萨莫瓦约:4)《追忆似水年华》是普鲁斯特在其早期作品的基础上构建出来的,早期作品是《追忆似水年华》的雏形与映射,后者更是对前者的深化。“每一篇文本都联系着若干篇文本,并且对这些文本起着复读、强调、浓缩、转移和深化的作用。”(菲利普·索莱尔斯:75)比如普鲁斯特对颜色的关注与使用,在1896年发表的《工作与时日》中,有一篇名为《少女的忏悔》的短篇小说。其中,作者以主人公少女的口吻写道:“这些遐思我觉得有点忧郁,庄重得像具有象征性的图案一样,然而柔美、曼妙,往往是淡紫色的,近乎黑色的,而且具有优美而神秘的黄色形象,有的则是完全白色的,娇弱纯真的形象。”(普鲁斯特,少女的忏悔:5)抽象的遐思有了具体的颜色,它是淡紫色的,黑色的,黄色的,也是白色的。作者连续使用4个形容词描写同一对象,遐思立刻有了色彩,变得生动。在《追忆似水年华》中,普鲁斯特对颜色的掌控能力更是达到了极致。“不过我最爱的还是那些云青似染,粉红如洇的芦笋,穗状花序纤细地描出浅紫和天蓝,而后色彩渐次呈现直至根部——根上还带有植物的泥土呢——犹如人间不应有的虹彩。我觉得这些来自天际的色彩变幻,依稀让人看见一群可爱的小精灵,为取乐而变成蔬菜。”(去斯万家那边:126)本是绿色的芦笋在普鲁斯特笔下成了云青似染、粉红如洇的,这里的颜色有双重限定作用,云青色不是普通的云青色,而是像染过的一般,粉红色也宛如在水中扩散开的颜色。这种描述使颜色有了层次感,有了流动感。芦笋的穗状是浅紫和天蓝色的,根上还带着棕色的泥土。一根芦笋具有五种变幻不定的色彩。叙述者把它比作虹彩是无比恰当的。在巴尔贝克酒店,从叙述者住处的窗口望下去,天天能看到不同的画作。有一次,他仿佛看到了日本木版画:“镂空出来的红日,圆得像月亮,旁边黄色的云朵宛若一潭湖水,湖岸戟立着黑色利剑,一条玫瑰色带(如此轻柔的玫瑰色,我只在生平第一次拥有一盒水彩颜料时见过)有如一条河,搁浅在两岸的船舶仿佛正等人去拖曳下水。”(在少女花影下:377)金色的太阳在红色的修饰下更显其光芒,云朵在黄色的掩映下宛若湖水,黑色赋予利剑一种冷峻与威严,轻柔的玫瑰色带似曾相识。通过四种颜色,四个意象,一幅海边落日图生动形象地浮现在我们眼前,让我们得以领略它的精巧、奇妙、与众不同。
由上述例子可知,普鲁斯特早期使用的颜色比较单一,传统,在《追忆似水年华》中出现的颜色则是多样的、立体的,一个个的描述都能形成一幅幅的画面。
二、颜色与通感
通感现象很早就出现在中西方的文学作品中,但是一直未受到重视,直到19世纪,象征主义派诗人大用特用,几乎使通感成为象征派诗歌的风格标志。钱钟书在《七缀集》中也说:“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味觉往往可以彼此打通或交通,眼、耳、舌、鼻、身各个官能领域可以不分界限。颜色似乎会有温度,声音似乎会有形象,冷暖似乎会有重量,气味似乎会有体质。”(钱锺书:56)
同样,普鲁斯特笔下的颜色看得到、闻得到、触得到。在《追忆似水年华》中,通感现象随处可见:
而对我们看到的年轻女性来说,视觉只不过是其他各种感官感觉的代表;其他那些感官会一个接一个,去寻觅各种各样嗅觉的、触觉的、味觉的感受,他们体验这些感受,甚至用不着手和嘴去帮忙;这些感官靠着欲念所擅长的转换技巧和综合才能,得以让脸颊或胸脯的秀色还原成抚摸、品味和偷尝禁果的快感,赋予这些少女蜂蜜一般稠厚的质感,这样的情形,我们在玫瑰花圃流连忘返,或在葡萄园里贪婪地望着一串串葡萄时都曾经有过。(在少女花影下:464)
