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岁，他娶了必嫁士人的徐文美

这是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正是大地向人们奉献了一年丰收成果之后的时节，也是秦少游大婚的喜庆日子。《淮海先生年谱》治平四年（1067）载：“娶徐氏，名文美，潭州宁乡主簿徐成甫女。”这一年新郎少游虚19岁，新娘徐文美芳龄几何呢？史料没有记载。熙宁八年（1075）岳父徐成甫辞世，少游受妻兄徐文通之请作《徐君主簿行状》，称其“享年四十一”。此时少游虚27岁，小岳父14岁。徐文美为徐家长女，按常理至少也得小父亲17—18岁吧。以此推算，徐文美出嫁之时，正是古人常说的“二八佳人”。

关于徐文美的家庭身世，少游在《徐君主簿行状》中叙述较为翔实：

其先泰州兴化人，远祖湘自兴化徙扬州之高邮，家焉。

“徐君主簿”即少游岳父徐天德，字成甫，号赓实，以入粟授潭州宁乡主簿。徐家远祖从兴化迁徙至高邮安家落户，徐成甫籍贯为高邮无疑。他是理财高手，且兴趣广泛，精力旺盛，家里家外料理得井井有条。到他这一辈，徐家已经是当地“右族”（世家大族），“金钱邸第甲于一乡”，家中“聚书几万卷”。而秦家经济实力显然够不上“右族”，充其量在当时当地算是一个比较殷实的小康人家吧。遇到荒年灾病，也常常捉襟见肘，出现“聚族四十口，食不足”（《与苏公先生简四》）的窘境。且家中藏书有限，与其书香门第的声望，与儿孙读书应考的实际需求不相适应。少游曾以自嘲的口吻说道：“家贫素无书，而亲戚时肯见借，亦足讽诵”（《与苏公先生简三》）。藏书超过少游家而又“时肯见借”的亲戚，除了老泰山徐成甫又会是谁呢！中国人谈婚论嫁讲究门当户对，小康之家的少游娶“富二代”徐文美，是否有高攀之心，或曰徐文美是否有“下嫁”之嫌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了解徐文美父亲的人生志趣。徐成甫不仅经营有方，而且曾有志于读书仕进。“初君好学问，聚书几万卷，欲举进士。”无奈其祖父、父亲不同意，只得作罢。所任“潭州宁乡主簿”，是通过“入粟”而不是科考得到的职位。潭州即今湖南长沙，据考证，主簿乃为空衔，不必到任，徐成甫确实也没有到潭州就任。他的人生志向又直接影响到他的择婿标准，曾发誓说：“子当读书，女必嫁士人。”北宋王朝从宋太祖始实行“右文”政策，将“崇文抑武”作为基本国策，读书人的地位空前提高，以致后世文人曾羡慕地将北宋称作读书人的黄金时代。徐成甫“女必嫁士人”的择婿标准不仅是他个人的，也是那个时代一个普世价值取向。秦、徐两家谈婚论嫁之时，少游祖父承议公已是朝廷命官；父亲元化公是拜在名师胡瑗门下的一名太学生；叔父秦定蓄势待发，三年后便金榜题名；少游一辈的小弟兄们遵循祖、父辈的意愿，走的都是一条亦耕亦读、科考仕进之路，因而高邮秦氏堪称书香门第。按照“女必嫁士人”的标准，秦氏子弟当是徐家择婿的首选。徐成甫有三个女儿，徐文美是长女，她的出嫁对于全家具有示范性意义。她嫁给了秦少游这样一个才华横溢的读书人，其父可谓如愿以偿矣。少游《徐君主簿行状》记述：“又以文美妻余，如其志云。”如其志者，徐成甫将长女嫁给少游，非但不是“下嫁”，有辱门庭；相反倒是选中了一个称心如意的乘龙快婿，遂了自己“女必嫁士人”的夙愿。为岳父撰写“行状”之日，少游虽然还未进入仕途，但他十分自信地认为，自己是一个符合岳父所设定标准的合格女婿。《行状》中还有这样一段话：

