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症室的福尔摩斯II:守护生命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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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爾摩斯的特質

當我在家中書房動筆寫下這篇文章的第一個字時,滿腦子依然被上午看過的電影《新福爾摩斯》(Sherlock: The Abominable Bride)裏的片段和情節佔據,以致這篇文章最後寫得好還是不好,我心裏着實不抱任何寄望。只知道日後如果真要找人算賬的話,我一定會把賬算到福爾摩斯的頭上。

電影中在百多年時空裏穿梭交錯的影像,既讓觀眾們沉醉於追隨大偵探的思想節奏,而獲得付出鈔票理應獲得的刺激和快感,同時又讓他們在複雜和混亂的推埋過程中,承受付出鈔票不應承受的挫折與失敗。完場後,無論觀眾是感到滿足還是沮喪,他始終貫徹着徹頭徹尾的福爾摩斯形象,永遠傲世孤高,永遠讓人難以猜透。不管凡夫俗子們可不可以跟得上他奇特的思考方法,也不理販夫走卒們能不能接受他古怪的行為模式,他都不屑一顧。

原因只有一個,他是有史以來最享負盛名的大偵探。

電影一開始,就忠於原著地以第一個故事《血字的研究》(A Study in Scarlet)裏的描述介紹主角出場,那情節深深地吸引住我的眼球,並劇烈地牽動着我身上的每一條神經。福爾摩斯在首次與華生醫生會面不到三、四秒,就能準確猜中他曾在阿富汗服過兵役,並曾於戰火中受傷。這段劇情馬上勾起我對八、九歲時首次閱讀福爾摩斯故事的美好回憶。像很多人一樣,我是個不折不扣的福爾摩斯迷,自小就愛上了這個偵探角色,也使我在不知好歹的成長階段中沾染了一些他的僻好,說不準也模仿了一些他的習性。

看不了多久,我就知道這套電影必定會比由羅拔唐尼及祖迪羅主演的那個系列好看。因為《新福爾摩斯》無論佈景、道具、服裝、人物造型和角色對白,都蘊含着更濃郁的英國風味,所以更貼近原著的本來面目。而且它並不像以前那個系列的兩套電影般,過分集中於賣弄電腦特技效果和標奇立異的拍攝手法,而是反璞歸真,運用出色編劇功力拼湊出合乎邏輯的偵探故事,以無懈可擊的推理情節把福爾摩斯的才華投射在銀幕之上,藉此贏取世界各地福爾摩斯忠實支持者的掌聲。

離奇曲折的死裏復活殺人事件,配合速度適中的節奏鋪排,誘使電影院裏大部分觀眾躍躍欲試,幻想早於大偵探一步破解懸案。平常我自詡擁有一個靈敏的腦袋,自然不可能錯過這次機會。最後我連做夢也想不到,自己竟然意外地成功了,一次又一次在福爾摩斯之前,破解了一道又一道的疑團:從死裏復活殺人的新娘不是單獨一人,而是一個擁有共同目標的秘密組織;在富商妻子還未殺死其丈夫之前,就確定她是殺死富商的兇手;在福爾摩斯剛踏足秘密聚會的場所,就料到秘密組織的成員全是女性,身分全是別人的妻子,而且她們的共同目標是要向冷落她們的丈夫報復。

福爾摩斯在倫敦貝克街221號b室的舊居。

倫敦地鐵貝克街站的月台牆上,鑲有拼湊成福爾摩斯頭像圖案的瓷磚。

捕捉致病元兇

我把自己的兩本著作以《急症室的福爾摩斯》系列命名,除了因自小已是福爾摩斯迷,數十年來視他如偶像一般崇拜,以致一想到要經常像偵探一樣在急症室絞盡腦汁,替垂死的病人捕捉致病元兇的醫生取個足夠響亮的綽號時,腦中就反射性地浮現起福爾摩斯這個名字。

