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第一次公費旅行

唱着歌兒上北京

革命大串聯的號角吹響很久了。

第一第二批被光榮選上的紅五類子弟，胸佩大紅花，高聲歌唱「心中的太陽永不落」，意氣風發直奔首都，都被毛主席接見過，已經回來四處做報告了。

報紙的套紅大標題正鼓吹第幾第幾批的接見，還有第幾第幾批正在全中國的車途舟旅中，密密麻麻往北京集結哩。

我與好朋友尼汝密議：第一，據說，除北京以外的任何城市（北京已經人滿為患），只要是紅衞兵小將，學校都肯開具串聯證明的；第二，這張證明用藥店隨便買到的雙氧水輕易可以塗改（全民造假運動在那時已經初露端倪啊）；最最重要的是第三，毛主席的接見快截止了！

一九六六年冬天，我和尼汝設法弄到兩個紅袖章，獲得「某某某等五人前往天津」的證明，並依法畫葫蘆成功改為「往北京」。湊齊班上最後的三位散兵遊勇，或哭鬧或瞞騙或乾脆離家出走。五個初二女學生，扛着棉被，揣着撲滿，登上赴上海的火車。

「霓虹燈下的紅衞兵」

二十六個小時後，好像興奮勁還沒過去，火車停靠在上海站。

上海正沒日沒夜沒心沒肺地下着毛毛蟲一樣的雨。

我們派小巧美麗的尼汝抹着眼淚去火車站的紅衞兵接待處，順利得到一張住宿介紹信。淋着雨一路步行打探，在逼仄潮濕的弄堂裏費盡曲折，找到那家徹夜革命工作的居委會，我們被熱情地領到一所小學校住下。

雨霏霏中是昏黃的燈光，白木桌上有熱粥，有榨菜和五香豆乾。地鋪上攤着乾爽軟和的棉被，我們心中「萬歲」不迭。分頭自行提着紅漆木桶，去大鍋打熱水洗澡，才發現不僅自帶的鋪蓋濕透了，裏面包着的換洗衣襪也都可以擰出水來。鋪蓋嘛，東張西望做賊似的先塞在暗角，衣服像萬國旗一般掛滿教室。後來發現更濕了，好像吸飽了半個上海的潮冷，只好靠年輕的體溫把衣服烘乾。

那時的女學生幾乎清一色穿着帶搭扣的黑布鞋，樸素而且輕便，本來非常適合走路。現在它們連泥帶水，走兩步，便嘎吱嘎吱冒黃湯。我們咬牙把痛苦不堪的脚丫子塞進去之後，都要打一陣寒戰。不約而同把鞋子洗淨，掛在鋼絲上滴水，打赤脚遊上海去。

出了招待所，天還晦暗着。弄堂口蔚為奇觀的是一溜排成長隊的水光淋漓的馬桶。我們正互相問着：上海究竟有沒有天亮的時候？忽然從左邊深不可測的門洞裏，伸出一隻枯瘦的手，扯住尼汝往裏拖，她立刻消失在陰影之中。我剛想奮勇追援，還未抬腿，就遭同等噩運，被劫持到另一戶門廳裏。我張口結舌一陣，好容易嚥下嘴邊的救命狂呼。因為我不但立刻被按在一把小竹凳上，一雙溫暖的筋絡裸露的手，抓住我又濕又冷的脚丫子，被乾布很受用地擦拭。而且，面前還放下一雙褪了紅漆的木屐。然後我抬頭，看見一張皺紋細密的婆婆臉。這張素昧平生的臉兇兇地向我抱怨着，好像我欠了她很多錢。她那翻來覆去嘟囔的一句上海話真是抑揚頓挫，動聽之極。多年以後我從上海作家陳丹燕那兒聽懂了，那就是：真真作孽啊真真作孽！

我們穿着色彩不一新舊不等的木屐，暢遊資本主義的外灘。難以置信黃浦江居然是濁浪滾滾，由此更加想念家鄉的蔚藍大海；走在「霓虹燈下的哨兵」的淮海路，仰望國際飯店，想像不出門口掛牌上，今日特價的「菲力牛排」究竟是什麼東西；垂涎之餘立刻都覺得餓了，四人翻轉口袋，湊錢吃兩碗陽春麵。原來只是清水撈掛麵，拌一小匙葱油罷，名字好聽得匪夷所思嘛。

要離開時，我們為如何把無名木屐還回去，聚在食堂大聲理論。炊事大媽說：「容易。你們把木屐串一起，我拿到居委會去，讓各家自認。」她往我的碗裏扣了一勺紅薯湯，在上海這就算額外優待的飯後甜食，補充說：「一直是這樣還掉的，沒聽說認錯過！」

