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世界透視
喜見莊子
無求無待
莊子（約公元前369—公元前286年）名周，生活在戰國前期的宋國（今河南東北地區），當過地方小官，其他就記載不詳了。當時中國諸侯紛爭，社會動盪不安，民不聊生。生活在那種環境中，莊子憎惡昏君奸相，對人民寄予無限關愛及同情。
我們今天所見的《莊子》一書，大部分源於晉代郭象（約252—312年）的注本，不是原著。
《莊子》最早的著錄見於《漢書》，據說有五十二篇。郭象的注本有三十二篇，分內篇七，外篇十五，雜篇十一。一般學者認為，內篇是莊子親著，外篇是他和後學的作品，雜篇的作者則有多種說法。
今天，《莊子》流傳遍及全世界，因為內容豐富，所以讀者皆有獨特的得益和感悟。
大體上，莊子貫通儒、道兩家智慧，他說老子“空虛以不毁萬物為實”，一方面接受現實中的萬物，同時又於空虛中超越萬物的干擾，讓精神與道冥合，逍遙自在。他視人為宇宙主體，而且肯定每個人的價值，認為個人不由人類集體確定他的貴或賤。人的“真我”可以超脫一切有形或無形的拘束，不論身處何種環境或者人事狀況中，都可以達到與道齊合的妙樂境界，因為只要無“求”便無所“待”，自然自在。
偶遇莊生
到外國讀大學研究院前，我嘗聽過莊子的名字，卻止於聽過，沒有機會深入。許多中國青年一樣，這反映我們教育的缺失。
我第一次見到的《莊子》（英文版）是屬於美國同學賓尼·斯帕爾（Benne Spahr）的。我們同上“高級統計學”的課，這是心理學博士生的必修科。班裏有十一人，由戴賀教授（Prof. Dayhow）教我們，上課時間是下午六時至九時，中間有十五分鐘小息。
開學三個星期後，我感到有點失落，自覺與同學格格不入。十位同學有七人來自美國，其中四人是神甫和修女，五十多歲，都是大學教授或教區的主管；另外三人三十多歲，是從韓戰歸家的退伍軍人，享受着“軍人教育津貼”（G.I. Bill）的無限量升學補貼。他們都是虔誠的天主教徒，所以置身以心理學聞名的渥太華大學讀書。另外三位加拿大人有一位修女、兩位教育行政人員。我年齡最小，不是天主教徒，而且是華人。
有一天，我在小息時看見坐在後排的一位同學默默坐着繪畫，桌上放着一本英文版的《莊子》，而且書頁給翻舊了。當時驟見中華古籍，我心中掀起一種“他鄉遇故知”的奇異感覺。
小息後，經我自我介紹，我坐在他身旁，與他一同聽課。我發現他沒有聽課，只是在繪綫條畫，而且畫得十分傳神。他繪一隻貓在追捕一隻老鼠，兩者都是跛腳的，都有一隻腳用綳帶纏着。室內的桌椅亦一樣，盡是跛腳的，都紥着綳帶。
我們迅速成了朋友。他是一個很有才華的人，詩畫都不錯，鋼琴亦彈得飄逸。當時，他尤其喜歡隨身帶着細小的尤克里里琴（ukulele），因為它“小而聲大、聲美”，他說，反映出他對道家“大音希聲”和“冷風小和、飄風大和”的體悟。的確，我聽他用小琴彈奏古典樂曲，悠揚圓轉，音韻與地籟人籟和鳴，美極了。
賓尼生長在紐約長島的一個小康之家，父親來自意大利，在旺市中經營一家著名餐館，育有五個子女，他排行第三。1950年，他剛剛讀完羅格斯大學（Rutgers University），考入了哈佛大學的研究生院，即被徵兵入伍，前赴朝鮮半島打扙。結果身心兩傷。
“那是怎麼樣一回事呢？”我故意問。
史略最慘之戰
“朝鮮衝突（Korean Conf l ict）在史書中不以戰爭見稱。”他麻木地答，“但是它牽涉了冷戰中的兩大超級霸國，和兩個無辜的軟弱國家。結果，美軍有四萬人死亡，十萬人受傷，不計心靈創傷的二十萬人。朝鮮更慘，共有四百五十萬人死亡，平民佔半數，是全國人口的一成。史家計算，該場戰爭殺死的平民人數，要比二次世界大戰加越南戰爭的還要多。然而，歷史只把它簡略帶過。”
“為甚麼呢？”我好奇地問。
“因為它是一樁糊塗的事。我們的國務卿阿治遜（Dean Acheson）說：‘假如世上最卓越的才智要為美國找着一個最壞的地方打仗，那就是這個被詛咒的戰場。’事實是，朝鮮半島在戰前是日本的殖民地。日本投降以後，沒有人要它，所以美國和蘇聯便把它分為兩半，以‘三八綫’為界，由兩霸分管。”
“那就不糊塗了。”
“你說得對。1950年6月25日，斯大林為了不讓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平建設，發動七萬五千北韓軍隊越過三八綫，企圖佔領整個半島。兩個星期後，美國出兵幫南韓回擊，不久就牽動了中國的‘志願軍’參戰。三個國家中了斯大林的奸計，糊塗至極。”
“你當時大學畢業，應該頭腦清醒，為何要參軍呢？”
“不是參軍，是被徵入伍。我們美國人從讀幼稚園開始，每天上課之前，必定手撫心房，高唱國歌，誓言保衞國家。所以，聽國家號召服役，是無尚光榮的事，沒有選擇。”
“聽你的口氣，好像你現在有不同的見解？”
“經驗是最好的老師。”
“我曾聽過那種經驗。我有一位堂兄參加了‘抗美援朝’，幸好安全歸來，得到‘光榮之家’的譽稱。不過，對於戰爭的詳情，他則守口如瓶。也許你會明白他的原因？”
“也許。請你跟我來，我給你看看我經驗的痕跡，你會明白的。”
慘痛經驗
他開車載我到他住的寬闊公寓。進屋以後，他扭開一盞座燈，然後脫去上衣，對着燈光，叫我看他寬大的背脊。我驚叫了一聲，看見的是燒傷後留下的不規則的紅色、綠色和棕色的凹凸不平的一片，後背沒有一寸完好的皮膚。
良久，他穿上衣服，平靜地問我：“這能對人說嗎？我的傷不是敵人炮火造成的，是一次在攻擊的時候，被我自己的戰友在慌亂中用汽油槍燒成的。你以為打仗是一件可以敍述的事嗎？在生死場上，沒有人可以理智地行動，都給嚇壞了，唯一可做的事是向你周圍開槍。”
他給我沖了咖啡。我坐在舒服的大沙發上張望四圍。牆上貼滿了他的繪畫，都是那個主題。不論是平原上的狼群追殺一隻龐大的野牛，或者長鷹追捕一隻驚兔，捕殺和被捕的一方都有一隻腳用綳帶紥住，周圍的草木亦然。不過，最多的主題仍是貓捉老鼠，千形百態，充滿幽默感，因為老鼠總佔上風，有時跳上高台，有時躲入洞裏向老貓回頭一笑，有時把一大塊乳酪拋給貓仔。
在他的書桌上，我看見那本《莊子》，旁邊放着一本《老子》、一本阿倫·瓦特斯的《東西方的心理治療》（Alan Watts，Psychotherapy East and West），以及一大叠樂譜。他的廚房亦很有趣，牆上和雪櫃門上都釘着標語。最打眼的是古印度斯瓦米拉瑪（Ishapanishad）的詩句：“智慧，愛，服務。”然後是《莊子·逍遙遊》的兩句英譯：“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為之舟。”
在睡房的牀頭牆上，他用彩色粉筆寫着：“當個體同時認識自己及別人給他的生命意義，他即是既獨特又普化。”我看了覺得有點熟悉：這難道不是出於“知乎己，又知天”嗎？
我想，他一定受着很大的心靈衝擊，正在尋求解脫。所以，我試探地問：“你的公寓好比一部心靈百科全書，難道天主教的信仰沒有令你安心？”
他聽了放下手中的杯子，緊皺雙眉，好像被刺痛了甚麼，然後回答：
“我家世代是天主教徒，誠心信奉天主。我從仁川上岸以後，帶着一個小隊，經過兩個星期，熟習戰鬥環境之後，便坐了十小時車前赴江原道的戰場。那是一個青山葱翠的美麗地方，民眾見軍隊來了，都躲在家裏，所以變成無人之地。翌日清早，戰爭開始了，我們的飛機向前綫轟炸，天空出現一叢又一叢的炸彈，地上響起連續的轟隆聲，沙石夾着火光衝天。
“半個小時以後，我們起步進攻之前，軍牧神甫領我們祈禱：萬能的天主，祢恩寵人類，不惜犧牲祢的親子拯救世人。祢視惡如仇，對於那些殺害他人的惡人，那些侵佔他人土地的罪犯，那些背負祢的邪徒，一致重罰無遺。萬能的天主，我們即將本祢之名，前往殺敵，祈求祢保護我軍每一個人，幫他們安全凱旋，是所敬禱，阿門。
“祈禱還未完，我聽見有團友輕聲表意：‘這不是我們的土地。’不過，軍令如山，我們迅速衝向那炸廢了的戰地，不停地開槍。”
“那不像書本上描寫的戰爭嘛。”我說：“連敵人都不見就開槍；或者當敵人都給炸死了，還要開槍。”
“那不重要。”賓尼顯得有點煩躁地說，隨即又發覺自己失態，悠悠地補充，“我是說，我想說清，那一次祈禱一下子抹掉了我二十多年的信仰，把我拋入一個矛盾又黑暗的精神深淵，叫我迷惘，不知所措。
“那一經驗叫我認識到，不但我的祖國的正義平等理念藏着雙重標準，竟連我深愛的上帝，亦鼓勵我們去殺不相干的‘敵人’。我感到天掉下來一般的失望和憤怒，就衝前扣緊手中的‘卡賓’，直至我感到一陣劇痛，失去知覺。”
說到後來，他十分激動，哭了。我上前抱住他，手觸他的背脊，竟感到一陣發熱。我深深感到他的痛苦，儘管他平常看起來甚麼都比我優越：個子高大，擁有羅馬人特有的方臉和美貌，經濟充裕，才華橫溢……
