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經濟學家的誕生
弗里德里希·奧古斯特·馮·海耶克1899年生於那時是奧匈帝國的首都維也納。他來自一個學術世家，家中成員多才多藝：父親是醫生，祖父是著名動物學家，外祖父是憲法學教授和奧地利統計署主席，哲學家路德維希·維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是他的表兄，而他的兩個弟弟後來也成為理學教授。
起初，海耶克也對科學感到興趣，但後來因為一些事件，把他的興趣轉到別處。隨着第一次世界大戰戰火越來越激烈，海耶克加入了奧匈軍隊的炮兵部隊，在意大利前線服役。那時他的工作是在破爛不堪的飛機上當觀測員，可以說，能夠活下來的確已是十分幸運。人類歷史在他的面前起着變化：共產主義攻佔了俄羅斯，哈布斯堡王朝（Habsburg Empire）瓦解。1919年，戰後的奧地利廢除了用於姓氏之前以表示貴族身分的虛詞“von”，由那時起海耶克的名字只喚作F.A.海耶克。
戰爭結束後，海耶克決定研究經濟和社會問題，而不是自然科學。他進了維也納大學修讀哲學和法律。他20歲時已經取得法學博士學位，而兩年後又完成了政治學博士學位。
但海耶克沒有放棄他對科學的濃厚興趣。1920年，他曾短暫地在腦解剖學家康斯坦丁·莫納科的實驗室工作。工作期間的經驗激發了他對感知和人類心智運作的洞察力，而這份洞察力對他日後有關經濟學的見解起着關鍵的作用。
海耶克是個求知慾很強的人，經常埋首書卷。在維也納期間，他接觸到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的著作。這一派經濟學家強調，個人價值觀的重要性和按個人價值觀行動的自由能夠促進經濟發展。該學派的其中一位經濟學家便是路德維希·馮·米塞斯。米塞斯是大學裏的個人導師，他同時也設立了一家為人解決因奧地利和匈牙利解體而引致的債務問題的辦事處。那時米塞斯正需要年輕的經濟學家幫忙處理辦事處的工作。海耶克曾聽過米塞斯的講課，但發覺其思想與自己那套稍微傾向費邊式社會主義的觀點（譯者按：即主張通過漸進而溫和的改良方式來實行社會主義）有很大的衝突：米塞斯曾經發表一篇論文，論述社會主義是不可行的。但海耶克仍然接受這份工作，參與米塞斯的研討會，並隨着合作加深，漸漸地發覺自己的觀點也有所改變——儘管不是全盤推翻自己以往的主張。
通貨膨脹也能讓人明白許多事情。1920年代奧地利的物價瘋狂飊升，短短八個月裏，海耶克的薪金上升了200倍。雖然如此，他的薪金也只是剛好能跟得上每天上升一倍的物價。對於海耶克來說，這種惡性通貨膨脹對社會帶來的混亂十分顯而易見。在海耶克的一生之中，他把通貨膨脹視為嚴重但可避免的罪惡。
米塞斯和海耶克都擔憂通貨膨脹肆虐，這促使他們成立了一個研究商業週期的智庫機構，首任總監由海耶克出任。他們的研究顯示，拙劣的政府政策是這些週期的根本原因。當政府維持低利率，便導致信貸成本便宜，又或者印發貨幣來支付開支時，都會促使人們瘋狂借貸和消費。繁榮期無可避免地會以衰退告終。這分析十分有效：海耶克能夠準確預測到美國在1929年華爾街股災和大蕭條前的繁榮衰退。
海耶克在其著作《貨幣理論與貿易週期》（1929）、《價格與生產》（1931）和《資本的純理論》（1941）中簡述了這項研究，這為他帶來宏觀經濟學家的稱譽。海耶克也十分善於進一步推廣自己的見解：他寫信給《紐約時報》論及1920年代德國的財政狀況。這次寫信給《紐約時報》，是他這類“致編輯函”的第一封，他其後陸續給世界各地報章寫了大量這類信函，論述自己的見解。
1928年，海耶克任職的機構在倫敦舉辦了一個有關經濟學的會議。英國的主要經濟學家均有出席，包括威廉·貝弗里奇爵士（Sir William Beveridge，後獲封勳爵），他負責規劃戰後的英國的福利國家；還有約翰·美納德·凱恩斯（後獲封勳爵），他的經濟主張支配了戰後年代。
雖然海耶克和凱恩斯後來成為了私交，但他們在經濟學上根本是持不同意見的。在維也納當了導師一段時間之後，海耶克在1931年獲倫敦經濟學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經濟學系主任萊昂內爾·羅賓斯（後獲封勳爵）的邀請，轉到那所學院教授經濟學和統計學——也許這是學院想平衡一下他們出名傾向費邊主義（Fabianism）的形象。不到一年間，海耶克和凱恩斯在《泰晤士報》展開了書信論戰：凱恩斯主張政府增加開支以促進那時疲弱的經濟，而海耶克則相信這政策只會導致負債、通貨膨脹和混亂。
可是，以政策辯論的影響來說，身為一個永遠脫不掉奧地利口音的外來者，海耶克的論述雖然是有條不紊，但是仍然敵不過人脈極廣、世故和聰敏靈巧的凱恩斯。例如，海耶克花了很多時間撰寫有關凱恩斯《貨幣論》（Treatise on Money）的評論文章，擔心那書的主張會引致通貨膨脹——但凱恩斯卻對海耶克說，在那期間他對這問題的見解已經完全改變了。但到了1936年，凱恩斯發表了《就業、利息與貨幣的總論》，海耶克今次沒有花時間去評論它，他認為凱恩斯又會再一次改變主意。海耶克認為那本書只是“宣傳蕭條年代的小冊子”，但那本書卻大獲成功，為戰後幾十年的政府干預、擴張、借貸和通貨膨脹定下了基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