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梅花香自苦寒來

一、苦難的童年

1926年農曆十一月二十四日，我出生在廣州市，現在的東風路蓮花井街的兩幢紅磚小洋樓家裏。我的降臨，給這個幸福的家庭增添了一份甜蜜與喜悅（按：此樓當時被舊政府沒收時，房屋證件亦被沒收了，故解放後曾兩次申訴未果，因無證件而無法收回，一直成為廣州市人民政府的物業）。我排行第五，有兩位哥哥和兩位姐姐，哥姐們都是“梅花間竹”的，即大哥、二姐（果花）、三哥、四姐（麗花），我排行第五，按此規律我應為男孩，由於我又是女兒，父親為我命名為“層花”（多了一個女兒之意）。聽父母講，當年，父親是南（雄）韶（關）連（縣）會館的經理，母親是何香凝的書記，在廣州婦聯做婦女解放宣傳和文書工作。生活在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相比廣州普通百姓，當時我的家庭環境是比較優越的。父母積極參與、支持革命，是有身份和地位的人，有穩定優渥的經濟收入，故3歲前的生活是很幸福的。

我的童年本應是幸福的，遺憾的事於1929年底發生了。父母被貪財者告密，當時的國民政府以窩藏“共匪”罪，沒收了我家全部財產，父親幸而逃脫，母親抱着尚未滿月的六弟被捕入獄。我以上的四個哥姐由堂叔送回英德老家，我3歲多，由外婆抱回舅父家撫養，苦難的童年開始了。一夜之間，房子、家產全沒了，父母一個逃難，一個坐牢，兄弟姐妹六人成了苦命的離散“孤兒”。

聽爸爸、媽媽、外婆、阿姨、舅父們講：外婆抱我回到舅父家，舅父無力撫養，外婆無奈之下，將我送往廣州的孤兒院託養。在孤兒院裏，我生性較活潑，且長相端莊，面目清秀，又聽從老師訓練，成為能歌善舞的一員，很快就被院方挑選做了迎賓小演員。每當有客人前來參觀時，我和幾個小夥伴一起，負責為客人表演節目。表演時，老師給我們穿着院裏提供的演出服，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可客人一走，保育員便立即把那套漂亮的衣服從我們身上一把剝下來，換上平時穿的那些又舊又破的衣裳。那種屈辱，在我幼小的心靈裏，留下深深的傷痛。雖只是半年的日子，但至今大半個世紀我仍清晰記得那段孤苦伶仃、孤立無援、傷心而又無奈的片段，那種苦澀滋味。雖過了幾十年的歲月時光，仍不能平息內心深處的悲憤之情。

母親半年後出獄，捨不得繼續讓幼小的我在外面受苦，決心贖我出來。到處借錢將我贖出來後，因為房產被沒收，一家人居無定所，只好仍將我安置在舅父家裏（交生活費）由外婆撫養，8歲才回到父母身邊。

我從3歲到8歲，都是住在舅父家，由外婆撫養。我住舅父家時，他已改行在一間飯店裏工作，擔任“講古仔”工作（按：就是為飯店的客人講中國古典故事，有如現代的“連續劇”，北方稱為“說書”），飯店因而能讓一批顧客為追聽故事每天按時來“飲茶”，他的收入很低微且不穩定，顧客少的時候就不講，也就沒有收入，家境很窮困。舅父不開工時，在家也給我“講古仔”，有時講古典佳作，比如《三國演義》、武俠小說等，有時講妖魔鬼怪。而我喜歡聽他講神話故事，諸如封神榜、牛郎織女、八仙過海之類。我常見舅父三兩日只買一小紙袋米回家，估計約兩三斤左右，每餐下飯只有手掌大小的一小碟鹹菜：豆豉或欖角、或蘿白乾粒，從來沒有炒菜或煲湯。過春節時，他會從飯店端回一碗客人“食剩”的“大雜燴菜”，內中會有些肉骨頭或雞頭頸腳等“上菜”。

