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卡莱尔故乡

再次穿过大西洋的时候，比起英格兰，我对苏格兰更感兴趣，一部分原因是十一年前我已经在英格兰大饱眼福，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比起英格兰人，我一直更喜欢苏格兰人（在我少年时期，我就已经对他们很了解），尤其是因为在那时我正对作家卡莱尔着迷，我想亲眼看看他笔下的土地与人民。

总之，我想凯尔特人要比安格鲁撒克逊人更吸引我，至少是被某些凯尔特人所吸引。撒克逊人整体上给人的印象更深刻，他们有更伟大的功绩，他们故乡和城市的样貌更加怡人，就连整个王国的恩赐也是属于他们的。但是，毋庸置疑，我认为凯尔特人，至少是苏格兰的凯尔特人，要比英格兰人更加热情好客，热忱爽朗。他们更富有好奇心，更泼辣，更容易悲天悯人。他们更乐意与其他人种打成一片，而英格兰人却很少那样做。在这个国家，约翰牛（典型的英国人）就如黏土中的一粒卵石一般，任你打磨烘烤，他还是坚固如初——坚硬地杵在砖块里，就是无法融入其中。

每一次与苏格兰景色的亲密接触都让我更加迷恋。当我在埃尔的时候，发生了一段让人欣喜的小插曲。在杜恩河畔的小树林里，我偶遇了一位年轻人，在聊到我们身边高歌的鸟儿时，发现他知道我的名字。这让我结识了这家人以及当地教区的牧师，在伯恩斯的这段简短的旅居中，我真实地触碰到了当地的人文。在格拉斯哥，我切身地体验了一把当地的日常家庭生活，我提到的这个家庭社会阶层略低，但德行高尚。我爬上一个环形石梯，在顶层有一家人，他们有三四间房：一对夫妇，他们有三个儿子，两个已经成年了，还有一个成年的女儿。那位父亲和他的儿子们在附近的一间铸铁厂里工作。我们在一个杂乱的厨房里分享面包，像坐在一个宏大的礼堂内享用盛宴般地谈笑风生。我们围桌而坐，家庭成员轮流朗诵一段《圣经》。进餐后，我们进入隔壁房间，一起唱着源自伯恩斯的苏格兰歌曲。其中有一个男孩的声音是我听过的最有磁性的低音。那个声音震撼人心，但又被苏格兰式的柔情完美地缓和。他曾在一场面向整个苏格兰的歌唱比赛中荣获一等奖。他的母亲也有一副甜美的嗓音，我对她说，以她儿子的歌唱天赋，可以在任何地方飞黄腾达，但是他母亲却对这个话题产生了焦虑。她担心这会成为毁了他儿子的祸根——按照她自己的说法，她担心通过唱歌来赚钱会让他成为恶魔的仆人，宁愿让这种天赋用来歌颂上帝。她说宁愿随他去死也不愿意看到儿子在歌剧院里唱歌赚钱。她想让他勤勤恳恳地干手头的工作，只把他的嗓音当做是一种上天的神圣恩赐。当我要求这位年轻人来旅馆为我们唱歌的时候，这可急坏了他的母亲。后来他母亲告诉我，直到她知道我们的旅馆不卖酒，她才放下心。这个男孩也愿意顺从他母亲的意愿。她的另一个儿子的心上人去了美国，于是他也心心念念地想追随而去。他大方的给我们看了她的照片，对我和他的家人都毫不隐瞒他的真正心意。在这样的家庭中是没有秘密的，也没有遮遮掩掩。对宗教信仰的虔诚，原始质朴的个性，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想短时间内我都不会忘记的。这个家庭也许是个例，但是每当我回忆起浓烟滚滚、烟囱林立的格拉斯哥，都会想起这一家人。

我曾经每个周一早上都会读《爱丁堡时报》，伯恩斯比卡莱尔更准确地暗示了苏格兰人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我经常在每周一的《爱丁堡时报》上查看的一份统计数据便足以说明。这份数据统计的是上一周登记的新生儿，其中总是有百分之十到十二是非法生育。苏格兰所有阶层的人，都深深地爱着伯恩斯，因为没有人可以像他一样，表达出大家内心深处最真实的情感。

当我想到爱丁堡的时候，第一个闪现在我脑海里的，就是在那两处没有一棵树但依然青翠的高地旁整个城市一如既往地闪耀着光芒。亚瑟王座山像巨大的不规则的球体，又或者半球体，在东南方的地平线上拔地而起，用它那娇嫩的翠绿包裹着整个城市和乡村。东面的天空看过去，仿佛也被染成了绿色。即便读过很多描写在这座山上俯瞰爱丁堡景色的文章，但我还是被眼前这幅景色折服。有三座小山丘通向亚瑟王座山，在800英尺的高处汇合。在第一座相对较小的山丘上，屹立着一座城堡。这座山三面悬崖峭壁，乱石丛生，但是沿着东侧的坡往下走，就会出现一大片平坦开阔的地面，爱丁堡的古城便建于其上。就像泉水从源头涌出，古城也似乎是从城堡中流淌出来的，一直延伸到邻近的空地上。紧挨着古城，就是索尔兹伯里峭壁，海拔570英尺。这面峭壁成为了一道天然的屏障，如同哈德逊河畔的帕里塞兹。再次从这面峭壁望向东方，舒展的地面延伸到了一个叫做“猎人沼泽”的峡谷。我一直以为那里有很多神出鬼没的猎人，直到看到一队火枪手在练习打靶才恍然大悟。之后这片平坦的地面就缓慢而不规则的上升，来到了亚瑟王座山的顶峰，形成了之前我所说的闪耀着绿色光芒的田园景色。厚厚的草甸沿着索尔兹伯里峭壁，一直延伸到峭壁的边缘，如一片天然的绿毯。草地是如此的紧实，男孩们甚至可以用杰克刀像在树皮上刻字一样，在这里刻下他们名字的缩写。在1820年到1821年间，在爱丁堡那些阴郁的日子里，亚瑟王座山是卡莱尔最中意的散步去处。对于他而言，那里满山都是风景，只要天气允许，他几乎每天都想去那走走。【注：见他1821年3月9日给弟弟约翰的信件】