葬有日矣，文通泣谓余曰：“惟先人行义，可质诸幽明……诸孤良惧泯灭，盍为我图之。”余既相与泣下。

文通即徐成甫长子、少游的大舅子。从文通含泪请少游为其父撰写行状，以及少游与之“相与泣下”之情形来推论，秦、徐两家一直保持着融洽的姻亲关系，交往频繁。此时少游与徐文美结婚已逾七八年，倘若没有他们良好的夫妻关系为基础，两个家庭如此和睦是难以想象的。

中国传统婚姻须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徐、秦两家，一城一乡，一以经商为主，一为耕读世家，在其联姻过程中，月老的撮合作用显得尤为重要。月老为何人？比较有代表性的意见是孙莘老。他是高邮一位重量级的历史文化名人，以他的身份、地位以及与徐、秦两家的特殊关系，应该最有可能也最乐意充当月老的角色。

莘老与少游有着亲密的师生之谊。嘉祐四年（1059），莘老由太平县令被选调进京，任昭文馆馆阁校勘，参与编校昭文书籍。嘉祐六年（1061），自京师返归高邮。《孙莘老先生年谱》载：“三十四岁，自京师归高邮。黄庭坚来谒，以女许嫁庭坚。”黄庭坚这一年17岁，莘老许给他的女儿有一个十分好听的名字叫“兰溪”。这一年少游13岁，他“常造莘老之室，亲聆教诲，并从其学经”（《秦少游年谱长编》）。22岁高中进士、而立之年成为京官的莘老，在童年少游眼中，其形象之伟岸高大，想必是仰而视之的。诗歌《奉和莘老》作于元丰元年（1078）暮春之际，是对当年跟从恩师学习的美好追忆：

童子何知幸最深，久班籍湜奉登临。

挟经屡造芝兰室，挥麈常聆金玉声。

黄卷香焚春晼晚，绛纱人散夜萧森。

明朝只恐丝纶下，回首青云万里心。

少游以韩愈比孙莘老，自比韩门弟子、著名诗人张籍和皇甫湜，表达了自己的远大志向和对孙莘老的崇敬之情。“屡造”和“常聆”描写的是他屡屡登门、经常聆听莘老的教诲；而“春晼晚”和“夜萧森”则形象地写出了一种夜以继日的学习状态。我们不知道也无须求证的是，在莘老家，年仅13的小男生少游与孙家毛脚女婿、17岁的黄庭坚是否有一面之缘；我们想要得到的答案是：那个时候，莘老正值仕途、事业势头方劲之时，一个乡下小男生，怎么就能够轻易拜入其门下呢？追溯起来这可能与少游父亲元化公有关。《宋史·孙觉传》载，莘老“甫冠，从胡瑗受学。瑗之弟子千数，别其老成者为经社，觉最年少，俨然居其间，众皆推服”。莘老受学胡瑗的时间是在庆历七、八年（1047—1048），其后不久，少游父亲元化公亦入太学从胡瑗学。胡瑗弟子虽有千数，但从莘老“最年少，俨然居其间，众皆推服”，以及元化公“有声太学”来看，两人皆为胡瑗的得意门生。他们虽未有幸成为“同年”，却是地道的“同门”。元化公与莘老既为同乡，又是同门，那么少游入其门、执弟子礼就十分自然了。此后少游还屡屡提及莘老的教诲之恩，“屡奉所赐教，诲慰殷勤，虽父兄之于子弟，无以过此”（《与孙莘老学士简》）。在其诗文中每每以“门生”“弟子”自称，如“门生故吏知多少，尽向碑阴刻姓名”（《孙莘老挽词》）等。

莘老与秦家是友，与徐家则是亲。专家考证，莘老之妻为徐氏，与徐文美的父亲或为姊弟关系，“莘老妻盖与成甫姊弟行”（《秦少游年谱长编》）。若以此论，莘老便是徐文美的姑父、少游的姑丈。少游在《与参寥大师简》中称莘老妻为“莘老寿安君”，寿安君是孙莘老妻获得的封号。在《与孙莘老学士简》中，少游尊称莘老妻为“姨婆县君”：

