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中國經濟三個「過剩」的出路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取得長足進展，但是以投資驅動的發展模式，也帶來「投資過度、債務過重、地產過剩」的三個「過剩」問題，造成近年中國經濟增長下行壓力不斷加大。三個「過剩」對應的產能過剩企業、地方政府融資平台和房地產的三大資金「黑洞」，也在持續加大經濟運行風險，更影響中國的可持續發展戰略。如何化解三個「過剩」成為當前經濟工作的重中之重。「一帶一路」由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後，在全球範圍內引發巨大震動，市場高度關注，媒體廣泛報道。隨後，三部委（即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外交部和商務部）聯合發佈了重要的綱領性文件《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旨在穩步推進「一帶一路」戰略，這也為解決三個「過剩」問題帶來了契機。

一、「一帶一路」舒緩三個「過剩」壓力的必要性

（一）三個「過剩」造成經濟下行壓力不斷加大

一是投資佔GDP比重過大，投資驅動的經濟增長模式難以為繼。長期以來中國經濟增長對投資依賴過大，這一模式具有不可持續性：第一，過度投資帶來的過剩產能不能被消費和出口有效吸納。一方面，GDP中用於投資的部分過大，不可避免會擠佔消費增長的空間，使得居民消費長期不足，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相對較低；另一方面，國內經濟供給和需求存在結構性錯位，一些行業產能過剩，利潤微薄，甚至出現虧損，如鋼鐵行業，而另一邊卻是境外購物火熱，部分居民的需求在國內得不到滿足。再者近年來世界經濟增長乏力，以鄰為壑的貨幣戰和貿易保護主義有所升溫，導致出口對過剩產能的吸納也明顯不足。第二，投資效益係數降低。投資收益存在邊際遞減，新增的投資回報率不斷降低，會造成中國投入產出比長期過高，要想維持相同的經濟增速，需要更大規模的資金投入，不可避免帶來債務率的不斷攀升，若不加以節制，終將超出經濟對債務的承受水平，影響經濟的健康發展。第三，融資難度加大。計劃生育等政策使得中國人口結構發生變化，人口老齡化進程有所加快，需要在醫療養老保險等相關領域加大財政支出；工作人口的減少也會降低稅收，帶來財政收入的減少。同時，國際經驗表明，人口老齡化會帶來儲蓄率的降低，這將增加融資的難度，提高既有的債務風險水平。

二是樓市過剩較為嚴重，房地產的「黃金時代」已經過去。在人口紅利和城鎮化的推動下，中國房地產市場經歷了十多年的高速發展期，對經濟增長起到了極大的帶動作用。據有關估算，房地產對國民經濟的直接和間接影響近1/3。然而房地產兩大推力的下降使得房地產市場的「黃金時代」已成為過去時，對將來經濟的進一步發展的推動作用將會出現較大幅度的下降。一方面，人口的結構性變化已經出現，這在可預見的時期內難以有逆轉。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12年，國內15－59歲階段的人口開始下降。2014年，國內20－50歲置業人群總量度過峰值。人口結構對房地產市場的影響是根本性的。國際經驗表明，人口週期與房地產週期關聯度很大。另一方面，房地產市場高速發展的另一個推手城鎮化也被嚴重透支，IMF最近的工作報告顯示，中國的房地產至少需要消化4到5年時間，這在人口流入較少的部分二線城市以及三四線城市尤為嚴重，而這些城市的房地產金額佔比卻高達80%。同時，國際經驗表明，在城鎮化的中後期，城鎮率的增長速度將逐步放緩。所以寄希望於依靠庫存壓力較小的一線城市和部分二線城市來帶動整個房地產市場回暖的想法是不切實際的。整體來看，整個房地產市場的將來幾年都將面臨較大的去庫存壓力，房地產投資也會有較大幅度的回落。

