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80年
图书馆里的世界图像
在14世纪，法兰西国王如何代表他的王国呢？政治界的历史学家提出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作为统治工具的地图绘制术为何出现得如此之晚？这个问题被扩展到了对地球甚至是对世界的认识层面。尽管从13世纪开始，王权就已纳入一个国家的连续性中，国家逐步划定其领土并很快确立边界，但是直到14世纪80年代，我们才确定法国国王拥有一部“地图集”，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个“世界地图”，因此是“世界的图像”。
很长一段时间，人们依旧用时间和空间去展现世界的形象：这个实体是一个神学宇宙，是一个有待破译的文本，更是一方有待发掘的空间。地理作为实证知识，用于作战和交换财富，受到了想象力的限制。任何地图都不能仅理解为包含方程的术语，因为方程会不断混淆世界，并将世界的空间和时间性汇集在一起。14世纪，时间和空间的真正分离被逐渐确立：在法国，最古老的时钟存在于查理五世（在位时间1364-1389）统治时期，而由时钟所体现的国家时间却与世界时间脱节。同时，根据一个矛盾的逻辑，同样是这些国家，虽说它们的领土疆域仍处于巨大的变化中，却往往将自己包含在一个“世界”的空间中。从马可·波罗（1271-1295）到约翰·曼德维尔（1322-1356），世界确实被“探险者们”扩大了。在瓦斯科·达·伽马完成地球闭环的一个世纪前，地球正在扩张——随着地图的展开，时间正在折叠。在这个新的，也许还有很多错误的边缘，我们如何解释同时被称为“法兰西”和“世界”的东西？
《加泰罗尼亚地图集》作为一份杰出的资料，其确切的考证最早可追溯至1375年，1381年至1411年间被保存在卢浮宫城堡的皇家收藏中。因此它就身处国王或是其顾问的眼皮下，所为何用呢？除了欣赏和取悦，并无其他，所以在图书馆里，这种物品仅此一样。图册中，文字和图片被考究地编排在一起，分布在一幅由12页羊皮纸组成的多折画屏上，画屏由7个木板组成：每屏和一张桌子般大小，它可从左往右或是相反方向阅读，将地球的圆度展现了出来，在此之上，还叠加了世界起源与末日的图景，也就是时间。因此，这是一个围绕着海洋边界的世界，它介于经院时代百科全书式的世界地图和自13世纪起在地中海地区开始使用的罗盘地图之间。图册出自马略尔卡岛工作坊的犹太宇宙志专家亚伯拉罕·克列斯克（Abraham Gresque）之手。这幅“海洋地图”用加泰罗尼亚语写成，包含了有关已知地域的沉甸甸的知识，以及自创世至末世上帝所希望的秩序，还有被亚历山大大帝拘禁的歌革与玛各的来临。在地图上，亚历山大大帝在救世主基督的脚下。
远东地区通过十分空旷的海洋连接着位于画屏另一端的陆上天堂，而海洋上还装饰有一朵重要的罗盘玫瑰。在源头世界的这一端，加那利群岛的海岬和非洲的里奥-德奥罗地区于1346年被马略尔卡岛的水手乔姆·费雷（Jaume Ferrer）发现。耶路撒冷位于世界（orbis terrarum）的正中央，但世界不再具有其字谜形式了。就《加泰罗尼亚地图集》而言，世界上的人民、王国和财富的中心是伊斯兰帝国的地域。假如说西方欧洲占据了两块面板大小的话，广义上的“中东”自爱琴海到印度半岛就占据了三块面板大小，而剩下的两块则留给了亚洲的远东地区。在世界的另一端，时间的尽头是大陆，它被“契丹”（辽代时期的中国在欧洲和中亚的旧称）西北的群山环绕。“契丹”是上个世纪蒙古族的遥远记忆，当时的国家准备好应对帖木儿的军队流言所引起的恐慌。自1369年起，帖木尔在撒马尔罕掌权。
《加泰罗尼亚地图集》的世界首先是一个水手的世界：岛屿用独特的方式标注出来，所以我们能清楚地辨别出地中海、黑海、里海与北海。即便波斯湾被勾勒了出来，但印度洋却仍然是一条“梦幻般的海岸线”（雅克·勒高夫），它未被呈现并且也不与红海相连。这就解释了为何非洲是扁平状的，且埃塞尔比亚在西边与马里接壤。因为图册首先呈现的是地理实体，它们在图例上被用红色与蓝色的大写字母标注出来：在欧洲，画的是英国、卡斯蒂利亚王国、伦巴第地区、波兰、瑞典、德国、巴伐利亚、匈牙利等。但是没有一个地方出现过“法兰西”一词。我们能真切地辨认出这个著名的“四河王国”，它的东边边界由罗讷河、索恩河、默兹河和埃斯考河组成，这些河流都出现在地图上，遗憾的是这块区域却并未被命名。由此，根据《加泰罗尼亚图集》，可以说明的是：从世界的角度上看，法兰西在14世纪末并不存在。它不是一个地理存在——它仍然是国王的领地，国王的意图在于彰显主权，并且此意图随着与其近邻的国力关系变化而变化。
