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培養我成為康復科專業醫師

1955年醫務處派我到從化療養院參觀交流一週，兩位老師曾是我教過的學生，學習東北湯岡子療養院的按摩術，我將東北正骨手法與張紅醫生教的蘇聯按摩手法結合應用，骨傷和軟傷兼顧，療效更佳。1956-1959年我院選派孫兆元、魏征和我三人參加第一屆廣東省“在職西醫學習中醫班”，三年制半脫產。1959年結業後，我由理療技術員提升為技師。1973年由技師改任理療醫師。我任技師五年多，有幾位同行，在改制中都改為主治醫師，而我技術好，服務態度好，每年均立功或受獎勵，但只改任住院醫師，不少人替我抱不平，我多謝他們的關心，但我有自知之明，我無學歷，雖然六十年代前許多醫務人員無正規學歷也順利提拔過，故我簡單地回答說：我從來不與別人比，只與自己比，看到自己有進步就開心了。

1974-1977年我院選派已在醫生崗位上的三名護士（婦科劉護士、門診部劉護士、麻醉科阮護士）和我共四人，到廣州醫學院74級醫本科學習（脫產走讀生）。由於我從1959年開始與魏征共同做脊椎病科研課題，經本院領導批准，我利用半年的實習期，留校在解剖教研室完成了“脊椎病因治療學”課題的解剖學研究。畢業後，1987年廣州軍區後勤部技術職務評審委員會，發給專業技術職務資格證書，經評審聘任為主治醫師。

（一）培養我成為康復科專業革新人才

1954年前，部隊尚缺乏物理治療的技術人才，各部隊選派一些青年來我們科學習，我院亦從臨牀科抽調一些醫生和護士來科工作，上級（院長和先後幾任政委找我談話）指定由我帶教，還要求我給本院護訓班教按摩課。我並未受過正規訓練，又無教材，我的啟蒙推拿老師，是老紅軍張紅醫生，傳授我蘇聯七大手法，我只好以我所學自編講義，得益於我任小學教師的經驗，膽大心細地傳授理療知識和推拿實操，受到上級和學員的好評。1953年下半年（懷孕3個月），後勤部調我到新建的軍區第一門診部創建理療室，設計添置齊器械，半年內先後帶教培訓了傅某和劉某兩位新人。剛回院，又要我為文盲職工辦文化學習班（業餘夜校掃盲班），後又指派我“業餘掃盲”三年，為本院職工夜校教文化課，後被評為文化教員積極份子。工作至退休前，除政治運動期外的大多數年份，都被評為積極份子、技術革新能手和科技先進工作者，先後榮立三等功二次，二等功一次。

在治脊牀的科研項目中，我將三個治脊特效手法：搖腿揉腰法、牽抖衝壓法、定點捶正法的仿生動作，特別加入我研究的以牽引正骨法設計到治脊牀中。經本院批准後，親自到市科委提出申請，農科處處長很讚賞，經省科委批准，獲得國家批下1萬元研究經費，並指派給廣州市醫療器械研究所研製。研製中經費不足，本院又批給5,000元。由於當年新技術開發的困難（人力、物力、技術均缺乏），長達八年之久，五次的修改工藝才投入生產三台樣機。經全國12位一級教授專家評審（按：北醫三院楊克勤，中國中醫研究院董福慧，第三軍醫大李起鴻，天津尚天裕，山東潘之清，廣醫梁質熹、區厚成、魏鳳岐，軍一醫大苗馨華，市中醫院古健青、滕錫成，本科劉鳳雲），評為國內首創，達國際先進水平。

