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對各種問題的卓越見解

百里先生具有大戰略家的廣闊視野，在政治、軍事、外交、社會弊端等許多問題上都能洞如觀火、一針見血。他辨東西方文化之差異，通古今之變，研究社會現實諸問題，他深知決定國家軍事強弱的根本因素不在軍事之內，而在軍事之外。

在國家制度與軍事建設關係上，他認為：國力由三個要素組成，人、物（資源）和組織（制度）。美國三者齊全，英、法、德、意、日缺乏資源，不缺制度和人，英國和法國資源不足，依賴國外進口，經濟制度比政治制度完善。德國和意大利資源不足，靠人和制度來彌補。俄國不缺人和資源，但制度不行。中國也是地大物博、人口眾多，資源豐富，就是制度落後。生死存亡關鍵在於組織（即制度）。百里先生對於國家制度決定軍事現代化成敗的見解至今仍有現實意義。

他對海權和陸權的分析非常精到：「英之為國，環海而重商，制海權其生存之源也，故其治海軍也，以二國之海軍力為標準。德之為國，當四戰之地，左右鄰皆強，無險可恃，則恃以人，故其治陸軍也，以東西同時受敵為標準。」^【八】中國的現代化是從傳統農耕文明邁向現代海洋文明，改革開放三十年來，已經接近「依賴海洋交通的外向型經濟」的商業貿易生存狀態，海上生命線問題史無前例地突顯出來，海權戰略和建設強大海軍已經刻不容緩，百里先生對英國海權的論述有助於當今我們對海權的認識。

對中國精英階層的知識分子同國家強盛的關係，百里先生也有獨到的分析，他認為秦漢以後，政治實踐階層與知識階層的爭鬥和知識階層內部的自相殘殺是中華民族三千年來衰弱的致命傷：「活動分子與智識分子不絕的暗鬥（莽操之篡與歷代的文字獄），智識分子之內又每形成兩派自相殘殺（歷代的黨爭），一民族中的最重要的細胞，始終在暗鬥的狀態下，因此養成了智識階級的兩件不可救藥的痼疾。（一）就是不負責任（讀書人的最高理想是宰相不是皇帝）；（二）就是不切事實（自禮、樂、射、御、書、數的六藝而改為《詩書》、《禮》、《樂》、《易》、《象》、《春秋》六本書，是一大關鍵），譬如釀酒，酵素壞了，譬如爆藥，電管濕了，舉天下之良法美意無上妙品，一一須經過這一道腐敗幽門，而後能入於中國社會，百藥妄效之總因，豈非在此。」^【九】以百里先生七十多年前之議論，來對照今日知識精英階層的狀況，其擊中之要害，概括之精確，令人禁不住拍案擊掌。他從根本上考察軍事強大的社會之源，揭示了國防軍事與知識階層的關係，不可謂不透徹！二十一世紀的軍隊是智能型軍隊，國家的知識精英是其主幹，中國未來的智能型軍隊能否克服知識階層傳統陋習，亦關係到國防建設的成敗。

蔣百里先生軍事學術上最有創見的觀點，也許就是那句膾炙人口的表述：「我與世界民族興衰，發見一條根本的原則，就是『生活條件與戰鬥條件一致者強，相離者弱，相反者亡』。」他同時發現：「生活與戰鬥本是一件東西從兩個方面看，但依經濟及戰鬥的狀態之演進，時時有分離之趨勢。希臘羅馬在歐洲取得文化先進美名，但近日繼承希臘羅馬文化的卻不是當年的希臘人羅馬人，具有偉大的文化而卒至衰亡的總原因，就是生活工具與戰鬥工具的不一致。」^【十】他發現中國古代西周時期的強盛崛起在於找到了一種使「生活條件與戰鬥條件相一致」的社會組織方式—「井田制」，它既是農耕經濟的制度，又是國家軍事組織制度。

循著百里先生這一思路，筆者以為：中國近代百年之不幸在於古老的農業生活方式不適應近代工業社會的戰爭，即生活條件與戰鬥條件相分離。今天美國的強盛在於全力以赴投入重工業和高科技，因為二者既是生活工具又是戰鬥工具，尤其是高科技的領先，使得美國生活條件與戰鬥條件達到高度一致，這對我們一些眼光短淺、貽誤後世、熱衷於房地產與金融投機的某些「智庫」、「智囊」是否有醍醐灌頂的作用？

百里先生對歷史的概括能力和對戰爭的把握深度是建立在精通歷史基礎之上的，他從歷史中提煉出「生活條件與戰鬥條件」的關係，真可謂達到了太史公「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