普鲁斯特认为,视觉感官靠着欲念所擅长的转换技巧和综合才能可以变成触觉、味觉等。普鲁斯特与众不同的是,在他描述的通感现象中,颜色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都能感受到颜色给我们带来的影响,但每个人的感知方式各不相同。有些人在疼痛或不同的字母中感知到了颜色,有人在欣赏音乐时捕捉到了色彩的元素,这被称为通感,或听觉性色感。有人将音乐片段形容为“浅蓝色”或“篝火般的烟灰色”,正如叙述者在与少女们交谈时,能从她们每个人的声音中发现一幅色彩斑斓的图卷。乍听起来有点怪异,实则都是通感的作用。
叙述者要看拉贝玛的演出,他相信,只要一听见拉贝玛朗诵那有名的诗句:“我就会如痴如醉,有如被一艘贡多拉载往佛拉里教堂和斯蒂沃尼的乔治学院,不胜渴慕地拜倒在提香和卡尔帕尼的画作跟前。尽管我早已见过黑白版的印刷品,但每当想起(好比想到一次旅行终将启程),我将见到它们沐浴在灿烂的阳光和金色的嗓音之中,我的心就怦怦地跳。” (普鲁斯特,在少女花影下:12)在这简短的描述中,通感是通过这样的途径发生的:听觉——视觉——视觉/听觉。作者从拉贝玛的朗读声中看到了提香和卡尔帕尼的画作,又从画作中看到了灿烂的阳光,听到了金色的嗓音。其中,最妙的是作者把形容光辉的“金色”转移到声响上去。这种颜色本象征着成功和久经考验的智慧,它给人以正面、积极和大度的联想。(理查德·韦伯斯特:23)“金色的嗓音”表达了两种情感,一是对画家提香和卡尔帕乔智慧结晶的肯定与赞美。二是叙述者期待从拉贝玛的表演中感受到惊喜,感受到美好与高贵,这样她的表演才能更真实,更有高度,才会取得成功。
此类在视觉中获得听觉感受的例子在普鲁斯特的作品中比比皆是。叙述者首次见到心目中无比向往的德·盖尔芒特夫人时他认为这位夫人的形象与他随心所欲想象的形象都不一样。“她跟那些任凭自己沐浴在芒特这个音节所散发的橘黄色光线里的她们,性质完全不同,不像她们那样可以随意着色,她是实实在在的女人,她身上的一切,甚至鼻子旁边那粒正在发炎的小丘疹,都证实了她对生命法则的服从。”(去斯万家那边:12)普鲁斯特用橘黄色描述“芒特”这个音节所发出的声音,赋予声音一种明快的色彩,以表达叙述者对这个姓氏的期待之情。橘黄色是代表生命力的红色与代表轻松明快和目标坚定的黄色的中和。它是一种充满智慧与精力的颜色,代表着温暖、扩张、繁荣、丰收、容忍和对所有生命的爱。(理查德·韦伯斯特:7)盖尔芒特是一个古老的姓氏,盖尔芒特家族是一个庞大的家族,世世代代不断繁衍、扩大。从“橘黄色”我们也不难看出这个家族历史的悠久。“他们的肤色在10世纪已经声名远扬,是一种浅红带紫的色调,某类仙客来花那种淡淡的紫红色。”(驳圣伯夫:213)从10世纪到叙述者所处的19世纪,这个家族历经几百年而屹立不倒,可见他的传承性与延续性。普鲁斯特不仅赋予了这个家族顽强的生命力,还对这个神秘的贵族姓氏十分好奇。在早期作品中,普鲁斯特写道:“‘盖尔芒特’这个姓氏各个分支几乎成为贵族社会难得一见的稀有之物,在贵族社会中不同的地方还可以看到他们。有如某种极罕见的含黄金物质矿脉其中孕育着的一块碧玉。”(驳圣伯夫:210)普鲁斯特把这个姓氏比作珍贵无比的碧玉,他认为这个高贵的姓氏得以流传下来实属难得。然而,也正是因为难得,这个家族才成为一个神话式家族,一位女神的后裔,一个飞鸟的后代。“任何人都无权潜行接近,就是说,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人都不得接近,她们就像萨克森小瓷人儿一样在那里闪耀着柔美的光彩。”(驳圣伯夫:211)通过盖尔芒特家族与常人之间的距离,更显出这个家族的高贵、稀有。通过对颜色的解读,我们感受到了盖尔芒特家族的悠久历史及其贵族血统,这是一个由表及里,通过表面寻求本质的过程。“我所意识到的责任实在过于严峻,那些形态,香味和色彩所造成的印象,迫使我非要去看一眼隐藏在它们背后的东西不可。”(去斯万家那边:185)正如叙述者认为的那样,在形态、香味和色彩这类表面现象的背后,藏着更为深刻的本质。通过对表面的探索,才能深入事物的本质。
