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坎坷的青春年華

八年抗戰時期的艱苦磨煉

1937-1946年，從抗日戰爭起始要搬回老家英德，這次的“國難”給我當頭一棒，把我甜蜜的讀書美夢震碎了，晚上在牀上，二姐抱住我，兩姐妹痛哭很久，當時我只為學校停辦遷走，不能讀五年級而哭，還不知道二姐為何也那麼傷心。

第二天二姐很早就起牀，手提一個包袱，我起牀看到她摟着媽媽哭，聽到媽媽耐心教導她“要堅強地參加救亡工作，離家自立要保重身體……”她見我起來了，擦去眼淚撫摸着我的頭叮囑我，要幫助爸媽照顧好弟妹，要繼續抓緊時間努力學習。我目送二姐給祖先神位燒香禮拜後，再拜別父母，背上包袱下樓去了。過了十幾天，媽媽利用星期天假日，只帶我一人去探望二姐，從家出門向北步行出了大北門（現在解放北路的盤福路口），已到農村（名叫西村），沿西村公路（現流花路，當年的鄉村車道，是較窄且凹凸不平的泥沙路面）走約半個鐘左右，看見一座與中山紀念堂近似的大樓，紅牆綠瓦的大樓房，媽媽告訴我才知道，二姐是因家窮無錢供她讀中學，而考上免費入學的軍醫學校，讀護理班學護士。她的學校就是現在的廣州軍區廣州總醫院（當年是國民革命軍軍醫學校的附屬醫院）。二姐住的宿舍，就在這座外形很美的大樓的四樓，即現在的華僑樓病區，我由媽媽牽着手走上大樓頂層左側的四樓宿舍，斜形的大屋頂下，很悶熱，有幾排簡單的木牀，二姐排行24（同學叫她“廿四姑”），她穿着白色的工作服，頭上有折成半方塊的“白帽”，我幾乎不認識了，也不敢叫二姐了。她先領我們下樓往後走，告訴媽媽她們入學就接受軍訓，指點幾幢大樓介紹病房、教室，最後帶我們到一間半圓形的階梯教室（解放後改名小禮堂），在這教室旁有間房子內有很多像舞台樣的白磚台，我才10歲較活潑，就隨意爬上去跳舞給媽媽姐姐看，二姐對我說：“你不問我就上去跳，知道裏面有甚麼嗎？”我搖搖頭就跳下地來，二姐將蓋打開給我們看，我即嗅到一種很刺鼻的辛辣味，眼睛也刺痛流淚了，就用手帕蒙住口鼻。二姐告訴我們，這些都是老師給她們講解剖課用的屍體，用藥水泡着就不會腐爛了。

“七七事變”至抗戰勝利後，九年內，除了逃避日本鬼子的轟炸、進村搶掠外，我11歲初小畢業即輟學，回鄉後，開始學農務農，從一個城市小女孩，磨煉成一個農活熟練、上山砍柴、炊事製鞋的農家能手。在這段艱苦磨煉的歲月裏，我銘記四伯教導我的古話“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我在家鄉種竹子，觀察到竹子堅韌不折的個性，竹根和竹鞭生長在瘦瘠的土壤中，竹鞭常從石縫中穿行，那種堅韌的力量，成為我個性養成的激勵者。我掙脫失學的悲戚，發奮自學，開始“工讀兼顧”，後來擔任小學教師，任教六年。

在這九年的苦難歲月裏，受到父母的鞭策和耐心教育，兄姐對我的鼓勵，叔嬸親友的幫助，更是由於生活中的艱苦磨煉，使我從一個懦弱膽小愛哭的小女孩，逐漸磨煉成一個勇於面對現實，不怨天不尤人，刻苦耐勞，腳踏實地苦幹加巧幹的開朗性格，尤其任小學教師那幾年，在父母親給我的處世觀之外，有機會學習同事的優良作風，培養成愛國家恨侵略者的愛憎分明的“主心骨”，又養成“嚴以律己，寬以待人”的坦蕩胸懷，在國難當頭社會動盪的歲月裏，能從正面去認識和對待社會上的許多不平事，逐漸養成“拿得起、放得下”的寬心處事習性。

