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解释法国，世界史绝非多余。”

——儒勒·米什莱[1]《普遍史绪论》（1831年）

引入一部法国史，真的吗？我们更希望可以直接潜入满是故事的大水池，随着一个个事件，迫不及待地去探索曾经的渴望与记忆。时而大步穿行故事的汪洋大海，时而任由不期而遇的水流带来冲击——这些被观念联想或记忆恢复所激起的水流，把我们从时光的此岸抛向了彼岸。为一部法国史撰写引言总是让人生畏，也必然要预先承受种种重负，不过无须为此担心。在法国的漫长历史中，涌现过众多严肃庄重的前人，也存在过许许多多的争论，我们往往要求史学家们独自或几乎独自肩负起他们所处时代的烦忧，但是在挑起这个担子前，他们就已筋疲力竭了。因此，本书仅仅只是简要地叙述“我们所收集的”资料，之所以说是“简要地”，那是因为考虑到集体协作的速度以及随之而来的紧迫感。

我将此文称为“开篇”而非“引言”，是为了从精神与政治的角度来联想题中之义，此外，相比一部音乐作品的庄严前奏，“开篇”让我们想到更多的是摄影师那可以调节景深的焦距。本书的作者们拥有一个共同的抱负，仅用寥寥数语便可概括：书写一部容易理解且可被接受的法国史，为广大读者提供一本内容新颖、形式通俗（按照年代、日期编排）的书籍，以期实现叙述艺术和批评需求的完美结合。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一种政治上的抱负，它试图调动起一种历史的多元论观点，以批驳如今在舆论中占据主流地位的认同上的狭隘。原则上，它拒绝将“法国史”这一研究对象拱手让给恼怒的反动派[2]，拒绝后者对历史的垄断叙述。这是一种远大的抱负，它结合当今编史之风潮，力争重塑多样性。为此，这一抱负生成一个计划，并从一开始便被构思为一种出版行为：让读者倾听一批史学家的声音，正是这些史学家的携手努力让本书中那些立场鲜明且学术价值高的篇章变得明白又易懂。这是一部令人愉悦的多声部作品。如今如何用一支笔一气呵成一部法国史呢？除了集体合作外，并非别无他法，只不过是出于一种选择和信心罢了。

必须学会轻装简行。探险伊始，122位作者就向我们表示了信任，他们承诺抛却理论辎重，让学术远征变得平常惬意。简而言之，他们不再接受那种越来越被动的角色分配：政论家们毫无顾忌地发表与事实相去甚远的叙述，而史学家们则得大费周章将叙述拉回到方法论的严谨之中。“事实会比这些更为复杂吗？”是的，并且一向如此复杂。不过，提请注意复杂性并不是史学家们的最终诉求，除非他们想当祛魅的职业专家。史学批评工作并不总是沉闷严肃的，有时侯反而很迷人。史学家们可以以调查研究的形式讲述“过去”在历史的作用下不断形成与分解的方式，因为这种方式本身并非清晰透彻、一目了然，它是通过对各领域知识的筹谋来得以展现的。以下便是对本书的要求：不添加注释，不编写勘误，撰写一部鲜活的历史，它将随着研究的持续进行而不断得以更新，并面向那些我们愿与之分享的人们，希望这份快乐能稍解时下的忧郁情绪。虽然本书没有注释，也没有勘误，但这丝毫不会影响我们在行当里的严谨，更何况，对于每篇文章，我们均对其依据的学术成果做了详细的说明。

每位作者都拥有完全的自由，根据法国史中的某个日期谋篇布局：这个日期或已成为民族传奇的一部分，或引自别处，即世界记忆的另一个地方。无论如何，要想打破传统叙述中那种虚假的连续性，以日期作为切入点是最为行之有效的方法：如此一来便可联想到一些邻近的地点从而进行日期的切换；或与之相反，对那些表面的不当之处加以处理。这本行文欢快的编年史想要带来一种双重体验：既给读者的归属感改换门庭，又令其接纳来自远方的奇特的亲近感。我们也不是一味地要求反其道而行之：那些符合史学规范的日期依旧如是，尽管有时作了错位处理，并且总是因作者试图在宏大事件的变迁中了解当地人表述的意愿而被打乱。这样才能跳出教科书记忆的怀旧式叙事，彰显出一部开阔、多元与全新的史书恒久而超凡的活力。