苏格兰和英格兰的道路没有一条是我喜欢的，但我很喜欢漫步在从爱丁堡到艾卡尔菲亨的路上。这一段路，卡莱尔生前走过很多次，而我也要去拜访他出生的地方和墓地。当他还是个年轻人的时候，便和爱德华·欧文一起漫步在这条路上（苏格兰人把“漫步”称作“旅行”）。他少年时代曾独自走在这条路上，有时也与比他大的男孩子一起去爱丁堡学院。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他再也没有在其他地方有过这样饱含深情的、忧伤的、若有所思的、事实上也极为有趣且大有裨益的旅行了。“虽然没有同伴，但脚下的草发出的沙沙声，清泉的叮叮咚咚声，偶尔能听到野生动物的叫声。”“有时候，天气晴朗的如同意大利的天空（同欧文在一起的时候）；有时候则是阴雨连绵，天永远是一望无际的灰色，压在头顶。后者也许更加符合某些时候的心境。这个纷扰的世界，快乐和悲伤，光明与黑暗，全部都属于你一个人。如果合适的时候，你可以光着脚丫，把鞋与袜子挂在肩膀上，或挂在手杖上，口袋里装上梳子和干净的衬衫，把所有的东西带在身边。寄宿在牧人之家，他们有干净整洁的农舍，安全健康的鸡蛋，牛奶和燕麦粥，床上有干净的毯子，牧羊人热情好客，谦恭有礼。”

但是一个人怎么能在没有同伴的情况下，静静地行走一百多英里，尤其是在每小时都有火车经过，而且口袋里还有多余钱财的情况下？坐火车既省力又节省时间，但是也将因此失去亲身体验的机会。这个小巧玲珑的小路很有魅力，像坚硬光滑的地面上铺上了砂纸。以至于脚一落地就很轻易的打滑。即便是盛夏，地底最清新的味道也会洋溢在空气中。一吸一呼之间，都充满了凉爽与清新，好像附近有一块没有融化或者刚刚融化了的霜冻。

在我们以火车代步的时候，我知道了他们以托马斯·卡莱尔的名字命名了我们在爱丁堡坐的那趟火车，这让我很欣喜。这个绰号很形象，他本就是一个拥有炙热的心和钢铁般眉毛的庞然大物。我认为它的原主人对它有长远的打算，他坦白曾有一次花了很长的时间去寻找当初为他的船命名的船长。他成了自己的英雄，一个拥有神授之权的领袖，掌控着蒸汽这珍贵的能源。

人类的视力还没有办法适应火车飞驰的速度。蒸汽在我们肩头轻拍着翅膀，却还是飞不起来。没有鸟类的眼睛和飞翔的高度，我们一样可以有鸟瞰的视角，没有那样的宽度一样可以长途跋涉，没有那么大的种群一样可以看到最细微的存在。即使这样的速度只会带给我们成比例蔓延的视野，即使这样悠闲的观赏与一瞥间的景色并没有不同。确实，当一个人想到这里，想到这么短的距离，还要选择坐火车的方式旅行，撇开不舒服不说，根本就像没有旅行过。那跟绑在家里的摇椅上又有什么不同。除了最远处的物体，剩下的一切看起来都是变形的。如果选择飞机呢，要知道飞机这种交通工具可是独断专制，不讲道理的，舷舱外几乎什么都看不见，你也不知道飞机所在的经纬度。只能由着它，飞到某一个合适的位置，我们这些乘客才能有幸瞥到外面的美景。想到那日从爱丁堡南飞的旅行，只有一个大概的印象了，只能想起那个不加粉饰的乡村是多么的洁净，在一片宽阔的斜坡上升起，既没有森林树木，也没有杂草和灌木丛，没有什么可以隐藏或破坏这一片绿色。人们对于这一片草的印象大概类似于北极地区的雪，漫山遍野蔓延开来。还有那群山和乡村，生活在这里的威尔士人，以及如绿宝石一般的远景。

为了不让火车完全剥夺我观景的机会，我在洛克比下了车，那是苏格兰的一个小集镇，步行走完了到艾卡尔菲享剩下的这一段路程，大概有六英里。那是六月一日，午后的阳光明媚地洒下来。我在这个美丽的地方还没有待满两周，依然还处在旅行的蜜月期呢。路面像海滩一样光滑整洁，只是更坚实一些，走在上面十分愉悦。第一拨红色三叶草已经绽放，如果那一日我是步行回家，可能早就发现了。相比美国人，这里的本地人面颊更加红润，这儿的三叶草花也要比美国的艳丽一些。我在其他地方也有观察过这些小花，通常在这个季节里，颜色更多，花期也更长。因为这个季节拖得很长，更凉爽，所以所有的作物和花朵都比其他地方成熟的慢。花朵则普遍都带着一点粉色或红色。黑莓的花整片花瓣都是粉色或白色，伞状的花骨朵，像蓍草一般，偶尔还点缀着一抹玫瑰红色。白色的雏菊才露粉红色的尖尖角（苏格兰人叫他“春白菊”），这意味着猩红色的罂粟花不久以后将会散落在谷地的各个角落。夏枯草的颜色要比美国的深好多。还有一种老鹳草，和美国的天竺葵类似，只是颜色更深更浓郁。但是与美国的花相比，在秋天，他们成熟的果实和树叶将会褪去这些鲜艳的颜色。

