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36年
阿维尼翁的教皇不在法国
在1895年的《艺术家》（L'Artiste）杂志中，我们可以读到杂志主编让·阿尔布瓦兹（Jean Alboize）的描述：“我们知道，阿维尼翁的教皇宫殿那些厚重的高墙俯瞰着被其威严笼罩着的城市和地区。然而它如今——这一时期的统治者对古建筑的历史记忆和考古学利益毫不在意——却被改造成了营房，直到今天，也还是营房。……议会（市议会）一致通过普尔克里·德·布瓦瑟兰先生（M.Pourquery de Boisserin）的提案，并委托后者进行准备工作。这一提案在于修复宫殿，并将其改造为巨大的厅堂。这里曾是法国罗马教廷的所在地，一个基督教国家的博物馆。”
如果这次改造发生在十年后，那么在19世纪末，教皇宫殿就能被合理地认为是“法国罗马教廷的所在之地”吗？为了理解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回到一个鲜少有人提及的日子，即1336年6月27日。在这一天，阿维尼翁举行了一场宗教仪式，仪式中，教皇本笃十二世赠予阿维尼翁主教一座新的宫殿。宫殿坐落在一座桥的附近，即今天小宫殿（Petit Palais）的所在地。作为回报，主教正式将主教宫让与教皇，然而实际上，御前会议已经在主教宫中驻扎了20年。这一举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虽然人们习惯将这座府邸称为‘主教府’，但它从来都是‘教廷宫’。”罗马教廷在罗讷河岸可能就此安顿了下来，并且，教皇也为这一安顿赋予了新的意义。
事实上，教皇们在阿维尼翁的停留可能只是暂时性的，这并非偶然，而是在一段漫长的历史作用下的结果。在12世纪与13世纪，罗马教廷自愿进行着流动。在这两个世纪内，教皇们只有一半的时间是在罗马度过的。罗马因大贵族家族间的争斗而饱受折磨，而教皇们已经无法掌控这座城市。通常，教皇们会去往位于意大利中部的教皇宫殿，有时也会长时间地停留在半岛之外，例如英诺森四世，以及后来的格列高利十世都在里昂做了长时间的停留，并于1245年和1274年在里昂召开了两场重要的主教会议。1305年，克莱蒙五世在里昂加冕，他被认为是首位“阿维尼翁教皇”。在法国国王腓力四世与教皇卜尼法斯八世对抗结束的两年后，作为波尔多大主教的克莱蒙五世登上了彼得的宝座。当时，因罗马以及意大利北部的部分地区对罗马教廷抱有敌意，新教皇选择留在与法兰西王国紧邻的地区，但并没有在这里定居。1309年，他定居在阿维尼翁的多明我修会。这座城市属于普罗旺斯的一众伯爵们，后者同时也是那不勒斯的国王。但阿维尼翁的周边地区，即维奈桑伯爵领地，自1274年起就归教皇所有。因此，克莱蒙五世的在场具有领主和教廷的性质，这也在情理之中。克莱蒙五世逝世后，来自卡奥尔的约翰二十二世于1316年当选教皇。他的当选迈出了新的一步，将教皇安顿在主教宫。1336年，无论是在法律意义上，还是在宫殿陈设上，本笃十二世都对教皇宫殿进行了改造，他所改造的工程，与今教皇宫殿，即“旧宫”（Palais-Vieux）北半部分的建造是一致的。本笃曾想返回意大利，他刚开始时定居博洛尼亚，随后最终选择了阿维尼翁。本笃的继任者克莱蒙六世（在位时间1342-1352）也延续了相同的做法。克莱蒙六世来自利摩日教区，他圆满地完成了宫殿以及新宫（Palais-Neuf）的建设，并于1348年，在那不勒斯的乔万娜女王（la reine Jeanne）的帮助下得到了阿维尼翁。数十年间，教皇们也在罗讷河左岸建立了一个真正的小公国。
这一变化引发了当时人们的热议。在克莱蒙六世买下阿维尼翁之时，诗人彼特拉克写下了一些书信，信中严厉地抨击了罗马教廷，并将其在阿维尼翁的停留比作另一个以奢靡风气为标志的“巴比伦之囚”。14世纪那些伟大的智者，如瑞典的布里吉特（Brigitte de suède）和加大利纳[1]都对其做出回应。他们揭示了罗马的懒散放纵，而对于彼得教皇之位的继承者而言，罗马是唯一的合法之地。这次笔战产生了一个关于阿维尼翁过于“法国化”的罗马教廷的黑色传说。论战表明，阿维尼翁教皇在集体记忆中的地位是矛盾的。因为在信仰天主教的意大利，以及信仰新教的德国看来，阿维尼翁是罗马教廷史中的一个危机。这一时期，即使是在19世纪的法国史书中也没有变得更有价值，在民族传奇中亦没有一席之地。米什莱在他的《法国史》中如此写道：“罗马将教皇借给了阿维尼翁，在那里，财富与丑闻都十分充裕。在这些地区，宗教都被败坏了，尤其是自阿尔比派以来。宗教被教皇的存在杀死了。”20世纪初，在欧内斯特·拉维斯所撰写的《法国史》中，画卷依旧是昏暗的：“最终，罗马教廷的庄严愈发忍受着巴比伦囚禁之苦。法国的教皇们，被围绕在法国的红衣主教和法国的宫廷周围，看起来比实际上更加服从法国。人们因此而指责他们忘记了教会的利益。”同一时期，只有阿维尼翁教皇们的艺术品味，尤其是那些在宫殿中表现出来的艺术品味，被改造成为博物馆，显然被后世当作教皇在普罗旺斯停留时的遗产。
