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中國經濟現代化及資源的約束

一、全球經濟環境及貿易規模比較

自19世紀工業革命起，全球政治、經濟及貿易發展皆由歐美等發達國家主導，不論以國內生產總值（GDP）、人均生產總值（GDP per capita）或生活質素計算，發達國家皆名列前茅。截至2015年，國內生產總值全球排名前十的國家當中，除中國、印度及巴西外都為發達國家，其影響力之大，不言而喻。此外，現時各個主要國際政治及經濟組織，包括G7、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及世界貿易組織（WTO）等均由發達國家所創立及主導，因此全球經濟及貿易的秩序及規則的制定，皆在歐美等發達國家手中。

但隨着發達國家經濟增長步入瓶頸、通訊科技的日新月異及經濟全球化的大趨勢，由歐美主導的世界秩序在本世紀初開始產生變化：以中國、印度、巴西及俄羅斯四國所領導的發展中國家為全球經濟帶來新的增長動力。英國著名經濟學家、前高盛資產管理部主席吉姆·奧尼爾（Jim O'Neill）曾於2001年發表有關「金磚四國」的報告，指全球增長動力將於2050年前由發達國家轉移至發展中國家，雖然金磚四國土地佔全球土地超過1/4，總人口更達全球人口的四成以上，但直至2010年，四國合計的國內生產總值仍只佔全球總額的1/4不到，反映金磚四國仍有非常可觀的增長空間，足以支持未來全球的經濟及貿易發展。

雖然在科技及服務業等領域上，發達國家仍處於領導地位，但包括中印在內的發展中國家，卻在為世界帶來增長動力的同時，也創造了大量廉價的勞動力。自2001年12月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來，來自世界各地的大型企業皆為降低生產成本而積極地將生產線轉移至中國內地，不但令中國成為世界工廠，亦擴大了中國在全球貿易的份額，專注科研的印度亦成為歐美各大科技、醫藥及金融業的後勤中心，資源豐富的巴西及具有極大石油蘊藏量的俄羅斯亦為全球發展注入原動力。自本世紀初至2010年的10年內，金磚四國的經濟平均增長均大幅高於全球平均值，而中國的年均增長更接近10%，增速驚人，令中國一躍成為全球最大出口國及第二大經濟體，儼然成為發展中國家之首，亦令「西方消費，東方製造」成為全球分工形勢的新常態。

發展中國家在過去15年對全球經濟發展的貢獻絕對無容置疑，但隨着金磚四國人民生活質素的提升，生產成本不斷提高，世界各地的生產線將逐漸轉移至如墨西哥、印度尼西亞、阿爾及利亞及土耳其等正在冒起的新興市場，中印等金磚國家亦需面對產業轉型等挑戰，逐步由出口導向型的經濟模式，轉變為以第三或第四產業為主軸的內需拉動型發展模式。與此同時，金磚國家作為經濟規模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必須發揮其領頭羊的角色，在積極推動其餘發展中國家發展的同時，亦需在國際舞台上建立具影響力的組織，以重構現在由發達國家所主導的國際貿易和投資規則。現時由中國所提倡的「一帶一路」計劃，正好為東歐及中亞地區的發展中國家提供可持續的發展藍圖，同時亦為全球帶來新市場及增長動力。

二、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發展的轉變及優勢

（一）由改革開放至今，經濟發展重心的改變

中國自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推行改革開放政策，旨在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轉變為具社會主義特色的市場經濟體制。開放初期中國仍是以農業及低附加值製造業為發展重心，兩者在1985年時分別佔國民生產總值的33%及46%，但隨着內地省市及各經濟特區逐步對外開放，與鄰近地區的經貿往來日漸頻繁，加上有越來越多外資企業為降低生產成本而進入內地設廠，令中國在2000年前演變成以第二產業為主的勞動密集型經濟體，出口貨物亦由改革開放初時以紡織品、原油及食材為主的產品，變成包括家電及汽車等需要一定生產技術的產品。2001年11月，世界貿易組織第四屆部長級會議通過了中國加入世貿的議案，標誌着中國的經貿發展進入新一頁，不但大大增加了中國製產品的海外市場，亦間接提高了內地的生產技術及品質，令中國成為推動全球經濟增長的世界工廠。

