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过度管制
几天前的一个下午,妻子带孩子们从公园回来,刚进门,她就摇头抱怨:“我难以置信有些家长对孩子的说话方式,那么贬损、那么敌意。她们干吗要孩子呀?”我也不止一次有过这样的想法,于是我决定开始记录外出时的所见所闻。没几天,我的本子上就写满了这些场景:
● 在公共图书馆儿童区,一名学步儿被狠狠训斥,原因是扔玩具熊,尽管当时周围没有人。
● 超市里,一个小孩央求妈妈给他买一块曲奇饼干。他发现另一个小男孩正在吃,于是指给妈妈看,妈妈对他说:“哼,那大概是因为他已经学会用便壶了。”
● 游乐场,一个男孩兴奋地尖叫着从秋千上跳下来,他妈妈立即制止:“不许傻叫!今天不让你再玩秋千了!再叫就让你蹲暂停去!”
● 在儿童博物馆关于水的展台旁,一位母亲试图阻止小儿子的各种举动,并谎称他的行为都是博物馆禁止的,比如“指示牌上写着不许溅水”。可当儿子问为什么的时候,她的回答是“就这么规定的”。
没多久我便放弃了这种记录。因为这些事件不仅数量巨大,内容也大多雷同,记录起来难免重复,更不用说令人郁闷。我们不止一次在游乐场看到有些家长突然宣布到时间了该走了,有时甚至还会强行抓起孩子的胳膊将其拖走(如果孩子大哭,通常会归因于她感觉“累了”)。我看到有些家长不知不觉地模仿威吓士兵的军官,鼻子逼近孩子的鼻子,手指在孩子脸前晃来晃去,大声咆哮。餐馆里的家长们也经常大惊小怪——纠正他们的举止、训斥孩子的坐姿、评论孩子的食谱(和食量),总是把晚餐时间变成孩子最想逃避的折磨(难怪许多孩子在晚餐时间总是不觉得饿,可过后却来了食欲)。
必须承认,我在有孩子之前也很爱指手画脚。没亲手推过婴儿车,你就理解不了这么个小东西怎么就能踩到你的短板、耗尽你的耐心(当然也想象不到孩子带给你的快乐有多么至高无上)。当我对某个家长的行为皱眉头时,我努力让自己记住这种养育的艰辛,提醒自己看到的不过是几分钟内的表面现象,我并不了解每个家庭的历史背景——这个家长今天清晨可能遭遇了什么、在我碰巧看到之前这个孩子又曾经做了什么。
不过,无论我们多么愿意体谅、愿意考虑种种因素,但普遍实相依然是: 相应每一个被允许在公共场合疯跑的孩子,都有几百个孩子被家长不必要地管制和约束、被怒吼、被威胁和霸凌;孩子的抗议一贯被忽视、疑问被驳回;孩子已经习惯于自己的请求被自动拒绝,胆敢问一下理由,回答则是“因为我这么说!”
你可以不相信我,下一次去游乐场、购物商场或生日聚会时,假装你是个人类学家,观察一下正在发生着什么。你不会看到从没见过的现象,但也许会注意到之前从未留心过的细节,从中可能会得出一些结论。不过要小心:对周围的人和事增加敏感度不一定令人愉快,过于细致的观察会让逛公园变得不那么轻松。一位来自加利福尼亚的母亲在给我的信中这样写道:
你最近有没有去过食品店?这里变得越来越令人痛苦。【看着】家长们对孩子施用贿赂、羞辱、惩罚、奖励,总之是虐待的手段,令人难以忍受。我那可爱的心理屏蔽怎么不起作用了?……一句句诸如“如果你不安静下来,我就再也不带你来这里了!”
和“宝贝儿,只要你不哭,我们就去给你买冰激凌!”这种言辞简直令人窒息。我以前是怎样充耳不闻这些话的?