除了颜色与听觉,颜色与嗅觉、味觉、触觉等在普鲁斯特笔下也比比皆是。“我在祭坛前跪下,起身时突然感到从山楂花那儿飘出一阵苦中带甜的杏仁香味。于是我注意到这些花上有的部位金黄色更深郁,我猜想这股香味就藏在那下面,犹如藏在烘烤过的干酪丝下的杏红奶油饼的香味,或者藏在凡特伊小姐雀斑下的面颊的香味。”(去斯万家那边:118)叙述者认为花朵颜色越深的地方,香味也就越浓烈。这是颜色与嗅觉的关系。颜色与味觉之间的关系则与此相反。“这不,广场商店和卡米杂货铺里,凡是红颜色的饼干都要卖得贵一些。”我呢,也更喜欢吃那种淡红色的干酪,正因为这些花儿选择了一种可以吃的东西的色彩,或者说一种盛大节日里专用服饰的优雅色彩,而这些色彩又是这花儿卓尔不群的佐证。” (去斯万家那边:145)在叙述者眼里,颜色与口味密切相关,淡红色的干酪比红色的干酪好吃,颜色越浅,味道越好吃。此外,颜色也与触觉息息相关,浅紫色的巴马在叙述者心目中是紧致、光滑、柔美的。紫色会让人想到神圣与超凡脱俗,于是这种视觉形象转化成触觉之后便成了紧致、光滑、柔美,充分体现了这两者的一致性。
三、颜色与光线
在《追忆似水年华》中,普鲁斯特除了探索小说艺术外,他还对更广意义上的绘画、音乐等艺术进行探讨。在文学方面,他设置了贝戈特这个人物,以他的身份阐述文学和小说艺术观。而另外两个人物,画家埃尔斯蒂尔和音乐家凡德伊则是绘画与音乐的代言人。在绘画方面,主人公通过对绘画艺术的思考,渐渐形成了一种美学意识。他认为,绘画艺术在本质上应该是印象派的。受绘画美学的影响,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中到处都是印象派绘画的笔触。如普鲁斯特小说中的颜色将光线和密度混合成一体,变成了丁香花的点画式播撒,山楂花的茂密多样,花瓣和面颊的众多斑点。颜色与光线的“配合”创造出了小说家世界的视觉。“百叶窗虽说放下了,可是一绺阳光还是有办法让它那黄色的翅膀飞进来,一动不动地停在窗叶边,和窗玻璃之间,宛如一只栖息的蝴蝶。”(去斯万家那边:85)普鲁斯特用“黄色的翅膀”指代太阳的光芒,太阳被赋予了生机,从静态变成动态。太阳的光线在室内成了栖息的黄色蝴蝶,既写出了太阳光的颜色,又把它的状态展现得淋漓尽致。光线与颜色一致,呈现出一种和谐之美。有时,光线就像一幅彩画:“书橱门玻璃上映出相似的云景,但那是另一处地平线上的云层,被光线染上了不同的色彩。它们犹如某些当代艺术大师在不同时刻反复描绘同一对象的珍贵习作,各个时刻不同的光线效果被定格在了画作中,而此刻,它们集中到了一个房间里,以玻璃下面的色粉画的形式呈现在我眼前。”(在少女花影下:378)被光线染了色的云层以不同的颜色被呈现在画中,云层在光线的映衬下显得色彩缤纷,画中的美景通过小说的语言体现得淋漓尽致。普鲁斯特认为小说与绘画的关系密切,即使是作家贝戈特,在他弥留之际,面对弗美尔的画作《代尔夫特风景》,他觉得自己才真正理解了文学创作的神秘本质。更深入地讲,绘画的一个角色就是预示着小说家世界的视觉。“此刻这曙光照亮了她们面前的一切东西,有如某些文艺复兴前期艺术家色调明快的油画那般,把她们生命中最微末的细节全都在金色的背景上勾勒出来。”笑颜如花的少女如朝阳一般,她们身上洋溢着青春的气息。曙光照耀下的金色背景象征着她们的活力无限。少女的青春美与金色的曙光交相辉映,犹如一幅印象派画作在我们面前悄然呈现。普鲁斯特印象派般的小说不仅仅只通过太阳的光线体现,还有其他物体所发出的光。“安德蕾正凑在炉火跟前暖这双手,它们在炉火的光亮中,如同两片秋叶那般有着半透明的金黄色。”(在少女花影下:491)在火光的炙烤下,少女的手变成了温暖的金黄色,写出了景与人的和谐。
