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追求“與眾不同”的紀錄片
一 文學與影像的跨越：《1918》劉以鬯紀錄片製作實驗
劉以鬯的作品特色就是“與眾不同”；
電影如何能夠做到，確實不容易。
我面對最大的困難是，如何製作一部“與眾不同”的紀錄片呢？
△枯萎殘黃的亂葉之間，一張1960年代的稿紙，
上面有劉以鬯的親筆字跡。
一個煙頭掉下，怒火逐漸成形。
一瞬間，一切化為灰燼。
第一個鏡頭，我構思《1918》紀錄片的第一個鏡頭，堅持要用電子音樂撞擊，樹立劉以鬯（1918-）的形象。（打破一般觀眾的慣性想像。他們很容易以為劉以鬯是一位年紀大的作家，而相信一種緩慢懷舊的感覺；然而事實上劉以鬯的文學是前衛的。）
如果用電影形式表現一個作家，我必須為他度身訂造一種屬於這位作家的電影語言。電影導演最大的責任是如何準確而具創意地，通過具體的電影影像表達抽象的意念。正如坊間所說，電影被稱為第八藝術，本身已包含了繪畫、雕塑、建築、音樂、文學、舞蹈、戲劇等七種藝術形式於一身。因此一個影像，遂呈現了光影、構圖、顏色、節奏、音樂、文字、美術、表意等多重層次與功能。
電影鏡頭的魅力，有別於文字，是它的現場震撼力。一個鏡頭如果具足夠力量，可以帶來多重的信息。劉以鬯的本人及其作品，帶給我的感覺，非三言兩語能夠說清楚，而是由眾多概念組合而成的。我推想，這個鏡頭應該可以涵蓋以下一連串抽象的概念：
形式主義／現代主義／抗命精神／批判社會／與眾不同／前衛／風格冷峻／言簡意賅／雅俗共賞／憤世嫉俗／作者親身經歷／香港情懷／城市感／戲劇性
“文學家紀錄片”，在香港是一個非常新穎的電影類型。[1]我花了六年時間探索、思考和拍攝，其間不斷嘗試和研究。嚴格來說，《1918》前後拍攝了兩遍。第一次拍攝完畢，限於資金的種種條件限制，我覺得未能滿足原來構想的效果，剪接後擱在一隅，沒有放映。直至後來找到另一筆資金，我們可以從頭拍攝。而劉以鬯先生亦一口答應，堅持幾乎每一個訪問重做。經過團隊的努力，克服各種困難，終於完成這部文學家紀錄長片。
這是一個不短的製作過程，我嘗試整理點滴的經驗，一切由這些關鍵詞展開……
劉以鬯的作品特色就是“與眾不同”；電影如何能夠做到，確實不容易。劉以鬯喜歡破格，挑戰語言，所以不可以遵循傳統的方法，或用一些陳舊的電影語言演繹。我面對最大的困難是，如何製作一部“與眾不同”的紀錄片呢？
構思的過程，要由文學家紀錄片的意念開始談起。最初由我和已故作家梁秉鈞（1949-2013）的言談之間，想起一個問題，文學家紀錄片應該怎樣拍攝呢？由大家最初互相討論，到後來落實進行，概念上大抵可以歸納為以下三點：
1.跨越文化的挑戰
文學是一種不容易傳播的媒體，尤其是跨文化語境，我們必須通過翻譯。例如我不懂意大利文，讀卡爾維諾（Italo Calvino）的小說，我只能讀翻譯的文字才看懂。但是即使再好的翻譯家，翻譯的過程必有所失。而我讀懂一個翻譯小說，再看原文，依然沒有任何感覺。換句話說，我無法與原作者的文字直接溝通，只能借翻譯者的文字傳意，想像原作者的文筆和感覺。
電影卻是一種擁有跨媒體的神奇力量。我看意大利導演安東尼奧尼（Michelangelo Antonioni）的電影，只要在字幕上加上翻譯，便可以直接與導演溝通。因為導演運用的是電影語言（film language）。電影語言是一種導演思考的表達工具，不是只停留於對白，而是決定鏡頭（景框、距離、移動、速度、分鏡技巧等）、場面調度、美術（燈光的光暗色彩，服飾、佈景、道具等的設定）、聲音與音效（有聲／無聲、對白、畫外音、音樂、環境聲等）等諸多元素的組合。換句話說，觀眾可以直接接觸電影導演的語言，輕易越過文化的界限。