（電腦前的我，腳上是乾燥柔軟的絨拖鞋，身着家常寬衣闊褲，手邊有氤氳熱茶。我慶幸我此時不在旅途中。窗外的雨聲還在絮絮叨叨，聽來聽去都是上海話，平平仄仄仄仄平平，真真作孽啊真真作孽。）

扒車遇知己

大清早，我們把五團拖泥帶水的棉被悄悄遺棄在住處，輕裝到火車站排隊，換取上車證明。一位高大男生走近來，額髮一撮一撮滴着水。他指着我胸前的校徽問：「你們真是厦門一中的學生嗎？」是啊是啊。抬頭一看，他的胸前佩戴同款白底紅框的校徽哩。

這是本校高三年段的席恭，他的背後又鑽出三位男生，都是本校高中生。用韓國話說，他們是「前輩」。

「前輩」仁慈地說：你們太小，這樣長途旅行很不安全，和我們一起走吧。

我和尼汝都是十四歲，比班上同學小一歲。我倆雖然個子最矮體重最輕，但拿主意辦交涉包括惡作劇，基本是我倆亂鼓搗。一聽有人肯擔待，我倆不由長吁一口氣：可找到組織了。

那時節絕無詐騙的概念，幾隻大手不容分說抓起行李，我們乖乖跟着。

男生中最小的那個被派去打探，立刻有消息。我們根據他的情報上了一列空蕩蕩的火車，九個人找到兩個火車座，舒舒服服安頓下來，開始打牌。車厢裏慢慢熱鬧起來，越來越擁擠。我和尼汝牌技不如人，被罰爬下車窗出去買食品。又濕又涼的搭袢黑布鞋，晃盪在男生們頭頂的行李架上。我倆光脚拎着一網兜饅頭返回，見所有人都湧下車，爭先恐後跑向另一列過路車。傳言像火一樣燎開：這才是真正開往北京的列車哪。

那車上擠得滿滿的，車門都開不了。攀的扳的爬的敲的，各種努力試過，眼看沒有希望，人群逐漸散開，上別車去碰運氣。

雨越下越大，順着我們的辮子流進衣領裏。我和尼汝兩個還站在路基邊，悲傷無助地盯着這列幸運之旅，眼看就要拋棄我們而馳向太陽。

忽然一個車窗往上拉起，有人招手：「小姑娘，你們去哪裏？」

「北京！」

「從窗口上來吧。」大慈大悲的聲音，溫暖及時的援手，這是幾位華中師範大學的青年教師。

尼汝不失時機已經撲上窗沿，我使盡吃奶的力氣頂起她；等我爬到一半，幾隻強壯的手臂抓住我的脚往上舉，啊，同伴們已經迅速趕到。我剛翻身坐上小茶几，立刻叉手霸着不讓人家落窗。把魁梧的席恭接應上來後，由他指揮進場，一切順理成章。人家以為援助了兩個小不點兒，沒想到一下塞進九個人，其中四個還是肩寬膀圓的大男生。

列車緩緩開動。我們喜不自禁互相擁抱，女孩子們幾乎都哭了。本來上當氣悶的老師們為之動容，於是前嫌盡釋。要是現在就該互相交換名片了。

沙丁魚大俠

車內幾乎沒有插脚的地方，座位上、過道上、厠所裏，擠得前胸貼後背。連洗手盆都有人塞進書包墊墊，懸空坐着。

經過席恭的精密計算（他的父母都是數學系教授）：小茶几經不起倆男孩的重量，坐倆女孩太浪費，所以分配了一男一女背靠背坐。我縮在茶几下的空間，藏在無數條腿的隙縫裏。其他男生只能站着，輪流挨着椅邊沾點屁股打個盹。還有倆女孩鋪了報紙，睡在座椅下邊，直到厠所的糞水溢出來滿地流淌，才把她們叫醒。於是，還得給她倆安排位置。腦袋像計算機的席恭蹬上椅背整理行李架，騰出兩個空間，把我和尼汝托上去。

我們倆開始是抱膝弓背，像猴子曲棲樹上。折騰來折騰去，終於發現頭插脚順着躺下，互相抱着腿，各自背靠行李，可以安全地睡覺。這簡直是全車最優越的臥鋪，只有個子最瘦小輕便的我倆才有福消受。

火車開開停停，停停開開，仿佛打不定主意要不要上北京。

每次停靠都沒有規則，有時在荒地裏一停就是好幾小時，絕對沒有誰敢冒險下車伸伸腿，萬一突然開動了呢？進入大站就好了，盡職的列車員會提着大鐵壺沿車窗送開水，根本供不應求。後來乾脆舉起橡皮管，讓自來水龍直接掃射過車窗。人們儘量伸出牙缸、水壺，飯盒子，甚至軍帽，能接多少算多少。我們把分別接到的甘露，都集中到席恭的水壺裏統一管制。