三是債務佔比過大，降槓桿、去債務已成為保障經濟平穩運行的必然選擇。未來的經濟需要在穩增長和降槓桿、去債務之間尋找平衡，債務率的攀高已經成為中國未來經濟增長不能迴避的難題，尤其是地方政府和企業的槓桿率較高。據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的數據，中國總債務佔比已達239.8%，企業負債率高達115%，其中非金融企業債務佔比更是高達143.5%，遠高於其他國家企業債務負重（當然企業債務佔比過大和中國的金融體系也密切相關，中國的間接融資較為發達，直接融資佔比較低，隨着中國多層次資本市場的健全及股權融資的發展，企業負債率可能會有所回落）。債台高築已經從四個方面影響到中國經濟的健康發展。第一，如果過剩產能不能得到出清，庫存不能有效降低，資金便會在這些低效的企業沉澱，槓桿率便會持續提升，降槓桿、去債務便無從談起。第二，大量高槓桿企業持續借新還舊，形成加槓桿的負債循環。由此產生的無效資金需求佔用了信貸資源，抬高了融資成本，導致資金無法配置到新興產業和新增長模式中，中小微企業和創新型企業的融資會更為困難。這將致使中國經濟新的增長點難以成形。第三，值得注意的是三個「過剩」帶來的經濟下行壓力會加大債務風險。因為經濟下行，會帶來地方政府收入的下降和企業利潤的減少，可能造成資金缺口，觸發鏈條效應，從而影響整個國民經濟。第四，高負債將增強金融風險向實體經濟的傳導能力，提高系統性風險爆發的可能性。當負債過高時，股票、房地產等資產價格的輕微下跌就會導致私人部門的資本充足率、槓桿率和償債能力的大幅惡化，導致違約風險上升、信貸被動收窄。這將迫使私人部門拋售資產，從而進一步強化資產價格的下跌趨勢。這一惡性循環將導致企業迅速陷入資不抵債的困境，破壞實體經濟的投資和生產。

綜上所述，三個「過剩」使得中國經濟下行壓力不斷加大，這表明舊的經濟增長模式難以為繼，凸顯了平穩輸出產能，推動經濟結構優化的迫切性。

（二）中國經濟轉型和可持續發展的要求

一是從國際經驗來看，經濟發展具有階段性，不同的發展階段對應着不同的競爭優勢。以美國為例，美國在20世紀50年代、70年代和80年代先後進行過三次較大規模的產業轉移：50年代，美國通過向日本、聯邦德國轉移鋼鐵、紡織等傳統產業，實現了經濟結構向資本和技術產業的升級；70年代，美國再次通過產業轉移實現產業向知識技術密集型方向的轉移；80年代，美國產業結構轉向高技術化、信息化和服務化，又一次實現了產業轉移。美國的三次大規模產業轉移為本國的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提供了空間。同時，近鄰日本的經驗也表明，大國的產業轉移和產能輸出能夠帶動區域性的經濟發展。20世紀60年代到80年代，從日本到「亞洲四小龍」再到東盟其他國家形成的「雁陣模式」，都是進行了紡織工業、小型電子元件、半導體裝配以及機械零件工業的梯次轉移，進而實現了整個地區的經濟騰飛。