經過改革開放30多年的發展，中國經濟規模迅速擴大，現時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已升至世界第二，人均GDP亦從1979年的275美元增加至2015年的8280美元，對外貿易規模世界第二，有超過180種製造業產品產量居世界第一，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居第一，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第一大發動機，外匯儲備超過3.3萬億美元。

隨着內地人民生活質素逐漸提升，內地的發展重心亦由過去以勞動力為主的第二產業，轉向以第三（如金融及旅遊等服務行業）或第四產業（如科研及文化）為核心的知識型經濟，增長動力亦由以往依賴外貿，逐漸變成由內部消費所拉動，並在第二產業領域深化改革，以技術和創新兩大方向並行。現時中國內部消費佔GDP比重只有約四成，而歐美等發達國家的消費佔比達七成以上，這意味中國經濟仍有非常可觀的增長空間，只要中國政府能順利通過推行各項改革以解決如產能過剩等發展瓶頸，中國經濟增長必將迎來新一輪升浪。

（二）中國資本市場的發展

中國資本市場自改革開放以來發展迅速，雖然發展初期只局限於少數國營企業融資，個別企業向社會公眾及職工發行少部分非流通股票，但隨着內地經濟於上世紀80年代起飛，隨着深圳及上海兩大證券交易所於1990年成立，中國的上市公司數目已由初時的8家，增加至現時的近3000家，總市值達41萬億元人民幣，位列全球第二，僅次於美國。與此同時，國內債券市場亦相當蓬勃，至2014年，內地所發行的公司債券規模達5.15萬億元人民幣，如果包括政府債和各項票據，中國債市規模在全球已名列第三，加上內地現時各類保險、基金、證券及期貨公司，整個中國資本市場在短短不足40年內，已逐漸成為一個在法制、交易規則及監管系統等範疇與國際標準相符的資本市場。滬港通於2014年11月開通，人民幣於2015年11月被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納入特別提款權貨幣，標誌着人民幣的國際化，亦為中國資本市場對外進一步開放邁進一大步。

（三）現時中國在各領域的優勢

中國在過去15年投放於基礎建設的總額約佔GDP的9%，較一般發展中國家的2%至5%高，主要由於中國政府主張通過興建幹道及高速鐵路以拉動沿線經濟增長，吸引資金及勞動力流入，此一發展模式不但有效地令經濟發展由富庶的沿海地區延伸至地理位置較遠的西部地區，亦令中國的鐵路企業掌握最新高速鐵路的專業技術，有能力為各個發展中國家建構具世界質素的鐵路系統。中國同時亦大力發展各類型發電設施以配合內地的高速經濟增長，當中的光伏、風電及核電設備技術更為世界首屈一指，足以外銷予其他未有此技術的發展中國家。此外，憑着過去作為世界工廠的經驗，中國在生產汽車、衣履及家電等領域也累積了相當多的經驗及技術，值得各個發展中國家學習。

經過30多年的發展，中國資本市場已漸趨成熟，隨着亞投行及絲路基金的成立，中國將通過各種融資平台，為各個發展中國家興建的基建項目提供資金，以推動區域內的經濟發展。

三、中國目前面對的經濟發展瓶頸

中國自1978年起推行改革開放至今已30餘年，在經濟、民生、社會各個領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果，使得中國從封閉的狀態走進世界大舞台，在國際上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然而在經濟急速的發展中，近年來中國亦同時面臨着一些嚴峻挑戰及發展瓶頸。