本书的作者们还顺利地完成了他们所肩负的其他使命，说明了“要解释法国，世界史绝非多余”——这句话出自米什莱，被放在了本书的题记位置。比起一声集结的呐喊，它更像是一句口令，不可名状地激起了我们心中的渴望和忧思，构成了作者们旅行的动因，也给予了每位作家以写作的自由。米什莱在其著作《普遍史绪论》（1831年）的开头写下这句话那年仅有32岁。作为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讲师，他向比他年轻的学生们讲授历史，在他看来，历史像极了哲学，确切地说是一种“历史的哲学”。1830年的那场革命带来了短暂的“七月王朝”，使人们产生了一种对自由的政治向往。正是这场革命，激起了米什莱的人文主义情怀，他与同时代的大多数史学家相反，并不认为人类应被种族的宿命禁锢在大地上。这位“法国大革命之子”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是因为他主张生机论，宣扬一种富有活力的、开放性的历史，而这样的历史绝不会长期止步于所谓的血统、身份和宿命。“如果世界上有一个地方少了一些单一性和自然性，而多了一些人为因素，也就是说，少了一些宿命论，多了一些人性和自由，那就是欧洲。欧洲中的欧洲，就是我的祖国，法国。”米什莱就是以此方式将时间轴向前推进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对米什莱而言，《普遍史绪论》仅仅是他阐述法国史的一个引言。

尽管如此，我们还需注意一些具有误导性的对比：如果说米什莱同他所处的时代格格不入，那其原因也与我们的不尽相同。因为，我们同他一样十分赞同法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是人文主义今后的领路人”。如今在我们看来，米什莱的爱国主义受到了他所处的那段历史的影响，然而这显然不是他本人的过错，不过在他之后，这种爱国主义以法国的“教化使命”为依仗对殖民侵略行为进行辩白。历史的影响是决定性的吗？对此或许存有争议，此后在很多人看来，汲取普遍主义灵感并面向世界多样性的“宪法爱国主义”的重振成了对抗危险的狭隘民族主义身份回归的最坚固堡垒。不过，上述并非本书的主题，本书仅聚焦米什莱提出的“以世界史来解释法国”的憧憬，而这一憧憬在不同的时期确实成了史学家们灵感和勇气的源泉。

1943年至1944年，吕西安·费弗尔[3]在法兰西公学院任教期间，曾花了大量时间研究米什莱这部曾被忽视的著作《普遍史绪论》，进而阐释最为著名的《法兰西图景》（Tableau de la France）——它为米什莱的著作《法国史》第二卷（Tome II, Histoire de France, 1834年）庄严地拉开了帷幕。对于费弗尔而言，他需要消解地理存在，破除几点看法，即“法国的存在是必然的、注定的、早有预兆的；地理环境为法国的人民造就了法国的疆域，法国囊括了在法国形成过程中的所有人口，包括那些在高卢之前可能曾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部落”。1944年3月1日，在他的第25堂课上，费弗尔再次明确表示了他的观点。在沦陷的巴黎，当费弗尔收到他的弟子费尔南·布罗代尔[4]所著的《地中海》（Méditerranée）一书时——后者当时被关押在美因茨的德国法西斯集中营并在那里深耕细作完成此书——他想到了法国的一些“险些灭亡”的时刻，好比圣女贞德的时代，也想到了一些史学家，如米什莱。他认为是他们“驱散了我们历史中的种族性”。

