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古典经济学的假设

研究价值和生产理论的大多数论文主要研究如下两个问题：一是一定数量的被利用的资源如何在不同用途之间进行分配，二是假设这些资源都得到了使用，如何决定这些资源的相对回报，以及这些资源的产出的相对价值[1]。

古典理论通常会以描述的方式研究可用资源的数量问题。这里的可用资源指的是，劳动人口的规模、自然资源和资本设备积累的数量。但是，哪些因素决定了可用资源的实际投入数量，则很少有纯理论深入考察这个问题。当然，要说经济学家完全没有深入考察过这个问题，倒也不是事实。这是因为，关于就业波动连篇累牍的讨论，确实是在考虑这个问题。我的意思不是说古典学派忽略了这个问题，而是说，他们认为这个问题的基本理论简单而浅显。因此，对于这个问题，他们最多只是敷衍了事地提一提[2]。

Ⅰ

人们一致认为，古典就业理论简单明了。虽然经济学家们实际上没讨论过古典就业理论，但我的观点是，古典就业理论建立在如下两个基本假设的基础上：

1.工资等于劳动的边际产出。

这就是说，雇用一个劳动力的工资，等于就业数量减少一个单位（扣除其他某些成本，这些成本是由于减少这个产出而不再发生的）将会损失的价值。当然，如果竞争和市场并不完全，工资将不等于劳动的边际产出。就算如此，我们仍能找到可以遵循的原则。

2.如果既定数量的劳动力得到雇用，工资的效用等于该就业数量的边际负效用。

换言之，某个受雇劳动者（自己估计）的真实工资必须达到某种水平，在该工资水平上，劳动力实际得到雇用的数量正好等于当前可以获得的劳动力数量。第一个假设的限定条件是不完全竞争。与此类似，如果待业者之间形成某种联合，那么，对任一单位的劳动力来说，工资效用将不等于边际负效用。在这里，负效用是导致如下情况的一切原因，即对某个个人或某个团体，如果他们的工资所提供的效用低于某个最低值，那么，他们宁愿失业也不愿接受那个工资。

这个假设与所谓的“摩擦性”失业相吻合。这是因为，为了使这个假设贴近现实，我们会很自然地承认，在通往持续充分就业的过程中，必然横亘着诸多无法掌控的拦路石。例如，以下诸多原因都可能导致失业：第一，由于存在判断失误，或者需求时断时续，专业化资源之间的相对数量会出现短暂的失衡，从而导致失业；第二，出乎意料变化的滞后影响；第三，因为从一种职业转向另一种职业不可能在瞬息之间实现。因此，在非静态社会中，总有一定比例的资源处于“两个职业的转换间歇”，因而尚未得到利用。除了“摩擦性”失业，这个假设对于“自愿失业”也适用。所谓自愿失业，就是一个单位劳动力拒绝或者没有能力接受提供给他的报酬，这个报酬是根据归属于他的边际生产力的产品价值而支付的，拒绝或没有能力的原因不一而足，比如法律现状或社会习俗、劳资谈判、反应迟缓，或者仅仅是因为人性的固执。不过，这两类“自愿”失业和“摩擦性”失业已然无所不包。古典假设不承认还有第三类失业，这就是我所定义的“非自愿”失业。

根据古典理论，在这些条件限定的范围内，可用于就业的资源数量完全由这两个假设所决定。在第一个假设下，我们得到就业的需求表；在第二个假设下，我们得到就业的供给表。就业数量取决于某一点，在这一点，边际产出效用等于边际就业负效用。

由此可见，要想增加就业数量，唯有如下四个途径可循：

（1）提升组织能力或增强预测能力，以减少“摩擦性”失业。

（2）减少劳动的边际负效用，以此来降低“自愿”失业。劳动的边际负效用可以用多雇用一个劳动力所付出的实际工资来表示。

（3）提高工资品行业（借用庇古教授权宜的用法，货币工资的效用取决于这些产品的价格）劳动的实物边际生产力。

（4）提高非工资品相对于工资品的价格，另外，非工薪阶层的支出从工资品向非工资品转移。

根据我的理解，上述观点就是庇古教授《失业论》（Theory of Unemployment）中的要点。在现有论述古典就业理论的著作中，唯有此书的论述最为详尽[3]。

Ⅱ

一般的事实是，在当前的工资水平下，劳动者就业意愿鲜有得到满足的。就这个事实而论，上面关于失业的分类还能算得上无所不包吗？我们应该承认，一般说来，在当前的工资水平下，如果企业家对劳动力仍有需求，那么，劳动力会源源不断地供应[4]。古典学派认为，第二个假设和这个现象并不矛盾。他们认为，在当前的货币工资水平下，企业家对劳动力的需求已经得到了满足；如果仍然还有人希望按照这个工资水平得到雇用，其原因在于，劳动者之间公开或私下达成协议，拒绝为（比一致确认的工资）更低的工资而工作。反之，如果劳动者一致同意降低货币工资，将会有更多的人得到就业。如果情况确实如此，从表面看来，这样的失业是非自愿的，但严格说来却并非如此。由于劳资谈判等因素的影响，这样的失业应该归入上述的“自愿”失业。