（一）中國正面臨經濟增長放緩

中國自1978年落實改革開放後，解放了社會生產力，廉價的勞動力令經濟結構出現明顯改變，經濟核心將重心由第一產業逐步轉移至第二產業，工業生產增長迅速，基礎產業和基礎建設亦顯著改善。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國內市場進一步開放，廉價的勞動力以及土地成本吸引國際廠商把設於亞洲其他地區的業務遷移至中國，以中國為生產基地，使中國晉身成為世界最大的製造業生產基地，經濟持續快速發展，民生以及社會得以進步。在加入世貿後的10年時間，中國的出口規模和進口規模分別增長了4.9倍和4.7倍。按GDP計算，自2010年開始，中國正式超越了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2015年國內生產總值更佔全球經濟總量比重的15.5%。但經濟存在週期，無單一經濟體可永遠維持高速增長，發展增速放緩是不可避免的。以1978年至2011年計算，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以年均9.95%，接近雙位數的速度高速增長，但面對着勞動年齡人口從2012年起開始下降，人口紅利正逐漸消失，成本競爭力下降等等嚴峻處境，2012年至2015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的增率僅分別為7.8%、7.67%、7.35%和6.9%，2015年國內生產總值除未能保住官方的目標年增率7%外，同時是自1990年以來的最慢增速，並預期未來5年將只能夠以年均6.5%的速度增長。國家主席習近平亦就此表示，中國高速增長時代已經結束，將邁向經濟增長放緩卻穩定增長的「新常態」。

（二）經濟結構逐步轉型問題

根據國際經驗，當國家平均家庭收入由中低收入上升至中上收入時，第三產業發展將成為推動經濟增長的新動力。隨着居民收入水平提升，居民對生活素質要求提高，由基本的衣食住行乃至消費娛樂，轉為開始講究品味、素質，高端消費漸成氣候，社會消費事業全面進步。回顧2004年至2014年，中國第二產業佔GDP比重大部分時間較第三產業為多，10年間平均增速亦較第三產業為高，但近年兩者增速之差逐年縮少，第三產業佔GDP的比重逐年上升。2011年起，中國服務業增速正式超越第二產業，至2014年服務業佔GDP比重達到48.2%，取代第二產業作為中國經濟核心的地位，反映中國經濟正在加快轉型至以服務業為主導，服務業有望成為推動中國經濟增長的新動力。以發達國家作比較，一般而言，發達國家消費對GDP貢獻佔比70%以上，然而當前中國第三產業佔比不足50%，未來在產業平衡上將處於困局之中。原因是當前中國服務業勞動生產率低於第二產業，第三產業雖有助於就業增長，但其增長難以彌補傳統工業的萎靡，因此服務業佔比提高會導致整體經濟的增速降低，經濟轉型升級下存在着短期經濟總量擴張及長期提高經濟增長的品質和效率之矛盾。

（三）產能過剩問題

根據宏觀經濟學理論，國內生產總值的計算方式等於個人消費、投資、政府支出以及淨出口之和，過去中央政府為保持中國經濟高速發展，致力於加大政府支出、刺激社會投資及出口，以催穀國內生產總值。在2008年金融海嘯期間，全球金融市場受到劇烈衝擊，各個主要發達國家皆步入衰退，令國際市場各方面的需求呈現大幅度萎縮，令中國出口增長亦由正轉負，為穩定經濟發展，中央政府落實四萬億投資計劃以刺激經濟。綜觀該計劃之成效，雖然短期刺激作用到位，令中國經濟發展增速得以維持，但隨着加大固定投資以催穀經濟增長的成效逐漸減少，國內經濟加快向第三產業轉型；刺激措施亦使大量公司投身獲國策支持的製造業，令產業結構、供求端上出現不平衡，甚至是傾斜，亦令大部分製造業產能擴張速度遠遠超過需求擴張的速度，造成產能過剩問題。從國際經驗可知，一般產能利用率正常水平為80%左右，75%以下表明產能過剩嚴重。然而當產能過剩初出現，供求逐漸失衡令工業出廠價格低走，影響企業盈利，企業為調節至適當的營運水平而暫時關閉生產線，慢慢成為「殭屍企業」並依靠銀行貸款和政府資金來維持營運，令產能閒置率提高，進一步加深產能過剩，問題循環不斷。直至企業出現虧損，積累過多債務倒閉，導致大批工人失業，撼動整個經濟結構。至2016年2月為止，中國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已經連續下跌48個月，多個傳統製造行業如鋼鐵、水泥、煤炭、平板玻璃、造船、電力設備等面臨着產能過剩的問題，部分行業出現虧損情況，其中鋼鐵、水泥的情況最為嚴峻。