只此一次就可以驱散吗？我们若相信的话，就未免太过天真了。正因如此，吕西安·费弗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再次加入反对“宿命论的臆测”的战斗，这一表述是他在1922年出版、1949年再版的《大地与人类演进：地理学视野下的史学引论》（La Terre et l'évolution humaine：Introduction géographique à l'histoire）一书中提出的。根据“宿命论的臆测”，只有国家的命运才能引领国家的历史。为了响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希望将历史变为寻求世界和平的辅助学科的号召，1950年，吕西安·费弗尔与弗朗索瓦·克鲁泽（François Crouzet）共同撰写了一部指导手册，将法兰西文明的发展描述为多种文明的协同迈进，这部作家生前未出版的作品已于2012年问世，题为《我们都是混血儿》（Nous sommes des sang-mêlés）。费弗尔认为，文化能够超越国界，他写道：“法兰西文明，只谈其自身，往往超越了法国的政治边界，超越了国境内大权在握的法国政府的边界。要知道，这必然不是一种缩减，而是一种拓展，是希望的源泉。”

但令人不解的是，面向世界的开放最终导致其幅度缩减的观点到底从何而来？通过何种悖论才能把一个国家的历史视为一场捍卫主权免受外部影响的无休止的战斗，认为外部影响会歪曲、削弱甚至动摇国本，使之岌岌可危？我们如今很清楚，在过去的30年里，法国面临全球化的挑战，这样一段艰难的历史就解释了为什么公众的焦点愈发地集中在认同与特性这一问题上。1984年，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主编的《记忆之场》（Lieux de mémoire）首卷问世；1986年，费尔南·布罗代尔发表了著作《法兰西的特性》（L'Identité de la France）：从历史编纂学的角度来看，这两部作品的出版之间必然存在一个“转向点”。对特性的诉求首先是由左翼政党提出的，旨在捍卫以“与他人不同的权利”（即“特性权”）为特点的法国文化；然而此后，这一诉求反而滋生了针对文化多样性的批判，面对移民可能带来的破坏性影响，人们的敌视态度越来越明显。

1985年10月16日，费尔南·布罗代尔为土伦一所中学的学生们上了一堂生动的历史课，讲述了城市在1707年的过往。他讲述这段历史，不仅是为了告诉学生们“法国的多样性”，也是为了让他们明白，法国政权和领土统一的生成十分缓慢，绝不是如教科书里所说的那般成型于圣女贞德的时代，而是“以很晚才出现的铁路联系”为标志。一个月后，布罗代尔辞世，他所述的“法国史”也成了未竟之作——该著作于1986年以《法兰西的特性》为名出版——他曾预测，这部作品恐会“被误解”。事实上，我们阅读布罗代尔未完成的这部遗著，是为了聆听这位主张长时段理论的史学家的政治遗训，但这部著作仅仅是历史进程中一次暂时的停留。吕西安·费弗尔用《普遍史绪论》的光芒照亮了《法兰西图景》，如今若非从他的这一举动中得到启发，我们又何以重推布罗代尔的《法兰西的特性》呢？

当今的年轻学者沿此方向进行了多番积极的创造性探索。这些探索可以效法于托马斯·本德（Thomas Bender）曾做的尝试。2006年，托马斯·本德出版的著作《万国之林：美国在世界历史中的位置》（A Nation among Nations : America's Place in World History）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在这本书中，他提出了“美国的全球史”这一概念，将美国视作“众多国家中的一国”。他认为，美国内战是众多独立战争之一，而放眼欧洲和整个世界，这些独立战争均体现了人们对国家的诉求和对自由的向往，他的这种观点让一个坚信民族叙事例外论的国家蒙受了自恋创伤。此外，在历史编纂学领域，学者们还进行了其他的尝试，例如书写一部德国的跨国史，或是在地中海的框架下重构意大利统一运动。近年来，虽然对法国大革命和殖民帝国历史的研究遵循了一套整体的研究方法，但至今仍没有一部“全球史观下的法国史”，诚然，本史也没有做到这一点：充其量只是这样一部历史的开端和希望而已。