* * *
再审视一下前两章描述的多种有条件养育技巧,其有害的原因之一关乎孩子感到被控制。从另一个角度看,当我们用惩罚、奖励和其他策略去操控孩子的行为时,他们会逐渐感觉到只有顺从我们的要求时才会得到爱。因此,有条件养育就是实施控制的后果,即使我们本意并非在于控制;相反,控制也有助于解释有条件养育的破坏性影响。
不过,过度管制本身就是问题,因此这个话题独立成章。它不限于任何特定的训导技巧:不限于暂停、星星奖励表、打屁股、一句“做得好”、诱惑给予或者威胁剥夺特权。用一种模式替代另外一种模式不会起到多大作用,如果我们不能抓住一个基本真相:当今社会中,养育模式的最大问题并不在于纵容,而是对纵容的恐惧。我们过于担心会溺爱孩子,最终往往沦为过度管制孩子。
毋庸置疑,有些孩子被溺爱,有些孩子被忽视。但我们一直疏于讨论的问题是微观式管理孩子的手段在泛滥,仿佛孩子完全沦为我们的附属品。因此,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在避免过度管制的前提下给予孩子引导和限制(二者并重),我稍后会就此阐述。不过我们首先必须要弄清楚过度管制的实际程度,以及我们为什么需要抵制这个诱惑。
许多家长对待孩子的态度都表明他们缺乏对孩子的需求和喜好的尊重——事实上,就是缺乏对孩子的尊重。很多家长表现得好像他们坚信孩子就不配得到成人般的尊重。多年前,心理学家海言姆·吉诺特(Haim Ginott)曾邀请我们思考自己面对孩子某次不小心落下什么东西时的态度,将其与我们对待习惯性丢三落四的朋友忘记某样东西时的态度做对比。恐怕几乎没有人会像对待孩子那样用严厉斥责的方式去对待朋友:“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告诉你多少次离开时要带好自己的东西?你是不是觉得我没事儿可干就闲等着给你收拾啊?”等等。而对待朋友,我们却可能只会简单地说:“你的伞在这儿呢。”
有些家长的干预出自一种惯性,对孩子大喊:“不要跑!”即使孩子的奔跑不会伤害到人或物;有些家长仿佛是在提醒孩子的弱势,宣示谁才是老板(“因为我是你妈!”“在我家,听我的!”);有些家长试图用武力控制孩子,有些则更喜欢引起内疚(“我为你做了这么多!你太让我伤心了……”);还有些家长不断叨唠孩子,发出恒定的重复提醒和批评的嗡嗡声;而有些家长则对孩子的行为没有表现出任何反对,却莫名其妙地突然爆发,好像孩子踩到了隐形的导火索——多半是成年人自己的情绪问题,而非孩子的行为——突然间家长怒不可遏、令人生畏。
显然,不是所有家长都会这样做,有的家长就从来不会这样。研究结果显示,育儿信仰和行为会基于文化、等级、种族、家长所承受的压力及其他因素的不同而有所差别。研究人员还确信,大多数家长不会始终采用单一的养育模式,针对孩子不同的不当行为,他们会有不同的反应。
不过,更加有趣的问题或许是:家长如何认定什么是“不当行为”。在你我眼里纯属无害的行为,在有些人眼里则不能容忍,因而对孩子横加打击[1]。这或许就是所谓的“专制型”养育模式,这些家长严格和苛求有余,接纳和鼓励不足,很少为自己制定的规则做解释或辩护,不仅期待绝对服从、为达目的不惜随意使用惩罚,而且坚信,孩子言听计从权威,比独立思考或表达意愿更重要。他们坚称孩子需要被严密监视,规则一旦被打破——这又恰恰坐实了他们对孩子本性的阴暗揣测——专制家长会认定这是孩子故意所为,不管其年龄大小,要求此刻必须为其行为负责。
令人不安的是,这些“对家长的指令俯首帖耳以及……尽早压制不被接受的冲动”的主张,曾在“二战”后进行的一项研究中出现,该项研究旨在探究法西斯主义心理基础,尤其是那些在成长过程中痛恨某些群体并对权力极度迷恋的个体,他们的童年经历。
当然,以上展现了家长管制范畴的外缘。听到这些极端案例的家长会说:“好吧,显然不是在说我。我不是专制家长,也不会在游乐场因为孩子玩儿得高兴而对他咆哮。”可几乎所有人都曾经有过过度管制的冲动,至少是个别情况下。有些家长这样做是因为确信孩子必须学会听话(毕竟成人比孩子懂得多,不是吗?);有些则属于控制型个性,习惯于将自己的意愿强加给孩子;还有些家长会偶然抓狂,尤其是在面对孩子的反抗时;许多家长确实很关注孩子的健康和幸福,但却从未想过自己的所作所为是不是可能已经构成了过度的、适得其反的管制。
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旁观坏家长大游行很容易,看着别人比自己更爱控制,我们可以自我安慰“至少我不会那样做”。然而真正的挑战却在于:反思我们一直在做的事,并质疑其是否真正符合孩子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