為創製在牽引的同時，可用手法調正頸椎關節錯位，治療重症頸椎病的牽引椅，我在家裏與魏征切磋，按實操的需要，用木靠背椅釘上一桿類似糧店的秤桿，用布在衣車上縫製一條頭頸牽引吊帶，用磚塊放入布袋內作秤砣，自己試着牽引力的適宜重量，對自己車禍受傷的頸椎試行調正，先後改進了幾次牽引吊帶，又設計選用有效的調理動作。徐院長鼓勵我將這個初始設計，畫成圖紙，請我院木工班長關蘇師傅製作，三天後第一張木製頸椎牽引椅就造成了（此椅現在成了紀念品，至今我已改進到第七型，國內外銷售），牽引下正骨推拿法，治療疑難頸椎病有良效。

（二）響應中央號召走中西醫結合的道路

1956年周恩來總理提出“西醫學習中醫”走中西醫結合道路，創立中國新醫學的號召。廣東省衛生廳積極響應中央號召，開辦廣東省第一屆“西醫學習中醫班”（高資歷、三年制、半脫產），培訓主治醫師以上人員。我院選派三人參加這個全省高資培訓班，三人分別是：孫兆元（醫務處副主任，結業後調理療科任科副主任職，負責針灸室工作，文革時被送回老家南京市。約十年後我去南京開會，去他家拜訪他老兩口，尚健在，次年病故）、魏征（骨科主治醫師）、龍層花（物理診療科技術組長）。李生光主任找我談話，告訴我這是院裏對我的培養，要我用心好好學習。我打開介紹信看了既興奮又很不安，我職稱是技術員，理療室當時只有蔡姑和我兩個人，蔡慧貞是我的理療專業啟蒙帶教老師，我怎能做技術組長呢？我將我的不安告訴主任。他安慰我說：“你服從組織安排吧，我們考慮你工作熟練，積極鑽研業務，年青身體好，現正籌備成立理療科，主要因為這個高職培訓班要求主治以上職稱的醫技人員資格，故以技術組長身份報名，今後新人你是要帶教他們的。”我深刻地感到黨是我的解放者，更是我的培育者，為此我第三次寫了入黨和參軍申請書。

蘇聯醫學很重視康復理療專業，建國後在向蘇聯醫學學習中，1957年成立了理療科，由李維禮醫生負責籌建。領導上開始由各科抽調人員到這裏新建科室，療室由原來兩間增加到七間（水療室四間組合為一間），分為：醫生接診室、高頻電療室、低頻電療室、光療室、蠟療室、體療室、水療室和泥療室。蔡姑和我仍在兩間電療室工作，我兼顧光療和蠟療，並帶教新來同事的實操技術。體療室派何劍明到中山醫附一院跟卓大宏教授學習一年，回來專職體療工作。在他進修期間，我兼顧體療室，正逢海戰光榮負傷的英雄戰士麥賢德在我院腦外科搶救成功，我為他精心安排康復訓練，從治療腦手術後傷口遷延癒合的紫外線照射，到鼓勵他練習康復上肢功能，再到訓練關節功能、手指精細動作。待何劍明學成回科，我才離開體療室。由骨科選送男護士陳士富，到東北學習水、泥療回來後，專職任水療室工作，我帶教他其他療法，掌握後才參與值班。1960年，軍委擴大會議期間，我被派去為一位空軍司令員診治頭痛和雙眼腫痛，保健推拿療效好，院領導找我談話：因會期受限，要求我用三天時間教會陳士富，方便跟隨司令員到各地考察工作時繼續做保健推拿，我只好採用“一人一病一法”的速成法傳授給他，圓滿完成任務。

（三）堅持自學為主，奮發圖強，集思廣益，珍惜集體榮譽

由於非科班出身，我有自知之明，自己不斷鑽研業務，既不驕也不躁。六十年代之前調來的醫師和技師，多未經專業學習，我均能盡職盡責地向新來同事介紹各種理療機的實操技術和治療經驗。由於部隊的特點是“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人員調動多，在工作和科研中，我注意發揮他們的積極作用，團結大家，珍惜團隊，耐心細緻地做好“脊椎病因研究”中的思想工作，使這項科研前後堅持40多年。建科前，理療尚無專職醫生（李維禮醫生仍在深部X線治療室工作），上級指定我兼任接診（醫生職責）工作。1957年創建理療科後，調來工作的科主任和醫生，除李維禮兼職外，還先後調來汪蔭堂、許家駒、孫兆元、辛達臨、丁鈞、金完成、劉鳳雲等。他們其中，除金完成之外，都非康復理療專業，所以，初期都需要我輔助一段時日，掌握後就由他們接診或治療。