农场作业一直都是最吸引我的目光的，不管在当地还是其他地方，都是为胡萝卜和土豆开沟犁耕的时候，每一个步骤都是极其精准的。这让我想起艾默生在他的诗篇中写道，这片岛上的作业不是由铁犁完成的，而是用铅笔。因为那些线条看起来笔直而统一，就像拿铅笔和尺子画出来的一样。我在路边问一个正在劳作的农民他们是怎么做到如此的精准，“啊”，他说，“我们苏格兰人就是一把尺啊”。这里和英格兰都把犁地作为一种精美的艺术来学习。他们甚至设立犁地比赛，奖励最漂亮的犁沟。因为都是种土豆和胡萝卜的缘故，大家耕作的方式都是一样的，先松土，然后犁地，交叉犁，打碎土块，再耙地，用铁链耙，最后轧平。每一株连根拔起的草都会被女人和孩子们小心翼翼地捡起来，或是烧掉或是用马车运走，只留下如纸一般洁净的地面，然后由农夫犁下艺术品般的线条。犁是一种又长又重的农具，需要两匹马来拉，两个犁刀将泥土分向两侧。农夫靠木桩的引导犁开第一条犁沟，以这条完美的犁沟做参照，完成接下来的工作，然后地面会呈现出完美统一的脊线，像是一次冲压成型的产品。这座岛上从这一头到另一头，每一片被犁开的土地和种植的田野像出自同一个行家之手。

我来到了距离洛克四英里的名叫“梅英山”的农场，卡莱尔家族在此生活了很多年。弗鲁德在他的书中写道，诗人卡莱尔在这里第一次读到了歌德的诗篇《干枯的河道》，并翻译了著名的《威廉·麦斯特》。大地平缓地向南方和东方倾斜，给了这些地方广阔的视野，但是并不像弗鲁德所描绘的那样荒凉和寒风凛冽。庄稼看起来长势很好，而田野则平坦肥沃。土壤则是到处可见的黏土。一片准备要种胡萝卜的坡田毗邻公路，地已经犁好了，田地的主人是个严肃谦逊、话不多的农民，他不断地从挂在他肩膀上的袋子里取出化肥洒在犁沟里，一个小男孩牵着马车，跟在农夫后面在犁沟里播撒厩肥。在他身后，一个穿着木屐和短裙的女孩子用耙均匀地把厩肥平铺摊好。在苏格兰，某些田地里的活儿都是由女人和小女孩们完成的，他们负责施肥，播种和捡起杂草，像男人一样晒草和收割。

卡莱尔夫妇住在这个农场的时候，他们的儿子在安南的一所学校教书，后来去了柯卡尔迪，遇到了欧文父母省吃俭用，给卡莱尔寄去了干酪、黄油、火腿和麦片。之后新建了一栋农舍，但保留了老房子。1817年，卡莱尔父亲在写给他儿子的信中提到了这件事。教区的牧师也印证了我所说的：“你妈妈迫切地希望在他来之前就把房子建好，不然她只能跑到山后找个地缝钻进去了。”

从梅英山顺着公路慢慢往下走，来到艾卡尔菲亨村庄，距离村子一英里或更远的地方，就能看到标志性的教堂，塔尖高高耸立，教堂的身后是长满了欧洲赤松的山丘。不一会我就进入了村子的主干道，在卡莱尔少年的时候，有一条小溪穿城而过。后来当地一些有魄力的村民埋填了这条小溪，从此没有缓缓流淌的溪水，也不见了溪水上架的小桥，只看到一条由鹅卵石铺成的宽广大路。多半村舍都显得非常简陋，紧贴着人行道的外缘。这个美丽的棕色石头建筑是教堂，十分具有现代气息，比起眼前的这个小村庄，它仿佛与一座富饶的城邦更相宜。它身后的公墓里葬着伟大的诗人卡莱尔。当我走近的时候，看见一个小女孩正坐在大门旁的路边一边梳理她的乌黑卷发，一边等她的妈妈和哥哥，他们还在村子里磨磨蹭蹭。三两个男孩在树篱外收割荨麻，他们说，把荨麻上面的芒刺煮掉后可以用来喂猪。墓地另一边的街道旁，牛群悠闲地吃着草。

我那时一定想当然的以为以卡莱尔的名声与建树，把他的坟墓与其他人的区别开来极其容易，所以我根本就没有打听他具体被安葬在哪里。后来，当我穿过墓地的大门，门前的安南路穿过一面高大的石墙，我沿着最残破的一条小道向着远处的崭新、庄严肃穆的纪念碑前进。走近后却发现大理石上刻着一个陌生的名字，我一下子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我一个接一个地寻找，得到的依旧只有失望。我找到了一排卡莱尔家族的墓，但是我要找的卡莱尔却不在其中，我朝圣的热情因为这些阻碍慢慢冷淡下来。一个人可以忍受多少次这样的失败呢？卡莱尔已经逝去，正如他活着一样，当你来到他的身边想要献上你的敬意，他必定要让你碰那么一两次钉子。