前书闻姨婆县君服药甚久，徐氏弟兄及妻子皆忧挠，不知所为。近闻得僧法宾者，调治已平，可胜忻慰。

简中“姨婆县君”即孙莘老之妻，“徐氏兄弟”则是指徐文美的兄弟姊妹。因为孙、徐两家这一层亲戚关系，而又都居住在州城之内，因此徐文美到自己姑姑家是再方便、再寻常不过之事了。秦、徐两家联姻，少游与莘老的关系又进了一层，少游《孙莘老挽词》之四有诗句云：“故人唯有羊昙在，恸哭西州不忍歌。”羊昙为东晋谢安之甥。《晋书·谢安传》载，羊昙才华为谢安所器重。谢安去世后，羊昙终年辍乐，誓言从此行路不再经过谢安曾经居住的西州路。一日酒醉之后误从西州门经过，醒后从者告知。羊昙遂悲吟曹植“华屋丘山”诗，恸哭而亡，后世因常以此比喻甥舅或姻亲关系。少游用此典故，喻指与孙莘老多重而又不同寻常的关系。

少游大婚对于高邮秦氏无疑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秦家上下喜气空前，祖父承议公最是兴奋。少游是元化公长子、承议公长房长孙。长房长孙大婚，家族之中还有什么比这更大的喜事呢？不仅如此，承议公对这个长孙有着一种不同寻常的感情。皇祐元年（1049）腊月，少游仓促之间出生在他赴任南康的途中。后来襁褓中的七儿与母亲一直随同他生活在南康，居住在简陋的僧舍中，直到四年以后他任期届满，才一同返回家乡高邮。长子元化公去京城求学，尽管“有声太学”，学业优秀，却未及科场一试身手，在少游15岁那年因病早逝。老年丧子，常令他扼腕叹息，伤痛不已。正因为如此，他对这个长孙履行了慈父般的责任，少游差不多一直在他的教导和呵护下，走过了自己的幼年、童年和少年。今日长孙大婚，作为祖父的他怎会不喜从中来！

大喜之日，少游母亲戚氏更是百感交集。四年前，丈夫元化公英年早逝，她的心头一直被挥之不去的哀伤笼罩着。戚氏是一位性格坚韧的女性，中年丧偶的她常常以泪洗面；而在人前，她总是掩藏着巨大的心灵创痛，用自己柔弱的肩头，承担着家庭的重任，精心养育、呵护着自己的儿女们，盼星星盼月亮一般，期盼着他们快快长大成人。这也正是日后少游对母亲戚氏特别孝敬的重要原因，无论是在蔡州还是在京城为官，少游都将母亲迎奉在身边。即使家庭因一时周济不及只能喝粥度日，也要保证母亲吃到“肉糜”。而眼下，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日子像村边的河水一样缓缓地流淌。她需要一件大喜事来冲一冲萦绕在心头的创痛和哀伤。天从人愿，长子大婚，整个秦家垛气象一新，喜气盈门。戚氏心头阴霾尽扫，仿佛换了一个人似的，从里到外透着一股掩饰不住的喜庆劲儿。

秦少游与徐文美的婚姻是一桩十分平常、非常美满的婚姻。徐文美是见诸文字的第一个与他有法定名分、肌肤之亲的女性。元符三年（1100）八月十二日，少游猝死于藤州光华亭，灵柩滞留途中五年后，获准归葬扬州秦氏祖茔。其子秦湛在政和六年（1116）任常州通判、宣教郎，他将父亲灵柩从扬州祖坟迁葬至无锡惠山，与夫人徐文美合殡，这是正史和秦氏家谱记载的史实。秦少游与徐文美不仅是一对原配夫妻，也是一对携手一生，生同床、死同穴的夫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