在日後的一年中，我從他口裏得知，他受傷後被直升機送去首爾，一星期後送去日本的廣島，兩個月後送去美國加州的“高樹（Palo Alto）軍人醫院”，在那裏住了十三個多月，方獲康復。
康復過程漫長而痛苦，有好幾處燒傷很深的皮膚需要修補，由身體其他地方的皮膚作為材料。進步的醫學科技可以把人體當作一個器具修理，對於不可見的心靈創傷，卻無能為力。
賓尼告訴我：“每當我清醒的時候，即被幾十個‘為甚麼’（Why？）所困擾，從‘為甚麼是我’，到‘為甚麼我會遠去陌生的山坡’，到‘為甚麼要繼續生存’，都沒有答案，亦無人了解個中苦楚。”
他告訴我曾經多次想自殺，直至有一天，一位來自附近史丹福大學醫學院精神科的實習生來見他，勸他放棄邏輯思維，了解下東方“大合生息”的智慧，並向圖書館借了一本《莊子》給他看。他看到一個新的思維世界，就堅持下來了，尋求生的意義和快樂。
終點即起點
學年快完的時候，賓尼與我有一次愉快的聚會，我分享了他的境況和心得。
他說自己每天都讀《莊子》，已經有七年了，每次都覺得被一種高貴的意念引領着，但又不明它的深意。他現在心靈平靜，享受着政府的充足津貼，又每天都遇着同學、教授們的各式各樣的“企求”和“等待”，使他有材料印證莊子的智慧。他之所以愛畫貓捉老鼠，因為他筆下的老鼠能夠生存，並且戲弄老貓，感到愉快和滿足。
然而，他懇切地說，他深知自己所悟到的只是老莊智慧的皮毛，所以，他有機會與我談論《莊子》，感到貼切又有益，因為他在我身上見到一種“忘我”精神，每天都積極又快樂。
我告訴他，我還是第一次讀《莊子》。不過，我們中國人多數從家教和社會教化感知自己的文化，不論做甚麼事都“不過分”和“求於己”，大概這就是他說的“忘我”和“怡然”。
在六七次的交談中，賓尼說他最喜歡及深受感動的是《莊子·天地》裏的話：
“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君子不可以不刳心焉。無為為之之謂天，無言之之謂德，愛人利物之謂仁，不同同之之謂大，行不崖異之謂寬，有萬不同之謂富。故執德之謂紀，德成之謂立，循於道之謂備，不以物挫志之謂完。君子明於此十者，則韜乎其事心之大也，沛乎其為萬物逝也。”
他說，他明知自己一輩子都做不到天、德、仁、大、寬、富、紀、立、備、完，但是，他明白《莊子·天道》所主張的“虛靜”。以前，他像所有美國人一樣，總喜歡“競爭”和“取勝”，心靈沒有一刻安寧和滿足，因為每一次“得勝”都企求下一次勝利，沒有止境，亦沒有滿足，只有一時的痛快。
“所以，”我說：“你如今願意做‘老鼠’了，因為，反正你和捕捉你的貓都一樣跛腳，你們都是大自然中的平等動物？”
“正是，”他說：“我在繪畫中得到快樂與平靜。我告訴你，我如今每夜睡覺，都只能側身而睡，不能平躺，因為我的傷會發熱和燒痛。我無故得到這樣的痛傷，心中的怨恨沒有平息，因為，追溯下去，造成這痛傷的‘主者’，正是我以前信仰的‘大愛天父’和‘祖國’。”
“現在你尋到了自己，”我說：“正是你的‘機緣’，一如我們倆成為朋友，從地球的不同角落走在一起，互相切磋和交心，不也是機緣嗎？”
我們道別之前，他請我用中文寫下《莊子·天道》的幾句話：
“萬物無足以鐃心者，故靜也……水靜猶明，而況精神！”
歲月悠悠，那已是五十五年前的事了。我們別後各奔前程，然而，我時常記掛着他，感謝他帶我見到《莊子》，祝禱他心安快樂。
恕心存同和異
盡己力而敬天
中國人的最高人生原則是：“盡己性，盡人性，盡物性，贊天地之化育而與天地參。”這樣子的人生既照應了個人、他人和萬物，又順應了大自然的秩序，以及它的無限生機。
布朗（Brian Brown）譯《中庸》，向歐人介紹中國的道德觀念，以《中國人的智慧》（The Wisdom of the Chinese）為題，指出這種人生觀廣大悉備，博厚高明，值得全人類欣賞和實行。
老子把握宇宙人生，創造了“道”的觀念。《老子·五十一章》說：“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故道生之，德畜之。長之育之……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老子的道不是憑空而生的，他秉承古儒書《易經》所說的“天地大德四生”的智慧，由大自然生生不息，悟出“為而不恃，長而不宰”的道理。即是人類體念“上天好生之德”，秉持包容萬物和愛護萬物的做人原則，讓人與萬物平等共處，“唯變所適”，即按照“變”而適應之。這就是做人的道德，稱為玄德，即是大德。
發展下來，老子和莊子講道，不只說“無為”，而且說“無不為”，着重說明“道常無為而無不為”。即是說，“道”不是做作的盲動和私動，而是顧全大局、自發努力而求完成的“無不為”。
荀子有同樣的見解。他在《天論》中提出：“萬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養以成，不見其事而見其功，夫是之謂神。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無形，夫是之謂天。”積極的看，可見當人的生命發而為用之時，就甚麼都不怕做、不厭學了，所以“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進入一種“終身學習、創造”的過程；生生不息，進入化境，積極運用神乎其技完成責任。
莊子和同老子、孔子的智慧，提出妙論，寫在《莊子·天地》內。他說：“技兼於事，事兼於義，義兼於德，德兼於道，道兼於天。”意思是，一個人做事依據知識和技術，學這些東西是義和德所驅動的，是人的本性和大自然相通的結果，做得圓滿心足，就是大德、天德的表現。
在中華文化中，道德是生命的本質和價值表現，不是由甚麼刻在石塊上的“神諭”所規定的。中華民族尊重生命，不願為生活而生活，更鄙視那些由本能衝動驅使的盲目活動消磨高貴的生命。我們無論物質如何貧乏，都力求提高生命意義，以再接再厲的精神努力進取，止於至善。
忠恕是大德
中華民族的良好品性是“一以貫之”。孔子在《論語》裏多次說過：“吾道一以貫之。”他的學生被人問及孔子的為人，簡潔了當地回答：“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這“忠”、“恕”的道德標準被孔子終身實行，曾被許多人誤解，或者故意錯用，今天應該有積極的認識。
孔子在《大戴禮記》內答哀公問“小”，這樣說：“知忠必知中，知中必知恕，知恕必知外，知外必知德。……內思畢心曰知中，中以應實曰知恕，內恕外度曰知外，外內參意曰知德。”
“中”字不只有單一的意思，《易經》有說：“大中以正，各正性命。”《左傳》說：“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兩者都契合孔子上段之言，即“大公無私”精神。由此可知，孔子說的“知忠必知中”的大公無私精神的“中”字，應是英文的balance和concentricity，兩者都指人的心理平衡力，由自知、知人、知天所構成。用今天的話說，忠的最重要主體是自己，然後是他人，以及外設的“禮教”。今天的世界比幾千年前複雜而大得多，“忠於自己”的重要性亦重要得多。
由此推衍，“內思畢心曰知中”的意思就是，一個人之忠於自己（的權利和責任），要經過“直適天地”的不斷反思而形成的公德心，不是凡事自以為是的私心。這個心是大眾生命的心。它在宇宙間得到“天地位，萬物育”（《中庸》），並不孤寂，或者渺小。
恕字從如從心。“如心”的意思是自然不懈，包括天地萬物之心的探求。所以，“恕”是將個別心靈的訴求滲入宇宙生機，化小我為大我，和合大道，建立一種上下與天同流的完滿境界。
對此，荀子解釋得最清晰，他在《荀子·非相》中說：“聖人何以不欺？曰：聖人者，以己度者也，故以人度人，以情度情，以類度類……以道觀盡。”即是說，怎麼說聖人不欺辱他人呢？因為他用自己去了解人，將心比心，用“道”悟了一切。賈誼在《道術》中說：“以己量人為之恕。”即神入（empathy）別人的處境去了解他，不是把他當作被了解的客體。
恕不是原諒的意思。中華文化並不認為人有原罪，亦不凡事就加罪在他人身上，不預期他人隨便向自己“扣帽子”。所以，我們人際之間不需要有很多原諒，只期待互相了解。恕就是了解，盡心了解，以愛心了解。
