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進的自由主義者

第二次世界大戰如同上一次世界大戰一樣改變了海耶克的人生。他把很多有關貨幣政策的書籍賣掉，轉而研究政治科學。倫敦經濟學院遭受突襲，人們需要撤離。凱恩斯在鄰接他的劍橋英王學院（King’s College）附近，為海耶克找到了地方居住。海耶克對戰爭的敵對情況感到很沮喪，於是開始撰寫一本小書《通往奴役之路》。他撰寫那本書的目的在於揭示，英國知識分子所嚮往的溫和國家規劃，如何在德國演變成極權主義，就如在其他地方一樣。

那本書於1944年面世，並引起很多爭議，初版迅速售罄。那本書打動了英國戰時領袖溫斯頓·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更成為1945年大選時的一項課題。年輕時的瑪格麗特·戴卓爾也曾讀過那本書。她後來說那本書“是對社會主義規劃和社會主義國家最有力的評論”。那本書讓海耶克的名聲傳至遠及美國。那本書在美國售出數十萬本。另外，《讀者文摘》又多售出60萬本縮節本。那本書為海耶克帶來了名氣，讓他可於美國各地講學，後來更成為史丹福大學的客座教授。

海耶克在1938年希特拉管治的德國吞併了奧地利後，歸化為英籍。在出版《通往奴役之路》不久前，海耶克獲著名的英國人文社會科學院選為院士，這奠定了他作為舉足輕重的英國經濟學家的地位。這在時機上十分幸運：海耶克的另一位經濟學家朋友約翰·克拉彭爵士（Sir John Clapham）告訴他，如果那本書在他獲選院士之前面世的話，英國的當權派學者是永遠不會接納他的。

海耶克一直以來亦探討用其他方法推廣對社會主義和自由社會的評論。1943年在英王學院的一個會議上，海耶克建議成立一個由古典自由主義學者組成的學社，以延續經濟和個人自由的理念，儘管當時知識界的大勢並不在他們這一方。1947年，海耶克真的號召了39位英國、歐洲和美國的思想家，在瑞士度假勝地朝聖山舉行了為期十天的會議。與會者包括米塞斯、卡爾·波普爾、歷史學家C·維洛尼卡·維基伍德（後獲封為女爵士）、年輕經濟學家米爾頓·佛利民（其後獲頒諾貝爾經濟學獎）、喬治·斯蒂格勒和莫里斯·阿萊，還有亨利·赫茲利特、F. A.哈珀和萊昂內爾·羅賓斯等。

這便是後來為人知曉的朝聖山學社。學社很多年後仍然保持其細小的規模，這主要是因為如海耶克的自由主義者，在那時還是少數派。那時共產主義席捲整個東歐；甚至在西方，人們也是在說要通過類似戰時所用的中央控制手法來“贏得和平”。人們認為，與“混亂的”市場經濟相比，國家規劃被視為較為理性、現代化和有效率。

但有賴海耶克，一些自由主義的種子也在那時播下。1946年，一位前皇家空軍戰機機司安東尼·費沙（後獲封爵士）讀過《通往奴役之路》後，走到倫敦經濟學院跟海耶克見面，並問海耶克自己如何能夠幫助他推廣自由主義理念。海耶克告誡他要遠離政治，認為理念對於事情的發展，遠比任何政治家都重要得多。費沙接受了海耶克的忠告，並於十年後成立了經濟事務研究所，並委任拉爾夫·哈里斯（Ralph Harris，後獲封為勳爵）和亞瑟·謝爾敦（Arthur Seldon）管理研究所。在隨後的數十年裏，經濟事務研究所都在質疑當時的知性假設，並陸續發表大量報告和論文，以顯示在多個公共政策領域之中，自由市場比國家干預的優勝之處。

那時海耶克也進一步探討社會和經濟規劃的局限，以加深自己對這課題的了解。隨着海耶克的《集體主義經濟規劃》（Collectivist Economic Planning）一書於1935年面世，他將主要由米塞斯倡導的有關社會主義計算的論戰，從歐洲大陸帶到英語國家。一年後，海耶克正在撰寫另一本討論資訊在經濟制度中所發揮的作用的著作，指出這些分散和很個人的資訊，是中央規劃者沒法收集到的。在1940年代初，海耶克發表了其他論文，揭示了人文科學，如經濟學，與自然科學，如物理學之間在性質上的不同之處，從而顯示試圖以“科學”方法來預測和操控社會根本上是不對的。在1946年，海耶克在其有關人類感知的著作《感覺的秩序》中，進一步探討這觀點。他在書中表示，我們所謂的“事實”，其實只是我們的思維歸檔系統的產物。對於那些認為經濟生活中的“事實”是真實存在，正待一些好心的規劃者加以收集和運用的人來說，海耶克的觀點正正是另一項警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