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求助者“自恃高明”

当一个人被推到助人者的角色时，从字面上理解，意味着他立刻就拥有了更高的地位和更大的权力。这可以体现为我去搀扶一个摔倒的人，也可以体现为我以心理治疗师、咨询师或者教练的身份，运用智慧和经验帮助他人解决问题。如果从维护面子的角度分析，当我们向一个人求助时，无论他最终能否帮得上忙，我们都在无形中将自己的权力和价值交给了对方。正是这种权力的交托造成了关系的不平衡。当发出请求帮助的请求后，受助者就把自己放在了一个被动的、要依靠他人的观众角色上，而让心目中的助人者成了主角。于是，球落在了助人者的半场上，那么，接下来他会怎么处理呢？

认识到这种细微的变化很重要，因为它给潜在助人者提供了利用这种变化的可能性。他可以借机推销，也可以并不提供什么帮助，只是借此套取更多的信息。人们可能知道自己什么忙也帮不上，但还是会忍不住用对方赋予的权力谋取私利。我们很难发自内心地放弃得到的权力，并谦逊地说“我不知道我能否帮得上忙”或者“我真的帮不了你”。有机会帮助他人确实是一件充满诱惑的事情，当有人让我教他如何使用计算机的时候，我就深刻地体会到了这一点。即使我心里清楚我并不比对方知道的多多少，但还是会忍不住插手去帮忙，结果可能把问题搞得更加严重。

另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是当他人求助时，我们有责任做出响应。这时，潜在助人者被推到了舞台的中央。我们的文化要求我们必须有求必应，因此一旦帮助关系的大门开启，你便不能轻易离开。当潜在受助者提出请求后，他就成了弱势的一方，同时创造了一个需要重新平衡的情境。例如，一位同事或者朋友想请你出来一下，就他个人的事情征求你的意见：“我能占用你几分钟时间吗？我想听听你的意见……”我们必须按照文化准则的需要来做出适当的反应，要么说“好的，我们找个地方坐下好好聊聊……”，要么回应“没问题，我很乐意，不过，我手头有点事儿，等我把这个处理完，可以吗”。这两种反应方式对求助者的需求都给予了积极的响应，而且让对方感受到了你对他的事情非常上心，重新平衡了双方的关系——表示关切就是给面子。

如果你不想得罪对方，就不能拒绝他的请求或者置之不理，否则就会放大对方的“弱势”，这等于告诉他，他的问题不值得你花任何精力。在请求医生或律师帮助而被拒绝时，我们就会强烈地体会到这种被轻视的感觉。如果拒绝来自朋友或者伴侣，我们同样会感觉很受伤。一般来说，专业人士不会直接拒绝我们，往往是了解清楚我们的情况后，介绍自己的同事给我们，以此弱化我们被轻视的感受。如果他们只是简单地对我们说“不”，就会令我们很难过。

总而言之，所有的帮助关系在开始时都处于一种不平等的状态。受助者是弱势方，比较敏感；助人者是强势方，具有更大的权力。缺乏对帮助关系中不平衡性的洞察和应对能力，会导致很多的帮助过程最后不欢而散。帮助关系必须要用心建立，而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其已经存在了——即便其中的不平衡性是显而易见的，也不容易用社交经济学来解决。在一段关系的初期，无论是助人者还是受助者，其对期待从中获得什么和需要付出什么其实都是不清楚的。受助者在获得帮助（任何形式的）后，都要回馈助人者相应的价值，至少也要表达谢意，而专业性帮助则需要支付真金白银。

受助者会在不知不觉中对助人者产生依赖感，若双方对彼此的期望值是模糊不清的，便会造成最初的权力失衡，使得双方都要面对焦虑和紧张（Schein，1999）。焦虑的表现形式会因关系的本质和所处情境的差异而不同。当与一位被吹得神乎其神（“去找×××吧，他超级棒，肯定能帮到你”）的治疗师或教练正式见面时，我们会很听话，甚至有点儿战战兢兢。而同样的问题，当求助于某个特定的朋友时，我们既会担心自己是否太强人所难，让他人承担了自己的烦恼而伤害了友谊，又希望朋友能很上心，且不要因此小看我们、敷衍我们。换句话说，一旦人们提出了请求，无论受助者和潜在助人者原来的关系如何，焦虑都会随着情境自然产生。

如果不能及时察觉这种焦虑的存在，那么双方的关系就会因失调而变得脆弱，进而引发防御性行为的产生。因而当这种焦虑产生时，就要立刻采取行动去弱化，否则很容易引发一些常见的情绪反应，使关系的发展偏离正轨，帮助也会变得愈发困难。这些情绪化的反应也可能令助人者或受助者坠入陷阱。一般来说，当人们比较正式地请求帮助时，这些陷阱往往是显而易见的，然而，所有的助人情境中都存在这些情绪化的反应并会引发后续行为。

鉴于助人者通常不会立即察觉到这些情绪化的反应，但其在一开始做出回应时必须要考虑这些因素，我就先从研究受助者的情绪化反应开始。下面，让我们先来看看受助者面临的五大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