產能過剩行業例子（一）——鋼鐵業

鋼鐵業過往於中國經濟發展，以至在成為世界製造業大國的進程中一直擔當着一個重要的角色，對多個工業有很大的支撐與推動作用。過去中國鋼鐵業發展飛快，1996年粗鋼年產量突破一億噸，2003年突破兩億噸，至2015年產量高達八億噸，佔全球產量的49.54%。在鋼鐵業歷史上，僅有美國、前蘇聯及日本的年產量曾達一億噸以上，但高峰亦不到兩億噸。而過去產能、產量飛快增加，需求方卻未有配合。根據國際鋼鐵協會所發出的報告，2010年至2014年，中國粗鋼的年產量增速一直較消費量為高，國內粗鋼消費量於2015年為7億噸，較2014年下滑5.4%，連續兩年出現下跌，而其跌幅亦較去年擴大了1.4個百分點。這顯示在現時經濟環境下鋼鐵需求出現飽和，鋼鐵業產能利用率估計不足70%，供過於求導致鋼材價格下調，根據官方數據顯示，中國鋼材價格已連續4年錄得下跌，至2015年，同比價格跌幅更有擴大跡象，鋼材綜合價格指數由年初至今下降了25.54點，降幅31.1%。鋼成品價格下滑，導致企業銷售額下降，2015年中國鋼鐵業錄得全行業虧損，全年累虧645億元人民幣。中央政府計劃2016年將去鋼鐵產能1到1.5億噸，估計將有50萬鋼鐵企業員工面臨工作調整。

產能過剩行業例子（二）——水泥業

水泥業產能過剩問題同樣值得重視。四萬億投資計劃後，水泥業產能、產量持續擴張，至2014年水泥年產量達24億噸，佔全球總產量近六成，而中國水泥業生產力估計每年更高達35－40億噸，產能利用率僅約六成多，產能過剩嚴重。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11年至2014年，水泥期末庫存按年分別上升23.6%、33.4%、25.1%和28.6%，水泥庫存囤積問題加劇，近年水泥年平均出廠價格亦因為行業供應過剩而出現下調。2015年中國水泥業過半企業虧損，近年中國固定資產投資增速減慢，建築材料需求增長同樣降低，未來產能過剩仍會是行業最艱辛的挑戰。

2016年「兩會」期間，領導人提出，未來面對產能過剩問題，中國將致力推行供給側改革，加快去產能進程，同時短期內會在需求端着手平衡現今局面，長期而言，則會開拓新市場以提升需求。「一帶一路」戰略恰好能提供額外渠道消化中國過剩產能。

（四）資本外流問題

隨着美國聯儲局2014年10月宣佈停止買債，並於2015年12月宣佈加息0.25厘後，長達7年的零息週期劃上句號，美國正式步入加息週期，美匯指數上升至接近100水平，市場普遍預期美元將繼續保持升值趨勢，令不少新興市場遭遇資本外流情況。在美國超低息環境下中國企業主要利用美元作為發債貨幣，美國加息將加重中國企業的財務壓力。故此不少公司為避免未來資產貶值，急於在加息週期的初期償還債務，使資本外流的速度提高。加上2015年內地金融市場起伏波動，股市從高位蒸發近五成，人民幣貶值更引起沽空機構揚言要做空人民幣，令市場信心動搖。雖然中央政府連番推出穩定經濟的措施，但面對全球經濟複雜多變的形勢，投資者傾向將資金轉移至經濟發展前景較明朗的發達國家作投資，進一步加快了資金流出中國。

另外，中國經濟增長逐漸放緩，令國內投資吸引力稍為降低，亦同樣會驅使資金外流，尋求更好的投資回報。中央政府過往一直採取寬鬆的貨幣政策去刺激國內經濟，寬鬆的貨幣政策固然可以向市場注入流動性以提振經濟，但同時會對貨幣造成貶值壓力，加快資本外流。自2014年11月起，人民銀行於1年之內推行6次降息、5次降準以刺激經濟，但人民幣卻承受着貶值風險。在中國，2015年在岸人民幣兌美元1年間上升近2900點子，反映人民幣兌美元貶值4.6%，而2015年中國外匯儲備按年減少6122億美元至32308億美元。當局正面臨着推行寬鬆貨幣政策或令資本外流的兩難局面。當前中央通過對資本進行適度的管制，資本外流問題尚在可控範圍內，但未來隨着人民幣國際化，金融市場開放，情況將更為複雜多變。