因病不能按時入學

由於長期營養不良，我小時候體弱多病。因病被學校拒收，拖延到8歲才入學。按廣州市當時的規定，6歲是入學年齡。可我5歲多那年常發高燒不退，又無錢看病，父母仍在“難”中，住無定所。外婆求助無門，只好背着我去“求神拜佛”，吃過多次“符咒灰沖茶”亦無效，不久由高燒轉為低燒，頸部“生癧”（按：從醫後自己診斷為“結核性淋巴腺炎”，當時只叫“生癧”，中醫稱“瘰癧”），頸部瘰癧普遍腫大，大的如鴿蛋，小的似花生仁，不痛，無醫無藥到6歲時仍無好轉。舅父告訴我，因家窮家裏未能供他多讀些書，他幫我準備入學考試，教我寫名字、中國數字和阿拉伯的數字。舅父當時帶我去現在的中山五路小學（解放前叫市立第十一小學）報名，考完了，老師說雖然合格可以入學，但因頸部淋巴結腫大，怕傳染別人而不批准我入學，我聽後立即哭了。

土方治頑疾

外婆為此心急如焚，到處打聽有何方法能治我的病，最後有街坊朋友介紹一個“偏方”：每日食“燒烤蟑螂能治瘰癧”的“秘方”。當時舅父租住在光塔路一條小巷的一座古老大屋內，記憶中這巷口正對着光塔，有五六戶人家共住，共用大廚房，夜裏廚房會跑出很多又肥又大的蟑螂。外婆找來三個玻璃瓶，類似現在的大啤酒瓶，瓶內滴兩滴生油（花生油），每天放一支在廚房灶台角，將瓶斜靠在牆角壁上，次晨總能裝滿一瓶蟑螂。蟑螂外號“偷油螂”，喜吃油，進入瓶子後腳上黏油，瓶壁很滑，所以爬不出來了，連續三晚就有三瓶了。從第四晚開始，晚飯後不久，在當年晚上照明的小豆油燈旁（窮困人家，尚用不起電燈），外婆叫我坐在她身邊，她拿起第一瓶蟑螂（餓了三天，據說已排清糞便），倒出一隻捉在左手裏，右手抓住頭部一扭，頭身扭斷一拔就將翅膀和腸子抽出，再扭去幾隻腳，我看外婆拔下她頭上的“銀簪”（按：那是當初她出嫁時的飾品，習俗中出嫁要將辮子梳理成球形結，用銀簪穿插定形），將蟑螂腹穿串起，在油燈上以火燒烤熟後，用手拔下就給我吃了。一晚吃上二三十隻“燒烤蟑螂”，逐漸有了效果，瘦弱乏力改善了，頸上的大粒瘰癧漸縮小了，大約一年多左右，頸癧消失（按：現在分析，蟑螂除藥用作用外，應屬高蛋白質營養品了。）。

大哥因貧窮而病故

我8歲前，父親與朋友在現今的解放北路（解放前是中華北路，周家巷口斜對面），建起三棟小洋樓，由同鄉的好朋友合作，郭寶慈伯伯和盧泰如叔叔投資，我爸負責設計，並組織施工建造和裝修。其中有一座兩層的是木樓板磚結構，兩棟是鋼筋混凝土三層樓，我家分到磚結構兩層的那棟，全家住在二樓，樓下租給一位老闆開理髮店。

我8歲時，父母接我回到家裏，暑期送我考入市立第八小學（現解放北路周家巷內），成為該班年齡最大的學生，我也是兄弟姐妹入學最遲的一員。當時我很天真的想，回到父母家，兄弟姐妹七人生活在一起，我多麼幸福開心喔，我想從此將會脫離苦難日子了。