1937年秋天，我們一家人乘火車由廣州路過英德到大坑口站，才下車，我問四伯，我們都稱爸爸為“四伯”，這是因為爸爸原有的結髮妻子（按家鄉習俗我稱她“姥姥”）所生的兒子幾個都未能養大成人，我媽媽從生大哥後就不叫“爸爸”，而改叫“四伯”。我說：“四伯！為甚麼不在英德站下車呢？”他告訴我，我們家鄉遠離英德縣城（屬英德“東鄉”的最東端與翁源縣交界處），要在大坑口轉坐汽車到翁城，之後步行約3華里到鄉裏，到鄉後還要步行走約6里路才能回到老家。我看到媽媽面色青白，額上出汗，未滿月的九妹在哭，媽媽給她“餵奶”，但小妹還在不安地哭。後來三哥進到一家店裏，一會兒出來，將奶瓶交給媽媽，給吸奶瓶小妹才不哭了。回鄉後我才知道，原來媽媽有咯血的病，產後出血又多，沒有奶水，可憐的小九妹餓了無奶吃，只好餵些煉奶水。回到家鄉，從廣州帶回的煉奶吃完了，九妹才半歲，就只能餵稀飯了（較稠的白粥）。我家鄉是客家族，餵幼兒都由大人口嚼稀飯（廣州人叫粥），用右手食指將嚼綿爛的飯粥從嘴內撥出餵給小兒吃，我那年11歲，就幫媽媽“背哄”小妹玩，也學着大人嚼飯餵小妹。

四姐是我學“農活”的“老師”。1929年，她5歲時，父母遭難，堂叔將我四個兄姐護送回老家。事件平息後，大哥、二姐、三哥先後接回廣州讀書，四姐由“姥姥”撫養長大，習慣了家鄉環境不願回廣州，在家鄉讀過一年私塾後，才入小學讀書。她從小就學會幹農活，身體好，很能幹，她不僅會做一般澆水、耕耘等輕活，連男人做的使牛、犁田耙田、掄斧砍樹、劈柴等力氣活，也均如哥們似的幹活。我到家鄉不幾天，就跟她學會打井水，用兩個小水桶學挑水，學會換肩挑擔，逐漸學幹各種農活。四姐疼愛弟妹，頭兩年她不讓我幹重活，但在她的影響下，我更努力爭挑重擔，還未到12歲，就改用兩個大桶挑水，還學會種菜了。

到家鄉後先學挑水，要學會用小吊桶從深井裏打井水，再學脫鞋光腳走碎石路，起初光腳走碎石路腳底刺痛，就似跳舞那樣一拐一跳的，連着半個多月腳皮適應了，就能與小夥伴們結伴上山。農活開始學耕耘，起初挑一點肥料去田地，踩上那窄窄的田埂（草地或爛泥地），都似廣州街頭賣藝演員初學走鋼絲，多次跌下田裏，有幾次連人帶擔子都倒入泥水裏，叔嬸們不但不笑話我，還都鼓勵我不要怕，眼看前面大膽走，多走就能踩穩的。第一次學耕田，左小腿被一條大螞蟥叮住吸血卻毫無感覺，牠已滿腹吸飽，那條螞蟥很大，頭尾足足繞了我小腿一圈，我一點異樣感覺都沒有。當我完工上岸後，我七嬸（她右眼盲了，只有左眼）看到大聲叫我四姐：“麗花！你五妹腿上有條好大的‘蝴蜞’喔（我家鄉叫螞蟥做“蝴蜞”）！”四姐正收拾我的籮筐，放到她擔子裏，好讓我只提扁擔桿走，省得吃力。聽七嬸說我左腿有條大蝴蜞，她也很怕，我看見螞蟥就嚇壞了，直哭，用力蹬腿，也甩不掉，一點用都沒有。四姐不敢用手捉，就拿一支樹枝插在我小腿與蝴蜞之間往外拉，螞蟥尾拉開又不放口，樹枝滑脫其尾即刻再吸在我腿上，拉開牠的口，我小腿鮮血直流，牠一滑開樹枝又吸住出血的傷口繼續吸血，我忍不住大哭亂跳，拿把禾鐮刀就想往小腿砍去，被四姐一手捏住。七叔聽見我們吵鬧，就走來叫我站好，他折下一支樹枝，在他的竹煙斗裏挖了些煙油塗到螞蟥口和身上，蝴蜞即掉落到地上。七叔又從他煙袋裏抓些煙絲按壓住我出血的傷口，四姐解下手帕幫我包紮起來。左小腿這個傷口感染了，轉成慢性潰瘍，時輕時重，遷延四年多才痊癒，遺下一個銅元大的疤痕。

