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节 僧侣的戒饬与新宗的兴起

一、僧界的滥荡

当时，给百姓造成负担的，除了国司的贪腐，便是僧侣了。佛教最初传到日本时，僧侣都是真正的信徒。但任何事物都是一样，随着它越来越繁荣昌盛，自然也会滋生出一些弊病。

从道镜开始，僧侣渐渐变得嚣张跋扈，戒律也被抛在一边，剃度出家只不过是他们躲避徭役的手段，建造寺庙也只是为了搜刮民脂，逃避税收，谋求私利。

于是，心怀私利的人，不管是官吏还是平民，与这些僧侣相勾结，表面上是将土地山林中最好的地段施舍给寺庙，而暗地里是把这些土地变成“寺院所有”，从而免于租调，将好处收入自己囊中，这样恶劣的风气在全国逐渐蔓延开来。

明明已经是殷富之家，却为何还要做出这样恶劣的行为呢？那些身为僧侣的人腐败起来，也并不逊色于俗世之人——这就是当时宗教界的真实状况。

桓武天皇洞悉了这恶劣的风气，一心想要整治。然而，积重难返，无法再回归清净。此时，新宗派应运而生，并得到桓武天皇的信赖。而之前的华严宗、法相宗、三论宗等，则留存于平城旧京（奈良）——所以迁都平安京（京都）应该也有远离这些宗教和腐败僧侣的用意。

当时僧侣的状况，可以从《续日本纪》延历二年（783年）四月关于“得度”（剃度出家）的规定中知晓一二：

先是，去天平十三年（741年）二月敕：处分，每国造僧寺，必合有二十僧者，仍取精进练行，操履可称者度之。必须数岁之间，观彼志性始终无变，乃听入道。而国司等，不精试炼，每有死阙，妄令得度。至是敕，国分寺僧，死阙之替，宜以当土之僧，堪为法师者补之。自今以后，不得新度，仍先申阙状，待报施行。

对于国司之类的人来说，虽然没有经过严密修行是他们没能成为“精进练行，操履可称者”的一个原因，但事实上，他们很多只是为了私利，跟寺庙的僧侣勾结，让僧侣帮他们剃度。

《续日本纪》中还记载，同年，即延历二年（783年）六月，桓武天皇下诏：

延历二年（783年）六月丙午朔，乙卯，敕曰：京畿定额诸寺，其数有限。私自营作，先既立制，比来所司宽纵，曾不纠察。如经年代，无地不寺，宜严加禁断。自此以后，私立道场，及将田宅园地舍施并卖易与寺，主典以上，解却现任；自余不论荫赎，决杖八十。官司知而不禁者，亦与同罪。

连京畿之地，都有人违反国家规定，私自建寺，然后将田宅园地施入其中，更何况其他地区。而这些施舍的田宅园地，并不在京畿范围之内，多半在很远的地方。这些都是国司们私垦的土地，国司们为了避免土地被国家收租或没收，所以假装施舍给了寺庙。文中的“如经年代，无地不寺”，并不是由于国司们的宽纵，而正是他们一手造成的。所以朝廷才会下令，即使是有“荫赎”身份的人，也要“决杖八十”。

《续日本纪》延历二年（783年）十二月条还收录了以下诏书：

延历二年（783年）十二月戊申，先是，去天平胜宝三年（751年）九月，太政官符称：“丰富百姓，出举钱财，贫乏之民，宅地为质，至于迫征，自偿其质。既失本业，迸散他国，自今以后，皆悉禁止。若有契约，虽至偿期，犹任住居，令渐酬偿。”

至是，敕：“先有禁断，未曾惩革，而今京内诸寺，贪求利润，以宅充质，回利为本，非只纲维越法，抑亦官司阿容，何其为吏之道。辄违王宪，出尘之辈，更结俗网，宜其虽经多岁，勿过一倍。如有犯者，科违敕罪。”

之所以会导致“官司阿容”，显然是因国司默许平民将房屋抵押给寺庙而引起的。此外，还有国司、官员，将自己的钱财和稻谷委托给寺庙的僧侣，让他们拿出去“出举”（放贷盈利）（参见本章第四节“山川薮泽之诏”）。可见当时的僧侣，一边讲经念佛，一边却在追逐利益，徘徊俗世。