《大學》說：“藏心以恕，正心以誠。”藏在內，誠在外，用恕心與誠心加起來實現生命任務，可達至善，可成仁愛，造成一種無私的“己立立人，己達達人”的行為意願感天動地。每個人持有這種意願，大宇宙不可少我一人，因為有一人不生，大宇宙就有了缺點，就不能立。
老子說：“同於道者，道亦同之；同於德者，德亦同之。”（《老子·二十三章》，這種同道同德的心向，與儒家的至誠相同。《中庸》談至誠，不只講個體的自我實現，而且講萬物的盡性實現。前者是道德完滿，後者是道德的智慧。這即是合乎廣大同情的絜矩之道，它的運作不分上下先後、個人或他人、或國際之問，而是促成和諧共相生息，追求今天的所謂Win-Win理想。
西哲的觀點
中國和西方是否可以分享這種理想呢？或者做到“求同存異”？似乎要看西方國家是否願意接納他人的不同價值觀了。
十九世紀末以降，中國被西方列強“打開”大門，世界亦同時變為“一個格局”。於是，世界進入無窮的鬥爭，造成人間的、大自然的、國際的不安。
我們借英國現代思想家羅素的話，回顧近期歷史的大局，並預料未來的發展。他在《懷疑主義文集》（Bertrand Russell，Essays on Skepticism，1962）中說：
“我們（西方）有兩套道德標準。一套只說不做，另一種做而不說。……實在，我們所行的道德，用鬥爭求取物質成就，不但國與國如是，人與人亦如是。假如我們要道破中國人與我們的分別，我要說，他們志在欣賞生活，我們志在權力。我們喜歡以力服人，而且以力征服自然。……我們的領導者專以干涉他人為榮，完全不能怡然自得，我們美德所表現的是好管他人，四出惹人厭惡。我們認為勸人贖罪是一種天經地義的好事……忘記這樣做是干涉他人的自由，實行偽善。”
上面的話不是隨口而出的評論（comment），而是經過嚴格研究所發的斷言。羅素是二十世紀的超級學者，可稱為莊子說的“至人”。他生於英國大貴族之家，出身劍橋大學之三一學院。他在數學、哲學、科學、社會學、教育學方面的著作均被視為重大貢獻，且被認為是“分析哲學”的宗師。他終生反對戰爭和核子武備，曾為此兩次被判入獄，兩次遭美國拒絕入境。他抨擊希特勒、斯大林和美國參與越南戰爭，並聯同愛因斯坦發表《反核子武備宣言》（Russell-Einstein Manifesto）。他不是空談家，曾親到俄國研究布爾什維克，亦曾於1920年到北京大學講學及讀書。1938年，他終於被批准進入美國巡迴講學，講學遍及主要名校，仍然不免風波。他曾向西方國家建議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他於1950年獲頒諾貝爾文學獎。讚詞說：“他的多方面的重大作品宣揚人文主義理想和思想自由。”他的接獎演講以《人性與政治》為題，說明：“民主政治關心的是人群而不是個人，是口號和選票而非人民的理想和福祉。”
1945年，羅素出版《西方哲學史》（A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phy），立即成為多數大學的教本及暢銷書。1961年，他以八十九歲之高齡參加在倫敦舉行的“反核彈擴散”遊行示威，被捕裁定“擾亂和平”罪，監禁七天。法官向他表示，只要答應日後檢點行為，可免入獄。他答：“不會應承。”再過九年，他走完了生命之路，遺願是，不要舉行宗教送別儀式，只要把他的骨灰灑遍家鄉的群山，讓他回歸自然。
羅素曾與妻子開辦幼兒學校長達九年。他落實儒家的“同情感召”智慧，鼓勵孩子們互相熏陶，實行孟子的“善與人同”和墨子的“兼愛”精神，進行互敬、互和、互惠的行為。學校又着重培養四方面的素質，以“4H”為代表，分別為心、頭腦、健康和快樂（Heart，Head，Health，Happiness）。
羅素所崇尚的“中國人”，不是浸染在西方思想及價值的華裔人士，而是現代哲學家方東美說的“謹守自己文化及身份並以之為榮的中國人”（《中國人生哲學》）。
個人品位及適應世界
讀者用心學習中華文化的精髓，當然明白，《莊子》和《論語》這些古籍，都不是今天坊間販賣的“心靈雞湯”，即喝即時補身，而是必須細讀、多讀、並且通過經驗去體會精華的。
中華文化的最高精神境界是忠恕之心，我在前面已有闡釋。現代心理學確定，人有確保自身價值的基本需求（needs），用來積極立身。但是，這一價值又必須得到他人的認可，方能穩固發展，融和群體的需求發揮全面作用。
我們今天讀《莊子》有兩個目的，一是提升個人品位，塑造幸福美滿的人生。二是全面地認識今時的人際和科技變化，迎應宏觀的宇宙大化，進行自化，貢獻社會，完成人生。
《莊子》的讀者多數是中國知識分子。這一名份含有特殊意義。它蓄着一種憂國憂民之心，儘管遠離鄉土依然熾熱。
台灣大學資深教授陳鼓應導讀《莊子》，寫下他的心路歷程和感受，說明每個讀者都有自己獨特的心變和心得，反映個人對鄉土的世界觀。
他最初從西方哲學的自由思想欣賞莊子智慧，持續多年。他於1972年從台灣遠赴美國，帶着滿腔朝聖的熱情，以為自由平等的陽光，將會照亮自己尋求自由的路。但是，現實與憧憬不同，經驗才是心靈醒覺的催生劑。
他去國即時想起莊子寫在《徐无鬼》中的話：“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者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不亦去人滋久，思人滋深乎？”那種思鄉情懷，叫他想起青年時期在金門當兵的心境。他出生在廈門鼓浪嶼，因而得名。他遙望神州，在朦朧中好像看見自己的兄弟，大家為何要互相敵對？是為了權力，抑或意識形態？思想喚起他更高一層的民族深情。
前此，他大學哲學系畢業之後，用了六七年註譯《老子》和《莊子》，思想上經常與古代智者對話，寫成兩本書，亦抒發自己對自由的渴求。
後來，在美國見聞多了，他好像“井蛙”跳出了井底，拓寬了視野。他說：“美國之行，使我對西方式的民主和生活方式有了新的認識和價值重估……對我原先所支持的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產生了很大的衝擊。”他不再聽美國人的自吹自擂，而正視他們的行為，包括運用武力殺害他國人民，用輿論抹黑異己。
陳教授說：“莊子使我開闊。”他多方玩味《則陽》的“萬物殊理，道不私”，以及《莊子·德充符》的“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他告訴讀者：“前者在道物關係中蘊涵着殊相和共相、個體和群體關係問題。後者謂自物的世界中，不同的視角可得出不同的觀點。”
我相信，陳教授早就讀過羅素的許多著作，知道西方人執著於多種標準和方法處理世事，自認永遠是對的，錯的只有他人。然而，經驗才是書本智慧的最佳檢證。他說：“二十多年數十次往返太平洋兩岸的經歷，對人同類相害、異類相殘的見聞，與人類對地球生命的漠視與毁損，讓我更深刻地意識到莊子齊物思想的現代意義。”他把這些寫在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2年出版的《莊子》中，肺腑之言，對讀者應有莫大啟迪。
結語
忠恕之心邀我們忠於自己，忠於親朋，忠於自然，忠於萬物共相生息。恕心立己立人，大公無私，是當前世界人類最需要的品質。莊子反覆說明至人的修養過程，以及他適性逍遙地實現自由和奔向自由的過程。這過程既是自然又超自然，其理有待讀者尋味。
真知化落後為進步
人心落後
落後是人的狀況（human condition）低劣的名稱，尤其放在人們之間互相仇恨、殺戮無厭的社會而言。進入二十世紀，不知不覺間，人類已經全面落後，尤其見於“進步”國家。
“落在後面”是一種空間和時間的觀念，即如“龜兔賽跑”寓言所說的，在現代，它卻多數指經濟而言，純粹講有與無、多與少，而不講“有甚麼”、“怎樣有”及“有了之後做甚麼”等本質問題。本此，美國人可以用“印鈔票和債券”為“富有”及“先進”，不問虛假，以及騙詐人類的羞恥。
落後的另一維度是人性是否遠離高貴而變為獸性。“高貴”不指有權、有物和外表華麗。它是內心的安樂和滿足，表現在憐憫、自愛、愛人、愛物，以及自強不息的基本人性之中。
今天看新聞（2014年7月21日），看到中國內地一個小鎮有十一名小學生向一位八歲的同學勒索零用錢，並殺了他。消息震驚全國。電視報道，記者訪問了兩位家長，一位母親懷裏抱着一個嬰兒，她說：“我忙着餵飽孩子，哪裏還管得別的？”另一位是一名大漢，他表情漠然，向記者說：“這種事，你不必怕，亦不要問。”就走出了鏡頭。新聞提到，因為殺人者年紀小，不能定罪，只能交學校和家庭看管。