我初次跟四姐上山，替地主砍樹柴，因臂力不足，用力將斧頭劈到樹上而滑回到自己的右小腿上，褲子小腿都被斧頭劃破，流血不止，我跌坐地上，用手大力按住切口，四姐一見叫我壓住勿動，她採摘一把嫩葉（止血草藥），雙手揉成藥團敷在流血的傷口上，再解下刷汗手巾包紮好。第二天她不讓我去開工了。我和九妹去廁所時，她發現了我的傷口，深可見骨頭（即蒼白色的脛骨骨膜），把她驚駭得大叫：“哎呀！五姐你的腳骨都見到啦！很疼嗎？”我馬上按住她的嘴，要她不能告訴父母。

六年間，我覺得我好像很快就長大了。剛回家鄉時，父母從廣州帶了些錢回來，還能買些米和番薯雜糧，全家尚能溫飽。我家祖上分給我父親的，只有一斗種的良田，父親在穗工作時，先後買到一些靠大山邊的幾塊不規整的較瘦瘠的田（山邊旱田），約有四斗半種（按：一斗種地的面積約462平方米，1畝=666.6平方米。），合計五斗半種的田，約等於3.8畝。父母均不會耕田，由我們三個兄弟姐妹勞作，一年三造收成：夏秋兩造稻穀和番薯、芋頭、花生、豆類，冬春一造用少量旱田種小麥或燕麥（我家鄉叫花麥），大部分水田會將稻頭和田上野草翻土變成綠肥。原本可夠一家11口的食糧，但因祖上只分到半間住房，要租三間半住房、一間廚房和一間養豬房，每間年租是一或兩籮穀（50/100市斤／每間），交完房租，口糧就不足，只能早晚餐煮粥吃。為照顧年老的父母和小弟妹，在煮粥當米熟時，用竹簍子先撈出三小碗飯來，爸媽各一碗，七妹八弟分吃一碗（媽媽常留半碗分給爸爸和小弟妹吃）。若早餐有少量剩餘稀飯（粥），加水煮成粥水喝。午餐以番薯和芋頭為主食。當年父母任教師，工資以糧代薪俸，正常年份一般還能勉強維持三餐；遇天災和鬼子入侵年份，父母不能去教書時，或天災主糧歉收，從春節到夏收前都要借糧補貼，俗稱“青黃不接”。有時借不到糧，我們成年三姐妹常捱餓度日，有時實在餓了，就在煮豬食的鍋邊灶上（按：豬食多用番薯芋頭的苗梗葉加米糠同煮，冬春無薯苗，則是挖野菜或芋苗乾加米糠煮），鏟些煮豬食的米糠沸出灶台烤焦的糠鍋巴來吃，也能充一時之飢。

1938年初，媽媽根據日本鬼子由海上入侵廣東情況，預知逃難已非臨時之事，獨身一人冒險返回廣州，搬運一批衣物、用品回鄉，其中一套紅木茶几和八仙椅（八張雕花靠背椅），一套雲石餐桌凳和一台縫紉機。媽媽是縫紉技師，針線活精細，為了彌補家用不足，她開始在家承接衣服縫紉，並讓我晚上幫她縫挑布鈕扣。是年我12歲，日間跟四姐學耕田種菜，已很勞累，晚上學縫製布衣鈕扣，初期常會犯瞌睡，針刺傷手出血。媽媽看在眼裏痛在心裏，問我：“層花疼嗎？”我忍痛搖頭答“不痛”。我在油燈的微弱光中看見媽媽在流淚。我聽堂嫂說喝濃茶可止瞌睡，晚飯後就跑去她家廚房要些濃茶，飲後真能減少瞌睡，此後上山割柴草時，也學着摘些野生茶樹葉回家揉炒成“粗茶”，由此開始，我逐漸煉成“夜貓子”了。但畢竟是少年，夜睡就難以早起，每晨不到6點，四伯就在我們睡房門口，用拐杖由輕漸重扣門，總用客家話唸着“起牀囉！起牀囉！三天早起當一工囉，三年早起不會窮囉！”這一“訓練”，把我培養成夜睡早起的習慣。四伯要我抓緊自學，練字。我就利用上山坎柴或長途跋涉中途休息時，撿樹枝在地上練字，對平時寫不好的就重複寫。那時的繁體字，較難規範，就在地上先畫方框，再在框內寫，自己有困難就請四姐改正，記得“為”字的繁體“為”總寫不好，練了半年多才達到滿意而停止。