那么，我们的这部《法兰西世界史》想说些什么呢？首先，它当然不会忽视重要的历史事件和人物。相比构思一段历史，我们更想要以不同的视角描绘同一段历史；相比耽于反叙事肤浅的复杂性或是陷入解构主义的迷宫，我们更想要直面法国传统历史本身想要解决的问题。所以，我们将读到的是法国的世界史，而非世界的法国史。我们无意追随全球化下法国的发展脉络以颂扬民族的光荣崛起，也不是想要赞美多有裨益的交融和富有成效的沟通。那么，还需再次说明本书既非赞颂也非抨击吗？长期以来，我们一致认为历史是批评的学问而非欢呼或憎恶的艺术。然而今天，这种观点遇到了诸多反对声音，所以我们最好再次为它正名。

通过世界阐释法国，以世界为局书写法国的历史：总之，我们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摆脱法国与世界之间不合逻辑的对称。法国不能脱离世界而存在，世界对法国而言绝非稳固。古罗马治下的高卢和法兰克人建立的王国将目光投向地中海，圣路易王国则朝向亚欧大陆进发。但是，在漫长的全球化历史的不同时期，在“法国”和与之相对的“世界”不断变化的关系中，涌现了不同的社会形态、不同的演变、意外的分叉以及不断变动的地理学——简而言之，这是一部动态的历史。与其说这是一段世界史，我们更愿意将其看作是一段悠久的法国史，因为这段历史开始的时间远远早于法国政权发展的短暂历程。旧术语“通史”同样也是一种仅就地理广度和历史深度对一段特定时间进行分析的历史研究方法。

这就是本书的谋篇布局，它既不是线性叙述，也没有具体指向，更无起止时间，而最开始的几个日期之所以潜入历史的最深处——那时人们居住的地方恰恰就是如今的法国——正是为了调和起源问题。有时候，篇文较为密集，例如当事物间的联系比往常更多之时（尤其是在1450年至1550年），再例如当法国试图辐射世界（如自17世纪以来或自绝对君主制推行以来），甚至试图通过一场世界性的政治冒险——使法语成为世界范围内一门具有革命希望的语言——将整个世界囊括其内之时。有时候，篇文较为松散。我们想要讲述的是那些被忽略的、曲折的以及被撤销的历史，尤其是自19世纪下半叶起，法国参与到全球化进程中以来的历史。

如此，便能写好一部历史了吗？这还不够。如果说我们所选择的这146个日期还不足以形成一部真正的编年史，那是因为无法仅凭这些日期便支撑起一部叙事详尽的法国世界史。这些日期聚焦历史事件，不可避免地会更加重视政治和文化层面，而忽视了经济维度和环境维度下影响社会历史的长时段演变。这些日期填补了一些显而易见的疏漏，但某些疏漏也许是无法避免的，还有一些则是我们无能为力的。最后一点，这些日期划定的时段并不等同于对历史进行断限，它们只是为了引导读者阅读，另外，贯穿全文的索引和附注所开辟的“丛林小径”亦可让读者跳出阅读。在书的最后，我们邀请读者以别样的方式继续本次旅行，即按主题方式阅读，以期收获意想不到的体验和对比。

最后，我们是否敢坦言，是什么引导我们如此成书的呢？其实是快乐原则，而非构建一部祥和历史的意愿：读者即将阅读的这本书，不会比其他历史典籍更为轻松，当然也不会更为沉闷，它虽有凝重之感但不会过度。如今肯定一下集体智慧的欢快活力也许不乏其价值。在编书的过程中，我们相互制造惊喜，彼此充满信任，携手打造文本，同时也努力不让彼此失望，我们谨愿这样的快乐能向读者传递一二。如果有人问我：“为什么这部法国史是世界的？”我们会爽快地回答：“因为这样的史书更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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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儒勒·米什莱（Jules Michelet，1798-1874），19世纪法国著名历史学家，被学术界誉为“法国最早和最伟大的民族主义和浪漫主义历史学家”“法国史学之父”，其于1831年出版的著作《普遍史绪论》（Introduction à l'histoire universelle）影响深远。——译者注

[2] 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革命派相对，强调社会分层有自然性和不可避免性。——译者注

[3] 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1878-1956），年鉴学派的创始人、公认的20世纪史学大师。——译者注

[4] 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1902-1985），法国历史学家，年鉴学派的第二代代表人，提出了著名的长时段理论。——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