因此，拍攝文學家紀錄片，我認為最大的挑戰之一，就是如何界定這種跨媒體實驗的成功與否？一部成功的香港文學家紀錄片的定義，是不僅可以為熟悉香港文學的讀者看得明白，連沒有看過該作品或不認識該作家的華人都能看得入神。最後，連完全不懂華文的人，甚至從未來過香港，不知香港文化的外國人，通過紀錄影片，可以認識香港文學，認識香港文化。
因為我表達的方法，不是集中於單純的傳統方法，只關心紀錄受訪者的言談，而是通過精密計算的電影語言，準確而富有美感的方法，將文學家的性格與文學特色，通過電影語言那種直接感官刺激的方法，讓觀眾超越於文化的隔閡，卻能走進文字風格與文字美感之中。所以“跨文化”是我構思文學家紀錄片的第一個挑戰點。
2.“文學家”紀錄片與文學家“紀錄片”
紀錄片的類別有很漫長的歷史，但是有沒有一個電影類型叫文學家紀錄片？命名恐怕可能跟台灣導演陳傳興（1952-）構思“他們在島嶼寫作”系列有關。不過，我對於這個類型的名稱很敏感。我構思的是“文學家”紀錄片，而非文學家“紀錄片”。
我認為拍攝文學家跟其他形式的紀錄片應該有些不同的。文學家紀錄片的處理手法，如果重點在“紀錄片”，導演會集中紀錄作家的歷史或生活方式，又或者採訪不同學者的評論等，這種做法其實跟一般人物傳記的紀錄片分別不大。文學家之特色，是因為他們有兩種生命形態。如果只紀錄文學家的生活是不夠的，因為他們在現實生命形態以外，另外有一個想像的生命形態—通過文字構築的虛構世界。“文學家”紀錄片要處理的，正是要兼顧兩面。若只集中於前者，只會是一個寫作人的生活模式；若只集中後者，會偏向作品改編。我關心的是，兩個生命形式之間的關係。一個作家過怎樣的生活，有什麼時代歷史背景，如何發展自己的生活方式，最終塑造成他的個人風格。而這種文學的個人風格，這種看似抽象的東西，如何越過文字的界限，通過電影語言能夠準確地傳達給觀眾呢？這是我所思考的第二個挑戰點。
3.雅俗共賞
紀錄片的難度是所有素材均建基於現實，而且往往有明顯的信息。過分控制會偏離寫實，過於說教；放任不控制會缺乏美感和失去表達意義的能力，變成受訪者對着鏡頭自說自話的無聊沉悶素材（無論鏡頭如何搖晃亦無補於事）。紀錄片如果賦予太多的功能性，會忽略了藝術性和趣味。要尋找一個平衡點並不容易，特別是文學家紀錄片，其間涉及專業的文學知識，若拍攝得太嚴肅，會失去向大眾觀眾推廣的意義，只有小眾會喜歡；若拍攝得太注重娛樂而忽略文學性，會誤導觀眾對作家與文學作品的認知。拿捏不準的話，不但引不起讀者的認同，甚至招惹憤怒。
我心目中理想的文學家紀錄片，它有可能可以推廣文學，但並不單單是文學的宣傳品。文學與電影是平衡獨立的兩種媒體，它們的合作就好像兩位音樂師的樂器互相合奏，既獨立又互相刷出火花，不應存在一方壓倒另一方的局面，或一方純粹為另一方服務的責任。
文學家紀錄片有可能達致文學教育的功能，卻不等同教育電視式的灌輸知識，例如把一些舊資料當作教學的講義形式（Powerpoint）定鏡處理，這是留給教學課堂做的事情，不是電影導演的工作。電影導演思考的是電影語言，找一種與文學家風格、與文學作品相對應的語言，與之對話、互動或撞擊火花。
所以文學家紀錄片是一齣電影，是一個作品，一種可以獨立存在的藝術品，一種既能賦予不同功能，滿足大眾的各種訴求；同時亦有其創新語言，創新手法，建立突破於語言文字模式的閱讀策略，又能產生新的觀賞美感和實驗性。這就是我所說的第三種挑戰：雅俗共賞了。
形式的考慮必須與內容緊扣，紀錄片最終的電影風格應該是跟作家風格吻合的，尤其我同一時期要處理兩齣文學家紀錄片。因此，我希望劉以鬯的《1918》會“很劉以鬯”，也斯的《東西》會“很也斯”。慶幸的是，最終我執導的兩齣文學家紀錄片，確是明顯的風格不一。我拍攝《1918》，比較集中在上海、香港、新加坡三地，這些跟劉以鬯本人複雜的文學身份與經歷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