這樣的事件表明社會道德淪喪，毫無疑問，尤其是社會沒有妥善機制處理成事。記者找到兩個殺了人的小孩訪問。一個笑着不說話，好像不曾發生可怕的事。另一個說他只踢了死者一腳，不太重的。記者問：“你不覺得他可憐嗎？給你們圍着打死？”受訪者好久沒說話，亦沒有哭，最後輕輕說了一句：“是做錯了。”
記者提起賠錢給死者家庭，電視鏡頭拉過一邊，死者的父親正悲傷地哭，他說：“這不是錢的問題……我希望那些殺人的小孩子得到教訓，長大後做正常的有用人。”這父親的話出於真心，由悲哀變為對他人及社會的寄望和祝福。
把這“主觀”的出於心的“話”比對當天新聞的另一段“話”，我們可以明白中國為何會持續落後。那話出自一位國家級高官，他負責“黨的綱紀”。他評論該案後說：“我們一黨專政，今天的情況應該叫所有黨員反省和檢討，必須守緊黨綱……我們共產黨員已經被西方的思想和生活模式迷亂了，必須謹守馬克斯主義，排除西方的影響。”此君連歷史和地理都擺錯了。他領導治國的思想，卻表現出真正的落後。
同樣代表真正落後的美國的，是校園槍殺案時常發生的事實。而且，這種悲劇已經成為“正常”，不能寄望有改變的可能。
歷史記載，美國最早的一次校園槍殺案，發生在1760年，是印第安人對白人的。以後的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此類事件並沒有間斷。
越南戰爭以後，美國人更加多槍、愛槍、用槍。最重要的，美國人更加“心亂”、“心多”、“心虛”和“心躁”。二十世紀後期，美國出現的三次重大槍殺案，都在電視廣播面前發生，包括甘乃廸總統和他的弟弟，以及黑人領袖金路得牧師。他用“我有一個夢想”（I have a dream）的口號，呼喚美國實行黑人與白人平等、自由、平權。事後，這些公開的殺害事件，沒有查清真相和給出定論，留下歷史空白。
二十世紀伊始，一個六歲小女孩持槍殺死同學，成為有史以來最年輕的殺手。事情發生於2000年2月29日。
十二年後，二十歲青年阿當蘭薩（Adam Lanza）手持三支自動機槍，去到一間小學，殺死了二十名學生、四名教師、兩位校長和駐校心理學家。之前，他殺死了自己的母親；之後，他自殺了。被殺的小學生最小才六歲。他對每人槍擊三次至十一次不等。事件震撼了全美國，成為歷史上最兇殘的校園殺案，名為“Sandy Hook殺案”。
從那時至今，美國的著名校園殺案有七十四宗，不出名的另計。單是2014年1月之內，便發生過十三宗。最近一宗發生於6月12日。對此，奧巴瑪總統講了三次話：
（1）這種事情正變為“正常”。然而，有可能變嗎？（This is becoming the norm，but will anything change？）
（2）我們這國家應該感到羞恥。（This nation should be ashamed.）
（3）我們是地球上唯一有這種事情發生的發達國家，每星期一次。而它只成為一天即被忘記的新聞。世上沒有地方像這樣的。（We are the only developed country on Earth where this happens. And it happens now once a week. And it's a one-day story. There is no place else like this.）
原文意義十分深遠，所以引述了。第一段表明美國人已經接受校園槍殺是正常的事，沒有可預期的變更。
第二段說“應該”感到羞恥，而不是感到了羞恥。
第三段更值得深思。在“發達國家”中，唯獨美國每星期一次發生校園槍殺案，人們習以為常。而且，這種新聞只有當天價值，過了便不受注意。
“落後”標誌一個社會失去人性而無法尋回來。它的永恆在於“不可能見有變”。
“落後”是時間性的，不但在時流中沒有進步，而且不能保留過去的人的進步及高貴狀況。這種落後比“不進則退”更為墮落。美國如是，它的落後程度最悲最烈。
落後的面貌
如果世界的快與慢、大與小、有與無、多與寡、富與貧、浪費與節儉、見與不見、強與弱、關懷與仇視、憐憫與兇殘、霸道與無助等等，都是用物和數字衡量和確定，人間是容易被定為“進步”和“落後”的。西方國家一直在這樣“想”和“做”。在過去數百年間，他們一直取得勝利—“進步者”的勝利，用武力、槍械、原子彈、知識、科技、經濟取得的勝利。
這種勝利和進步，把西方以外（近期日本被歸為西方）的人類大多數社會判為失敗和落後。同時又把世界一分為二，分為發達（進步）國家和落後國家。
不止這樣。西方又用宗教、教育、傳媒以及今天的互聯網，把他人羅致入局，叫他們放棄自己的文化、信仰以及與大自然共生息的傳統習慣，一意追求西式進步。
今天，我們稍用兩項數字和資訊，說明目前進步與落後、一分為二的世界的狀況和危機。這些狀況導致個人的心理壓力和全球的環境壓力（enviromental stress），挑戰宇宙人間的安全和安寧。
第一是貧富差距的擴大。全面地說，人類在過去一百年間改善了生活的物質供應，達到一定豐盛的程度。但是，在全面充足的數字後面，隱藏着一些可怕的事實。聯合國近期數據顯示，發展中國家225名巨富的資產總值，相等於全人類貧窮者總數47%的總收入。事實上，所有“發展中國家”總人口的30%（約13億），生活在“絕對貧窮”（absolute poverty）之中；他們每天的生活費少過一美元（《聯合國1998年人類發展報告》）。古時有“富可敵國”一詞，誇言個人財富的巨大，今天，世上最富的三名“超富”，包括微軟的Bill Gates、沃爾瑪的Wal-Mart家族和投資超人Wanen Buffett的資產總值，大過全球最窮的48個國家的總年產值。
這三個人的財富都借重新科技，特別是電腦的運作而生成，分別為創新、物流和全球一體的通訊和投資買賣。電子郵訊（e-mail）於1980年中期開始時，全球只有數千戶有電腦，等到1999年，數目增至5000萬，今天，單是一個國家亦不只此數。
第二是資源的消費。1974年，國際智庫“羅馬俱樂部”發出第二份報告，名為《人類處在轉折點》（The Club of Rome，Mankind at the Turning Point）。它指出：按1972年的石油消耗水平，已探明的世界石油儲量，僅夠用三十七年便告枯竭。
當然，新的探察續有出現。但是，當年的中國還沒有私人汽車。如今，估計地球的所有石油，將於五十年後全部用完。所以，石油的爭奪已經成為新的國際矛盾。
生態破壞所生的危機，不必多說。已知的是整個西非洲的森林不見了，南美的亞馬遜熱帶森林亦所剩不多。酸雨毒死了歐洲和北美五大湖的魚類，而中國的土地變壞及地下水的絕源，已到了不可挽救的地步。
美國今天繼續超大量製造生活垃圾和核垃圾，不顧一個美國人的垃圾已超出人類平均垃圾的二十倍。美國的“消費文化”（consumer culture）正以新的幅度擴大。
“軍事消費”亦是美國的傑作。冷戰結束至今，美國在全球各區域開闢戰場的行動，沒有停止。美國儲存的核彈，足以把人類殺滅五萬次。而其資助的二百所大學的精英學者，正在積極研製更“有效”的武力裝置。英國著名歷史學家保羅·甘乃廸（Paul Kennedy）指出，受到不斷戰爭的刺激，人類目前花在武器創新上的經費，超過每分鐘100萬美元，叫人知之驚慌感歎。（《霸權國家的興起和衰落》，The Rise and Fall of Great Powers，1987）
對此種種“進步”實是落後的事實，加拿大哲人讓·托，引用多學科的數據，寫下《人的黃昏》（J. Theau，Le Crépuseule de L'homme）。該書開篇指出：“從多方面的事實看，幾無疑問，一直被譽為超越的人，已經進入一種黃昏狀態。”
未來的希望
電腦的應用，以及它引生的智能手機，已經普及而更趨主導多數人的生活，甚至生命。
在社會和經濟層面，它增加並支配了人類的“複雜性”和“連接性”（Complexity，Connectedness），合起來改變了人的狀況和經驗。
約五十年前，在我們的祖父母的年代，每人一生所接觸的他人不到一百人，今天則以千萬計算，包括互聯網上無時不連接的許多不認識的人。我們已經少有“面對面”的經驗，而是facebook和whatsapp的連綿“對話”。加上用微秒速度交易的“金融運作”，以及超音速的飛行，我們已在不知不覺間進入一種“非直綫”（nonlinearity）存在。在其中，隨時都可以遇上影響深遠的事情，如“金融風暴”、“馬航”的飛機失踪和爆炸事件、近時的加沙激戰，以及香港的“佔中”事件等等。
於是，每一個醒覺的人都生活在驚奇、恐慌、心煩、厭倦、憤怒和無奈之中，合起來造生心理壓力，連幼稚園學生亦不能倖免。醫學研究表明，心理壓力已經成為多種疾病的“病源”，使人頹廢而失去生存意志，感到空虛和沒有意義。