普鲁斯特喜欢描写阳光及阳光照耀下的颜色,而普鲁斯特本人自1906年起哮喘病发作日趋严重,户外的阳光、花卉的芳香等对他都是致病的因素,因此闭门不出。据说,为避免日光与声音的刺激,他把在巴黎的住所内壁全部用软木覆盖。我们不妨说,普鲁斯特把他在日常生活中无法体验到的自然之美写进作品之中,让成千上万的读者感受到了他心之所向的美。
四、颜色与整体协调
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具有最佳的构建和最为和谐的特征。作者常常将自己的小说比作一座大教堂。他在写给一位读者的信中说:“当你和我说起大教堂时,我无法控制自己的激动心情,你的直觉让你猜测到我从未和他人说过的东西,我在此第一次写下这种文字,我真想给小说的各个部分分别取名为拱门、后殿彩绘玻璃等,以回应那些愚蠢的批评,有人说我的书里缺乏构建,而我要向你展示的是,该书的唯一优点就在于各部分的紧密结构。”(Marcel Proust:359)普鲁斯特给他的《追忆逝水年华》设计了复杂的神秘结构,并且以貌似不经意的方式构建。于是他的作品也在最大程度上让开篇和结尾相互呼应,每个片段和其他的片段相对称,处处体现着一种协调之美、和谐之美。在颜色的使用方面,同样体现了这种特征。“最动人的,正是那些素雅的清一色雪白的装束,或棉布,或细麻布,或宽条,或斜纹,它们在大海蓝天的背景上,有如一片白矾那么让人眼前一亮。懂得怎么穿衣打扮的女人,其实是很少的,不过有些人确实妙不可言,莱亚小姐在赛马场上戴一顶小白帽,撑一把小白伞,真是迷人极了。要能得到这把小白伞,让我花多少钱我都愿意。”(在少女花影下:471)叙述者乘坐游艇,他认为游艇上的人的穿着打扮,它们最大的魅力就在于跟大海、蓝天相称的简洁明快。白色的着装与蔚蓝的天空、蓝莹莹的大海相称,都体现了一种纯洁澄澈之美、协调之美。就如少女的脸庞一般,肤色给这些脸庞奠定下了基调,丰富多变,各显其美,脸庞与肤色相一致,同中有异,因此给人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美。“而这种区分作用,尤其表现在一旦加入了颜色这个新的因素,各个块面之间的比例关系就完全改变,脸部线条的那些细微的差别也就随之成倍地扩大了,在这里,颜色不仅是肤色的给予者,而是大大小小块面的重要生成者,或至少是调节者。结果,这些本来相差并不太远的脸庞,由于有的在红棕色头发的映衬下透出玫瑰红的肤色,有的则显出颇有气质的苍白肤色,因而长的长,宽的宽,变得完全不一样了。”(在少女花影下:519)由于颜色,少女们的肤色与她们的气质相称,从而产生了多种多样的美。颜色起到了调节、协调的作用。
五、颜色与心理分析