不久，我看到托马斯·卡莱尔的名字赫然出现在某个家族坟墓内的一块大理石上，但这后来被证实是大名鼎鼎的诗人卡莱尔的一位侄子。不管怎样，最终我还是找对了地方，那里就是我要寻找的卡莱尔家人，墓地长约十六英尺，宽约八英尺。被高大的铁栅栏包围着。最新的那一座墓要比其他的更高更显眼，但是旁边没有一个可以识别它主人的石块或者标记。我相信，自我拜访以后，一定会立起一块石碑或者纪念碑。墓地四周长满了野草，其间绽放着几朵雏菊和蓝色花瓣的虎尾草，甚是好看。这个伟大的诗人头朝着南方或者东南方长眠于此，右边葬着他的父母亲和姐姐，左边葬着他的弟弟约翰。我得知这一圈铁栅栏不是他自己的意思，而是他父亲生前为家族修建的。如果是卡莱尔的话，他可能会把栅栏的高度整个切掉一半。除了大的出奇的墓碑，这个墓地整体来看是美式风格的。它坐落在教堂后身，但又独立于教堂，更像是一处墓地花园，不像一些年代久远的教堂，墓地是围绕教堂而建，或者建在教堂地下。我注意到这里跟其他地方一样，都会在墓石上刻下墓主人生前的营生和职业：某某人，泥瓦匠，裁缝，木匠，又或者是农夫等等。

一对年轻的夫妇在离墓地几步的一个树苗苗圃里工作，我走上前，隔着稀疏的树篱，和他们攀谈了一会儿。他们说他们见过卡莱尔好多次，并且看起来对他敬爱有加。这位年轻人说看到他夏天来过，没戴帽子，伫立在他父母亲的坟墓前。“他在那恭敬地站了好久”，年轻的园丁说道。我知道这是卡莱尔一如既往的习惯，每个夏天他都会像朝圣一样来到这里，在坟墓旁久久驻足，徘徊在这些墓地之间。他最后一次来，是在他去世的前几年，他的身体已相当虚弱，以至于得靠两人搀扶着才能走进墓地。他的这个习惯使我想起了他在《过去与现在》中的一篇文章，说到中国历代帝王的宗教风俗（这是他们最重要的仪式之一），每一朝的帝王和他的千万子民，每年都会给祖先们或是父母双亲扫墓。每一个人都庄严肃穆，怀着景仰的心或是其他的五味陈杂的心情独自沉浸在静默之中。他们头顶的天空也显得寂静无比，连同他们面前这座最神圣的坟墓也是安静的，只有灵魂悸动的声音清晰可辨。这真的算得上是一种信仰。的确，如果一个人没有一瞥来世，没有一瞥这来世的入口，他还能看透什么呢？

卡莱尔对他家族的敬爱之情流露于他那最出众的人格魅力中，他对其他的人类多多少少有一些蔑视，而这种对家族的热爱恰如其分地弥补了这个瑕疵。从未有一个人被家族烙上如此之深的印记，也从没有一个家族拥有卡莱尔家族这样强劲的凝聚力。通常情况下，从农村走出来的杰出人物，都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但是卡莱尔依旧如初，他是他的父母亲的缩影，只是更为出色。他父辈们那慷慨激昂的讲演，在他心里生根发芽，像被大马士革刀砍碎，大锤碾碎后一字一句地放在他的心里。他继承了父辈们最强大最优秀的品质。这些在古老的维京人体内沸腾着的品质，穿过岁月，流淌在卡莱尔的血液里。卡莱尔不仅是苏格兰人，他还是一个维京人。他心中有澎湃的斯堪的纳维亚气息，一次次地碰撞着维京人原始好斗、恃强凌弱的彪悍民风。雷神之锤中有建造这个锤子的那些泥瓦匠的心血，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精神还是肉体，他终归是苏格兰人。约翰·诺克斯与苏格兰古老的誓约者长存在他心中，一同见证他热忱的宗教之心。他对信仰的坚定，他的挣扎与痛楚，目睹他的蜕变，伟大的爱尔兰诗人奥西恩活在他心中，注视着他忧郁的追思，聆听他沮丧的悲叹。尤其是，正如我所说，他心中存活着他勤勤恳恳的农民父辈们，所有的这些成就了他在十九世纪的文学作品。

卡莱尔的灵魂永远属于苏格兰，一种朦胧的乡愁一直围绕着他。“我唯一看到的太阳升起的山丘，”他在《过去与现在》一书中写道。“当太阳与我，与万物一起享受他们耀眼的光芒时，谁能将我与他们分离开来？那种奥秘，如地心一般神秘莫测，我追寻着这奥秘踏上了我的乡土，没有哪一颗树，可以像我一样，深深扎根故乡的土地。”字里行间流露出了怎样的感怀与悲伤！他的家族世世代代，在这片寂寞的荒野上，辛勤劳作，与贫穷和困苦做斗争，维持着并不富裕的生活，直到最后与土地融为一体，血脉相连。在这样的斗争中，家族成员是怎样紧紧地团结在一起，又培养出了怎样深厚的情谊啊！卡莱尔家族把真心与良知投入工作，他们自己本身所生活的时代、思想与忧愁都是修建房屋的砖瓦水泥，他们那长满皱纹的额头上淌下的汗水浇灌着脚下的大地。卡莱尔的父亲詹姆斯·卡莱尔，在时隔五十年之后，再次来到奥德加斯桥，想起年轻时在这里挥洒的汗水，不免一阵唏嘘。如今卡莱尔，凝视着这座桥，想起父亲生前告诉过他的点点滴滴，也不禁感慨万千。“就好像蓦然回首，已是半个世纪。”虽然那个兢兢业业的时代已化作历史，但属于他们的篇章将永垂不朽。他们无声的将信仰倾注于工作，最终在他们优秀的后代中间结出了硕果。这让他回眸，这让他悲伤的凝视，他身后的土地神圣无比，他逝去的祖先在坟墓中呼唤着他。没有什么比贫穷、勤奋与苦难更能增强家族的凝聚力。如同熔炉的热量才能造就特有的品性，如同压力才能造就完美的地层结构。人们回忆起，卡莱尔的奶奶曾在深夜把叫孩子们叫起床，他爸爸是这些孩子们中的一个，用一餐燕麦蛋糕喂饱了这些好久没吃饭的孩子们，从他们铺床的稻草中抽出一些来生火，无疑，这些困苦经历也深深地影响着这些孩子们。