二是當前中國經濟的困境主要並非外部性和週期性的原因，而是結構性的原因。經過30多年的高速發展，國內勞動力、土地等要素的成本不斷上升，過去依靠低成本驅動的外貿優勢已經消退；投資推動增長的模式也因投資收益遞減、債務攀升等遇到困難。另外，環境也不斷惡化，對高污染、高耗能的企業承受力下降。結構性失衡是當前經濟不斷下行的主要原因。所以說表面上來看是經濟的增速換擋，實質上則需要實行結構升級。如果結構升級成功，中國將從「低成本優勢」跨越到「創新優勢」，在高端製造業、服務業等領域獲得新的經濟增長動力，並躋身發達國家行列。相反，如果結構性失衡問題得不到有效解決，經濟會持續下行，甚至有硬着陸的風險。不僅增長停滯，早期高增長時期遺留的問題也會紛紛暴露，可能就會像拉美、中東部分國家一樣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三是結構性失衡帶來的產能過剩以及經濟增長率的下滑表明當前的產業結構已經不能完全適應中國經濟發展的新階段，必須抓住當前產業調整期，通過「一帶一路」創新對外合作方式，開闢新的出口市場，實現與沿線國家的產能合作，積極推動過剩產能產業平穩輸出，出清過剩產能，降低經濟運營的風險。其次，通過輸出過剩產能，可以啟動沉澱的要素資源，為新產業的發展提供空間；新產業的發展，也可以帶來增量，消化結構性失業。再次，通過「一帶一路」平穩輸出產能，也可以提升中國的核心競爭力。改革開放至今，中國主要依靠吸引外資，依靠「引進來」，雖然對經濟增長做出了較大貢獻，但對資源消耗很大，污染嚴重，且過於依賴要素低價格，因此一直處於國際分工合作的中低端，產業和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和歐美等國也有較大的差距。以「一帶一路」作為橋樑，可以使得中國相關企業更好地「走出去」並「融進去」，在國際舞台上參與競爭，更好地利用好國際國內兩個市場，提高企業品質，優化企業資源的配置。國際經驗也表明，在國內市場飽和後，國際市場將會成為過剩產業的立身之本和增長之源。例如，在基礎設施建設領域，20世紀90年代，法國萬喜集團積極在新興市場拓展業務，成為轉型成功的典型案例；而日本的大成建設和鹿島建設則由於固守境內市場，錯失國際化良機，最終失去了一度可與萬喜集團媲美的市場競爭力，成為轉型失敗的典型案例。受龍頭公司國際化戰略此消彼長的影響，日本基建行業也逐漸落後於法國，很快就喪失了領先地位。

四是通過「一帶一路」去產能有助於發揮企業的主體作用，利用市場倒逼機制推動企業改革，創造新的經濟增長引擎。通過「一帶一路」引導、鼓勵企業走出國門去尋找產能市場，而不是期待進一步強刺激，「大水漫灌」，這有助於調動企業的主動性，尤其是國企，在國際市場上更好地配置資源，為創造新的經濟引擎讓出空間。向沿線國家輸出產能的過程，也是中國企業全球佈局的過程。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經濟的比較優勢已經由豐富的勞動力資源轉為成熟的行業技術和管理經驗。而國際化發展有助於在全球範圍內利用比較優勢、促進資源整合。通過與東南亞等具有豐富低價勞動力的地區進行業務合作，中國企業在技術和管理方面的比較優勢將進一步在全球市場內得到發揮。例如，很多中國企業已經將生產線遷移到東南亞地區，由此節約了大量人力資源和生產成本，也幫助當地增加了就業。

總之，通過「一帶一路」去產能是中國促轉型、調結構的重要抓手，決定了中國經濟「騰籠換鳥、鳳凰涅槃」的成敗，而向外平穩輸出是主要的解決之道。利用「一帶一路」的推進向沿線國家輸出產能，促進中國產業「走出去」並「融進去」，從而重構經濟結構和重塑發展動力，提升國際競爭優勢，將是保障中國經濟轉型和可持續發展的大勢所趨。