各療室先後從各科抽調來的護士（培訓專業後轉為技術員、技師、主管技師）有：劉雲、傅挹雲、何劍明、陳士富、崔巍、劉素敏、潘玲玲、傅傑平、王玉蘭、朱利光、萬振英、方克純、劉惠春、馬永貞、衛紅、楊小梅、劉幸田、陳桂雲、宋文欣、王正和、邱淑賢、王廷臣、卜衛軍、周永蘭、謝恆、高治民、張建麗、葉日瓊、王少英、朱華、楊鳳蓮等。除邱淑賢、傅傑平、周永蘭外，其餘新來的同事，未經專業訓練的多半由我帶教。

1986年香港商務印書館決定出版《脊椎病因治療學》，編輯初步審閱後，認為只需重拍書中相片即可（因當年我院的攝像機質量比香港差）。原稿中很多手法圖是我講課的現場示教照片，我與魏征商量，趁此機會請院裏派攝影師來重拍，並改為全科做推拿的同事分工上鏡，領導們讚揚我讓科裏全部做推拿的同事分工上鏡的安排，認為珍惜集體榮譽的表現，年終評獎時，因為我在《脊椎病因治療學》的出版作出了貢獻，給我榮立三等功一次。

（四）走中西醫結合的革新大道

1．1950-1959年，革新出中西醫結合的頸椎病正骨推拿手法

1950-1955年，老紅軍張紅醫生經常帶空軍駕駛員或首長來做理療，我那時剛從零起步自學按摩，她見我為書記按摩的手法不夠好，就利用每次來院的短暫空隙，主動教我一套蘇聯的按摩術，她傳授的是七大手法：撫摩法、揉按法、摩擦法、拿捏法、叩打法、彈撥法和點壓法，共七種手法，柔和舒適，很受傷病員好評。此後，各級首長保健，多要求我以這套推拿手法治療為主，理療、針灸為輔。

1955年組織上派我到從化療養院，參觀學習東北湯岡子療養院的按摩術，為期五天教我的兩位技術員，此前是我帶教的理療進修生，我們互為師生關係，互相切磋，都很關照。由此我初步觀摩到中醫推拿的一些手法，我將其與蘇式手法結合應用，治療頸椎病和四肢骨折石膏固定後的關節僵硬，效果有所提高。

1956-1959年在西醫學習中醫班的後期，從中醫外治法中學習針灸及推拿，因半脫產走讀生，學時較少，未能深入學習。何竹林教授的骨傷課程，講授“筋出槽骨錯縫”的病因病機，啟發了我，我把研究推拿治療頸椎病當成最大願望，當年的科研課題是“中西醫結合診治頸椎病”（從“疑問”切入立題科研，詳見下述）。

我從五十年代開始參研頸椎病，30歲前自己已體會到落枕的痛苦，當時對落枕病因病理認識不足，認為是肌肉扭傷引起，多用熱療或局部推拿，或服止痛藥，療效較差。六十年代初，經研究始認識落枕的基礎病因，是1-4頸椎間某椎間關節錯位、或滑膜嵌頓引發關節腫痛而致頸肌痙攣，研究出頸椎間關節錯位有特效的調治手法。