卡莱尔的遗骸应当回归故土，回到亲人身边，他本就与家族紧密相连，尤其与他的母亲感情深厚，所以葬在母亲的墓地旁是最合适不过的。我想起他给在德国学习的弟弟约翰的信中对母亲的描述，他的母亲去爱丁堡探望他，他在信中这样写道“我在里斯码头接到了她，她站在你的船只消失的地方，湿着眼眶眺望着东方蔚蓝的海水，对着寂静的海面自言自语‘他什么时候回来’，我们慈祥的母亲啊。”

为了看到更多艾卡尔菲亨的人文和自然风光，在闲暇的时候更多地了解这个国家，我带上妻子和孩子们来到洛克比。我们在这里消磨了几天时间，投宿在安静整洁的布什旅馆。我穿梭于附近的街道，看到了很多的小鸟、野花、当地的民众和农作的场景。用一天下午去了斯科特布里格，卡莱尔一家离开梅英山之后就住在这里，他的父母亲都在此过世。用一天去了安南，一天去了悔罪山，另一天翻过这座山去了科特尔桥，品味和发现这片土地的美好。时间仿佛在这里停止不前，一个最好的证明便是，我们还能够找到当年卡莱尔出生的房子，由他父亲所建，虽然距今已有八十七年的历史，但青砖碧瓦如初，看起来还能屹立几个世纪。沿着磨损严重的石头台阶拾级而上，走过石头地面，来到一个小房间，就是在这里，卡莱尔第一次睁开了眼睛。我怀疑这间房子的窗玻璃也还是那个时期的。这是一个安静而简陋的村庄，道路由鹅卵石铺成，穿着木屐走在上面发出咔哒咔哒的声音，这个村庄还是卡莱尔年幼时的样子。低矮、简陋，石头地面的房子紧挨着人行道修建，仿佛一抬脚就能登堂入室。底层的英格兰人或者苏格兰人在乡下建的房子，要么背朝大路，要么离大路有一段距离，中间建上马厩和棚屋，或是用高高的结实的栅栏把房子团团围住，完全地阻挡住你的视线。而这个村庄，人们却把房子建的大明大敞，如果可以他们恨不得把前厅连到人行道上。在街道与前厅之间没有一点遮挡，方便二者自由沟通。至少大多数比较久远的房子是这样的情形。总的说来，苏格兰的村舍比起我们更加公开，少了很多私密性，乡村住宅则更为隐蔽。除了标志性的教堂，艾卡尔菲亨唯一能和百年历史的村落区分开来的特别之处是一座巨大精美的石头建筑，那是一所公立学校。它让这片村落与众不同，仿佛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勾起人们对于卡莱尔的回忆。有人曾告诉我，事实的确如此。他第一次念书的地方是一个低矮简陋的住所，现在位于教堂身后，成了墓地和安南路边界的一部分。

过去的一些时候，我习惯站在窗子边，看那些工人们走在上班的路上，孩子们三五成群去上学，或是去打水。而傍晚和清晨，女人们则从草地上把奶牛牵回来挤奶。六月的黄昏，太阳落的很慢，挤奶工作要一直延续到九点才会停。我遇到了两个场景。第一个是在一场大雨中，一个形单影只的年轻女士戴着大大的帽子，全身都湿透了，缓慢地穿过街道，走走停停，用忧郁但却悦耳的声音唱着歌。她的歌声有一种穿透人心的幽怨的味道。不时有一些路人在她脚边扔下一点钱。一个曾在旅馆服侍过我们的爱丁堡小姑娘，头发是比苏格兰人普遍的金色头发偏红的颜色，走进雨里给了那唱歌的女人一个便士。收了几个便士后，她不再唱歌，随后便消失了。我也不知道她去了哪儿，只是猜测可能是去花钱买酒喝了吧。我注意到没有人会对她动粗或者无礼，男孩子们会偶尔驻足凝视她，但是都不会发表评论，或者指指点点，更不会扮鬼脸。另一天下午，一个巡回演出的团队把帐篷扎在了街道上比较宽阔的地方，这种新奇的手风琴演奏，把村子里所有的小孩都吸引过来了。门票要一个便士，我跟其余人一起进入，看到了一个小个子男人，一只大狗，一家人其乐融融，几个脸脏兮兮的男孩和女孩，老实规矩地待在一起。跟艾卡尔菲亨的男孩子们不太容易打交道，我攀谈了几个都不太成功，他们大多安静和害羞，怕生，但跟所有的农村孩子一样是生来的自然学家。如果你想知道哪里有鸟巢，就问这些男孩子吧。因此，一个下午我在安南路上遇到了三两个男孩，便向他们问询，刚开始他们显得很冷淡，不愿意回答我，但是我说明了我是真诚的想知道，真心想要他们指给我鸟巢的地方。为了以示奖励，他们指出第一个鸟巢我就给一个便士，第二个给两个便士，第三个给三个便士……开出这样的价码，最后的结果就是我的口袋迅速地瘪了下去。这些孩子们好像知道附近的每一个鸟巢，而且我猜他们刚刚在周末已经见过他们那些长羽毛的朋友们。他们转身朝我腼腆地笑了一下，一句话没说，带我沿着路走了几步，停在一个树篱前指给我看一个有雏鸟的篱雀巢，鸟妈妈就守在附近，嘴里还叼着食物。杜鹃非常喜欢篱雀的这个安乐窝，就像莎士比亚的一首诗中所写——“篱雀养大了杜鹃鸟，长大的小雏儿把自己的头吃掉。”