話亦需說回頭,我以“急症室的福爾摩斯”自居,也非完全用攀龍附鳳之名,行嘩眾取寵之效。經歷了百多年的物換星移,而且身處世界兩個不同的角落,我和福爾摩斯二人,竟在冥冥之中被一股神秘的力量連結起一段奇妙情緣。

全因《福爾摩斯》小說的作者柯南道爾爵士(Arthur Conan Doyle)湊巧也是一名醫生,與我份屬同行。他曾於1876至1881年間在蘇格蘭愛丁堡大學醫學院攻讀,並於1885年考獲該校醫學博士學位。無獨有偶,我也曾考取英國愛丁堡皇家外科學院院員(Membership of the Royal College of Surgeons, MRCS)資格。勉強要攀一攀關係的話,我應當恭敬地稱呼他為學長。更巧合的是,我和柯南道爾爵士都是業餘足球愛好者,而且都是司職守門員。讓我愧疚的是,柯南道爾爵士無論在寫作能力和足球技術上,都比我出色和優勝。他參與了樸茨茅斯足球俱樂部(Portsmouth Association Football Club)的籌建,並成為該球會歷史上的第一名守門員。

柯南道爾爵士在1859年5月22日生於蘇格蘭愛丁堡。

我極為欣賞他成功創作了一名不可思議的聰明偵探,而這種人物儘管讓人們以為只活在書本之上,但在現實中卻是真實存在的。小說中經常出現這樣的情節:當一個人走進房間,福爾摩斯只需觀察他的衣着、語氣、表情、動作,便能判斷他是一個怎樣的人,有過甚麼樣的經歷,就像他首次遇到華生醫生時的情景一樣。這跟我每天所做的工作十分相似,都是透過細緻觀察與分析微小的線索,然後憑藉邏輯思考偵破各類頑疾。

日常工作中,我常在病人從遠處向我走過來時,就開始觀察他們的表情和舉動,並嘗試透過簡單的分析推測他們的情況。久而久之,病者是憂鬱還是焦慮,精神狀態是否正常,是否長期吸煙,有否濫用違禁藥物,有否貧血或氣喘,是否擁有患上癌症的跡象,是否患有腎衰竭、肝硬化、肺氣腫……等等情況,在病人停下腳步之前,我早已心中有數。

英國愛丁堡皇家外科學院的外科醫生大廳(Surgeon’s Hall)。

快速評估病因

記得2014年過了接近一半的某天晚上,一名三歲男童由父親帶往急症室求診。經護士分流後,隨即獲評定為第二級“危急”類別,繼而被推進搶救室(Resuscitation room,俗稱R房)進行救治。

聽到從廣播系統傳出的呼叫聲後,我迅速辦完手上的工作,便快步走進R房查看,只見面色蒼白的病童渾身無力地癱臥在牀上。

“病人身體一直良好,今天開始嘔吐,面色發黃及發燒,現在體溫38.4°C,臨床測到的血紅素值只有5.7g/dL,屬於嚴重貧血。”已完成初步評估的駐院醫生連忙向我匯報情況。

話音剛落,我已在腦中萌生了對診斷的推測。

“他有排茶褐色的小便嗎?”我向站在一旁的父親求證。

“今天開始有。”答案正中我的下懷。雖然父親沒有主動提及這病徵,但在我心中鎖定的病因裏,這是其中一個最典型的徵狀。一旦證實了它的存在,就消除了我心裏最後的疑問。

“他發燒燒得太高,不像是急性肝炎。”駐院醫生面帶難色地說,洩漏了他仍摸不透我提出那條問題的用意。

“你說得對,那不是急性肝炎。他患上了急性溶血性貧血(Acute haemolytic anaemia),而且很可能是由G6PD缺乏症引發的。”我在說這話時,進入搶救室仍不足半分鐘,而且還未有機會定睛看一下病童。