在1939-1942年非常艱難的幾年裏，我非常感激我的七叔一家。祖父母生了七個兒子和一個女兒，七叔是我爸爸（老四）的小弟弟，分家後只有我家和七叔家住在老樓裏，老樓正名叫“壁合樓”（按：客家人的圍屋，似座小城，正方形，四角有座三層高樓，有槍洞，樓前牆有大門和左右兩個側門，據說古時為防強盜或打仗，樓壁近一米厚的鵝卵石砌牆腳約二米高，其上是堅厚的大泥磚）。

七叔、嬸有四個兒子，除小兒子當兵在外，大兒子主持，三個兒媳參與農事，二兒販賣豬仔，買到好的豬仔就留下家養，七叔帶着三兒造酒、賣酒（本地叫雙蒸酒，較清醇而廣受讚譽），酒糟渣餵豬，使豬很快成長為大肉豬，他家因此由貧苦而很快發家致富了（按：解放後土改時，評為富農。據說按他家原來情況只能評為貧農）。七嬸和兩位堂嫂都很同情我和四姐，七嬸在家帶養孫兒女，並要煮飯，有時見我們吃不飽，會送些粥或薯仔給我們吃，七叔若看見我背弟妹去祠堂玩，常招手叫我去酒坊，用手抓一團酒飯給我吃，由於母親經常教導我們要“人窮志要堅，不准我們貪吃別人的東西”，因此，雖然七叔叫我餓了就去酒坊找他，我經常會有意避開七叔七嬸的。

回鄉九年，風風雨雨的歷練，鄉親中有各樣人品，我深切感受到人情世故，親情中患難相助的恩惠，讓我終生銘記。父母給予的家教，舅父講給我的古典俠義小說，使我從小就懂得“知恩應圖報”，“受人滴水之恩，當以湧泉相報”的傳統道德，培育了我立志要成為“助人為樂”的社會一員。這也是導致我在1950年以後，五十多年的故鄉情結，盡個人微薄之力，為家鄉培養了11名技術人才的理念所在。

劫難中兩次抓到學習機遇

1937年暑假，為逃難回家鄉即失學了。回鄉後，父母先在本村教書，以後更多時日到外村教書，爸爸帶六弟往“麥岑村”（離家往北約30華里），媽媽帶着七妹八弟和九妹往“神山張屋村”（離家往南約40華里）。爸爸處的口糧由四姐送，媽媽處的口糧由我送。媽媽時常會生病，較重時不能講課就叫我去代教，當時媽媽任教的村小學只有初小，看到媽媽的課件我都能懂，按我理解的思路講，還很受學生的好評（按：當時我才14-15歲，13歲時因傷寒大病一場，發育較遲，好些學生比我大3-5歲，比我高很多。我以腳尖着地，高舉右手，粉筆只能在黑板的下半部分寫字）。1940年1月，爸爸辭去翁源縣某小學教師職，應本鄉橫石水鄉中心小學（有高小）聘請為教務主任（爸爸是清朝末年最後一期科舉秀才），我們村距這間小學約四華里左右，我請爸爸為我向校長求情，准許我走讀五年級，四姐知道了也要求去讀五年級。經爸爸的懇切請求，校長批准了，我高興得一蹦三跳，拍手慶幸。六弟跟父親住校，我和四姐為了讀書，起早貪黑抽空幹農活。農忙時常要請假，有時來不及請假而曠課。一晃兩年過去了，中心小學的校董們認為我兩姐妹曠課超過規定，不准我們參加高小畢業考試（總考），我聽到這項決定，在課堂當眾失聲痛哭。同學們安慰我，跑去跟教務處講理，解釋說我們姐妹兩年中缺課，是因耕田非有意逃學，兩年的成績均保持優良。我的班主任林名勳老師（全國解放後，我才知道他是粵北地下黨領導人）發動教員寫請願書，為我們申訴情由，老師們證明我們的成績優秀，要求校長批准我們參考。校長與董事們協商後，允許我們參加考試，但若不及格即取消學籍。爸爸鼓勵我們努力備考。1941年12月最後出榜，我第一名，四姐和六弟亦取得良好成績。老師們和校長都讚揚我姐妹有志氣，爸媽和哥姐們都稱讚我們“很爭氣”。