2．1969-1974年，在頸椎關節錯位調治手法研究成功的基礎上，創立一套穩、準、輕、巧的頸椎病正骨推拿手法，進而深入研究診斷和鑒別診斷標準

脊椎關節錯位和關節功能紊亂的診斷標準：骨錯縫小於西醫標準的“半脫位”，椎間位移達到失代償時就會損及神經或血管，繼而引發脊椎病。我與老魏討論後，將脊椎病的病因增添骨錯縫，稱為椎間關節錯位，有利於讓西醫在臨牀診斷上，對脊椎骨關節的創傷，引起的脫位、半脫位及關節功能紊亂，修改為脫位、半脫位、錯位和關節功能紊亂四個級別。

錯位和關節功能紊亂的鑒別診斷：關節功能紊亂的診斷標準：該關節相關軟組織因勞損或外傷而失去關節功能的穩定性，常有不適症狀出現，但適當的生理活動使體位改變，或充份休息後，症狀可自行消失，其症狀是時有時無。關節錯位的診斷標準：是小於西醫的“半脫位”標準，症狀時輕時重，但已有明顯的臨牀症狀與體徵，需經治療才能改善或治癒。

為了研究脊椎關節錯位和關節功能紊亂的鑒別診斷標準，我在廣州醫學院學習期間，仍堅持“中西醫結合診治頸椎病”課題的研究，醫院和學院組織上特批准我不參加黃浦醫院的臨牀實習，留校完成脊椎病科研計劃，作課題的解剖學深入研究探索半年。尤其對各段脊椎的骨關節、椎間連接的結構，做更細微的觀察，廣醫解剖教研室的幾位老師很耐心指導我，使我各層次的刀法實操很快掌握，教授們還謙虛地要求我，在解剖到中深層小肌層（夾肌、菱形肌、多裂肌、迴旋肌、骶棘肌的三條柱）時，讓老師們均來看看，因為解剖學講課時一般不講這些小肌肉。我好奇地問黃教授，為甚麼不講授中深層小的肌肉呢？我們課題研究中發現臨牀患者，脊柱失穩的軟組織功能與生物力學失調，與這些中深層小肌肉和肌間筋膜、韌帶的外傷或勞損有密切關係。勞損點觸診均有摩擦音或肌攣縮的索狀筋結。在推拿手法中，檢驗頸椎關節筋出槽骨錯縫的體徵，亦需練習中醫骨傷細微變化的特殊觸診法。

經過解剖學和中西醫學的病因病理病機的學習，在脊柱生物力學與脊柱活動功能相結合的實驗中，我總結出“體位復位法”和“生理運動復位法”。臨牀檢驗證明，正骨手法確能達到讓筋還槽、骨合縫的治癒目的。隨着“脊椎病因學”的開創、研究到逐步完善，建立這套“脊椎病的正骨推拿手法”，成為脊椎病的主治法之一的主要技術，與牽引、理療組合成“分型定位診治方案”，在專業教學中推廣應用，受到國內外專業同行的肯定和好評。我的推拿專業水平，從零開始，隨着課題階段的逐年深入，歷經持續30多年不間斷的完善，達到教授級專家的水平。1987年10月23日受聘為全國推拿學會委員，1996年7月1日受聘為山東省威海市頸椎病研究所教授級研究員，2012年評選為世界脊柱醫學聯盟顧問，2012年聘為廣州軍區總醫院康復理療科及脊椎相關疾病研究所顧問。

3．成立脊椎相關疾病研究所

1974年11月-1977年3月，廣州醫學院74屆醫學本科畢業後。1993年6月收到廣州醫學院“廣醫發字[1993]62號文件”，《關於我院1972-1976年入學的二至三年制大學畢業生在申報評審專業資格時按本科對待的通知》。1987年3月1日，經本院評審，任命為理療科主治醫師（資格證書）。1996年5月成立脊椎相關疾病研究所，魏征任榮譽所長，劉風雲任所長，我任副所長。