在今天的世界，時間像一個機械活塞，讓過去、現在和未來通流無阻。與此同時，時間被切為“碎片”（fragments），生成不帶傳統性質的“暫時現實”（temporal reality）。
空間亦被壓縮，使世界各種不同的文化擠在一起，使人們在沒有相互了解的情況下摩擦和生存。這樣，缺乏適應性的族群為了生存，只能受先進文化擺弄，失去其原有文化印記的光輝，成為“現代生活方式”的無根存在。
這樣的時空存在，讓任何人，不論性別、教育、種族、智商，都可以身處小室，用智能手機看見巴西的嘉年華舞，或者以色列的火箭射落加沙地區的平房，或者台灣高雄的氣體爆炸慘劇。然而，這種訊息上的“方便”，卻使多數人在“無明”中“經驗”暫時現實，不知如何應對。
多倫多大學的荷瑪—狄遜（Thomas Homer-Dixon）研究人與物、人與事的關係和效應。他在《機敏才能空缺》（The Ingenuity Gap）及多本書中指出，人類今天的存在是“非直綫性”的，平日生活的變數無可預計。在此情形中，傳統的智力（intelligence）不足應付現實，需要一種結合智慧和行動的“機敏才能”（ingenuity）。
“進化心理學”（evolutionery psychology）研究人類心智在億萬年間的應用變化，確認現代人擁有四種智力，合起來構成機敏才能。這些智能分別是語言智能、技術智能、社會智能和自然歷史智能（linguistic，technical，social and natural historical intelligence）。由這些智能組成的機敏才能，容許人們從千姿百態的事象中識見共態（commonality），構成新的概念，推動幻想，進行創造活動。語言和符號容許人們運用分類和隱喻，表達抽象的意思和境界。
這些才能在長遠的進化過程中締造文化，包括技能、習俗、價值、藝術、信仰、以及人與大自然的和諧共相生息。如今，“暫時現實”的出現把文化打碎了，使個體生活在疏離一切的狀況中，失去發展機敏才能的機會。這種生活狀況加上種種心理壓力，造成大腦的退化，一方面叫小孩不能正常發育，另一方面叫成人加速衰老（aging）。
不是所有人都會陷入這條大腦退步的歪路。可惜的是，城市化加上物質生存，致使大多數人走上這條歪路，令人無可奈何。事實表明，機敏才能已經成為區分人類進步和落後的標誌。
真知超越機敏
中華文化不提甚麼心理專有名詞，卻對心（mind）的潛能和應用，提供了詳盡的描述和解釋。這些描述一方面說明“知”的真諦，另一方面說明“知者”的人格特點。由《易經》到孔子、老子、墨子和莊子，都提出了不同又齊合的解說。莊子提出的“真知”和“真人”，不停留在文字的述說上，而落實在中國百姓的生活行動中。
中國人古時有上百個不同的部落，在遼闊的北方互相鬥爭並生活。他們在嚴酷的自然環境中共相生息，磨煉出足以生存和提升精神的智慧，而不用依賴任何“神”的力量。這說明他們的生存智慧很強，這種智慧今天被稱為“適應能力”。
在數萬年的進化過程中，中華文化因其獨有的文字特色（象、聲、意合一），發展出一個耐久的實體，使一些民族群體（如匈奴、滿族）自由而完全融入以“和”為特點的文明氣圍中，成為今天的中華民族。
在距今1700年前的晉朝，古代中國人開始與外國人互相交通，並吸收外國文化。到了距今1100年的唐朝，這種與異國民族的互動十分活躍，使中華文化更為豐厚致遠。以後，中國人走向世界，尤其是自十七世紀至今，不少中國人已經在全球各地落地生根，取得多方面的成就。所以，世人廣泛相信，“中國人”遺傳基因裏具有超越的“真知”和“適應能力”。
《莊子·大宗師》說：“知天之所為，知人之所為者，至矣。知天之所為者，天而生也；知人之所為者，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終其天年而中道夭者，是知之盛也。”
譯為白話文：“了解自然，又了解人，就是知的至高境界了。若然用己之所知來增進無法得到的知（如天之所為），而不至於中途死亡，就是對知識盡力了。”
這是莊子對自然與人各有特點及能量的說明。他繼續指出，知天和知人之間頗有問題（有患）：
“夫知有所待而後當，其所待者特未定也。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且有真人而後有真知。何謂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謨士。若然者，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也；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是知之能登假於道者也若此。”
譯為白話文：“知識必定要有所待的事物，其價值才能有所衡定。然而，有待的東西是變化無定的。誰可以確實判斷：我認為屬於自然的不是屬於人的？所謂屬於人的不亦是自然的？實在，有真人方能有真知。甚麼是真人？古時的真人，不輕視小事，不重視成功，不担心是非。這樣，他不為錯過機會而後悔，不為做對了而自豪。這樣，他登到高處而不驚，入水而不怕濕，入火不怕熱。可以說，只有知‘道’並與之合契的真人才能這樣。”
在這段話中，莊子說明，人們知“有所待”即會遇着“特未定”。後者是語言之知，是“成心”而沒有越出是是非非的知，不算是真知。
莊子設定“有真人才有真知”的命題，明確地說明，求知者需要有一定的人格素質。對於這些素質，莊子說了很多，他在《莊子·大宗師》中說：“古之真人，不知說生，不知惡死；其出不訢，其入不距；翛然而往，翛然而來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受而喜之，忘而復之，是之謂不以心損道，不以人助天。……真人……其心志，其容寂，其顙頯；淒然似秋，燰然似春，喜怒通四時，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
譯為白話文：“古時的真人，不在乎喜生，不在乎厭惡死；他生不欣喜，死不抗拒，無拘無束地走了，自由自在地生着。他不忘記自己的來源，不尋求自己的歸宿，獲得生命就欣然接受，死了就回歸大自然，這叫作不用心機去損害‘道’，也不謀求改造大自然。這樣的真人……心神專一，容貌安祥，額頭寬大；他嚴肅時一如秋天，溫和時一如春天。他的高興或憤怒像四季更替那樣有理由。他適當地對待事物而好像沒有一定的標準。”
讀《莊子》需要細心品味。例如，這最後一句，說明真人對待事物和適應環境，憑的是自己的“直覺”（intuition），所以說“好像沒有一定的標準”。
至於真知和真人孰先孰後，或者是否絕對相關，都不是可以嚴格界說的問題。
我們可以得出“真人”可比現代存在主義者說的Authentic man，即樸素純真，無拒尊卑，公平端正，及超越生死而敢作敢為。
不論怎樣，莊子把真知（歷來被中國學者視為真理）與真人聯繫起來，說明一個重要的真理，即知識容易引起誤用或歪用，像科學家相信人可勝天。但是，知識配上真人，就一定能給宇宙人間帶來共同福祉。這就是中華智慧可以消解今天人類困境的原因。
莊子的真人真知，扼要地說明中華文化的內涵、中國人承傳的“慧心”，即人與自然生生不息，人類與一切生命浩然同流，在和諧中共享和平與福樂的信心。
慧心是一種人生境界及無私的動力，足以使一切生命戒愓謹慎，愛己及人，嫌棄分割和殺戮，免除破壞，克服困難，馳求一體和平歡樂的圓滿，確保人類長久昌盛。
人類今天之道
不難說明，中華文化的多方面的智慧，足以引導人類健康向前，進入和諧圓滿的未來。新千禧年將臨的前夕，由聯合國組織的“諾貝爾桂冠者研討會”，為人類前途把脈，結論說明：“人類今後的持續生存，有賴大家踐行東方智慧。”中國人相信天人合一，萬物平等共相生息，這主要表現在老莊的“人我兩忘，物我均調”的妙性思維中。
《老子·三十四章》說：“大道泛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而生以不辭，功成不名有。衣養萬物而不為主，常無欲，可名於小；萬物歸焉而不為主，可名為大。以其終不自為大，故能成其大。”
譯為白話文：“大道如洪水泛濫而無處不在，可左可右。萬物依靠它生長不被離棄，有功而不樹名聲。它保養萬物而不主宰它們，經常沒有欲望，可謂渺小；萬物歸附它而不主宰一物，真是偉大。因為它不自以為偉大，所以才是真正的偉大。”
