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2019年2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完善金融服务、防范金融风险举行第十三次集体学习。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化对国际国内金融形势的认识，正确把握金融本质，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平衡好稳增长和防风险的关系，精准有效处置重点领域风险，深化金融改革开放，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坚决打好防范化解包括金融风险在内的重大风险攻坚战，推动我国金融业健康发展。

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涉及金融行业的方方面面，本书重点关注完善金融服务、防范金融风险这两方面，尤其是以数字科技赋能普惠金融和金融监管。

1.2.1 金融供给侧改革中的新金融

供给经济学认为，需求不足从来不是经济扰动的根源，只有在各产品比例失调时，经济扰动才会出现。这对当前国内产业失衡、金融错配等严重的结构性问题极具解释力。正如供给经济学的鼻祖萨伊所述，创造需求的不是货币，而是产品和服务的生产。而且，萨伊也否认“过度生产”或“过剩”，一旦价格和成本调整到新的需求结构，经济将再度增长。尽管当前的供给侧改革并非照搬供给经济学的理论，但应重视其经济学思想的借鉴意义。事实上，当前政府分权让利，积极推动土地流转改革、户籍改革以及要素市场改革，鼓励创新创业增强市场活力，也都体现了供给侧改革的思路。

金融供给侧改革是当前我国金融领域改革发展的主要方针。与从需求端出发的调控思维不同，金融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将侧重于以市场化方式和自主创新来释放生产力，并在高质量发展中防范化解风险。一方面重在优化融资结构和金融机构体系、市场体系、产品体系，使金融业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更高质量、更有效率的金融服务。另一方面通过基础设施建设、监管体系建设、制度建设等治理金融风险，平衡好稳增长和防风险的关系。

对于信息技术对金融供给侧改革的基础意义，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中国金融学会会长周小川在《中国金融》2019年第15期曾撰文指出：金融业本质上就是信息产业。金融业把信息处理看作是一种手段、工具，是一种科技对金融的支持，同时也确实认识到，金融业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信息产业（IT）的发展。而IT界有人认为金融业就是信息产业。首先，金融业处理的东西，早期还有现金、黄金、保险箱等实物，但之后的金钱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M1、M2，由于计算机化，所以都变成了计算机里的数字表达。其次，金融产品的定价，不管是贷款利率还是存款利率，都更大程度上依赖于数据基础上的分析决策，基本上也是一个信息处理行业。再次，金融交易，如果去上交所、深交所和外汇交易中心一看就知道，基本上全是数据处理和网络化通信在运作，以至于交易大厅早就变得没有必要了，保留下来或者是为了有时可以参观一下留作纪念，或者是有时作为开会搞活动的场所。此外，从IT行业来看，IT都有用户界面，可以认为银行、证券公司营业网点就相当于IT系统的用户界面，按终端屏幕的信息去跟用户打交道的地方，但核心系统是IT，包括ATM也是一种信息系统跟用户打交道的界面。IT技术的发展对金融行业产生了巨大影响。从中国四大银行在亚洲金融风暴之后的发展基本上也可看出，凡是IT抓得好的银行，或者说投资去用大系统的，发展就快。总之，不管从哪个角度看，金融行业跟IT的关系都太密切了，因此必须高度重视IT技术的发展对金融业的影响。

因此，无论在完善金融服务还是在防范金融风险上，金融科技作为供给侧的重要内容，都能在这个智能时代的金融领域的创新发展中发挥积极的、根本性的作用。萨伊定律的“供给决定需求”，本质上就是指一种供给可以决定和产生其他多种需求。由于信息技术尤其是网络技术的广泛使用，过去20年来互联网经济的繁荣便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同样，在人类进入智能时代、信息技术已经进一步全面改变金融业的背景下，金融科技在供给侧方面起到的底层的、结构性关键作用不言而喻。这正是金融科技赋能金融供给侧改革的要义。

1.2.2 发展普惠金融服务实体经济

普惠金融（Inclusive Finance）这一概念由联合国在2005年提出，是指以可负担的成本为有金融服务需求的社会各阶层和群体提供适当、有效的金融服务。普惠金融是针对传统金融存在的金融排斥（Financial Exclusion）现象提出的金融服务定位，普惠金融希望让长尾客户享受到更多的金融服务，建立惠及民众的金融服务体系。

2015年12月31日，国务院印发《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大力发展普惠金融，让所有市场主体都能分享金融服务的雨露甘霖。发展普惠金融是服务型社会来临的必然要求。第四次产业革命中，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为普惠金融的实施提供了技术支持。

发展普惠金融，需要提升金融产品和服务质量，提高金融服务效率。围绕实体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要求，推进产品和服务创新，开发专业化、个性化产品，尤其要健全科技金融服务功能，加强对民营企业、小微企业和“三农”的金融服务。鼓励金融机构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新技术，优化业务流程，降低服务成本，不断增加金融服务的覆盖面、可获得性和便利程度，更好缓解民营和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1.2.3 调整投资者结构，优化资金供给

国外的经验表明^[4]，资本市场的发展需要依靠机构投资者。机构投资者不仅可以推动资本市场的规模扩张，而且可以改善公司治理结构，通过长期持有公司证券降低市场的波动性。不断地发展保险基金、养老基金、退休基金、社会保障基金以及其他各类长期性的基金，追求长期稳定回报的各类基金和投资者，有利于促进我国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同时也为我国经济的长期发展和产业的结构升级提供更加稳定的资金来源。

发展机构投资者的可行举措是改造商业银行的理财业务。我国银行业规模之所以在金融机构总资产规模占比远远超过其他国家，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我国的银行业在资本市场欠发达的情况下，为资金盈余部门（尤其是家庭）提供资产保值增值的理财服务。据中国人民银行统计^[5]，2017年商业银行理财产品的规模达到近年最大，为29万亿元，私人银行的规模为9万亿元，两者合计远远超过了券商资管、公募基金等“传统的”机构投资者管理资金的规模，而且，后两者的资金来源在相当程度上也是依靠银行资金的输入。在我国这种以银行为绝对主导的金融体系中，将银行的理财业务改造成打破刚兑、以委托代理关系为基础的机构投资者业务，是发展机构投资者的必由之路。2018年前后，“一行两会一局”联合颁布的一系列资管新规，在修正原有资管行业痼疾的同时，也体现了这一改革方向。

1.2.4 创新监管手段防范金融风险

传统意义上的金融监管模式是以政策监管、主体监管和事后监管为主。在金融混业经营以及新金融时代，金融科技的广泛应用要求新型监管模式。新型金融监管以行为监管（功能监管）、科技监管和实时监管为主要特征。

在防范金融风险方面，金融科技沙箱（Fintech Sandbox）有助于加强金融科技化新阶段的消费者与投资者保护、市场诚信建设，协助维持金融稳定。金融科技沙箱源自英国。2015年，英国金融监管当局率先研究运用“监管沙箱”的新方式，探讨创建“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测试金融创新”的监管工具，并取得了重要进展^[6]。金融科技沙箱作为新型金融监管的重要依托手段，有助于支持金融科技创新并防范潜在金融风险。针对金融科技的创新风险能够“看得见”“说得清”“管得住”。

在新金融时代，监管科技（RegTech，Regulatory Technology）通过使用数字新技术提出更好的解决方案，来帮助金融监管机构更有效地解决监管问题，帮助金融机构更高效地满足合规要求。在中国的市场环境下，防范创新风险更重要的是防范以创新之名进行非法集资和诈骗等犯罪行为，例如互联网金融的“714高炮”、区块链虚拟货币传销等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