这种鸟其实不是雀类，而是一种鸣鸟，跟夜莺很有渊源。之后他们带着我走上一条很美丽的小路，分开树枝，里面是一个有蛋的麻雀窝。我首先看到的是开在岸边的一簇野生三色堇，映的河水也更加明亮了。他们互相商量了片刻，又带我找到了一处知更鸟的巢穴。这个建在河岸边的鸟巢看上去很暖和，外形类似一块长着苔藓的石头。然后我们向另一条小路进发，他们向我展示了一个黄雀的巢穴，黄雀也是雀类的一种，也在地上建巢。这座巢穴的前面似乎有一个用干桔梗建造的粗糙的平台，像门槛石。他们还向我展示了另外几个篱雀和苍头燕雀的巢，而那些孩子们说，那个苍头燕雀的巢穴已经被“扫荡”过了。这些都是他们顺路免费展示给我的。在墓地附近一个废弃的水泵旁边，他们给我看了一个大山雀的巢。他们还提议要带我去见识一下花鸡和画眉的巢。但是我说，这两种鸟的巢我已经看过不少了，好奇心已经满足了。我问他们还知道其他的鸟巢吗？当然了，他们还知道一大堆呢，他们还知道离村庄很远的地方，米得比路上有一个鹪鹩巢，里面整整有十八个蛋。那好，看完这一个我可能就真正满足了，我的钱已经所剩无几了！然后我们穿过村子沿着米得比路走了将近一英里，孩子们静悄悄的，像参加葬礼一般，不说一句话，没有一个笑容。我们走得很快，傍晚也很暖和，在苏格兰，这算是个好天气了。孩子们偶尔皱着眉头，耳尖穿过发丝，红彤彤的。我觉得我们已经走了很远了，就问孩子们“小伙子们，还有多远了？”“快到了，先生”，不久，他们加快了步伐，我知道我们马上要到了。原来这是个柳林鹪鹩的巢，又名柳莺，巢穴构造精美，上面是一个圆形的穹顶或遮篷，巢穴里面铺满了羽毛，里面塞了不少蛋。但是没有十八个那么多，孩子们说有人告诉他们这种鸟一次能产十八颗蛋。其实普通的鹪鹩就能产这么多，甚至更多。最打动我的还是孩子们一本正经的样子，回去的路上我们看到了好多已经被“扫荡”一空的巢。有一个年长一些的男孩叫托马斯，他听说过托马斯·卡莱尔，但当我问他觉得这位诗人怎么样的时候，他只是尴尬地望向路面。

而另一次偶尔遇见的老修路工，倒是对卡莱尔有些见解。那天我正在走向悔罪山，他驾着“机器”赶上了我（其实是一辆马车，在苏格兰，所有马路上的交通工具都被称作“机器”），坚持捎我一程，让我坐在他的边上。他有一匹白色的小种马，他说那匹拉车的白色小马“已经21岁了，先生”。他这辆笨重的、嘎嘎作响的两轮挂车，不得不说，实在是有些年头了。我们说了不少马路的事儿，他问道：“美国有这样好的路吗？”唔，我该如何回答呢？他又问：“你们那儿有‘金属’和石头吗？”太多了，我告诉他，但是我们还没有掌握修路的艺术。听到这，他立马来了精神，要给我好好说说这其中的门道，他确实是认真地思考过这个问题。他在美国有一个叔叔，但是已经完全失去联系。他见过卡莱尔很多次，“但是这里的人们对那个家伙不感兴趣，”他说，“他从来没有为这个地方做出什么贡献。”说到卡莱尔的祖先时，他说：“我们这里称卡莱尔一家为恶霸，先生，如果你穿过他们门前的路，他们会杀了你的。”然后又为我讲述了一些添油加醋的“艾卡尔菲亨混战”的故事。在卡莱尔的回忆录中也有记载。这个年老的修理工说，当时这帮恶霸聚在一起欺压民众，恐吓或杀害了这个地方一半的人。“不，先生，我们这里的人一点也不喜欢他。”说罢便狠狠地给了他的马一鞭子。但是他却对我们在路上碰到的女学生很感兴趣，一路捎带她们，直到马车都坐满了。还顺道把这些女孩们往家里送了一程。过了安南桥我就下车了，独自走了一小段路，来到悔罪山。一片绿色的草地一直延伸至索尔维。屹立在山顶的塔楼是这里众多有趣的遗迹之一，但是关于它的历史和用途，已经没有人知道了。这是个粗造的石料建筑，大概占地三十平方英尺，高四十英尺。只有一道门，门楣上用古英语大大地刻着“悔罪”两个字。墙壁被步枪和弓弩打得千疮百孔。一片年代久远的废弃墓地包围着这个塔楼，后面是一个小礼堂，塔的基座下面有一些兔子洞，谷底是贵族的城堡，城墙上插着旗杆。时间刻在每一块石头上，一块从墙壁脱落下来的灰泥也许已经有三百年或者四百年的历史了。我捡了起来，发现它几乎跟石头一样硬，颜色灰暗，布满地衣。回去的时候我在安南桥上站了好一会儿，凭着护栏观赏清澈见底、打着旋涡的河水，不时还有鳟鱼跃出水面。行人们不论何时来到这些拱桥上，都会驻足仰慕。这与他之前所熟知的一切实在大不相同。这是货真价实的高架桥，不仅带领游客经过，还会让大道畅通。拱桥建造完美，无可挑剔。没有一点画蛇添足，一砖一瓦不多也不少。对于建筑，我们或许还可以挑剔这个挑剔那个，但是这些古老的桥，却是满足了所有人的幻想和期待。它兼具诗歌的美感和数学的精准，还有一些横跨安南河的桥年代更加久远，却鲜为人知。道路从两旁缓慢地升起，在拱桥的正中汇合。更平添了些许魅力，显得更有生机。现代的桥，为了突出实用性，顶部都是水平的。两个工人在桥上聊天，说只要得到城堡工作人员的允许就可以来这边钓鱼。莎士比亚是这样歌颂无足鸟的：