幸虧在忙亂而緊迫的扒車行動裏，席恭仍然緊緊揪着那一兜救命的饅頭。

空氣越來越渾濁乾燥，我的嘴唇和臉蛋都裂了，啃一口乾饅頭一口血印，不知不覺眼淚跟着流下來。半夜裏被輕輕推醒，席恭掏出懷裏的水壺遞給我，我先給同時醒來的尼汝。尼汝節制地濕濕唇剛要回傳給我，突然橫插一隻手來，那是另外一位女同學，也是渴壞了，抓起水壺咕嚕咕嚕幾大口。我看席恭的臉因心疼而結巴一團，便翻過身說：我不渴，留着吧。

其實我渴得連尿都沒了。

每個人都抿過帶着席恭體溫的水，沒有見他喝過一滴。他一直站着，搖晃着打盹，關照每一個人。早上醒來，我抹抹滿臉的灰塵，看見席恭像魔術師一樣，居然能躺在一指寬的椅背上睡覺。再一研究，原來他用了別人的皮帶連接着，像安全帶一樣扣住自己，一頭掛在行李架，不至於摔在密密匝匝的腦袋上。

從上海出發，火車磨蹭了四十七個小時才進入北京。

「北京啊北京」

我們的師兄經驗豐富，很快找到火車站的紅衞兵接待處。

排隊等候時，一位臉上青春豆成噸的師兄說：「現在我們的歷史使命應該已經完成了吧？」他想卸下我們幾個包袱，輕裝前進哩。

席恭為難地看着我們。我們眼巴巴做出最楚楚可憐的樣子，尼汝的小鼻子一聳一聳，不失時機，而且發出很響的聲音。席恭的五官都耷拉下來了，一揪額髮更加愁苦地撅在腦門上。他說：「如果你們要離開就走吧，我留下來照顧她們。」

師兄們商議了一番，他們也是俠義道，不能離棄朋友，只好把我們的住宿一起辦下來。

都住在冶金部。

上百個女生全部安排在大禮堂裏，由幾名小戰士管理。我們學着別人拖過幾張靠背長椅，圍在地鋪四周，自成格局。兩件衣服披掛在椅背上，挎包放在椅子上，然後去拜訪師兄們。他們住在垂着許多瓔珞門簾的後面，女生禁止入內。

北京的祕密，被無數垂柳般門簾所遮掩着，囉囉嗦嗦，甩頭蓋臉，不讓人覷個真實。

我們身上的油泥刮下來，足足可以為兩畦韭菜施肥。拿到發給的澡票，好容易找到澡堂，一進門，水汽蒸騰裏晃動着白生生的人影，嚇得我拔腿就逃，再不敢回頭。衝進住處堵起女厠所的門，用臉盆接水兌熱水瓶，擦擦，總算解決。

食堂三餐供應，晨有清粥晚有糖包，應該算不錯。只是吃不慣中午那兩個窩窩頭，白菜湯是我唯一所愛。發給的乾糧我大多送進鬚鬚綹綹的門簾內，席恭守在門口交接，常常加上我自己買的奶糖和餅乾。雖然我帶的零用錢最多，很快告竭，只好向帶錢最少的女生借。

這就是天安門廣場嗎？那麼低那麼矮，平平淡淡，失望之極，卻誰都不敢吭聲。否則被聽見，可能就是現行反革命。那就拍照吧。拍照吧。

晚上，我把泥跡斑斑的布鞋洗了，掛在露天鐵絲上。第二天大家要去頤和園，摸摸鞋子，好像是乾了，脚一伸，鞋子短了一大截，原來鞋頭裏凍了一個大冰坨。沒有鞋子，無奈我只好留下。

小戰士教我在暖氣片上烤鞋子，把隔夜的饅頭烤得焦黃噴香，以解心頭那放棄頤和園之痛。聽回來的伙伴說，那天園裏的湖冰裂開，掉下去一個外地紅衞兵。忙亂一陣，落水者被平安救起等等。（丈夫讀到這裏說，那天他就在頤和園裏，而且幫忙救人。可惜，由於一雙鞋子的存心搗亂，我們的相識晚了七年。）

知道我們來自厦門前線，小戰士個個渴望知道對敵鬥爭始末。開始我比較節制，只是把「英雄小八路」啊「前線十姐妹」啊，拿來添油加醋一番。漸漸就信口開河起來。比如，有戰士問：