4．1988-1993年先後三次，應美國加州中醫師公會主辦的世界中醫大會的邀請，在大會報告論文

1988年在三藩市大學召開的會議上報告兩篇論文，題目分別是：〈脊椎病因治療學〉和〈治脊療法治療胃十二指腸潰瘍〉。1990年在加州大學分校的柏克萊大學召開的會議上，報告的論文題目是〈正骨推拿治療冠心病的機制研究附138例報告〉。1993年應邀在加州辦培訓班，從學會計劃中選20多個中心點，在某位醫師診所的這個點辦一屆短訓班，帶教脊椎病的診治防實施方案（各點聚集3-9位鄰近診所的醫師或治療師）。1988年在三藩市為中心完成北加州培訓後，學會派人送我去洛杉磯市為中心完成南加州的培訓。原計劃在美三個月的時間不夠，加州中醫學會的周敏華會長，親自為我申辦了延期手續，合計為期半年。由於這項創新技術深受醫患的讚揚，在世界中醫大會上繼續應邀演講科研各階段的新進展。

（五）脊椎病因學研究的五個階段

“脊椎病因學研究”的課題，至今已完成五個階段的研究。課題各階段概況：

第一階段是“中西醫結合診治頸椎病”（1959），第二階段是“中西醫結合診治脊椎病”（1969），第三階段是“中西醫結合診治脊椎病與脊椎相關性疾病”（1972），第四階段是“脊椎病的發病機理研究”（按：解剖學研究半年，個別病例手術時，將觸診發現的筋結作病理學檢驗，病理變化明確屬纖維性變，為水針療法有效找到了理論依據），第五階段是“各專科疾病的脊椎病因研究”（1976-）。

研究小組在各階段中的成員，有較大的變化，各分題都有較多的新人參與，尤其在“各專科疾病的脊椎病因研究”階段，由魏征請醫務部（以後是科訓科）組織我院的相關科室，指定一位主任或副主任和一位主治醫生，參與我們的研究小組，例如神經內科由姚榮尹主任和王敏華主治醫師，心血管科由曾梅輝主任、吳興泉副主任（後由辛達臨主任參研）及李翠華主治醫師（後由周芝蘭主治醫師參研），心電圖室姚翠九醫生，內分泌科王國華主任，消化內科陳維漢主任、李羣秀主任，外科陳壽康主任（副院長）、黃明運主任和江法文主治醫生（啟動了癌症脊因研究，詳見科研文述）參加研究組，由魏征任組長，理療科各屆主任組織本科3-5人與我成立階段課題科研小組，由我負責按需要參與全院科研小組，進行各病種的研究。本科參研人員，在消化性潰瘍研究期間，進行“胃十二指腸潰瘍的脊椎病因普查”和“診治工作”的科研小組，先後曾參與過的有：我和朱利光、方克純、馬永貞、劉鳳雲、王正和、宋文欣和高治民等；心血管病研究時，有我和宋文欣、王正和，後有王廷臣、方克純、鄒杭杭、馬永貞和高治民；水針研究時，由金完成與我二人討論選藥，親身注射試驗，嘗試注射後反應及其療效與痛感，以篩選水針用藥。後期陳士富任理療科主任，科內分工，改為陳士富主任帶領宋文欣診治腰腿痛，我與推拿室、體療室的同志們診治頸椎病、脊椎相關性疾病及重症疑難病人。

在“脊椎病因研究”的課題研究過程中，老魏和我是40年如一日的親力親為。我非科班出身，故堅持自學，奮發鑽研業務中的難題。老魏是我的骨科導師，在每階段研究中，他先將現行的診治標準列出，指出診治中的疑難問題，我重視診治工作中的難題，我們對疑難問題作切磋研討，找出難點的關鍵所在，進行深入的再研究。在科研中依靠組織和羣眾，集思廣益，從相關學科中學習而提高各專科的理論和技術方法，例如普查消化內科胃潰瘍癌變的歐某治脊8次後病變痊癒的實例；段俊峰的動物實驗驗證了1-6胸椎手術人工錯位能成功建立心臟缺血和心律失常模型；錯位的椎間孔變形狹窄的型態致神經根受損變性的病理變化，是椎間孔內的神經根受骨性壓迫致細胞變性。