“即便踏上死亡之路，也要将巢穴筑于迎风的外墙。”

我看到有一对无足鸟在我们旅馆的对面，一栋建筑的屋檐下的突出的铁架上筑巢，这地方的确有“死亡”的危险。某一天，工人们开始刮墙，为重新刷漆做准备，不小心把这个“生命的摇篮”打翻在地。燕子们没有就此放弃，第二天起了个大早，赶在工人干活之前开始筑一个新巢。顺便一提，苏格兰人到处都会刷漆，甚至连墓碑都不放过，多数是把墓碑棕色的石头刷上白漆。有一次家里的年轻人召集了一些油漆工准备为他们的房子刷漆，但卡莱尔的父亲坚决地把油漆工赶了出去。“你们的脚上都沾满了沼泥，还想刷我的墙？你们碰都别碰我家的门！”但最后油漆工们还是报了仇，这个老头子的墓碑还是被刷上了漆。

一天，我去拜访了一个杂草丛生的墓地，顺着科特桥的方向，在距离村子大概一英里远的地方，这里有一些卡莱尔家族老辈人的墓地，其中一些是卡莱尔的叔伯们的。卡莱尔这个名字在这些古老的墓地里频繁出现，明显这是一个庞大而勇敢的家族。托马斯是特别受欢迎的名字，因为我在两块墓地的八座墓碑上看到了托马斯这个名字。我看到的最古老的卡莱尔家族的坟墓属于约翰·卡莱尔，在1692年逝去，他的墓志铭是这样写的：“这里长眠着约翰·卡莱尔，佩内斯奥斯人，逝于1692年5月17日，享年七十二岁，配偶珍妮特·戴维森逝于1708年2月7日，享年七十三岁——儿子约翰立”。

我经常在教堂墓地内看到那位老司事，他住在卡莱尔的房子里。他非常了解卡莱尔家族，有一些关于卡莱尔父亲的非常有趣的轶事，这位令人生畏的詹姆斯，总是以他率直的言论被人口耳相传。这位司事骄傲地指出，教堂拥有几座著名的坟墓，包括老皮尔的墓。他说，很多古老的墓穴都已经“死掉”，没有人承认和认领它们，名字已经斑驳，这些土地只好被二次使用。在这片古老的墓地上，一般的墓穴大概只能存续两百年，超过这个年限的墓穴几乎看不到，但卡莱尔家族是个特例。没有人像他们一样，只要卡莱尔家族的人一张嘴你就会了解他们的脾气性格。他们好像在对一面冰冷的墙说话（他们总是直来直去）。卡莱尔对这种“家族风格”也有过描述。“我的风格”当他三十八岁的时候，在日记本里记道：“和所有人都不一样，我说出的第一句话总是能把我的性格暴露无疑。”的确，卡莱尔的行事风格广受诟病，但这是他的一部分，不是刻意为之。就像他狂乱的发丝和刚硬的胡须以及朦胧的眼睛是他身体的一部分一样。他继承了这样的风格。泰纳说他性格中野蛮的特质其实是继承自他强壮的泥瓦匠祖先。他的父亲是个靠体力谋生的建筑工人，而他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也完全继承了父亲的血脉。他的父亲把砖石砌成墙，而他的诗句也像石墙一样坚实有力。除他之外，再也没有一个作家可以做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我在村子一英里外的车站偶尔会碰到陌生人询问去教堂墓地的路，但是听闻最近的朝圣者和拜访者的人数锐减。在他葬礼后最初的几个月里，前来凭吊的人络绎不绝，连墓地的草皮都被踩的翻了起来，但自从他的回忆录出版之后，就鲜有人来此祭拜。一个真正喜欢卡莱尔的人不会因为他的回忆录而感到不安，而他众多的追随者中不乏一些只看重他名气的人，而那些在他死后凿坏他的墓碑、扒掉他墓地上的草皮的人，才是真正的魔鬼。