持續的資本外流對中國經濟影響甚廣，如降低市場資金流動性，借貸成本增加；境內投資減少，投資轉向其他地區以尋求更好回報；貨幣持續走弱，股票等資產價格下跌，加劇中國經濟增速放緩的情況等等。

四、周邊地區及發展中國家發展的約束

每一個國家、地區在經濟發展上均存在不同層面的約束，如在資源上、資金上甚或技術上都會有局限，阻礙其發展的進程。中國過往同樣面臨着地區資源、發展技術不平衡的局限，但憑藉有效的發展模式，由沿海地區經濟拉動內陸經濟；通過興建基礎建設及交通網絡以聯繫各大城市之間的經濟活動，加快區域內資源、資本及技術的流動及輸送，有效利用各地區的優勢，從而大幅度提升人流及物流的效率與品質，通過提升境內互補性以拉動整體經濟發展。高效的資源配置，讓中國經濟得以起飛，取得舉世矚目的成績。而每個「一帶一路」相關國家都具備優厚獨特的發展條件，各擅勝場，比較優勢差異，可互惠互補。部分國家能源及資源蘊藏量豐富，亦有部分國家勞動力較為充裕，或有較成熟的市場空間，或對基礎設施建設需求旺盛，然而它們各自卻面對着不同的發展約束。「一帶一路」戰略可複製中國成功的發展模式，以中國經濟作為核心，拉動沿線國家經濟，通過建構網絡及平台以加強各國間的聯繫，有助於各國發揮自身的比較優勢，開拓貿易投資和產能合作機遇，在互補互惠的基礎上驅動區域內經濟發展，形成一個互惠共贏的新合作系統。

（一）基礎建設不完善下的約束

就「一帶一路」周邊發展中國家的基礎建設而言，鐵路運輸建設普遍相對落後，大部分「一帶一路」周邊國家的鐵路里程與國土面積比少於1%，但發達國家如日本或歐盟地區則超過5%，反映鐵路覆蓋發展遠遠落後。境內以及與其他鄰近地區的交通網絡未能貫通，令貨物出入口成本高，更影響人流、物流、資金等要素，窒礙與鄰國之間的貿易以及國內其他產業的發展。其中中亞五國（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土庫曼斯坦、塔吉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的情況最為明顯，這些國家的資源相當豐富，礦藏含量大，種類又齊全，石油蘊藏量更是僅次於中東，是第二個油氣資源最豐富的地區。此外，該地區過往是東西文明交匯的心臟、古絲綢之路中重要的樞紐，具歷史和文化的意義，可發展旅遊產業，如能充分利用其優勢，發展潛力將變得巨大。但基於鐵路技術有限，加上全球經濟增長放緩，該等國家經濟發展亦受牽連，國內基礎建設等固定投資不足，鐵路未能覆蓋並延伸到周邊各國，無法優化與周邊國家的合作，限制了產業多樣化發展。然而未來通過「一帶一路」的發展，情況將得以改善，中國可向中亞地區輸出價廉而又優質的鐵路建設技術，打通該地區向外的輸送網絡，降低運輸成本，促進貿易；同時中國是全球多種資源的最大消費國，未來可確保將資源有效並穩定地向中國輸入。

而電力供應及設備同樣是發展中較重要的一環，「一帶一路」周邊國家的發展亦受此限制。大多數「一帶一路」周邊國家電力基礎設備薄弱，經常出現電力供應短缺現象，影響其製造業發展。以2013年電力消費統計數據來看，「一帶一路」沿線非經合組織成員國家的人均年電力消費量僅約1650KWH，而經合組織成員國的人均年電力消費量約7580KWH。隨着該等國家投入建設更多電力設備，其未來電力消費水平會有巨大的增長空間，將會有效地解放其龐大的勞動力人口，迎來製造業的爆發性增長。以部分「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為例，南亞國家孟加拉電力缺口達50%，該國主要依靠天然氣發電，但天然氣田中有逾七成已經枯竭，電力嚴重不足；東南亞國家印度尼西亞有逾七千多萬人口（佔總人口近三成）無法享用電力供應服務，電力設備高度集中，用電普及率低。但這些國家均擁有大量勞動力人口，只要結合良好的供電設備，未來可發揮自身的比較優勢，向成為全球製造業主要基地的方向發展。當前中國亦面臨電力設備產能過剩及勞動力成本逐漸增大的問題，配合「一帶一路」發展既可通過海外途徑輸出過剩產能，同時又可為受電力供應不足制約的國家建設優質的電力設備，擴充電網，開拓製造業市場。未來中國企業亦可逐步遷移其工廠至該等地區，以降低生產成本；而留守中國境內的分部可專注開發高端技術及研發新領域，加快經濟轉型速度。可見「一帶一路」戰略可充分利用各方優勢，互助互利，共同創造最大效益。