《老子·三十五章》續說：“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太。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足既。”
譯為白話文：“掌握了大道，天下可以前進了。前進不惹傷害，反而安寧和泰。音樂好像食物，使路過的客人止步。道說出口，卻淡得沒有味道，看它看不見，聽它聽不到，用它卻用不完。”
結語
今天，中國落後不因為沒有儒、道、禪的“妙性文化”，而因為中國人擁有如此珍貴的文化寶藏卻自卑，反而向西方文化中的科學方法及意識形態靠近，拜錯了神。
美國落後是因為其歷史短暫又沒有自己的文化，生存在今天的“暫時存在”中，貪得無厭，醉心於一時勝利，不惜害人害己。最可怕的是，美國人四出動武，不承認自己落後。
人類落後，因為生態受損到了人類與萬物將全體滅絕的臨界點。
對於這些落後，莊子所總結的中華智慧，足以消解危機，而且用之不完。
由1922年諾貝爾桂冠物理學家尼爾斯·玻爾（Niels Bohr）開始，三代著名科學家，一致主張科學方法必須改變直綫思維，採取中國陰陽之說，宏觀處理宇宙中的變易。玻爾用“太極圖”做他的家族標誌；愛因斯坦（A. Einstein）的相對論，分開能量與物質而反映兩者的相互關係，同陰陽概念異曲同工；卡普拉（Fritjof Capra）的《物理之道》（The Tao of Physics），成為二十三種語文譯本的暢銷書；霍金（Stephen Hawking）的暢銷書《時間簡史》（A Brief History of Time），向普通人解釋時間和人生，創生了幾個用“箭頭”比喻時流的新名詞，出於中國人的“光陰似箭”觀念。
莎士比亞（W. Shakespeare）的詩引用了莊子的幻想、譬喻和寓言，對西方思想和藝術審美影響至深。他在《麥克白》中說：
人生乃個人行動的影子
好比一個可憐的演員
在戲台上高談闊步
下台後再也聽不見
人生又好比一個故事
由一個傻子激昂陳辭
其內容及意義百無一是
這樣，宇宙人間的轉化，真耶？假耶？似乎不必考究。出於純情的詩，可以馳情入幻，求取心跡雙清的解脫，把讀者帶進高度的精神自由，讓大家盪漾在玄思深意、狂想激情、幻夢奇景、迷離錯亂、悲苦困惑、優雅情趣，及熠熠生機的意境中，感到自由高貴。
莊子是思想家、藝術家、寓言家兼詩人、真人。若然大家細讀他的傑作，即可踏上進步的大道。
驀然回首見莊子
尋知安心
讀者手執本書，當然希望認識莊子智慧，一則撫慰心靈，二則承傳文化，做一個有知的龍的傳人。更切實的，是應對今天急變多變及紛爭不息的世界，尋到個人定位，悟見一些做人原則和方法。
這是一個很大的目標，亦是一件無所逃避的事，往往使人感到困惑又必須堅持。
想起辛棄疾的《青玉案》末句：“眾裏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現代人多方索尋智慧，以立身做人，稍一回顧自己的文化傳統，驚見原來智慧已在自己身上和周圍，無需向西方的學術書叢苦求。
甚麼是智慧呢？哲學家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說：“組織完備的知識是科學，組織完善的生活是智慧。”此話好似禪宗的名言：“擔水劈柴便是禪”，或者“吃茶看山便是禪”。
記起一位教授在哈佛大學那古色古香的講堂內給上千名學生講哲學第一課。他反覆說：“你們上我這門課很是危險，因為隨着時間過去，讀完我指定的書，可能驟然發現，原來所學的知識早就出現在你的日常生活裏。不過，我仍然勸你努力學習，因為哲學的真諦，就是真理無限，而且不斷變化。這樣，你的最佳成績，就是養成一種不滿知識現狀的習慣，終身不懈地尋找真理。”
把這段話放到“尋找莊子智慧”的活動上，讀者應該不憚“眾裏尋他千百度”的辛勞，而我亦不憚給大家細心點撥。莊子智慧有許多化身，擠迫在知識叢的燈火闌珊處。
智慧的體和用
智慧最簡單的定義：智慧是人類特有的能力，以知識、經驗、了解、常識、洞悟為基礎，進行思想及行動。
廣義說：智慧是一種被公認為應對一個難題的有效辦法。智慧者確知自己是誰，坦誠對人對事，勇於排眾而出，解決問題，然後自我反省，求取更好的辦法。
在人類文明中，古印度把知識和智慧分開，各有主神司理。“知”和“慧”皆重自覺，而覺者積極尋求神的誘導，通過做事邁向安心的境地。
在中國，孔子以忠恕為本，以中庸為原則，以“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為待人常規，以“己欲立立人，己欲達達人”建構人間和諧進步。這是儒家的最高智慧。
老莊提倡做人的“三寶”，即行善、簡樸、謙虛。老子的待人智慧：“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
猶太、基督教分智慧為兩個層次，一為上帝的，是絕對智慧；二為人的，可行或不可行，視情景而定。歷來，各個宗派對這兩層智慧持不同的解釋，紛爭不少。
伊斯蘭教認為人的智慧為神的恩賜，可從誦經祈禱的活動中體會。
在上述的大原則和認識之下，歷來的哲學家和心理學家，均熱心說明智慧的本質和效用，闡明它的形成過程。我們簡略綜述如下：
一切由本質（essense）及其完成說起。人有理智，可以用意義和目的生成他的本質。在猶太、基督教義下，人是上帝的創造，其本質由上帝派生。上帝賦人予意志，選擇做三方面的事：創造意義；奮鬥達成目的；用主觀認識萬物和操縱萬事，包括發動戰爭和做壞事。
進入十八、十九世紀，當西方人反思大型戰爭的殘惡事實，他們確定，人類已經叛離了上帝的權威，手執自由，選擇不相信任何權威。當人們負責自己的生命存在和意義，一反傳統宗教信仰時，人的存在就先於他的本質了，因為生存的經驗描述人是甚麼。
對此，西方思潮出現兩條主線。其一認為人有思維、能力和智知，可以運用哲學和科學方法了解自然，駕馭自然，並用它的資源增進人的力量，使人成為宇宙中的主人。這一主線的代表笛卡兒（R. Decartes，1596—1650）發出名言“我思、我是”（Congito ergo sum），宣稱人的一切由他自己的思維創生。同時，人又是“自然的主人和佔有者”（maitre de possesseur de la nature），由是“西方工業、經濟、政治、文化發展，都由人不顧自然和他人的名義”進行。
然而，人能擔當起宇宙人生這樣重大的問題嗎？回答是不能，因為人的思維複雜而充滿矛盾。為此，代表第二條認識主線的康德登上舞台。他的一些斷說有助了解西方人進入現代以來的迷惑。他說：
在法律面前，一個人侵犯了他人的權利，便是有罪；在倫理面前，他只要心想這樣做，便是有罪。
理性創生的理想不是幸福，幻想引生的理想才是幸福。
凡人都內涵目的，所以沒有人有權把別人當作工具，以達成你的目的。
思想缺乏內容是空的，直覺脫去概念是盲目的。
科學是有組織的知識，智慧是組織完善的生命。
假如有人把自己變為蚯蚓，就不得抱怨受到踐踏。
在康德出現前後，有影響力的西方思想家何止數十人，其中過半知道並欣賞東方智慧。然而，在大問題上，他們面對新興的“人的狀況”（human condition），只能進行更多的邏輯分析，或者投入“見石見泉”的議論，感到無奈甚至無助。
人的狀況
思想家一致認定，由科技、經濟、政治、武力和貪心塑造的現代世界，人的狀況既現實又充滿難題，愈來愈遠離大自然的秩序，忘記人的福祉。
人的狀況概念不是哲學或科學，更不是神學。它是經驗、思潮和運動。它不是萬能的上帝設定的，而是人類自己造成的。於是，第一個難題出現了，即人是甚麼？他在當下（此在的人間）與日後（彼岸的天堂或地獄）的境況中，應該怎樣處置自己？
第二個難題是，人真能自主生命嗎？不論個人或集體？自由人的億萬個私人意義和目的，怎樣互相調和並融為一個共通的意義和目的？人對自己創造的一切所生的“變”的強大挑戰，怎樣掌握並取得安心？
第三個難題：國家主義出現以後，國際間的紛爭和矛盾，以及每個國家的集體意欲怎樣得到平衡、調和、平息，並邁向一種互相了解、互相尊重、互助、分享及和諧合作共存的大同理想？
第四個難題：體現人性兇殘的戰爭不斷發生，並以可見及不可見的活動消磨自由人的智力和勞力。至今，世界大戰發生了兩次，區域戰爭發生了上百次。可見的戰爭是人們互相廝殺、禍及民眾；不可見的戰爭是各國動用最大資源和最高智力的精英，研究並製造殺傷力愈來愈大的武器，日以繼夜。和談可以終止戰爭嗎？發動戰爭者的權力可有文明理據？
第五個難題：除了可滅絕人類的軍事戰爭以外，國際、社區之間更有宗教戰爭、經濟戰爭、文化侵略、科技戰爭、教育戰爭，以及其他無奇不有的戰爭，引生了現時出現的“真實對虛擬”戰爭等等。對此，人類缺乏妥善對策，亦不能安心。