一个图形细节恰恰表明了区别或竞争的枯燥逻辑：非洲王国和东方苏丹国家是用或多或少富有寓意的人物标明的，世界这端即西欧的领土都是无形的。它们通过飘扬在慢慢形成政权国家的首都上的旗帜被识别出来，然而这些领土刚刚开始脱离它们的领主。纹章标志本身似乎是不稳定的：如果说百合花象征着巴黎，但它们也装饰着马里“皇帝”曼萨·穆萨的权杖。因此，地图集涵盖的符号象征中的一部分对我们来说仍然是陌生的——对它们的所有者来说，也是如此吗？所以说，“地图”并不是权力工具，它依旧是一本图片式的百科全书——一份政治层面和末世论的规划，甚至是一种对地球的X射线透视。
《加泰罗尼亚地图集》首先是一份珍贵的财富，是盟友阿拉贡国王赠予的收藏品，阿拉贡在14世纪先于葡萄牙成为海上帝国。这位盟友与年轻国王查理六世有姻亲关系，后者的表姐薇尔蕾特·德·巴尔（Violante de Bar）是王子约翰一世的妻子，她在新王登基之时将此项独一无二的物品谴人送了过来。然而，这也有可能是查理五世自己在更早的时候买的，他想模仿亚历山大大帝，通过推行翻译和编纂知识书籍的政策来达到滋养他所继承和补充的“智慧财富”。“卢浮宫图书馆”保存了四份清单，收藏了超过900卷的手稿，搜集了多达1700篇的原文文章和著作，其中超过三分之二作品的语言为法语。图书馆中本地语言藏书数量普遍增多，而这门语言从文学语言变成了政府语言和实用知识的语言。
法兰西国王以教皇为榜样，尽管掌握的权力范围不大，但他有掌握全部知识的抱负。翻译《圣经》和亚里士多德（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的政治著作使得法语中出现了一些抽象和理论的词汇，诸如“政治”（politique）、“政府”（gouvernement），还有“思辨”（spéculation）或是“自主”（autonomie）。除此之外，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天地通论》（Le Livre du ciel et du monde），由尼科尔·奥雷斯姆（Nicole Oresme）翻译，它使得法语能够在将整个世界描述为现实的表现上和希腊语、拉丁语相媲美。单词“无限”（infini）与“差异”（différence）同时出现：“智慧”（sapience）是国家统治首要之义，国家正在逐渐为其领土划定边界，而在同一时刻，世界的疆域并未确定。法国与英国的摄政王约翰·德·贝德福德（Jean de Bedford）于1424年再次将图册买了下来，自此之后，卢浮宫的馆藏之物便将无法挽回地分散出去。图书馆更像是君主的个人财产，还不属于一个民族国家，但它有助于想象和构思。
《加泰罗尼亚地图集》与其说是法国探索的工具，还不如说是世界的镜像，在图册上，法兰西只在默认情况下存在，它被陈列在百科全书式宝藏的书架上，由此国王认为自己可以在书房中征服世界的所有知识。16世纪，在人文主义的影响下，语言传播和控制的新工具出现了。皇家读者学院成立7年后，《维莱-科特雷法令》（l'édit Villers-Cotterêts）颁布两年前，1537年12月28日颁布的《蒙彼利埃敕令》（l'ordonnance de Montpellier）实际上建立起一项真正的知识和书籍管理政策，规定所有“出版物”均应向国王图书馆缴存一册，其中包括地图。1533年，国王的侍读奥伦斯·芬那（Oronce Fine）献上了一幅“法兰西地图”，这是保存最早的法国地图。从那以后直到找回其部分收藏，查理五世的图书馆一直备受珍视：1380年弗朗索瓦一世在重新找到的清册上盖了自己的藏书章，然而《加泰罗尼亚地图集》却突然出现在路易十二的私人藏品中。从那以后，它一直保存在大革命时期被更名的国家图书馆中，这反映出法国针对世界性的某种意图。1790年之后，教会财产被没收充公和国有化，国家博物馆的藏品由此变得更加丰富。它通过兼并14世纪的国王图书馆，实现了自己的奠基神话，目的是与亚历山大图书馆建立直接联系。1995年弗朗索瓦·密特朗在为这座世界性图书馆的新馆举行落成典礼时，为其添加了卢浮宫塔楼的基石。这是一种奇怪的混合，其中体现了对国家记忆的崇尚，它想要将整个世界的知识囊括在内。
扬·波坦（Yann Potin）
附注：1270, 1357, 1539, 1769, 18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