（二）資金缺乏下的約束

「一帶一路」戰略沿線地區總人口約44億，佔全球人口的63%；經濟總量約為23萬億美元，佔全球經濟總量的30%，沿線區域涵蓋中亞、南亞、西亞、東南亞和中東歐等國家和地區，主要是發展潛力龐大的發展中國家。在「一帶一路」戰略下，區域內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可望加快，對基礎設施投資需求亦漸趨旺盛，所需的資金投入亦相對龐大。但面對全球經濟陷入低增長、低通脹、低需求和高失業、高債務、高泡沫的情況，各國對投資新領域、新增長點的取態保守。另外，「一帶一路」周邊國家多數為發展中國家，國家儲備未必足以應付龐大支出，這曾令多個周邊合作計劃受資金因素影響而不能拓展，使共同開發新經濟增長點的步伐停滯不前。然而中國作為全球經濟規模第二大的經濟體，儘管當前中國外匯儲備出現外流的情況，但外匯儲備水平仍維持在3萬多億美元，位居全球第一。當前中國外匯儲備中較大比重投資於美國國債，而美國國債投資回報率偏低，探索和拓展其他外匯儲備使用渠道才能實現保值增值。「一帶一路」戰略正好提供合作項目讓中國外匯儲備尋求更理想的回報，同時為沿線國家提供資金上的不足。

以部分中東國家為例，該等國家以開採及輸出石油為經濟核心，政府財政收入及開支預算主要依賴油企收益，但當前石油受全球供應過剩問題影響，價格持續下跌，布蘭特原油由2013年每桶約120美元跌至2016年年初每桶30美元之下，近期雖有所回升，但仍接近其開採成本，油企盈利大幅減少，打擊了該等國家的經濟發展。石油行業營運成本高，故需要大量的營運資金，在盈利大幅縮減的情況下，大部分的國家油企面臨嚴峻的財務壓力，而較小規模的油企則面臨倒閉的風險。通過「一帶一路」戰略將打通資金流通的平台，讓有財務壓力的國家或企業可發債籌募資金過渡，並加快產業平衡。

現階段，中國已設立絲路基金，可打破過往區域內國家在發展上的資金瓶頸，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資源、基礎設施、金融市場拓展和產業開發等多個範圍下的項目提供融資支持。預期絲路基金總規模為400億美元，而第一階段資本金為100億美元。現時基金的資金源於外匯儲備、中國進出口銀行、中國投資有限責任公司及國家開發銀行。外匯儲備出資佔比為65%，中國進出口銀行和中投公司出資則各佔比15%，國家開發銀行出資佔比5%。除此之外，中國亦已成立多間區域性金融機構，包括：

（i）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多個「一帶一路」周邊國家亦參與其中，法定資本金為1000億美元。當中500億美元先由中國外匯儲備出資，而剩餘的註冊資本金500億美元由各成員國或地區分期繳納。第一期實繳資本金為50億美元，中國出資25億美元，其他創始成員國共同籌集第一期資本金的其餘25億美元，部分國家或由中國提供的貸款出資；

（ii）金磚國家開發銀行，法定資本金為1000億美元，首批到位資金為500億美元，由金磚五國平分金磚銀行的股權，其成立宗旨是向成員國、新興市場國家和其他發展中國家提供基礎設施和項目建設所需的融資；

（iii）上海合作組織開發銀行，成員國為中國、俄羅斯、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

未來還會有更多的融資平台陸續搭建，以充分填補各個周邊國家資金不足的約束，多方面地為「一帶一路」發展項目提供資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