人的狀況說明了人的現實，人類有自由塑造它的實況，可以敍述它的理想存在，可以寄望它的理想未來。不幸的是，人類早已沒有駕馭它的能力，只能抬頭興歎。“存在主義”（existentialism）就是這麼一個興歎的思潮和運動。
存在主義衝擊
存在主義不是哲學，它不分割人與宇宙的關係，不分割人的多樣性，更不用邏輯方法分析人的狀況並得出結論。它的多樣形式，包括宗教和非宗教的，敍述人的迷惑（disorientation）和心亂（confusion），面對一個顯然無意義和荒謬的世界，深感無奈。
存在主義思潮由哲學、神學、科學、文學說明它的內容，體現人在不同的狀況中的不同應對方法及結果。它的主要思想家很多，如索倫·祁克果（Soren Kierkegaard，1813—1855）、陀思妥耶夫斯基（F. Dostoyevsky，1821—1881）、尼采（F. Nietzsche，1844—1900）和薩特（Jean-Paul Sartre，1905—1980）。
前兩人深信宗教，雖然明知上帝不可靠，卻於無奈中依附神力。祁克果濃墨重彩敍述個人（individual）在抉擇時的情緒和感受，比如他的焦慮（angst）、失望（dispair）、荒謬（absurd）、愛（love）和信仰熱情（faith as a passion）。這些都由每一個人自己承擔，沒有外來的幫助。
陀思妥耶夫斯基被愛因斯坦稱為“偉大的宗教作家，專門探索人們精神生存的奧祕”。他的作品影響西方世界至深，亦影響尼采、海明威和薩特等人。他又被公認為“世界文學中最優卓的心理學家”，因為他的作品透入人們的貧窮、受辱、犯罪、自殺、死亡、夢幻及倫常關係。他自己的生命最為特殊，曾被捕面對槍隊行刑，在最後關頭受到沙皇的特赦，改判為四年放逐西伯利亞苦獄，受盡生存和靈性的磨練。
尼采和薩特都是自由主義者和個人主義者。尼采在《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Thus Spoke Zarathustra）中通過主角歌唱：“我的熱愛奔騰如洪流，奔馳在日起日落的大地。我的靈魂越過寧靜的群山和痛苦的風暴，注入溪谷。我心中有一個湖，隱祕而自足，但我的愛如急流傾瀉，進入大海。”
然而，尼采亦有務實的一面。他在同書的首篇分析人的生長發育，提出“精神三變”的過程：開始是駱駝精神，具有忍辱負重的性格。繼而是獅子精神，勇於批判現實和創造自由的境域。最後是嬰孩精神，放下獅子的勇鬥，回復純真日新的價值創造，把世界變為一座美麗的家園，展開無限可能。
薩特與我們是同時代人。他在二次世界大戰中被納粹捕捉入獄，在監禁中思考生存與自由的問題，後來寫在許多著作裏，影響至深的有《生命與虛無》（Being and Nothingness）和《自由之路》（The Road to Freedom）。他確認個人的自由與生俱來，由始至終伴隨生命過程。這種自由是絕對的，卻不是個人選擇的結果，而是“被罰判而為自由的”（condamne à etre libre）。所以，自由是個人存在的根本特徵，又是個人存在的狀況。
薩特把事物的存在分為兩種，一是“自在”（en-soi），一是“自為”（pour-soi），兩者都由意識主宰。自在是物是實，自為是人是虛無。因為意識自由，而且處於生生不息的流變中，個人每時每刻都在做自為的選擇，把現實“虛無化”。在選擇中，個體不需要聽從任何權威的指令，不涉善惡，而是逍遙自在。但是，這樣的自由人“孤然處在可怖的寂靜之中，自由而孤單，沒有幫助及同情，沒有辯護，無可上訴地被罰判自作決定”（《自由之路》）。
孤單自主的個人是自由的嗎？這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亦非薩特可以解答。為了解答，他把“個體存在”放入“他人存在”的架構中，說明人與人之間的矛盾和敵對。這種敵對的一種表現，是個人永遠要面對他人的監視。本來，這種監視可以是積極的，足以喚起個人的良知表現。不過，薩特式的個人另有現實，使他發出“他人即地獄”（L'enfer，C'est les autres）的呼喊。
薩特的思想充分反映當今人的狀況，令人消沉乃至絕望。他自己的選擇有兩方面，一是致力於美（藝術）的逍遙遊，進行闡寫人性及其掙扎尋求意義的奮鬥。二是返璞歸真，與好友西蒙狄寶娃共同生活和寫作，給我們留下啟智又豐富的文學作品，卻不慕名利。
1964年，瑞典皇家學院頒給他諾貝爾文學獎。讚詞說：“他的作品有豐富的理念，充滿自由精神及對真理的索求，對我們這個時代影響極為深遠。”不過，薩特拒絕接受。他說：“受了這獎我便不是自由人了。”1966年，薩特響應羅素，發起成立“國際戰爭判罪法庭”（International Tribunal Against War Crimes），並擔任行政主席。該法庭有全球十八個國家學者為成員，多次審判美國的戰爭罪行，由美國在越南向平民使用燃燒彈開始。
薩特忠於他自己的思想，終生不積聚財產，平日生活簡樸。他晚年選擇過一種棄名的平靜生活。但是，他死後，送葬隊伍在巴黎街道緩緩而行，為時兩個小時，共有約五萬人參加，包括來自世界各地的學者和領導人物。
存在主義思潮起伏不停，長期在世界不同族群中引生注意和議論。它提出的問題多過答案，叫人們在分享迷惑和無奈的境況中“剪不斷，理還亂”。
妥協的選擇
今天的“個人”選擇多種不同的“存在”，卻似乎沒有一種可以安心的。最普通的一種似乎“我行我素”，滿足於“做好自己，不管閒事”。然而，這種人的“空間”已經不存在了，只存在於妥協之中。譬如，扭開電視看新聞，不論怎樣都會受到衝擊。譬如，你給五歲（或任何年齡）的兒女一個智能手機，不容易知道他（她）看些甚麼、做些甚麼和被甚麼感染……又譬如，你在一家法國銀行任職，每年皆有可觀的“花紅”，鼓勵員工努力工作和創新，今天，公司公告員工，今、明兩年都不再發花紅了，因為銀行被美國單方裁定罸款十億美元，相等於本行今後兩年的總盈利值。原因不合常理面，複雜，不講人情，最終是因為美國有權任所欲為，把法國銀行在多年前與伊朗做生意的往事定為“罪行”，今後，只要你公司繼續用美元結算生意，就必須“依判”交付“罸款”。你和同事們感到憤怒和不公，罵美國霸道和無恥，但最後只有兩個選擇，一是無助而留在公司工作；二是另謀生計和出路。你會認同存在主義大師們所說的一切，你有權抉擇，卻不覺得世界有自由。
我今天（2014年6月3日）在香港旁觀社會，有一件大事可笑又不能笑。就是法庭審判一個高官和財團的可能貪污案件，必須依法組織一個“陪審團”共司其事。選拔陪審團員自有其公平而行之有效的方法，但是，第一次“組團”遇到困難，因為有人有某些理由不出席，法官只能宣佈另選。
在香港這樣的文明法治社會，每一個公民都有責任服務法庭，被選擔當陪審員的工作。然而，在現實中，一個法案可能持續審辯連月，誰有“閒情”和“清心”擔任“陪審”要職？更不用說誰有知識或公私分明的判斷能力？不過，幾經波折，該審案成功組成陪審團了，但願今後順利及公平行事，不生枝節。然而，作為旁觀者“思”，我們身處的社會，難道沒染一點存在主義所言的“荒謬”？
再想近期的國際形勢，似乎“冷戰”正在“死屍還魂”，威脅和平。我們溫習歷史，可見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由聯軍主持的“紐倫堡審裁”（Nuremberg Trials），由美、英、法、蘇四國各派兩位法官主持其事，持續多年。那是一次人類主持公正的盛舉。以史為鑒，我們應靜心無偏地反思，以求得出“前事不忘，後事之師”的效果。
英國哲人羅素關心“人道”（humanity）的公正發展，於1966年與薩特聯合成立“審判國際戰爭罪行法庭”，用美國高等法庭法官羅伯特·傑克遜（Justice Robert Jackson）在紐倫堡法庭的部分發言為理據，瑯瑯有聲，鏗鏘邇遠。他說：“If certain acts and isolations of treaties are crimes，they are crimes whether the United States does them，or whether Germany does them. We are not prepared to lay down a rule of criminal conduct against others which we would not be willing to have invoked against us.”意思是：“我們美國人視罪如仇，不管戰爭之罪由美國還是德國所犯，同樣要受到懲罸。”