「你們那裏天天開炮嗎？」

「當然當然。平時耳朵裏塞着棉花球，炮火最密集時，我們乾脆用棉被蒙着腦袋。」

「敵人真的游泳就可以過來嗎？」

「是啊，常常一下課，我們就四散到學校的後山去捉特務。」

名氣大了，旁聽者除了張着嘴不捨眨眼的內陸女紅衞兵們，連指導員也時常來盤腿坐坐。我們趁機軟磨硬纏他們：什麼時候接見啊？他們總是安慰着：耐心，耐心。然後問：你們在家就能聽見敵島上的雞鳴，是真的嗎？

男生們熱衷政治，總是要到「北大」或「人大」去抄寫大字報。開始我們裝模做樣熱心跟着，在雪地上呵着手跺着脚，呀呀，實在太冷了。既不懂，又沒興趣。於是，我和尼汝偷偷溜開去，問來問去，搭上公交車，哐蕩哐蕩居然來到長城脚下。

長城口風沙瀰漫，工作人員不讓我們上去，說要關門了。此時已經沒有班車，我倆傻頭傻腦往回走，完全不知道要走多久。互相鼓着氣：不就是走一小段長征路唄。南方的我們不知厲害，身上僅有薄毛衣，外加一件單軍裝，脚上就是那雙黑布鞋。眼看天昏昏沉沉的，就要下起雪來，一隊帶篷的馬車從身後噠噠地走過，知道我們回北京，就把我倆拎到馬車裏。我們睡了一覺又睡了一覺，聽見一頂老羊羔皮帽發出和藹而滄桑的聲音：孩子，你們的住處到了。揉着眼睛一看，真神，馬車竟然一直把我們送到冶金部門口。

那是凌晨兩點，指導員一直裹着棉大衣，坐在石階上等候。兩個小毛孩的失而復得，讓指導員忘記了嚴厲訓斥，反而透露一個驚天祕密：可能這一兩天裏，我們的夢想就要實現了。

歡呼之後

守候十來天，才趕上末班車，參加毛主席的最後一次接見。

那天晚上，經指導員祕授機宜，我們和衣睡下，辮子仔細梳結實了，只差把鞋子也穿進被窩裏。喁喁噥噥交頭接耳，那樣興奮激動輾側難眠。仿佛剛合眼，就被叫醒。指導員有錶，他說是凌晨兩點。

都到大院排隊集合，霧濛濛的天氣，地上有薄雪。每人分到一袋乾糧，是早餐和午餐。至今我都不大明白，當時的南方學生比如我們，基本是單褲布鞋，家境較好的，身上頂多一件毛衣，平時積累了一肚子白菜清湯，在零度以下的北京是怎麼做到精神抖擻英姿颯爽的？

反正我不行。我先把兩個煮雞蛋當場吃掉，甜包子裏的糖塊也摳出來嘬了。剩下兩個大饅頭，算是特別優待的聖餐哩。不喜麵食的我，假惺惺把凍得梆硬的白饅頭送去給男生們。然後擠進人縫裏窩着不走，他們相對高大的身影，對於我真是擋風的墻哪。

天還沒亮，隊伍已經整整齊齊開進長安街兩旁。那時我的腰可真好，竟然抱膝席地五六個小時無礙。開始時，由指導員領着大家唱革命歌曲，互相挑戰，此起彼伏，群情激昂。常常有人驚呼着打斷：「來了來了！」人群忽地高起又失望地矮下，波浪般一陣湧過一陣，可惜均是謊報軍情。漸漸累了，隊伍有些散亂。

我的一位綽號「肉包」的女同學，人很敦厚，老老實實站在隊伍中間。平時愛漂亮不肯戴眼鏡，等「萬歲」的山呼聲響徹雲霄（別以為是形容詞，是真的！）慌慌張張摸出眼鏡往鼻子掛，眼鏡卻失手掉落了。她彎腰摸索之際，擁擠的人群把她推倒，大概有人還踩着她墊高吧？狂潮呼嘯而過，在一地被蹬落的各式鞋子之中，坐着我那可憐的女同學。她哭得鼻青臉腫，涕淚滂泗，不是因為被壓傷被踩疼了，而是千山萬水一路滿懷憧憬走來，竟然沒能親眼目睹紅太陽的萬丈光芒。

因為個子小，我佔到了隊伍的第一排，前面還有手拉着手的士兵們擋着。他們知道我來自厦門前線，思想可靠，不大認真防我。真正的接見來臨時，我已經哧溜鑽過他們的防線，搶在最前面。可惜就算早早戴好眼鏡，我的高度近視眼還是什麼也沒見到，除了一輛接一輛開過的敞篷汽車。

一個十四歲的小女孩，從未出過家門，結識一群俠義心腸的伙伴同行，去到遙遠的北京，得到很多意外的照料，終於奇跡般完成少年時代的夢想。

那車上站着的，被萬眾歡呼的是誰，已經沒有什麼關係了。

二〇〇五年十二月十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