偶一機遇，從代母職獲准簡師旁聽生

1941年1月，我15歲，媽媽受聘在英德縣立輝南中學（距家約50多華里）任文書職，因咯血病復發，就託人捎信叫我去代她抄寫報表，我到校後，發現剛好新辦的一年制“簡易師範班”開課，就跟媽媽商量，請求校長允許我旁聽這班課程，教務主任叫我去辦公室，問我日間課程排滿了，怎能完成文書工作？我誠懇地回答說，請相信我，保證不影響工作。主任同意我試聽一週，我每天上下午去上課，中午和晚上工作和完成作業。一週下來，主任很滿意，經他向校長請示，同意我旁聽。我雖無學籍，校方不但讓我旁聽，還准我參加考試、實習，均與有學籍的同學一樣。半年後母親康復，已可工作。由於我讀“簡易師範班”的成績優秀，校長同意我參加實習，我就在門園太鄉九、十聯保小學參加實習。

教務主任找我和媽媽去談話，他說按規定沒有學籍的旁聽生，是自尋職業的，門園太鄉九、十聯保小學的鄭校長，點名要求將我分配給該校。輝南中學的教務主任告訴鄭校長，我只是旁聽生沒有學籍，鄭校長說她會如實上報，仍決心要聘請我去任教員。由於我勤工苦學的表現，實習時教學質量優秀，很受學生好評，輝南中學決定同意發出分配介紹信。

抗戰期間鄉裏小學，設有鄉級中心小學和聯保小學，都是一至六年級的全日制小學，教師都是有師範學歷的，每位教師從一年級起，跟隨該班一直教到六年級畢業。可惜我在門園太鄉九、十聯保小學只教了一學年，鄭校長調任縣立中學工作，接任的李校長知道我無學籍，他怕我教高小有困難，由他介紹我到青塘小學任教。李校長接任後這學期裏，有空常與我下象棋，他棋藝了得，不看棋盤臥牀口述棋路，我都難以取勝，但我的棋藝亦得到了歷練，也學懂一些神奇的招式，尤其是“棋局”的巧勝思路。

在青塘盧屋村當教員（村級小學，只有兩位老師，教一至四年級），我和四姐（四伯請盧泰如世叔做四姐的擔保人，而邀請四姐也去任教）兩人教四個班，老師按課程安排負責講課，另兩班由班長管理，在課堂複習或做作業。學年將要結束，剛開始期終考試，日本鬼子又來掃蕩了，只得匆忙結束，逃回到家鄉避難了。次年開春（春節後），青塘小學再來聘請，我以照顧家庭為由（實為避免校長的追求，詳見後文）推辭了，而受聘於離家最近的橫石水鄉六保小學（又名江古山小學）。這一年，農民耕種很艱苦，尤其在作物成熟時，日本鬼子會來各鄉搶劫擾亂，姦淫婦女，被姦婦女被殺或自殺的傳聞很多，人心惶惶。

在校長們薰陶下，積極參與抗戰救亡宣傳工作

鄭校長和李校長都是愛國救亡的積極分子，在兩位校長的宣傳薰陶下，我懂得每個中國人都應有抗戰救亡的責任。在聯保小學時，我擔任算術課和音樂課，音樂課無課本，為了抗日救亡，我就選抗日歌曲自編成冊，用蠟板刻字油印歌集教學，其中有很多充滿戰鬥激情的作品：《義勇軍進行曲》、《大刀進行曲》、《在太行山上》、《到敵人後方去》、《在松花江上》、《春天裏》、《讀書郎》、《賣報歌》等。我用音樂鼓勵學生鬥志，用歌曲勵志精神！

