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譯本序

六個年頭靜靜地從指尖滑過，面對英語史上的第一部史詩，它的博大精深，它的豐富情愫，我是否忠實準確地彈奏了它的每一個音符？

在拙譯《失樂園》即將送交出版社之際，這個問題愈發強烈地叩擊著我的心扉。從選擇譯題到完成譯稿，就譯者而言，這只是一個自我欣賞、自以為是、誠惶誠恐的過程，一個竭力而為、打上分號的苦樂階段。從1934年上海第一出版社發行的朱維基先生所譯的《失樂園》全譯本至今，在近八十年的社會變遷中，這部史詩以其無窮的魅力吸引著中國的學者和讀者，讀者、譯者和出版者接力傳遞，不同的版本為其延展著生命的市場，一部經典作品在不同時代的助興下演繹著自身的故事履歷。在我的閱讀中，每一個譯本都提供了學習、借鑒和欣賞的樂趣，每一次閱讀都是一次在歷史深度的經線上穿行的快樂之旅。我想引用讀書時抄錄的以下一段話來為我不自量力的嘗試自我解嘲，安撫我這忐忑之心。《哥倫比亞美國文學史》的編撰者在其《前言》中為自己的版本有種解釋，頗能達意：“在上一部與本書同類的集體編寫的文學史——《美利堅合眾國文學史》（1948）的序言中，主編羅伯特·E·斯皮勒及其合作者曾經宣稱：“每一代人至少應當編寫一部美國文學史，因為，每一代人都理應用自己的觀點去闡釋過去。”在那以前，當第一次世界大戰剛剛結束不久，《劍橋美國文學史》的編者也發表了類似的意見。”

具有大家風範的約翰·彌爾頓被後人戴上多頂桂冠，如詩人、散文家、文學家、歷史學家、社會活動家、政論家、哲學家，似乎再多的桂冠都適合戴到他頭上。其實，最直截了當地說，他是智慧的化身，一位偉人。他1608年12月9日生於倫敦，1674年11月8（10？）日卒於倫敦。他一生苦讀勤思，學而不厭，精通拉丁語、希臘語、意大利語、阿拉米語、希伯來語、法語、古英語和西班牙語，即使在雙目失明之後，他仍然要求女兒瑪麗和黛博拉用八種語言念書給他聽，而她們卻不知所云。[1]

彌爾頓的父親在新興的資產階級的崛起中十分成功，擁有足夠的經濟能力負擔兒子的昂貴教育。在十歲時，父親就為他請了一位私人教師，兩年後把他送進極負盛名的聖保羅大教堂學校，1625年再把他送進劍橋大學基督學院。在劍橋大學的七年，他興趣廣泛，博覽群書，接受嚴格的詩歌寫作和雄辯術訓練，於1632年獲得碩士學位。接下去的五年，由於家道殷實，生計無憂，他大多數時間住在父親在倫敦郊外新購的住宅裡，優哉遊哉地在書海裡暢遊，偶爾進城去購買數學和音樂方面的書籍。據資料記載，在這段時間裡，他遍讀了手所能及的拉丁語、希臘語和意大利語的所有古典著作。他是一個例外：在代表他成就的作品問世之前，他就以通才、飽學之士的雅名享譽歐洲。

從1637年下半年開始，他精心安排自己的歐洲遊學之行，比如在哪裡下榻，何時何地與歐洲文化和宗教學說的大師們晤面。1638年5月，他帶著一個傭人啟程前往法國，在巴黎會晤了大名鼎鼎的雨果·格勞修斯[2]——一位荷蘭人，外交家、詩人和神學家，正致力於促進英國、丹麥、荷蘭和瑞典形成泛新教國家聯盟。此後他從尼斯前往熱那亞。在意大利的羅馬、那不勒斯和佛羅倫薩，他參加音樂會，參觀繪畫和雕塑收藏品，驚嘆哥特式的、新古典主義的、巴洛克風格的建築把這些城市變成了藝術作品的廣場。在文藝復興的發源地，他是當時意大利最負盛名的詩人喬瓦尼·曼素（1561—1645）的座上客；他應邀在文人雅士的聚會上朗誦自己的詩作；他應約與各界名流見面交流。在佛羅倫薩期間，他造訪了囚禁在家的天文學家伽利略。當他在日內瓦獲悉自己的祖國難免一場內戰時，1639年8月，他啟程回家。大多數研究彌爾頓的學者認為，英國內戰的爆發標志著他的早期創作結束。他這個時期的詩作主要有《科瑪斯》（Comus，1634）和1645年結集出版的《詩歌集》，其中有《基督誕生的清晨》（On the Morning of Christ's Nativity），《歡樂的人》（L' Allegro），《沉思的人》（Il Penseroso），《利西達斯》（Lycidas）和《十四行詩》（Sonnets）等。