《续日本纪》延历四年（785年）记载了如下诏书：

延历四年（785年）五月乙未朔，乙未，敕曰：出家之人，本事行道，今见众僧，多乖法旨，或私定檀越，出入闾巷，或诬称佛验，诖误愚民。非惟比丘不慎教律，抑或是所司之不勤捉搦也。不加严禁，何整缁徒？至今以后，如有此类，摈出外国（指京畿地区以外），安置定额寺。

僧人原本应该安守寺内，修法行道，履行镇护国家的职责，专注修行。然而，随着寺门的兴盛，僧人们慢慢滋生了物欲，他们把在寺内专心清修看作迂腐愚昧，纷纷走街串巷，去俗世招揽信徒，谋求更加丰富的衣食。这份诏书虽然敦促国司勤加“捉搦”，但当时别说国司，连朝中大臣权贵都十分迷信佛教（可以参考藤原氏、橘氏等家族建造的氏寺），所以这份诏书到底有没有得到执行，也是一个疑问。其实不止这一份诏书，当时史书和律法书等记载的诏书都一样，尽管言辞明确，用语严肃，但多半都只是当时有效。从诏书中反复出现的“先既云云”“于今不悛”等字句就能看出来，这就是当时的不良习气。

虽然当时也有僧侣因为这份诏书被罚出京畿地区，但这样反倒更方便他们兜售佛法，招揽信徒，牟取利益，简直是遂了他们的心愿。其他僧人对此羡慕不已，也纷纷效仿，离开京城，去往各地兜售佛法。《续日本纪》延历十八年（799年）记载了以下诏书：

延历十八年（799年）六月甲戌朔，乙酉，敕：沙门擅去本寺，隐住山林，受人嘱托，或行邪法，如斯之徒，往往而在，国宪内教，同所不许。宜诸国司，巡检部内所有山林、精舍，并居住比丘优婆塞，具录言上。

文中所说的“邪法”到底是什么，史书中并没有详细的记载。应该是模仿役小角之类的吧。僧人原本应该在寺庙内清修，但他们却混迹于俗世之间，招揽信徒。朝廷下旨禁止，他们竟然擅自离开寺庙，隐居山林，做一些不法之事。由此也可以看出当时的僧界有多混乱。

不过，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样的混乱也是天长日久积累起来的。凡事有利有弊，这也是社会的常态。随着佛法的兴盛，各个教派为了推崇自己的主张，博取世人的信仰（牟取利益），夸赞自己、贬损他人的风气日益盛行。为了获得更多支持，僧人们极尽所能，慢慢地就形成了这样的风气。

在前一封诏书颁发之后，通过夸赞自己贬损他人宣传自家教义的行为依然存在，于是，延历二十一年（802年），桓武天皇再次下诏：

三论、法相二宗，相争各专一门，彼此长短，若偏被抑，恐有衰微。

然而，实际上收效甚微。于是，延历二十二年（803年）桓武天皇又下诏：

缁徒不学三论，专崇法相，三论之学，殆以将绝，顷年有敕，二宗并行，得度者未有法制。自今以后，三论法相，各度五人，立为恒例。

延历二十三年（804年），桓武天皇又下诏：

敕：真如妙理，一味无二，然三论、法相，两宗菩萨，目击相诤，盖欲令后代学者，以竞此理，各深其业欤。如闻，诸寺学生，就三论者少，趣法相者多，遂使阿党凌夺，其道疏浅，宜年分度者，每年宗别五人为定。若当年无堪业者，缺而莫填。不得以此宗人补彼宗数。云云。（出自《日本后纪》等）

从中可以看出宗派间的竞争何其激烈。后来桓武天皇又下诏书：

敕：顷年诸国缁徒，多亏戒行，既污法教，先从摈出。然而，特降弘恕，厚优耆宿，其有改过者，听住本寺。又简智行可称，堪为人师者，擢任讲师，化导释侣。如闻：苟忝讲师，或事奸滥，诈称改过，未舍妻孥，此乃僧纲简择所失，国司阿容任意，违教慢法，莫过斯甚。宜有此类，一从摈却，其僧纲国司，犹不悛革，量情科贬。

