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新中国成立前治水

水是生命之源，也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基本要素之一，但处理不好也会危害人民。春秋时期，淮河流域的诸侯各国都相继开发自己本土的水利，来发展各自国家的经济。孙叔敖是勤于政事、善于治国的楚国贤相，他带领人民大兴水利，修堤筑堰，开沟通渠，发展农业生产和航运事业，为楚国的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作出了贡献。西汉时，水利事业有较大发展，出现“用事者争言水利”的新局面。梁孝王刘广，开通汴河和濉河，便于交通和灌溉。

隋，大业元年（605年），隋炀帝开通济渠，后世又称汴渠或汴河，从洛阳西苑，引谷、洛水到黄河，再从板渚引黄河水东南流，经成皋、开封、商丘、永城、宿县、灵璧、泗县和现本市境泗洪县至淮安市盱眙附近古泗州入淮。

汴渠的开通对隋朝国都洛阳、唐朝国都长安、宋朝国都开封的给养和城市繁荣都起了巨大作用。据史料记载，唐天宝三年（744年），通过汴渠漕运粮食到首都长安就有400万担。北宋时漕运至首都开封的物资增加到六七百万担。从张择端名画《清明上河图》就可以看出当时开封的繁荣景象。难怪唐代诗人发出“汴水通淮利最多”的惊叹。

北宋时期，王安石还制定了《农田水利法》，发动人民兴修水利，淮河流域的水利工程建设又一次出现高潮。著名科学家沈括在沭阳县做官，他利用沭河之水，修筑了9道堤防，防止洪水灾害，又修建灌溉渠道，引沭河之水灌溉农田近7000顷，为发展农业生产，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出较大贡献。

元、明、清三代的首都全在北京，各朝的给养物资，多仰仗江南地区。元代初步开通了京杭运河，但因水源不足，河道浅窄，因此，元代采用海运和内河漕运相结合的方法来解决京都所需粮食和物资。明朝，因“海运多险，陆运艰难”，再次疏浚京杭运河，使漕运畅通，保证京城粮食和物资供应。明末因徐州至淮阴原泗水河道被黄河侵占，因黄河泥沙多，年久将原来深阔的泗水河床淤高，因黄河洪水使两岸经常决口，严重影响漕运，给朝廷造成供给困难。明代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七月，黄河在沛县决口，截断运河，向东冲入昭阳湖。沛县以北的运河全被黄河泥沙淤塞。黄河在徐州以上，到处黄水荡荡，黄沙漠漠，朝廷上下一筹莫展。就在这种情况下，明代杰出的治河专家潘季驯踏上了治河征途。潘季驯4次出任总理河道，主持治理黄河、淮河、运河，前后历时27年。

潘季驯的治河措施是束水攻沙、蓄清刷黄。将徐州以下的黄河决口全部堵闭，建缕堤和遥堤，缕堤束水攻沙刷深黄河河床，遥堤防决口。另外，大筑洪泽湖大堤，蓄淮河清水刷深黄河淮阴以下河床。建黄河徐州以下右侧溢洪闸及溢洪坝，防止大洪水黄河决口，建归仁堤保护皇祖陵及洪泽湖大堤安全，迫使黄河溢出水经白洋河入黄刷沙。但是也把市境黄河以南地区小湖泊及河道淤为平陆。归仁堤以北，黄河徐州以南地区约2500平方千米土地，付出了平均淤沙4米左右的代价，才保护了今天的洪泽湖。

明朝末期还开挖了泇河，为后来中运河的开挖提供了依据。当时黄河对济宁至徐州之间运道的侵袭，先开挖南阳新河，再挖由夏镇至邳县的泇河，实现徐州附近局部运黄分立的格局，为清代开挖中运河奠定了基础，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清代继明朝完成了洪泽湖大堤的石工墙、滚水坝后，继续完善黄河徐州以下缕堤和遥堤的建设，加做黄河右堤的溢洪闸坝，继续束水攻沙措施，继续洪泽湖蓄清刷黄的治淮策略。由靳辅制定开皂河接泇河，开支河及中运河，避开由皂河至淮阴90千米的黄河漕运的航运之险。清代为了沂、泗洪水出路，还疏浚总六塘河及下游南六塘河、北六塘河，引沂、泗洪水经总六塘河及南六塘河、北六塘河经灌河入海。

为了减轻骆马湖的负担，清代在临沂附近还修建沭河禹王台竹络坝，迫使沭河洪水全部南下经黄泥蔷薇河由临洪口入海，另一部分经沭阳由柴米河分流入海。

民国年间，由于战火连年，生产凋敝，除低标准的整治少数河道及建筑物外，水利建设无大作为。但也是采用了一些近代水利技术进行水文观测、地形和水准测量技术，并根据引进西方技术进行一些规划设计，留下了一些水利宝贵资料。如民国23年（1934年），中运河上的淮阴船闸和刘老涧船闸先后开工，两座船闸都是由当时导淮委员会工程处用现代技术设计的，当局向中英庚子赔款董事会借款，以两座船闸竣工后，航运货捐为担保。

民国政府为了解决沂、泗洪水出路，在民国23年还疏浚了六塘河。但都因为经费困难，工程标准很低，加上洪涝不分，工程效益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