二、「一帶一路」舒緩三個「過剩」壓力的可能性

（一）中國綜合實力的增強

經過過去30多年改革開放的發展，中國製造業發展迅猛，在鋼鐵、有色、建材、電力、鐵路、機械、電子、輕工紡織等重要行業裏的產業規模與技術水平均位居世界前列，裝備製造、工程建設也達到了比較高的水平。從性價比來看，中國相關產業在國際市場上很有競爭力。以裝備製造業為例，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數據顯示，中國裝備製造業產業規模連續5年居世界首位，佔世界裝備製造業總量的1/3，技術也處於世界先進水平。其中機床產量佔世界的38%，造船完工量佔世界的41%，發電設備產量佔全球的60%，高鐵里程建成的達1.6萬公里，在建的有1萬多公里，在世界處於絕對第一。裝備是基建的基礎，也是中國國際產能合作的重要組成部分。可見無論是從規模、技術還是性價比來看，「一帶一路」舒緩三個「過剩」都有堅定的基礎，這是其他國家不具備的。目前，瓜達爾港自貿區等實踐案例也證明，「中國建設」和「中國製造」是中國企業「走出去」的兩塊金字招牌，通過基建業務的國際化發展，可以帶動機電等大型設備的長期出口，從而盤活中國境內相關產業鏈的上下游，並通過海外產業園等模式輻射到其他行業。這將為中國工業的新增長提供廣闊的空間。

（二）多種政策工具的支持

「一帶一路」是國家重要國策，內容豐富、層次多元，這給利用多種工具、借助多種渠道向外輸出過剩產能提供了可能性。

國家高層高度重視。自「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以來，國家高層頻繁出訪，利用政治外交為企業通過展開跨國合作去產能鋪路搭橋，與沿線不少國家達成了較為廣泛的共識，不斷引領推動框架合作，簽署國際產能諒解備忘錄，為企業跨國合作搭建平台，在基建、產投等領域已達成多項合作項目。例如，2015年4月下旬在伊斯蘭馬巴德，中國工商銀行就與巴基斯坦四位合作伙伴企業簽署了能源電力項目融資協議，協議金額高達43億美元，該項合作得到兩國領導人的見證，並被業界和媒體廣為稱讚。這項協議，涵蓋四個重要項目，分別是巴基斯坦蘇克阿瑞大型水電站、塔爾煤電一體化、薩希瓦爾燃煤電站和大沃風電站，這些重大基礎設施項目是「一帶一路」上中巴雙方的合作重點，並將成為中巴經濟走廊建設的重要支點。

各種配套設施不斷完善。一方面，中國政府不斷簡政放權，例如改革對外合作體制，基本取消投資審批，改為備案制，很大程度上提高了企業對外合作的便利程度。另一方面，政府的服務能力也在不斷增強，為走出國門的企業提供諸如國別分析服務、資訊和法律服務、領事保護服務等。以資訊服務為例，2016年2月，由國家信息中心牽頭的「一帶一路」大數據綜合服務門戶正式上線運行。這套系統利用大數據技術，緊盯「一帶一路」主題，利用各種資源，第一時間採集並發佈「一帶一路」相關重要事項，包括政策出台、項目簽約、數據變化等，為政府和企業提供標準化和定制化的數據服務、海外投資諮詢服務、跨語種資訊交流服務以及「一帶一路」相關金融支持。

地方政府積極性較大。地方政府根據本地產業結構和產能情況，積極制定了有針對性的工作方案，引導本地企業積極開展產能輸出工作。以河北省為例，河北計劃於2023年前，將2000萬噸鋼鐵、3000萬噸水泥和1000萬噸重量箱的玻璃轉至國外，目前來看，進展較為順利。另外，在浙江，玻璃纖維龍頭企業浙江巨石集團去年已經在埃及正式投產，首期投資額高達2.23億美元，預計年玻璃纖維產量能達8萬噸，全部建設成後年產量將達20萬噸。根據項目情況來看，「巨石埃及」產銷旺盛、效益突出。除了這些傳統的製造業大省外，寧夏等西部省份也靈活發揮地理優勢和文化優勢，專注於與中東阿拉伯國家的合作。雙方在園區建設、貿易投資、網絡通訊、清真產業合作等領域都取得了實質性進展，從而有效避免了產能輸出的同質化競爭。