从中也可以看出当时僧界的腐败。宗教这种东西，原本就有左右凡俗认知因果报应的能力，因此，国司在执法时，对待僧侣也比对待俗人更加宽宥。这样一来，法律无论规定得如何严明，都无法真正得到执行，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

二、最澄与天台宗

如前一小节所述，当时的宗教界，不遵教义、不守法纪现象严重，所以难免受到世人的非议。于是，最澄和尚（传教大师）和空海和尚（弘法大师）之类的杰出人物出现了，他们开创新宗派，传播新教义。

《元亨释书》《大师传记》等记载，最澄俗姓三津首，近江滋贺郡人。他的祖先是东汉献帝的子孙。应神天皇时，他的祖先仰慕日本文化，来到日本。日本朝廷体恤他的祖先，于是，在近江滋贺郡赐了封地。他的父亲三津首百枝，住在比叡山之麓。神护景云元年（767年）八月十八日，最澄出生。最澄十二岁出家，拜在大安寺行表门下。最初学习“唯识”，然后广泛收集经书，得到了《华严经》《起信论》等的疏注。又在南都奈良抄写了天台宗的《法华玄义》《摩诃止观》《天台四教仪》《维摩经疏》等。这些都是大唐高僧鉴真和尚（居住在招提寺）带来的版本。

延历四年（785年）七月，最澄登上日枝山（比叡山），修建草庐，研读《法华经》《金光明经》等大乘佛经，当时他才十九岁。延历七年（788年），他在山顶修建寺庙，名号为“一乘止观院”，还造了一尊与他等身的药师佛，安放在寺中。

然而，天台宗的教义讲究“师授相乘”，所以最澄一心想着入唐求法。延历二十三年（804年）七月，最澄奉旨跟随遣唐使藤原葛野麻吕（《元亨释书》把菅原清公当作了大使，其实他是判官）入唐求法，但不能停留太长时间。最澄一行渡海来到了大唐的明州，当时大唐是唐德宗贞元二十年（804年）。

贞元二十年（804年）九月，最澄奔赴台州，抵达天台山国清寺，谒见道邃法师。道邃法师是荆溪大师的高徒，智者（名讳是智顗，字德安，谥号天台大师，智者是他的法号）七世的嫡孙。当时，道邃法师传授最澄“一心三观”的教旨，并授菩萨三聚大戒。最澄在天台山抄写天台宗的教文疏记，并谒见了佛陇寺行满座主。行满座主说：“昔智者大师告曰：‘我灭后二百余岁，我之法将传东国。’祖识不虚，子乃其人。”于是，荆溪大师将诸籍密典倾囊相授，说：“你将这些法文带回日本，去做海东传灯始祖。”

贞元二十一年（805年），最澄来到越州，拜谒龙兴寺顺晓阿阇梨，顺晓传授最澄三部灌顶、密教，以及《陀罗尼经》、印契、图样、灌顶器物等。

之后，最澄来到唐兴县，拜谒沙门翛然，得到翛然传授达摩一派牛头山法，习得禅学要义。

入夏，贞元二十一年（805年）五月，最澄随遣唐使一行返回日本，延历二十四年（805年）秋回到京都，向桓武天皇献上从大唐得到的天台、密教等经文。最澄向桓武天皇上表说：

沙门最澄言：最澄闻，六爻探颐，局于生灭之场；百物正名，未涉真如之境。岂若随他权教开三乘于机门，随自宝教示一乘于道场哉。然则，圆教难说，演其义者天台；妙法难传，畅其道者圣帝。伏惟陛下，纂灵出震，抚运登极，北蕃来朝请贺正于每年，东夷北首知归德于先年。于是，属想圆宗，缅怀一乘，绍宣妙法以为大训。由是，妙圆极教，应圣机而兴显；灌顶密法，感皇缘而圆满。最澄奉使求法去，远寻灵踪，往登台岭，躬写教迹，所获经并疏及记等，总二百三十部四百六十卷。且见进经一十卷，名曰《金字妙法莲华经》七卷、《金字金刚般若经》一卷、《金字菩萨戒经》一卷、《金字观无量寿经》一卷，及天台智者大师灵验图一张，天台大师禅镇一头，天台山香炉峰送柽及柏木文释四枚，说法白角如意一柄。谨遣弟子藏经奉进，（中略）延历二十四年（805年）七月十五日沙门最澄上表。