回國之後，他在倫敦城裡找了一處房子，模仿在佛洛倫薩所見，創辦起一所面向新興資產階級男童的學校。1642年，他在三十三歲時與十七歲的瑪麗·鮑威爾結婚。他們在倫敦城裡生活了大約六周之後，瑪麗回到娘家，直到1645年春才回到他身邊。1652年，在生下第四個孩子後兩天，瑪麗去世。1656年他再次結婚，兩年後，凱瑟琳·伍德斯托克因難產去世；1663年，他娶伊麗莎白·明薩爾為妻，這是一段幸福的婚姻，尤其是在倫敦大火之後，彌爾頓幾乎在失去所有生活來源的情況下，明薩爾的忠誠和能力保證了他在平靜中度過最後的歲月。

從1640年到1660年，彌爾頓創作的第二個階段，史稱英國資產階級革命的前半段，其間的重大事件有：1640年恢復長期議會，1642和1648年爆發了兩場內戰，1649年議會組成特別最高法庭，經過審判，查理一世被送上斷頭臺，隨後成立由資產階級和新貴族掌權的共和國，他出任國務會議的拉丁文秘書，1658年克倫威爾去世，1660年查理二世回到倫敦即位，斯圖亞特王朝復辟。由於時政的混亂和新興的新聞出版業的影響，他自覺不自覺地撰寫了一些獨樹一幟的小冊子，觀點激進，針砭時弊，如《論教規的原則和離婚》（Doctrine of Discipline and Divorce，1643），《論教育》（On Education, 1644），《論出版自由》（Areopagitica, 1644），《論國王和官吏的職權》（The Tenure of Kings and Magistrates, 1649），《為英國人民聲辯》（A Defence of The English People, 1651），《再為英國人民聲辯》（Second Defence of The English People, 1654），《論基督教教義》（De Doctrina Christiana, 1650s）。直到今天，《論出版自由》仍是新聞界和出版界津津樂道的經典之一。

1660年5月，查理二世結束流亡，回到倫敦，成為新的國王，擁護君主主義的狂熱分子隨即展開瘋狂的反攻倒算。克倫威爾內閣的幾名成員在議會審判後被送上斷頭臺，彌爾頓，作為支持處死查理一世和擁護共和主義最活躍的辯護人，不得不靠人帶著東躲西藏。同年6月，議會採取措施，準備將他逮捕，宣布他的《為英國人民聲辯》和《偶像破壞者》應該公開燒毀，結果他所有付梓的作品被付之一炬。8月，議會通過法案，列出支持處死查理一世和與克倫威爾政權關係密切的要員名單，統統判處死刑。儘管彌爾頓不在死刑名單之列，但卻沒能幸免遭受迫害。11月下旬，他被捕入獄，經過許多人的努力，12月15日獲釋。曾經三載作為彌爾頓的拉丁文秘書助手，又是其公職繼任者的安德魯·馬維爾，此時八面玲瓏，不顧與彌爾頓交往甚密的嫌疑，公開為其前任開脫。他用心良苦地指出，在查理一世被處死之後不久，彌爾頓就完全失明，處在黑暗之中，這是上帝對他的懲罰，是上帝對被政客誤導，迷入歧途的好人的鞭笞，他應該活下來飽嘗這名正言順的黑暗的懲罰。從此他進入憂患餘生。1666年，一場大火將他在倫敦城裡的老房子燒毀，1650年代以來他所寫的不多的幾首詩和散文消失在火海中。從1660年斯圖亞特王朝復辟到1674年去世，他的第三個創作階段，他給世人留下了《失樂園》（Paradise Lost, 1667），《復樂園》（Paradise Regained, 1671），《力士參孫》（Samson Agonistes, 1671）。