“法国罗马教廷”首先将阿维尼翁视为另一个基督教地区，而不是卡佩王国的疆域。在14世纪，后者的疆域仅限于罗讷河右岸。而普罗旺斯和维奈桑伯爵领地在理论上都属于神圣罗马帝国。贝特朗·德·格斯（Bertrand de Got），即教皇克莱蒙五世是加斯科人（gascon），自然，这意味着他是法国国王的臣民，但他同样也服从于身为英格兰国王的阿基坦公爵的统治。克莱蒙五世的继任者大多来自利穆赞和凯尔西，他们及其周围人通常都说奥克语。这一时期，使用“法语”的地区主要是卡佩王朝的统治中心，即法兰西岛与奥尔良之间的法国北部。当然，阿维尼翁的行政官员以及教会成员的社会学显示，很多神职人员都是来自法兰西王国，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需要了解罗马教廷在“法国”的范围。然而，教皇的政策主要是，通过试图恢复教皇仲裁人的身份，甚至是其在神权政治中的主导地位，以此保持西方各大王公之间的势力平衡。1344年，曾效忠于法兰西王国的教皇克莱蒙六世试图组织一场外交会面，以期结束法英两国国王之间的冲突，但这场会面最终未能成行。教皇们依照同样的方法，一边试图再次踏足意大利，一边试图干涉西班牙以及神圣罗马帝国内部的继承事务。
当罗马教廷决定将阿维尼翁的宫殿作为教皇宫殿之时，几个差别巨大的阶层展开了相应的举措。在当地，罗马教廷依靠的是公国，该公国以在法国和英国中那些还在建设中的君主制政体为典范。在地区范围内，罗马教廷与法国南北部都维系着独特的关系，在教廷中，有许多行政官员和教会成员来自法国南部，也有很多人来自巴黎的宫廷和大学。同时，罗马教廷也与意大利有着特殊的联系，并在政治上和文化上都借鉴意大利的做法。这一点，因一些文人（如彼特拉克）和画家（如西蒙·马提尼）在阿维尼翁的现身而得到了印证。阿维尼翁宫廷是形成新兴文化的地方之一。新兴文化在欧洲范围内广泛传播，其中包括国际化的哥特艺术以及刚刚产生的人文主义。接着，在整个基督教国家，罗马教廷对教会的精神和财产进行管理。罗马教廷的举措远不止于此。其普遍的野心，引导着罗马教廷筹划面向圣地的十字军东征，引导着它与拜占庭、希腊、亚美尼亚等地区建立联系，引导着它向亚洲派去传道团，也引导着通过伊比利亚君主制度扩张大西洋的野心。
教皇在阿维尼翁的停留对法兰西王国的历史产生了影响，既通过其现时结果，例如近乎外交的文化交流，也通过其长期影响，例如天主教会大分裂（1378年）的发起，法国教会自主论的出现，以及在普罗旺斯内教皇飞地的建设，其存在时间超过了五个世纪。但对于罗马教廷而言，在阿维尼翁的停留是十分重要的：稳定了教廷的制度，发展了教廷的行政管理和税收制度，并依靠教廷对土地的统治，形成了新的管理形式。从15世纪开始，以上种种举措都成为教会史中的决定性举措。将阿维尼翁的罗马教廷称为“法国”，实际上对应的是拉丁语词源“Gallia”，即法国天主教会之意。这个定义虽模棱两可，但却意味深长。从矛盾的意义上讲，罗马教廷既是法国的，但又不是法国的。显然，它从未要求成为法国的教廷，并且其历史也证明，在14世纪人们的思想中，文化身份支配着政治身份和领土身份——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民族身份。但是，在英国外交官和意大利人文学者看来，百年战争增强了王国的集体意识，形成了新的意识形态，其中混杂着文化举措、地理认知，以及政治上的从属之位。在1791年法国大革命时期，在全体居民的投票下，阿维尼翁和伯爵领地并入法国。这一事件是两种政体之间的较量，也是这段漫长历史的尾声。法国逐渐成为旧政体的代表。旧政体在宗教上有着勃勃野心，这一点表现为法国教会自主论的出现，并且在领土上成功地取代了耶稣的代表者，即教皇统治的普遍教会。
艾蒂安·阿内（Étienne Anheim）
附注：1282, 1308, 1494, 1452
[1] 圣加大利纳（Catherine de Sienne，1347-1380），天主教道明会第三修会圣人，同时也是经院哲学的哲学家和神学家。——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