《后日本纪》等记载，延历二十四年（805年）八月九日，入唐求法的僧人最澄上殿，为桓武天皇悔过读经（为桓武天皇消灾除病），并向桓武天皇进献大唐的佛像。最澄担任护持僧，应该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

随后，朝廷命七大寺抄写最澄从大唐带回来的各种经论，所用纸料都由宫中提供，由大学头和气弘世监管。

延历二十四年（805年）九月，各寺德才兼备的僧人汇聚于清泷高雄山佛寺中，接受灌顶三摩耶。这是日本秘密灌顶之始。从此，最澄开创了一个新的教派——天台法华宗。当时的佛教有华严宗、法相宗、三论宗、律宗这四宗，加上天台宗就变成了五宗。其余的成实、俱舍两派，当时已经衰微，只有少量信徒。最澄上奏桓武天皇：为行政化，广布教义，希望规定每年得度者十二人，五大宗派各两人，成实、俱舍各一人。桓武天皇准许。

嵯峨天皇弘仁五年（814年），最澄久居比叡山，潜心修佛。嵯峨天皇御赐近江国稻四百束，作为修行的费用。最澄德才精进，从两代天皇的笃信中就能看出。

弘仁七年（816年），最澄将《新集圣教序》三卷，及《天台灵应图》同《本传集》十卷、《涅槃狮子吼品》一卷进献给嵯峨天皇。这本《新集圣教序》是第一本传到日本的王羲之《圣教序》。嵯峨天皇长于书法，可能也是得到了这部王羲之《圣教序》的缘故吧。

弘仁十三年（822年），最澄向嵯峨天皇上表：请求朝廷准许，天台法华宗每年得道者两人，于同年三月先帝（桓武天皇）国忌之日，在比叡山按照《法华经》的规定受戒，然后十二年不出山，在山中继续修炼四种三昧，因此，请求朝廷为他们建造圆宗大乘戒坛。

朝廷将最澄的上表下发到南都（奈良）各大寺，询问他们的意见。沙门护命上表抗议。东大寺景深著《迷方示正论》，指出了天台宗教义的“二十八失”，与最澄对抗。南都各寺也纷纷提出反对意见。

于是，最澄著《显戒论》及《显戒论缘起》，反驳“二十八失”。朝廷将最澄的文章下发给南都各大寺。南都各寺无言相对，但依然强烈反对建造戒坛。由于反对意见过于强烈，最终朝廷驳回了最澄的请求。这也成为后世南都北岭相争的源头。

弘仁十三年（822年），最澄圆寂，时年五十四岁（或者五十六岁），清和天皇贞观八年（866年），御赐谥号传教大师。《释家初例抄》记载：

贞观八年（866年）六月十二日乙酉，敕：天台大师最澄赐赠法印大和尚位，号传教大师，（中略）准大唐南岳、天台两大师例，赐谥号，本朝大师谥号初也。最澄者，入灭后今年四十五年。

关于戒坛一事，《元亨释书》等记载，最澄圆寂后十七日，嵯峨天皇下诏准许修建。而实际上奉旨建造戒坛，是在淳和天皇天长五年（828年），最澄的继承人义真时期。

日本国内原本只有奈良东大寺、筑前国观音寺、下野国药师寺三座戒坛，被称为“三戒坛”。根据规定，所有僧侣，如果没在这三座戒坛受戒，就不能列入僧籍。虽然东大寺依然反对，然而，随着比叡山戒坛的建立，“三戒坛”变成了“四戒坛”。而后，药师寺废弃，观音寺也逐渐衰微，最后只剩下“南都”“北岭”两坛并立。

至于延历寺的名号，大约是弘仁十四年（823年），嵯峨天皇按照该寺建寺之年的年号，将一方“延历寺”的匾额御赐给该寺，从此，延历寺就成为镇守皇城“鬼门”的镇国灵寺。《叡岳要记》记载：