1937年前，我在廣州讀小學時，每年都有許多“國難日”，例如甲午戰爭失敗簽訂的馬關條約日，全校師生集合升國旗（國旗升到頂要降下一半，以示國難）、唱國歌。校長訓話，講國恥的歷史，常動情傷心流淚哽咽，勉勵師生救國圖強，勉勵我們要發奮讀書。

我二姐參加了紅十字會救護隊去了緬甸、雲南，姐夫後考入國防醫學院讀書。二姐由於受父母教育而嚮往延安，曾輾轉到西安，擬找八路軍辦事處，未果。她在台灣任護士長時，被人告她投共而被捕入獄，險被槍斃，經多人為她作證後才獲釋。退休後在台灣病逝，享年80歲。三哥抗戰初期（1938年）投筆從戎，考進國民革命軍軍官學校（黃埔軍校貴州獨山分校）陸軍步兵第17期，畢業後歷任排長、副連長及營副官，從粵北轉戰多地與鬼子激戰過多次，1945年日本鬼子投降後，部隊奉命北上到天津。眼看將打內戰，他從小聽父母講國共合作故事，不願打內戰，借出差機會，由華北到上海找二姐商量，決定私自離隊回廣州另找工作，後隨妻子定居於香港，就業於某輪船公司當海員，六弟患病期間，他曾兩次回來探望。後因一次海運於東南亞時，遇颱風大浪，跌傷左肩後失業，由朋友介紹在香港某小區任門衛，老年多病，1989年患中風致右側偏癱入住老人院，我多次到港探望和經濟資助他，1991年病逝，享年69歲。

日本圖謀打通粵漢鐵路未遂

日本鬼子於1938年10月21日佔領廣州。1938年12月至1945年投降前，日本鬼子多次掃蕩粵北，反覆入侵到我的家鄉粵北英德山區，傳聞鬼子圖謀由廣州沿粵漢鐵路，向中國內地侵略，要與東北、華東入侵的鬼子會師。1943-1945年是最瘋狂的兩年。1938年為逃避日本鬼子掃蕩，全村老幼兩次逃入大山。第二次是我患傷寒病後，頭髮脫光還未長好，身體很虛弱，背着九妹走入第二重大山後，走平地還能跟上父母，可爬高山時要張開嘴喘氣，走得很慢（按：解放後初次體檢時，懷疑我患風濕性心臟病，後診斷是心肌炎後遺症）。進山之前，三哥和四姐把唯一的小豬殺了（按：我們鄉裏習慣，各家年初買小豬養到年底時賣出，或過春節時殺豬，賣大部份，留小部份臘肉供次年食用），將豬肉臘一半，鹽滷一半放在瓦罐裏，還自製臘腸。在山裏看着三哥、四姐割了茅草，砍了樹枝和竹子搭起小茅屋，用草墊地鋪，全家睡在草鋪上，在山上挖土灶煮粥和番薯，那是初次嚐到逃難的野外生存的滋味。

約一個月，聽說鬼子退了，大家又回到村裏。回村後，三哥響應國家召喚：投筆從戎，與村裏的幾位同齡叔姪，拜別父母離家參加抗戰走了。

二姐和三哥離家去抗日了，爸爸年紀大，媽媽生病，1941年前三年中，四姐成為弟妹們的“老大”，媽媽為我與四姐作了分工：她負責農事的工作安排，我主持日常家務、照顧生病的媽媽和弟妹。媽媽生病時，我背着九妹挑水煮飯。平時，媽媽身體好，我與四姐耕田和上山割柴草。記得我在青塘小學任教很受歡迎，第二年該校董事再來請我，他見我上山砍柴擔一大擔木柴回來時，他很驚訝地望着我，確認無誤後，就讚賞地對我說，你是真正的“文武全才”，我表示“不敢當”。我因要他久等而道歉，問他為何不在家坐而到曬穀場立等呢？他坦誠地說：聽我媽媽解釋過決定不應聘的理由，有點不信，教書先生還上山砍柴？他決心等我回來，再請我去他們村任教，他是受盧屋村的家長們委託而來的。我告訴他主要是鬼子常來侵襲，父母和弟妹需要我照顧，離家較遠怕難照顧家，他很不情願的告別走了。是年我就在鄰村任教。