雖然“《科瑪斯》今天看來大概是最流行、最易懂的”[3]，甚至彌爾頓認為《力士參孫》是自己最好的作品，但是，無論批評的風向如何調整，《失樂園》肯定在彌爾頓的所有作品中閎中肆外，金聲玉振，莫與為比，最引人關注。彌爾頓十分推崇荷馬史詩、維吉爾史詩和但丁的《神曲》，在自己的創作中繼承和發展了史詩的宏大和崇高，廣泛吸收先賢們流傳下來的史詩要素的營養。從1668年補充的《詩體說明》，1667年第一版的十卷本到1674年第二版的十二卷本，清楚地表明詩人對史詩傳統的尊重、認同和心靈呼應。雖然《失樂園》是對《聖經·舊約·創世記》別具一格的再現和對西方元典的闡釋，然而撒旦及其追隨者對上帝的造反，墮落的天使戰敗，人的創造，人因撒旦的誘惑而墮落的主題，深深烙上了作者對1650—1660年英國社會、歷史、政治重大事件的經歷和理解的印記，從而賦予這部史詩巨大的創造性和超越性。

沒有人確切知道彌爾頓何時開始構思他的《失樂園》，但孕育的時間肯定很充分。有人說1639年他從歐洲遊學回國後即開始計劃，要用英語寫出英國的第一部史詩，起初準備謳歌亞瑟王和圓桌騎士，後又希望抒寫克倫威爾，他認為他們構成英國歷史上的宏大敘事。收藏在英國劍橋大學三一學院圖書館的《被逐出伊甸園的亞當》的劇作手稿表明，早在1639—1640年，他已開始相關的構思。在《論基督教教義》中，他問道，上帝為什麼要創造人？類似的句子出現在《失樂園》中。在《利西達斯》中，他把天主教教徒比作跳進羊圈的狼，這一形象及其行為被移植到他的史詩中。在《科瑪斯》中，美麗的少女在森林中與兄長分開之後，與司酒宴之神的科瑪斯遭遇，科瑪斯裝扮成牧羊人，花言巧語引誘她，這一幕同夏娃在森林中面對撒旦附體的蛇的表演何其相似。科瑪斯的引誘被美德的力量打敗，撒旦的引誘取得了導致夏娃墮落的勝利。科瑪斯和撒旦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如行為目標明確，不懼失敗，能言善辯，足智多謀，撒旦是科瑪斯形象的發展和豐富。總之，1652年完全失明之後，他的繁重公務逐漸有所減輕，從1656年開始，他口述詩行，女兒們輪流筆錄。1661至1666年的五年間，他把幾乎所有的時間用於創作，最終完成《失樂園》。

人類文化的古典遺產，歐洲的文藝復興和啟蒙主義，深刻地影響了彌爾頓，共同構成彌爾頓的思想源流。在他的作品中，一方面，傳說、神話、寓言、歷史故事和典籍的引用隨處可見，另一方面，截止到17世紀上半葉的最新科學發展也同樣得到反映。古典主義的智慧，希伯來感情主義的仁愛，現代性的核心價值理念，隱含在字裡行間，沉淀在《失樂園》中，構成了一座探索不盡的寶藏。

在1680年代以前，我們今天意義上的批評還沒有出現。由此看來，《失樂園》作為當時的暢銷書直到今天生命力不衰，證明它經受住了各個時代、各種批評流派的考驗。任何批評都是經驗和觀念的尺度反映，而經驗和觀念總在不斷積累和更新，因此，只要讀者還在，在批評的道路上就不乏其人。

在本書的翻譯過程中，不少學界前輩和朋友以各種形式幫助我，尤其是在遇到困難時鼓勵我，我把他們銘記在心。我感謝聯合電子出版有限公司的吳洪先生，他第一個給我提供參考資料，讓我堅定信心；感謝責任編輯，他使我在惴惴不安之中神閒氣定，針對譯文善意地提出了寶貴的修改意見；我感謝聯合電子出版有限公司的寬宏大量，由於我的愚鈍，交稿時間一拖再拖，十分慚愧；西南科技大學外國語學院的陳叢梅教授多次審讀譯稿，常常指津；石發林教授在審讀中提出了很好的建議，陳才副教授提供了整個譯文所需的全部注釋，謝春副教授和尹松濤講師為原文和譯文的電子文檔做了大量的工作，陳才副教授和研究生蔣文婧為譯文收集了約50部參考書籍，胡曉華副教授在2012年寒假，尤其是在春節期間，抱病審讀了12卷清樣中的10卷，提出了24條修改意見，僅僅對他們說一聲感謝是遠遠不夠的，如果把這六年比作一項工程周期的話，那麼他們是整個工程的參與者。最後，我要特別致謝四川省教育廳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四川外國語言文學研究中心，一段行程啊，謝謝你陪我走完。

劉捷

2011-11-9於西南科技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