延历寺，（中略）延历四年（785年），岁次乙巳，七月中旬，（中略）结草为庵。（中略）同七年，岁次戊辰，奉为桓武天皇，创建根本一乘止观院。（中略）弘仁十四年（823年），岁次癸卯，二月二十六日，下诏敕，改易本名，号延历寺，厥后寺家立了。

所以，定名为“延历寺”，应该就是在弘仁十四年（823年）。

此外还据说，平安京中一条到九条的街市规划，就是源自最澄所用的“九条袈裟”。

关于传教大师（最澄）入唐，《神皇正统记》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传教大师（最澄）自入唐之前就在比叡山中修行，他在为现在的根本中堂开挖地基时，曾挖出一枚八齿的钥匙。传教大师（最澄）入唐时，也带上了这枚钥匙。传教大师（最澄）来到天台山拜谒智者大师（天台宗四祖，又名天台大师）的正统六代弟子道邃和尚，向他学习佛法。当时，天台山上有一个智者大师圆寂之后留下的没有钥匙的秘藏，大家试着用传教大师（最澄）这枚钥匙去开，居然顺利地打开了。（中略）天台山僧侣无不敬服，于是，他们便将天台宗奥义毫无保留地全部传授给了传教大师（最澄）。

不过，比叡山的口传中却没有收录这个故事，所以也不知真伪。

此外，《元亨释书》还记载，最澄远赴东国，行至信浓国，山高路险，百曲千折，一天只能走原来一半的行程，晚上也只能露宿在山中，没有旅馆可以投宿。最澄因此体察到行人的艰辛，便四处化缘，募集钱财在山中修建了一座寺庙，为往来行人休息提供便利。

这些故事流传后世，虽然已经真假难辨，但却是当时的人们对最澄的敬意的体现。

三、空海与真言宗

继最澄之后，再开新宗派的就是空海。《元亨释书》等记载，空海俗姓佐伯氏，赞岐国多度郡屏风浦人氏，出生于宝龟五年（774年），父亲是佐伯直田公，母亲是阿刀氏。空海十二岁时，跟随外舅从五位下阿刀大足学习，十八岁升入大学，修习儒学经典，但他却对佛教典籍产生了兴趣。一个偶然的机会，空海来到了泉州（即和泉国）槙尾寺，拜谒沙门勤操，便落发为僧，法号教海，后来又自己改名为如空。延历十四年（795年），如空进入东大寺，改名为空海。

空海曾在佛前许下誓愿，后来梦见有人对他说：有一份真经，名叫《大毗庐遮那成佛神变加持经》，其中有真奥义。空海醒来之后就向身边的人询问，却没人听说过这个经文。空海到处找寻，最后终于在和州（即大和国）高市郡久米寺找到了。空海打开经文仔细阅读，却发现很多地方都读不通，于是，空海立下了入唐求法的志向。

延历二十三年（804年）五月，空海跟随遣唐大使藤原葛野麻吕远渡重洋。延历二十三年（804年）八月，遣唐使一行抵达大唐的衡州。当时大唐是德宗贞元二十年（804年）。

贞元二十年（804年）十二月，空海抵达长安，他遍访城中诸寺，以求明师。空海拜访了青龙寺东塔院内供奉慧果阿阇梨。慧果大师是大广智不空三藏的高徒。慧果大师见到空海后非常高兴，他说：我早就知道你会来，我已恭候多时了。

于是，空海进入胎藏界大曼荼罗（坛场，能量中心），然后又进入金刚界大曼荼罗，之后又接受了传法阿阇梨的灌顶。慧果大师说：

瑜伽乃是秘藏，仪轨图器等奥秘，并不会写在经文之中。如果想要见到这些奥秘，必须借助“调造”。

于是，慧果大师命画工李真等绘制胎金诸曼荼罗图，然后命铸工杨忠信等按图打造佛具，并命写经生抄写《金刚顶》等秘传经文。慧果大师将这些全都交给空海，让他带回日本，嘱咐他在日本国内传播这些密传经文。