對每個疑難問題，我常會深思而不去重覆別人的套路，用超前的思路去尋求難解的關鍵點，再以實驗去充份證明“假設”的研究的預期，是符合科學規律的。例如為普及治脊療法和減免醫生的勞力，自己將治脊療法中三個主要正骨手法，仿生地設計成“治脊牀”，通過全國八位骨科和理療專家的鑒定委員會評審認證。

在第三個研究階段中，金完成主治醫生既積極支持我的研究，又擔心我過勞，她曾向我提出過忠告：“一個醫生能對一種疑難病盡心盡力做，就很好也很辛苦了。你只有一雙手，只治頸椎病足夠你累的了，你研究這麼幾十種病怎能做得完呢？”我坦誠地對她說，謝謝她的關心愛護，我承認我一雙手肯定做不到也做不好，所以要多辦培訓班，毫不保留地教授學生，他們就是我的“千手觀音”啦！她和我會心地開懷大笑！此後她更熱情地支持我這項科研，親自和我切磋階段課題，與我選用水針療法的用藥和親身試驗，完善了水針療法的設計。

我院參研者，其中有兩位移民美國，我到美國先後都去探望過他們。第一位消化內科的陳維漢副主任是熱情支持我研究胃、十二指腸潰瘍的，他1986年移民去美國，住在三藩市。我1988年7月首次到三藩市，參加第四屆世界中醫大會期間，在三藩市的會議開完，我將應邀去洛杉磯市巡迴報告，電話聯繫，約定會後回三藩市，一定去他家拜訪他們，陳主任和陳太太都表示很歡迎。我應幾個學會特邀，在南北加州十多個點巡迴講學兩個多月後，回到三藩市即打電話聯繫，才驚悉陳主任在一次打麻將中，突發腦溢血送醫不治而逝。我仍執著地在繆貞蘭的陪伴下去探望、安撫陳太太。另一位是鄒杭杭，她是骨科蘇彬主治醫生的太太，從外單位調來我們科推拿室工作，她是護士，不會推拿，上級要我帶教她。蘇彬是老魏的在職研究生，後轉到美國讀研而移民美國，鄒杭杭和兒子不久亦移居美國洛杉磯。2005年我去美國探親，我電話與鄒杭杭聯繫，才知道她們已遷居拉斯維加斯。2009年夏，洛杉磯學生王文忠與太太潘月興（夫妻均是我學生），特邀我和躍子、若梅三人去拉斯維加斯旅遊，各自從住地飛往目的地，相見歡聚，除觀摩特色表演（人妖）、賭場設施、風景人文等外，順路到鄒杭杭家玩。聽鄒杭杭與我訴說新移民初期之苦，她非常感激我培訓她掌握了治脊療法，移民初期，蘇彬讀研究生需交學費，還有考慮一家三口的生活費，她能在醫館打工賺錢，全靠我們這套技術手法，維持當年家庭生活開支，讓蘇彬能順利完成讀研，發展為高技術人才（麻醉師在美國是高資人才），全家生活富裕安穩。

1996年5月，我院正式在康復理療科成立“脊椎相關疾病研究所”，我被任命為副所長。同年7月，由中國康復醫學會頸椎病學會主任、威海市頸椎病研究所所長潘之清教授簽發聘書，聘我為山東省威海市頸椎病研究所教授級研究員，我心裏清楚，這是潘教授對我的關懷。他是全國頸椎病學會會長，他為提高我的學術地位和知名度用心良苦。