沒過多少年，到了1969年初，美軍在越南進行了舉世共睹的美萊村大屠殺（My Lai Massacre），事件圖文並茂地登在全球的媒體上，就沒聯軍提出懲罸了。
我們再把歷史推後二百三十八年，細讀那舉世共仰的《美利堅獨立宣言》，讚賞它主張人類的基本權利必須得到維護，包括生命、自由和爭取幸福。我們再讀史書，發現原來那些“國父”的家中，多數蓄有成群的“黑奴”。美國人用雙重標準治國治人，早就寫在他們最莊嚴的建國文件裏。歷史悠悠，美國要再等八十多年，才出現《林肯宣言》（Lincoln Address），宣告：“平等亦同樣施於黑奴。”至於實在的平等，則由“個例”檢驗了。
我最近讀到一篇1999年出版的宏文：《紐倫堡後的戰爭罪行》（War Crimes After Nuremburg）。作者路德·華盛頓（Luther Washington）劈頭便說：“自從紐倫堡至今，約有一億人因戰爭罪行、人道侵犯及滅絕殺害而死亡。……有一個應受注意而難以回答的問題是，有多少場戰罪因為紐倫堡判罪行動而沒有發生？”（How many war crimes have NOT been committed because of Nuremburg？）
約三星期前，美國總統奧巴馬在國際會議中許下莊嚴的承諾（？）。他說：“美國不會自動出兵攻打其他國家。但是，一旦有任何我們的盟友受到侵犯，我們一定出兵給予援手。”我曾以此問一位十一歲的小童是否明白奧巴馬的意思，他清楚地回答：“還不是一樣出兵？”連童子亦知，總統先生大可不必做作。
美國今天究竟有幾多盟友？也許多數美國大學教授不知道，因為“變”是沒有原則的，不久以前的敵人可以是今天的盟友，互分世界其他國家的資源；同樣，今天的盟友亦可以驟變為敵對對象，或者同時是盟友又是敵對的“非友”，好比上面提及的美國和法國之間的利益交換一樣。一百年前達爾文提出“物競天擇”的生物進化原理，本來是對低等動物而言的，如今卻流行在人類文明世界之中，存在主義說的世界荒謬，一針見血，令人感慨。
驀然回首見真知
今日世界，人的狀況，實在是更為複雜、變幻不定，叫人感到迷惑和空虛無奈，正因如此，不少西方智者尋找智慧，習慣“回首”，寄望東方，希望找到“愛的回應”，安撫心靈。我們身為炎黃子孫，豈不更宜回顧自己的文化？
假如讀者讀完《莊子》和本書，細看自己的境況，很容易把脈我們時代的焦慮和難題，可知每一焦慮和難題，都巢於西方對宇宙人生的執著認識。只要把這種認識放下，接納中華文化儒、道、禪的智慧，即可讓自己（個人及群體）回歸大自然，努力進行“自化”，認識自己，容忍異己的生存權利，共築和諧共存的大道，邁向共榮和安心的境地。
莊子的智慧不全見於本章或本書，而見於每位讀者自己的經驗和做人品格，這裏只略舉一二，作為了解莊子全面智慧的提點。
有說儒家重仁義，偏重群體價值和利益；道家和禪家則着重個人安心，偏重以人為本的心靈安頓，甚至不惜挑戰“群道”。《莊子·德充符》有如下寓言，敍述孔子拒絕接見一位名為“無趾”的斷足之人，被他嘲笑譴責。原文：
“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仲尼曰：‘子不謹，前既犯患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無趾曰：‘吾唯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焉，吾是以務全之也。夫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吾以夫子為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孔子曰：‘丘則陋矣！夫子胡不入乎，請講以所聞！’無趾出。孔子曰：“弟子勉之！夫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而況全德之人乎！’無趾語老聃曰：‘孔丘之於至人，其未邪？彼何賓賓以學子為？彼且蔪以諔詭幻怪之名聞，不知至人之以是為己桎梏邪？’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為一條，以可不可為一貫者，解其桎梏，其可乎？’無趾曰：‘天刑之，安可解！’”
譯為白話文：“魯國有一個斷了一隻腳的人名叫叔山無趾，用獨腳走路去向孔子請教。孔子說：‘你不小心，早先已經犯了過錯，如今來向我請教，太遲了。’無趾說：‘我只是不細心觀察環境而斷了腳，如今前來請教，原想學識保全更寶貴的東西。天無所不蓋，地無所不載，我當先生為天地，怎知先生如是啊。’孔子說：‘我實在膚淺。你請進來吧，說說你的見聞。’無趾走了。孔子說：‘學生們自我勉勵吧。無趾斷了腳仍然努力求知，補過以前的粗心，何況你們是完整的人呢？’無趾轉告老聃：‘孔子還不配做至人吧？他喜愛自視為學者，運用自設的名聲傳聞天下，卻不知至人鄙視名聲並視之為枷鎖。’老聃說：‘你怎麼不幫他了解死生如一，努力發展可和不可，解開他的枷鎖呢？’無趾說：‘他自加束縛，好比自我刑罸，怎麼可以解除！’”
這一寓言內容十分豐富，可以有多種不同的解釋。過去，多數解釋針對幾個方面，例如：（一）孔子雖然被稱為“有教無類”，卻被莊子貶為嫌棄一個有身體缺陷的求學者，可謂虛偽。（二）雖然這樣，孔子受到無趾的指責，沒有生氣，而是謙虛接受，請後者入門。（三）孔子不失為靈活教師，立即把事情用作活教材，叫學生公平對待獨腳人。（四）莊子藉無趾之口，譴責那些自以為是又自吹自擂的學術權威言行不一。（五）人有獨立性、自我尊嚴、向上精神，莊子用無趾的言行表達了這些。（六）莊子藉老聃說“道”和表示“包容”，不要一方面指責他人固執和自私，同時卻表現出自己守着同樣的缺點。無趾最後宣佈孔子自縛自執，無藥可醫，有失忠恕之道。（七）莊子用這則寓言表現比人間爭執的世界更大的大同世界，表現他在《齊物論》中說的“振於無竟，故寓諸無竟”的崇高精神世界。即是說，一個人如果能夠超拔主觀爭辯的囚籠，放下是非，遨遊於無窮的境域，即能寄寓於無窮無盡的心靈境界之中。
古今同遊
如今，我提出兩個新的解讀，結合時代和國際風雲形勢，從中得出個人的定位，表達中華知識分子的良知，同時亦撫慰自心。
（一）我們把上述寓言與近日美、日霸權主義所唱和的攻擊中國“侵佔”釣魚島及南海的言論聯繫起來，可以明晰看見“強權奪理”的製造和散播，從而認識今後的世界發展。《老子·三十一章》說：“夫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老子·三十章》說：“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美、日的歷史都不悠久，亦缺乏本土文化。但是，兩國人民都飽嘗戰爭的苦楚，不單傷亡慘重，遺下的人心異化，亦正腐蝕着他們在科技和經濟上所取得的成就，造成人心不安。我們密切注意這些國家今天怎樣張揚其好戰野心，可以參考老莊智慧。
（二）莊子闡釋宇宙人生的大問題，以人的認識為開始，以人的品位作中心，以人緊貼大自然的生息及大化為終結，立論清晰，積極有用。但是，莊子既然勇於創新，自然不免“折舊”，批評甚至否定一些傳統的宇宙觀和價值觀，從而產生矛盾。
我們讀《莊子》不免見到他自相矛盾，思想跳躍在廣闊的時空境域，不易跟隨。我們跟隨着他，眼睛不能盯緊一方，必須回顧、環顧並全神貫注，這樣方可有新的見悟。
《莊子》雖然看似沒有次序，卻是各章互相呼應的。我們跟隨他的思想，只要前後呼應，便可以悟出最大的智慧。
例如，《莊子·齊物論》說明兩種觀點，一是人與人平等，不論出身、智能、外表或年齡等；二是萬物平等，各有特性和獨特意義。該篇又提倡一種“以明”的認識方法，鼓勵人們放下執見，改用“照之以天”和“道通為一”的態度認識萬物和呼應萬物。這樣，存在主義所敍述的各種困境可以得到化解，世界人生皆不“荒謬”及“無奈”，而每一個人亦可本着“齊物”的觀點“與物同春”，求取生命和諧圓滿。畢竟，人生在世，不論身體或精神，都是從無中來往無中去，而每一個人的境況是特殊的，受着社會的變（change）而變更（transform），卻仍然處在自然的“大化”之中。不同的是，有人忙於“外化”而失於“自愛”，有人則力求用“自愛”融入“大化”之中，取得圓和。莊子的智慧即在“化”中，教人看化名利，和順自然，樂觀安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