“你的兒子有G6PD缺乏症的病史嗎?”我很想馬上就享受到破案帶來的勝利喜悅。我心裏清楚,缺乏耐性是我人生的一個重大缺點。

“這個我不大清楚,需不需要我打給太太問一下。”他苦惱地說。

我沒有失望,而且很了解他。男人都是同一副模樣,換上是孩子的媽媽,應該立刻就回答得上。

兩天後,幼童的出院紀錄證實了我全部的猜測。

單獨來看,病童的每個病徵都有千百項可能的病因。嘔吐的原因多不勝數,黃疸的成因成千上萬,發燒和貧血的病因也多如天上繁星,而正確的病因必須包含所有以上的病徵。換句話說,答案存在於每個病徵各自的原因互相重疊的部分。對不少人而言,要在短時間內單憑病歷找出正確的病因,看來是不大可能的任務。但在擁有福爾摩斯頭腦的醫學偵探眼中,駐院醫生的簡單匯報,已透露了大量連他自己也未曾察覺的訊號。

微弱的病徵訊號

急性肝炎固然可以引起嘔吐、黃疸和排茶褐色小便等病徵,卻不能夠合理地解釋其餘的徵狀,所以不可能是最終答案。我從男童突然出現嚴重貧血入手,病因已大幅縮窄至幾個。加上茶色小便和黃疸等病徵,又可以排除了其他一些可能性,原因就只剩下急性溶血性貧血一個。雖然以急性溶血性貧血作為診斷結果,已經毫無懸念,但問題仍未完全解決。由於急性溶血性貧血也可以由諸多原因導致,一天尚未尋獲躲在迷霧之中的真兇,讓其繼續逍遙法外,一天仍未可以對症下藥,所以必須不停地追查下去。考慮到G6PD缺乏症在本地十分普遍,而且差不多只影響男性患者,而細菌感染會引起發燒和增加G6PD缺乏症患者溶血的機會,所以G6PD缺乏症因細菌感染併發出急性溶血性貧血這種假設,能解釋病童所有的臨床病徵,也就成為了這個案例最合理的結論。只要對各種隱藏在病歷中的線索細心推敲一下,就讓我在數十秒內一矢中的,偵破了這宗正常需要經過兩、三天繁複化驗才可以偵破的個案。

在本港,G6PD缺乏症病人出現急性溶血性貧血的病例已十分罕見,這也只是我一生中在急症室遇過的第二宗同類案件。即使處理這種病症的經驗並不豐富,只要憑藉靈敏的頭腦細心思考,仍能以福爾摩斯式的獨特風格化解疑難。線索全在爸爸口述提供的資料之中,能不能找到被表象偽裝起來的元兇,就看醫生的本領了。

急症室每位醫生的工作性質都如同一名偵探,只不過偵探要追查的是殺人的兇手,而急症室醫生要追查的是致病的元兇。我把書名改作《急症室的福爾摩斯》,而非《急症室的偵探》,是深思熟慮的結果。雖然兩個名字只有後半部分幾個字的分別,而且福爾摩斯歸根結底也是一名偵探,但兩者最大的差異在於,福爾摩斯不只是一名偵探,而是偵探中最出類拔萃、查案能力最與眾不同的人。同樣的道埋套用在急症室醫生的角色上也一樣,並非所有人都具備出眾的能力而當得上急症室的福爾摩斯。

福爾摩斯屢破奇案,看似匪夷所思,卻非柯南道爾爵士完全憑空捏造的情節,而是一個有能力的人融會了學識、經驗、洞察力、膽色和決心的綜合表現。而擁有所有這些特質的急症科醫生,才有資格被稱為急症室的福爾摩斯。

其實無論是柯南道爾爵士,還是福爾摩斯,還是負責撰寫《新福爾摩斯》電影的編劇,甚至是莫里亞堤教授,他們的思維模式都是有跡可循的。只要用心地用耳朵聽,仔細地用眼晴看,並站在他們的角度思想,跟隨他們的思路推測,不難找到小說或電影裏的兇手。

急症室醫生看病人,把病因看成是莫里亞堤教授,不也是相同的道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