（三）沿線國家的客觀需要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總人口數目為44億左右，且大多為新興市場國家，經濟發展普遍處於較低階段。這些國家的發展受制於基礎設施和相關產能不足，對基礎設施和相關產能需求強烈，國內現在過剩的一些產業，在欠發達國家還沒有飽和，這為中國通過「一帶一路」平穩輸出產能提供了重要機遇。以鋼鐵行業為例，柬埔寨每年需要200萬噸鋼，阿爾及利亞每年進口鋼材近1000萬噸，土耳其正在投資建設年產300萬噸的鋼廠。「產能合作」是整個產業的輸出，是工業生產能力的輸出，這對完善合作國家的產業體系，切實增強合作國家的製造生產能力意義重大，尤其是在鋼鐵、有色、建材、電力、鐵路、機械、電子、輕工紡織等重要行業。

沿線國家與中國經濟互補性較強，合作基礎較好。商務部數據顯示，2001年至2014年，中國與沿線國家貨物貿易額年均增速高於中國外貿平均增速4.4個百分點。同期，中國與沿線國家雙邊貿易額佔比從16.2%提高到26%。很多沿線國家是中國重要的貿易伙伴、出口市場和投資目的地。從過去兩年與沿線國家合作的情況來看，在哈薩克斯坦、印度尼西亞和埃塞俄比亞等國，產能合作初具規模，成效也較為顯著。以哈薩克斯坦為例，自2014年12月中哈產能合作開展以來，目前兩國已達成52個產能合作項目，總金額超過240億美元，涵蓋鋼鐵、水泥、平板玻璃、汽車製造、輕軌建設等諸多方面。

沿線國家與中國合作的意願也較強。自中國明確提出「一帶一路」戰略以來，大量沿線國家紛紛表示歡迎，在積極與中國政府溝通後，很多國家已經在着力推進本國與「一帶一路」相配套的具體政策，力求全面對接。例如，2014年，巴基斯坦政府發佈了《巴基斯坦2025》，在其長期發展頂層設計中，就廣泛體現出與中國「一帶一路」的全面配合，其基礎設施、能源項目、人力資源三大發展支柱直接受益於中巴經濟走廊。2015年，中國已與30多個經濟體簽訂了「一帶一路」共建諒解備忘錄，包括中蒙俄的經濟走廊、新亞歐大陸橋經濟走廊、中國－中亞－西亞走廊、中國－中南半島的經濟走廊、中巴經濟走廊、孟中印緬經濟走廊等，借助這些雙邊協議，「一帶一路」的合作框架初見雛形。通過國際產能和裝備製造大規模的合作，可以加快沿線參與國的基礎設施建設步伐，健全產業體系，提高生產能力，帶動這些國家的就業和經濟增長，提高沿線國家工業水平，帶動他們的工業化發展，從而加快他們的城市化進程。

（四）金融支撐力度加大

多種融資渠道相繼建立及完善。一方面，推進「一帶一路」需要大量的資金，根據亞洲開發銀行的研究，中國「十三五」期間，亞洲地區基礎設施投資每年就需要高達7300億美元的資金支持，世界銀行的預測為8000億元。而現存的世行和亞開行每年在亞洲基礎設施的投入只有300億美元，各國能夠自籌的資金也只有2000－3000億美元左右，資金缺口巨大。另一方面，從「一帶一路」的現有實踐來看，「投資運營」模式正取代「總承包」模式受到沿線國家的青睞。但是，「投資運營」模式下投資回收期更長，資金周轉更為困難。這對相關企業形成了更大的資金壓力。可見「一帶一路」的建設需要巨量、長期的資金，如果融資規模、融資期限等金融問題得不到有效解決，「走出去」的規模和品質就無從談起。中國是世界第一大外匯儲備國，資金實力雄厚，以中國為主導的多國參與的絲路基金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已相繼建立，另外中國的主權財富基金、開放性和商業性銀行也給予了必要的支撐。然而基建資金需求量龐大，需要通過市場調動更多的資金參與。在共同利用公共資金和私人資金方面，PPP（公私合作模式）是一種長期可行的方式，並為過剩產能的輸出提供了新的可行渠道。PPP模式主要應用於基礎設施領域，旨在結合政府資金和私人資本更有效地提供公共服務。PPP項目中，一般由社會資本來承擔發起、設計、建設、運營、維護基礎設施的絕大部分工作，並通過使用者付費或必要的政府部門付費獲得長期投資回報，而政府主要負責項目的品質監管和價格監督，以確保公共利益最大化。PPP模式可以調動私營企業和民間資本，提高資訊透明，也有利於提高資金的使用效率。2015年，財政部正式向社會發佈了《PPP項目合同指南》，該指南為PPP項目的具體運行、風險管理、利益分配、合同管理等一系列重要事項提供了規範指引，為PPP項目的順利實施提供了重要保障。我們有理由相信，隨着資本市場和承做企業的健全，PPP會成為「一帶一路」的一個重要融資渠道。此外，多元化的投資也有利於降低財務風險，加速資金回籠。這樣有利於緩解「一帶一路」企業資金鏈的周轉問題，增強其對市場風險、政策風險等不確定性的抵禦能力，進一步推動相關項目的順利開展。