最让人惬意的一次散步是在去安南的路上。欧文的名字还存在于此，但是我相信他所有的近亲都已经不在人世了。街道对面，欧文出生的小房子上挂着一个牌子：“爱德华·欧文，一个屠夫”。“爱德华·欧文，弗莱舍”。在格拉斯哥的时候，我拜访了欧文的墓地，在大教堂的地下室里一个最阴暗的角落。让我深为感动的是，欧文墓地前做指示用的青铜牌子闪闪发亮，而他周围的那些某某阁下，某某女士的指示牌则黯淡无光，锈迹斑斑。是被一位忠诚的追随者擦洗过，还是有太多的人驻足在此沉思而磨亮了这面青铜碑？如果不是因为与卡莱尔的交情，欧文的名字也许早就被世人遗忘了。欧文姓名牌的反光很可能只是世人对卡莱尔的深沉怀念投射其上。两位如此要好，一定在很多方面有着惊人的相似。但是欧文不是个现实主义者，他的文字不能掷地有声。在铁锹里面点燃火药，和在枪管里点燃火药，威力完全不同。欧文属于前者，在瞬间发出灿烂的光芒，但很快便消失于烟雾中。

有的人像钉子，很轻易地就会被拔出来，而有些人则像铆钉，打进去就拔不出来。卡莱尔就是铆钉，他不会屈服于任何人或事，也不会迅速被人遗忘。一些同他持不同意见的人污蔑他就是个演员，一个江湖骗子，一个雄辩家，但是他忠实于自己的目标，并且破釜沉舟地前进。看啊，他那踽踽独行的身影！他说：“世上只有一种魔鬼，就是懒惰的人。”他不仅是“工作”这个福音的布道人，他就是“福音”本身，自始至终都是一个不屈不挠的工作狂人。看他那不服输钻研的劲头！他像一个建筑大师一样，不断地寻找坚固的地基，在垃圾与流沙中披荆斩棘，直到碰到那一块坚实的石头。他的每一个评论文章都需要花费一个月甚至更长时间来完成。他用了九个月的时间研究《拼凑的裁缝》，《法国大革命》用了三年，《克伦威尔》四年，《腓特烈大帝传》则长达十三年之久。如同他的父亲帮助他修建了奥德加斯桥，让旅者安全地从桥下的惊涛骇浪之上走过，他的那些书也让读者们穿越了迷雾，消除了困惑。他在原本没有路或者只是一条歧途之地建起了大道。卡莱尔著书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要帮助人们跨过迷惑的沼泽，征服混沌的深渊。从没有一个建筑师或者工程师有这样切实具体的目标。他毕生的目标就是为了引导读者与他共同前行，而不是哄骗和取悦。他藐视一切坑蒙拐骗、轻浮焦躁的行为。他对诗歌和艺术一向反感，他认为人们已经看够了太多的戏耍和轻浮。他的工作从来不是可以轻易完成的，不是三下两下便可应付了事，总是伴随着痛苦和挣扎，就好比将防洪柱栽进湍急的洪水之中。他从先辈那里传承的不屈不挠的精神永远是他的信条。似乎他母亲的殷切盼望在分娩时就为他打上了胎记。整个宇宙都在他身边翻江倒海，竭尽全力地想吞没他。万物都幻化成恐怖和鬼怪的形状，他生活中没有一点快乐或平静可言。他所做的每一份工作都是与混沌和黑暗做斗争，无论真实的还是幻想中的。他曾说写作《腓特烈大帝传》是一个噩梦般的过程，而《克伦威尔》则像是在漫天尘土中前行。就我所知，对于文学创作，卡莱尔是唯一一个会用这样极端痛苦的方式写作的人。当写作的重任压在他的肩膀，他身体内继承自祖先的强大的、倔强的、勇于抗争的无声的力量，不再沉默，慢慢觉醒释放，并且一发不可收拾。这股力量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如石破天惊。每一本书，都会掀起惊涛骇浪。完成一份简单的工作，或许能带给别人快乐和满足，带给他的只能是绝望。能让他振奋的不是遣词造句带来的成就感——作为一个多产的作家和演说家，他也深谙此道——而是对目标的迫切，力量的碰撞，是征服恶魔的欲望，更是帮助人们摆脱“麻木不仁”的信念。他著书不多，流传下来的也很少，但现存的每一部都是精华，凝聚着作者的心血。他会赞扬沉默，歌颂工作。“无法言说”是他文字的核心，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孤独无时无刻不在他左右。他的书晦涩难懂，对大多数的读者来说都是一次痛苦的阅读体验。他的风格好比石头铺就的路，好的时候惊世骇俗，不好的时候也同样惊世骇俗，优点与缺点同样鲜明。

在《过去与现在》中，卡莱尔无意识地描绘出了自己真实的生活与性格，比任何人都更不加掩饰：“生命对于人们从来不是五月天的游戏，而是战斗与进军，是权力与力量的较量；不是慵懒地走过春夏秋冬，碌碌无为，流连于歌声和美景，而是穿越烈火、无尽的沙漠，走过冰天雪地后的涅槃。他走在人群中，以难以形容的温柔怜悯地爱着每一个人，如同这些人并不爱他。但是他的灵魂隐居在一片孤独之中，在最隐秘的深处。在长满棕榈树的泉水旁的绿洲上，他会稍作休息，但不久又会在恐惧与壮丽、天使与恶魔的护送下继续他的征程。不论天堂或者地狱，都是他的护卫者。”无疑一部分世人会认为是地狱和魔鬼在指引，但是也有些人并不这么认为，未来这些人的数量会越来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