劉鳳雲主任在課題中，積極參加過胃、十二指腸潰瘍病的普查和診治工作，退休前，上級徵求我的意見，我建議段俊峰最適宜任所長，我認為我做副所長較合適，這樣有利於開展工作。關心我的親朋和學生們不理解，追問我為甚麼不肯任所長？我只說他們比我強，我會盡力把工作做好的，由於心裏無私，故能服從他們，在科研中，他們亦很尊重我。我遇事做到向他們請示報告，直到退休後移交地方、出國期間，都堅持定期寫書面報告，仍堅持這項組織原則。

我為甚麼不肯任所長？這是我有自知之明，魏征理解我，但我對別人均未作過詳細解釋。我心中有一把尺，自量自己有多長？我的弱點在哪？我主要弱點，在專業上：一、我非科班出身，入大學半工讀之前，業務技術八成來源於自學，文化基礎和科研工作所需要的知識，主要靠刻苦自學，帶着難點自己考問自己，勤奮查書，再不明白就多與魏征共同研究，由他指導而掌握。同時也可能正因為我非科班出身，就像一張白紙，業務中遇到診治的難題，我執著地緊抓這些難題不放，讓我在這張白紙上寫上我超前的思路，構思出一幅幅美妙的遠景吧！二、科研的各專科合作者，也是我的指導老師，亦為我提供了各專科知識、技能的學習機會，例如神經內科共研初期，王敏華主治醫生主動找我，說她有一例神經性水腫的患者，此前每次發病，都需住院治療兩個月以上才能痊癒。這次發病體重增加18多公斤，入院後頸椎病發作，王醫生開理療單，我為這位病人治頸椎病，我為他才治一次，他全身性水腫即有改善，三次就明顯減輕。王醫生跟我商榷“頸椎病與神經性水腫有甚麼關係呢？”我當時也不明白。晚上就與老魏共研，在解剖學中找淋巴循環和靜脈回流與頸椎的相關性，結果老魏提出骨科疾病中的“胸廓出口綜合征”。為此再請王醫生給病人補拍頸椎雙側斜位X線片，才發現他的頸椎有先天性畸形，雙側第七頸椎均有較長的頸肋，他又較愛左側臥，這樣睡眠時左側的淋巴管易被頸肋擠壓，使全身淋巴循環的大部份受阻礙而引發神經性水腫。多間醫院的醫生均主張他做手術，他不想做手術，我為他加用水針治其下頸上胸椎失穩的軟組織，建議他改用保健枕和減少左側臥，並教他學會牀上保健功。他積極改變上述習慣，追蹤觀察兩年多，神經性水腫未再復發。我在美國學術活動期間，會診一位右側面部和右上肢神經性水腫的病人，經檢查右鎖骨上窩可捫及頸7橫突且伴明顯壓痛，用同樣診治方法，五次痊癒。不斷探索研究類似的臨牀疑難病例，使脊椎病因涉及的相關疾病不斷增多，從25種增至76種。這個課題的研究過程使我獲益良多，我將各專科的參研者，都定位為我的老師。我尊重他們提供的素材，再結合科研計劃的需要，遇到困難再與他們切磋請教，這樣，長達30多年的脊椎病因學研究課題，真是“得道多助”，彌補了我的醫學水平的不足。我根據臨牀疑難病與脊椎病的相關性，先作細微的觀察，檢驗其有相關性後，按個人經驗寫出研究假設或方案，才提交給科領導上報或組成科研小組，在科研組內集體共研，可免許多誤差，較順利地獲得成果。三、解放後院裏培養我參加全國第一屆“西醫學習中醫班”，在職半脫產三年結業。文革期間廣州醫學院的走讀生，二年半即完成廣州醫學院本科課程。畢業時病理學教授提醒：同學們不要認為畢業了，就已學好醫學了，你們這幾年只學會一樣技能，是甚麼技能呢？是“查書”！我很感謝教授的警醒，工作和科研中的確是要經常查資料書的。