中國金融機構的境外融資服務能力不斷增強。第一，中資金融機構不斷加快境外分支機構和服務網點的佈局，「走出去」步伐有所加快。截至2015年底，已經有9家中資銀行業金融機構在「一帶一路」沿線的24個國家設立了56家分支機構。同時，中國銀監會也已與27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的監管當局簽署了雙邊監管諒解備忘錄，加強了與境外監管機構的交流與合作。第二，中資金融機構境外融資服務能力進一步增強，人民幣跨境支付體系和跨境支付系統與國際化接軌程度提高。2015年，中國自主建成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CIPS）一期並成功上線運營，首批直接參與機構包括19家境內外銀行，而間接參與的境內外銀行多達176家。2016年，跨境支付系統的二期工程建設將在上海繼續展開。第三，新的境外金融服務不斷推出，積極配合「走出去」的步伐。國務院已明確表示，企業的境外資產可以抵押獲得境內貸款。這些都為中國企業「走出去」提供了更大的金融便利。

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不斷加快。人民幣國際化的深度和廣度都有所提高，為企業的境外合作和投資帶來較多便利。境外投資、貿易等可以使用人民幣計價結算，降低了「走出去」的匯率風險，也有助於有序拓寬人民幣回流渠道，擴大融資資金來源。例如，借助人民幣加入SDR的歷史契機，2015年12月，「一帶一路」人民幣匯率指數正式發佈。通過對指數的跟蹤回饋，參與「一帶一路」的中國企業可以及時把握這些地區的匯率市場趨勢，提前採取組合對沖策略和保值鎖定措施，一攬子鎖定匯率風險，降低非經營風險。另外，符合條件的企業和金融機構也可以發行人民幣計價的股票、債券、資產證券化產品以在境內外市場募集資金，用於「走出去」項目，更好地滿足了企業「走出去」的融資需求。2015年7月，總額為20億元的「一帶一路」人民幣債券在阿聯酋迪拜納斯達克交易所正式上市。作為國際金融市場首筆以「一帶一路」為主題的人民幣債券，該債券投資者中約有25%～30%來自中東地區，其他投資者來自全球其他地區，提高了「一帶一路」融資來源的國際化和市場化。這些金融支撐不僅為通過「一帶一路」平穩輸出產能提供了可能，也可以更好的幫助中國加強與沿線國家的經濟金融交融，提升中國在沿線國家的經濟政治影響力。

事實上，借由「一帶一路」向外輸出的，不僅是過剩產能，還有中國模式、中國元素、中國理念，中國經濟長期騰飛的重要經驗將幫助沿線新興市場國家更好地把握長期發展方向，進而讓中國化解三個「過剩」的過程更為和諧，更容易得以長期、穩健地推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