我大哥龍應台比我大八歲，是廣州市智用中學（現廣州市28中）高中二年級學生。我回家哥姐們都很疼愛我，大哥每晚教我讀書認生字，作入學考試準備，二姐帶我同牀睡，晚上給我講故事讓我安然入睡。我沉浸在溫馨幸福中。可是這只是很短暫日子，不幸的事又發生了，大哥在珠江荔灣河游泳，因腳抽筋溺水後發高燒，到唐拾義醫院看病，用一塊大洋拍一張X線胸片，診斷是“大葉性肺炎”。我第一次看到這張X線片上，大哥的近心那邊的上半部是黑色的，二姐告訴我大哥這塊肺發炎了。聽媽媽說，入院就醫診治，需要十塊大洋作按金，據說有磺胺藥能治好。我父母到處借錢卻未能籌足，無錢交按金入院，只能門診看病，不到一週，大哥因肺炎就病故了（當時尚未發明抗菌素，大葉性肺炎死亡率極高）。我大哥身材高大，我邊大哭邊抓住放入棺材的大哥右手。因錢少，買回的棺材略小一點，我看見大哥兩腳屈起不能伸直，我大喊不讓蓋棺，拼力推開工人，最後被人用力抱走，我聽見蓋棺打釘時大哥的腿或是斷了，那一聲“劈啪”巨響讓我此後多年常會夢中驚醒。

我從醫後發誓要“救困扶貧”，做個醫術醫德雙全，貴賤一視同仁的醫生。六十多年後，有幾位學生曾因我教學診病不計較報酬而勸我：“龍老師，您要知道您的身價和技術價值有多高呀？”，希望我對外要有“架子”，對報酬要求“高價值”。他們不懂得“科學（科研成果）”是屬於人民的，個人的成長是人民培養出來的，金錢是人“生不帶來死不帶走”的物品。我在苦水中泡大，哪能不懂錢財的作用呀？可解放後的我，已有衣食住行都好的好日子過，隨着國家的復興，一年比一年改善。媽媽教我：“知足常樂”，做人需牢記“知足者貧亦樂，不知足者富亦憂”，是我終生牢記的家訓。我認為，每個人生活在社會中，都會身處某個階層，也免不了受當時的思想潮流的影響，但若有一個“主心骨”（新詞謂：正確的人生觀），就能“出污泥而不染”，就能“同流而不合污”。

讀書的黃金日子

1934-1937年是我這一生中，唯一正規在校讀書的三年。1934年暑期，大哥病逝，父母精神上受到極大的打擊，盧叔叔為了緩解我父母的心靈傷痛，關照我家搬離木樓板磚結構那棟樓，去他家那棟樓的三樓住。是年秋月，大哥去世約兩個多月之後，八弟在此出世了。大哥去世前，三兄弟的名字是：龍應台（大哥）、龍烈台（三哥）和龍柱台（六弟）。大哥出殯，葬在白雲山腳下，該地名叫“三台山”，我父信風水，心裏極為忌諱，他心想三個兒子合起來不就是“三台”麼？故當八弟出生時，將三哥龍烈台改名龍X士，六弟龍柱台改名龍X農，八弟命名為龍X工。聽媽媽說，選此名字是因為他多年追隨孫中山、廖仲愷、何香凝、葉劍英等從事革命，尊崇孫中山提出的“工農神聖”“扶助農工”的革命思想理念，而選用“偉大的士農工商”的意義為兒子們命名。

1934年暑期，我和六弟一齊考入市立第八小學一年級。六弟才5歲，正規應6歲入學，是班裏年齡最小的，而我8歲，是全班最大的，老師指派我當班長。我有了大哥的輔導，帶着久盼入學讀書的渴望，學習勤奮，又比同班同學大兩歲，故成績最好。當時學校容許學期總成績前三名優秀學生可以跳級，我在三年內跳級兩次，二年級上學期和三年級下學期均免讀而跳過，三年完成四年初小的學業，各學期的成績，順讀時均在前三名內，六個學期中，三次第一名，跳級後的兩個學期，仍在十名以內。

我獲通知升入五年級，正當興奮之時，“七七事變”爆發了。廣州開始為日寇飛機偵察騷擾，有警報，經常組織居民防空，政府部門和許多學校都在不斷遷離廣州，廣東省政府已遷去韶關了，街坊們（我的同學）開始搬家避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