后来空海又拜谒罽宾的般若三藏，得到般若三藏传授他亲自翻译的《华严经》《六波罗蜜经》及《梵箧》等。

唐宪宗元和元年（806年）八月，空海离开大唐。《旧唐书·日本传》记载：

学生橘逸势、学问僧空海，元和元年（806年），日本国使判官高阶真人，上言，前件之学生，艺业稍成，愿归本国。

当时日本是平城天皇大同元年（806年），朝廷准许空海在日本传播从大唐习得的密乘佛法。当时最澄正在大力传播天台宗教义，风头正盛。南都诸大寺都不敢对新教派表示反对。

由于空海声名远播，弘仁四年（813年）三月，嵯峨天皇将空海召入宫中，让空海与各个宗派的大师汇聚一堂，论战各派的教义。

空海主张“即身成佛”，其余各派群起而攻之，但空海辩思敏捷，力压群僧。

弘仁十三年（822年），平城上皇接受了空海的密乘灌顶——这是第一位接受密乘灌顶的天皇。

次年（弘仁十四年，823年）正月，嵯峨天皇将京都的东寺赐给空海，作为灌顶院。东寺建于延历十五年（796年），由大纳言藤原伊势人担任造寺使。藤原伊势人在罗城门东西各建了一座寺庙，东寺占地为东西二町（东起大宫大路，西至壬生大路）、南北二町（南起九条，北至辛桥），西寺占地为东西二町（东起皇嘉门大路，西至大宫大路）、南北二町（南起九条，北至辛桥）。东寺号称金光明四天王护国寺，据说这里原本是外国使臣临时居住的驿馆，后来成了佛寺。

空海住在东寺之中，按照大唐青龙寺的习惯，每年春秋两次举行灌顶仪式，并将慧果传授的犍陀谷子袈裟等供奉其中，作为镇寺之宝。

淳和天皇即位之初，就曾命空海在皇后院做了三天三夜的息灾法事，然后，又命空海在清凉殿行大通方广之法。

天长二年（825年），空海在宫中讲《仁王般若经》时，被封为东宫讲师。

同年，即天长二年（825年），淳和天皇下诏，将高尾的神护寺更名为神护国祚真言寺，赐予空海作为长期修行的地方。

仁明天皇承和元年（834年），空海上奏：请求仿唐朝的内道场，在宫中设真言院。仁明天皇准许，将勘解由使厅设为宫中真言院。

当时，最澄创建的延历寺作为镇护国家的灵验大寺而广受尊崇，空海大概是为了凌驾其上，所以才提出了建内道场的建议。

于是，从此以后，每年正月，宫中都会举办后七日御修法，由东寺住持担任主持。也正因为如此，后来宫中每次举办法会，天台宗与真言宗都会因座次问题而相持不下。

在那以后，空海继续游历各国，挑选灵地，最终选定了纪伊国高野山，并在高野山上建立金刚寺，作为镇护国家的灵寺。承和二年（835年）三月，空海在这里圆寂，时年六十一岁。延喜二十一年（921年），醍醐天皇御赐空海谥号为“弘法大师”。《神皇正统记》嵯峨天皇条记载：

真言、天台二宗，其祖师之志，皆在镇护国家。（中略）东寺，（中略）于弘仁之治世，赐予弘法大师（空海）为真言宗寺庙。（中略）此宗被称为“神通乘”，确为如来果上之法门，其佛法奥义，在诸教之上。我国自神代而起，源远流长，其中缘由，惟此宗之说最相符。（中略）弘法大师（空海）与（平城）天皇缔结了师徒之约，因而备受尊崇。

从中可以看出，真言宗是如何得到宫廷及公卿家族的信仰，直至后世。

关于神代的起源，也就是日本的缘起神话，文中说“惟此宗之说最相符”，这应该只是当时空海传教的手段而已。有人说，针对日本神社的“本地垂迹说”是空海所创，这其实是误传。这种说法，在空海之前就已经有了。不过，空海确实扩大了这种说法的影响。

总之，在平城时代佛教界的一片污浊之中，最澄、空海两位大师横空出世，开创了新的教派，功业卓然，影响深远。他们不仅创造了新的宗派，更开创了日本佛教界的新纪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