歌德将色彩视为艺术的组成部分之一,该理论完全基于心理学。颜色心理学家认为人类对颜色的偏好一半起于心理作用、一半起于生理作用。因此,从颜色的喜好也能体现出一个人的性格特点。叙述者第一次见到夏尔吕男爵时,他注意到男爵衣服色泽暗淡,几乎没有颜色,其中的原因并非是他不喜欢颜色,而是他不允许自己有颜色。德·夏尔吕男爵表现出来的这种节制,似乎来自恪守成规的信条,而并非由于对颜色缺乏兴趣。“长裤上有暗绿色的细线,跟袜子上的条纹相呼应,精致的搭配透漏出一种色彩趣味的萌动,衣着的主人在其他所有地方都把这种趣味克制了下去,仅仅在这儿,出于宽容作了让步,至于领带上几乎觉察不到的一个红点,则有一种想出格而不敢出格的意味。”(在少女花影下:562)叙述者通过男爵服饰颜色的搭配,觉察到了男爵身后不为人知的一些秘密,即同性恋倾向。性格分析是颜色与心理学的完美结合。
实验美学的代表人物布洛发现人在色觉方面可以分为四类:客观类、生理类、联想类及性格类。普鲁斯特属于联想类,金色让他想到美好的声音,紫色让他想到意大利的巴马。这种联想作用与个人的心理性格息息相关。纵观普鲁斯特的作品,我们会发现他偏爱紫色。在西方,紫色代表尊贵,常成为贵族所爱用的颜色,这源于古罗马人的紫色染料仅供贵族穿着。在基督教中,紫色代表至高无上和来自圣灵的力量。而在普鲁斯特眼中,意大利的中部城市巴马是紫色的,更具体地说,它还是浅紫色的。“我读了《巴马修道院》以后,巴马就成了我最想去的城市之一,它的名字在我心目中是紧致、光滑、柔美的,而且是浅紫色的,要是有谁对我讲起巴马城里某座将要接纳我的房屋,他就会引得我满心欢喜地想象一座光滑、紧致、浅紫色的柔美住所,它跟意大利任何一座城市里的住户都不相干,因为我只是借助巴马这个发音低沉、密不透风的名字,借助于我赋予它的司汤达尔情调和紫罗兰色泽而把它想象出来的。”(在斯万家那边:410)普鲁斯特用了三次“紫色”(紫色、浅紫色、紫罗兰色)来形容他想象中的巴马,不难看出,他对巴马怀有神秘之感与景仰之情,因此才用神秘尊贵的紫色来定义巴马。普鲁斯特对紫色的喜爱不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在短篇小说《少女的忏悔》中,作者把遐思描述成是淡紫色的。这里的紫色是一种消极的色彩,它代表着少女无尽的忧思。如果要用一个颜色形容普鲁斯特,我觉得紫色最合适。从心理学的角度看,具有紫色生命色彩的人天生具有运用想象力的能力,他们倾向于生活在幻想的世界里,更喜欢花时间神游,他们有能力将自己的梦想转化为艺术作品。同样地,“具有紫色生命色彩的人是温柔而自由的精灵,他们不遵循规则,不愿受限于要求他们该如何生活的体制。他们依自己的感情和直觉生活,而不是依照理智。”(生命的色彩:129)此外,喜欢紫色的人性格细腻而敏感,大多体质较弱或体质过敏。这些特性不正是对普鲁斯特最好的诠释吗?
结论
颜色是人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普鲁斯特的小说语言中,色彩以它的具象性为小说增添了视觉冲击力和感情渲染力。作家通过色彩意象的运用,将视觉、听觉等感官融合,便有了颜色作用下的通感;颜色与光线的“配合”又使得小说家洞悉了文学创作的本质;颜色的协调作用则使人们懂得怎么穿衣打扮;从心理学角度讲,颜色对于分析人的性格也具有重要意义。从普鲁斯特笔下的颜色,我们看出了种种智慧,也获得了认知色彩的新角度。这便是我们研究普鲁斯特的意义所在。
参考文献:
[1] Marcel Proust, Correspondance, en 21 volumes, édition établie par Philip Kolb, Plon,1970-1993, tom 10, p.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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