在文化上：一、小學階段，因貧病交困、日本侵略，只正規讀完初小，由於勤奮三年讀完四年級。1937年，我11歲開始輟學在家勞動。二、中學年齡階段，我已是家裏主要農耕主力者之一，既無錢又無時間讀書，只因機緣，得到旁聽生的機會，獲簡易師範旁聽結業（詳述於前）。

在政治上：文革前我不是黨團員，不能勝任主管領導工作。只不過我是“白紙一張，好畫美好的圖畫”，工作中遇到治療病人療效不好時，心裏問號多多，在科教工作中當骨幹，更易發揮我的作用。我心想，讓有學歷、功底好的人當領導，才能做好工作。因此脊椎病因治療學研究規劃的請示／報告，都是組長魏征擔當的，他工作忙，由我寫初稿。老魏去世，及劉鳳雲退休後，我堅持推薦段俊峰繼任所長之職。

從1950年我一直積極要求進步，參軍、入黨的申請書，年年寫，但不知何因總是石沉大海，反而成為每次政治運動中的“被運動員”，受審查、靠邊站。我自信歷史清楚，胸懷坦蕩，每次“運動”後，我即重寫上交參軍、入黨的申請書。

直到1965年4月，丁鈞當我們科主任，為我解決了參軍的難題。一天我去高幹病房給軍區的政委治療，他看見我白大衣內仍非軍裝，問我為何不參軍？我被首長的關懷感動得流淚，說：“從1950年開始與魏征同時寫的參軍、入黨申請書，魏征不久就參軍入黨了。而我每年都寫的……”正遇丁鈞主任來看首長，政委與她談到我參軍之事。一個月後，我就獲准成為光榮的解放軍“戰士”，穿上了15年來夢寐以求的軍裝。我終生一個原則，頭腦中“要有忠字決無貪字”。心裏“有一分熱，就要發十分光”，“只知付出而不計報酬”。為甚麼？因從小生活於苦難中，讓我關注到世上與我同命運的人太多，作為一名戰士，決心今生為人民謀幸福，我立志要堅持在底層去關愛弱者，做雷鋒式的好戰士。

廣州解放後在職近40年，退（而不）休30年，一直堅持兢兢業業地為醫療事業刻苦工作，堅持革新醫療技術，服務於軍民，在魏征的熱情鼓勵和積極協助下，同心協力，創立了脊椎病因治療學，為現代醫學填補了病因學中的一項空白。脊椎病因的研究，在臨牀應用驗證獲良效。我人生最後一個心願是研究課題“癌症的脊椎病因”，亦已啟動進行中。

我從1950年開始，與魏征同時寫參軍和入黨申請書的，魏征很快獲參軍，繼而入黨了。我卻一再寫此兩項申請書。眼看新的同事入團入黨參軍都較順利，而黨支部書記與我談心時，都只作一般性的鼓勵。軍區聯絡部的處長，總後的兩位領導幹部跟我談話，才弄清了一些因由，原來是科裏一位政治骨幹，說我姐姐在台灣，哥哥在香港，父母是國民黨。我從1950年到文革後的1975年，我在政治上莫名地成為“政治上的可疑、落後份子”。文革初期，有位護士寫我大字報，由大禮堂二樓掛到地面，是全院最長的一張大字報，指控我是台灣特務，我看後有口無語，無奈而罷。我坦然面對，沒有因此影響情緒和工作，一直相信黨、相信羣眾，會實事求是。我參軍和入黨，一直拖到首長過問才解決，為此工資、職級均比後來人低1-3級。

這個自命不凡的政治骨幹，自以為是三代紅根子，他初調來科時由我帶教他，他第一次學推拿都是我手把手教他的，可他是個極左的主觀主義者，毫無感恩之心，反而恩將仇報。幾十年的共處，若我無寬廣開闊的胸懷，對功名利祿淡泊如水，潛心於科研，也許在歷屆政治運動中已被“氣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