1940年後，常有敵機來村低空偵察，村裏以打鑼為號，村民聽到打鑼就跑回家或躲入樹林以防敵機機槍掃射。有一天我正帶着八弟去菜地除草，打鑼聲急，八弟穿的是件紅色上衣，因家和樹林都離得遠，已來不及逃避了，我只好拉着他跑到另一高田坎下無水的田埂溝處，將他臥在溝裏，我穿黑衣服就仰臥在田埂上斜身遮住八弟的紅衣。敵機在很低空盤旋了兩圈，我都能看到飛機師，很怕他發現我而開槍掃射，只好鎮靜地一動不動，敵機最後對我村三幢大樓：新監樓、壁合樓和新樓（有小城樓的圍屋），各扔了一枚炸彈，幸好都沒有炸中，也無人員傷亡。

秋收後不久，村裏族長們通知全村進山疏散，之前已有些人進山了，村裏組織一些留守人員警戒，這次就叫大家全部上山。父母催促我們先走，四姐擔食物，我擔用品帶領弟妹們往大山奔跑，入了“山門”，才發現原來鬼子並非撤回翁源，而轉移至黃竹溪河對岸，已架起重機槍，向我們猛烈掃射，幸好我們姐弟妹六人已進入“山門”，我拉住弟妹躲在大石後一動不動，耳聞子彈呼嘯而過，有些子彈射到山岩擊出火花，花崗岩石堅硬，常有子彈撞岩彈回來，我擔心弟妹被流彈所傷，就用雙臂攔住八弟九妹到石門內壁旁，自己背向高岩，想用身體遮擋反彈來的流彈。六弟發現父母未能入山而大哭，我生怕哭聲暴露我們，即用手捫住他的嘴，要他“忍氣吞聲”。待到黃昏鬼子撤退，回村找父母，父老母病未能跑出村，只好躲避在村邊別人的茅廁裏，幸而未被鬼子發現。這次鬼子進村，鄰村裏有一壯年男人，躲在柴草裏，被亂槍擊中大腿而成殘疾，鄰村一位婦女被強姦後上吊自殺。

不久即到了春節大年三十晚，全村老幼見鬼子沒來，逐漸有人回家煮年夜飯了。我家看到大夥回村也回到壁合樓家中，開始蒸年糕。可是鬼子很狡猾，在年初一凌晨約一兩點鐘時，捨大路，由坳頭（村口的小山）頂上翻山入村。守望者未及時發現，當發現鬼子下山進村才緊急敲鑼，全村老幼被一陣急促的鑼音震醒，大家順手挑起“逃亡擔子”就往大山跑。

過了約兩個多小時，鬼子撤走，我們回家，看見蒸好的年糕（用米粉和片糖製成的，農家過年的象徵），給鬼子從鍋內端出扔在地上，踐踏得滿是泥土。弟妹們眼見盼了一年，想吃的年糕沒了，都大哭起來，老爸無奈地嘆息，媽媽氣得劇咳發作又咯血了，因家中已無止血藥（田七粉），只得讓八弟小便（頭尾不接，用碗只接中段尿）給媽媽趁熱喝下。四姐為了照顧全家老小，趕快先將留作年初一煮飯的一升米，分出一半來煮粥給全家吃，讓老父母和弟妹去睡，我和四姐輪流“獨目睡”（客家方言，坐守時打瞌睡）守候鑼聲警報。

這次大年初一鬼子進村，有十多戶人家被搶劫，有一宗姪家，因鬼子常掃蕩，未能按吉日娶媳婦，就利用過春節一切從簡，去鄰村接新娘回來，為款待新娘的親友而用大鍋煮好豬肉燒蓮藕，卻被無良心的“二鬼子”（當漢奸為鬼子服務者）拉泡大便在上面，糟蹋了。全村老幼都恨透了日本鬼子。

先後曾有國民黨部隊的一個團部駐在我們村“上書房”，有一次抓回一個逃兵，團部官兵列隊到壁合樓前曬穀坪，押逃兵到場，團長訓話完，衛兵將逃兵壓倒在地，讓全體受訓士兵輪流每人打屁股十板，還迫他們重力打，我看不下去就走了。可日本鬼子來掃蕩前三天，他們就撤走得不知去向，始終未聽他們打鬼子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