我们从两个方面来考察这个观点。第一个方面是，劳动者对真实工资和货币工资的真实态度。从理论上说，这个方面不算是至关重要。但是，第二个方面则是举足轻重的。

我们暂时假设，在当前，如果工资低于某个水平，劳动者将不愿意工作。这样，如果降低当前货币工资水平，处于就业中的劳动力将从劳动力市场撤出，撤出的方式无外乎罢工等方式。我们能否由此得出结论说，当前的真实工资刚好等于劳动的边际负效用？其实并不尽然。这是因为，尽管当前货币工资的降低会导致劳动力撤出，但我们不能作出如下推断：如果货币工资降低的原因是工资品价格出现上涨，以工资品表示之当前货币工资（即真实工资，或者货币工资之实际购买力）的降低亦会有同样的效果。换言之，可能的情况是，在一定范围内，劳动者要求的是最低货币工资，而非最低真实工资。古典学派暗自假设，这种区别不会对他们的理论带来多大的影响，但事实并非如此。这是因为，如果劳动力供给函数不是以真实工资为唯一自变量，那么，古典学派的论证将会土崩瓦解；他们完全无法确定，实际的就业数量是多少[5]。他们似乎没有认识到，如果劳动力供给函数不是以真实工资为唯一自变量，那么只要物价发生变动，他们的劳动力供给曲线将会整体随之移动。因此，他们的方法被他们的特殊假设牢牢束缚住，不能用来处理更普遍的情况。

常识无可置疑地告诉我们，劳动者（在一定限度内）要求的是货币工资，而不是真实工资。这种情况绝非偶发，而是惯例。劳动者通常会抵制货币工资的降低。但是，无论在什么时候，如果工资品的价格出现上涨，他们也并不会因此撤出劳动力市场。有人认为劳动者抵制货币工资的下降，却不抵制真实工资的下降，这种想法有些不合逻辑。根据后文（本章第三节）提供的原因，这并不像乍看起来那样不合逻辑。而且，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也幸亏如此。但是，合乎逻辑也好，不合逻辑也罢，经验表明，劳动者实际就是如此行事的。

此外，另有一种观点认为，在经济萧条阶段，失业是普遍现象。而造成失业的原因是，劳动者不同意降低货币工资。这种说法与事实不符。有人说，美国在1932年之所以出现失业，无外乎如下两个原因：第一，劳动者顽固不化，不同意降低货币工资；第二，他们非某个真实工资不干，而这个工资水平超出了经济机构的生产力可以承受的范围。这种说法也毫无道理。在某些时段内，就算劳动者所要求的最低真实工资或者他的生产力没有发生显著变化，就业也会遭遇大起大落。较之景气时期，劳动者在萧条时期不见得会更加凶狠好斗，而只会更加温良恭让，他的实际生产力也不会逊色于彼时。由于这些来自经验的事实，人们有理由怀疑，古典学派在分析上存在缺陷。

货币工资的变化和真实工资的变化之间有何关系？如果我们考察有关的统计学结果，这会是一件饶有趣味的事。如果我们只关心某个特定行业变化的情况，那么可以预期的是，真实工资将会和货币工资按同一方向变化。但如果是一般工资水平变化的情况，我们将会发现，真实工资和货币工资远非像人们常说的那样按同一方向变化，而几乎总是背道而驰。也就是说，如果货币工资上涨，真实工资会随之降低；如果货币工资降低，真实工资将随之上涨。这是因为，在短期内，无论是货币工资降低，还是真实工资上涨，就业数量都会随之减少，当然，减少的原因各异。当就业数量减少时，劳动者更愿意接受减薪。而在同样的环境下，真实工资之所以不可避免地上涨，其原因在于，在资本设备数量既定的条件下，如果产出减少，劳动力的边际回报将随之增加。

事实上，假设当前的真实工资是某个最低水平，低于这个水平，在任何环境下，劳动者的数量也不会超过当前的就业数量。如果这个假设正确无误，并且不考虑摩擦性失业，那么，非自愿失业将不复存在。但是，假设经济体系总处于这种情况显然是荒谬不经的。这是因为，就算工资品的价格上涨，真实工资随之降低，但是，除了已被雇用的劳动者，在当前的货币工资水平下，还会有一些劳动者渴求就业机会。如果这种情况属实，当前货币工资能够购得的工资品并不能如实地反映劳动边际负效用的水平，那么，第二个假设就不成立。

但是，还有一个反驳更加一针见血。第二个假设源自如下观点：劳动者的真实工资取决于劳动者和企业家的议价。他们也承认，双方就货币工资进行讨价还价。他们甚至承认，劳动者接受的真实工资不会和当时的货币工资水平毫无关系。但他们认为，正是双方的议价决定了货币工资，进而决定了真实工资，因此，古典理论假设，只要接受货币工资的降低，劳动者总是能够降低其真实工资。他们的假设是，真实工资总是倾向等于劳动边际负效用。这相当于假设劳动者能够自行决定真实工资水平，虽然说他无法决定，在这个工资水平，就业数量有多大。

一言以蔽之，传统理论坚持认为，真实工资取决于企业家和劳动者的议价。因此，假设企业家之间存在自由竞争，并且劳动者之间的结盟不受限制，后者能（如果他们愿意）将他们的真实工资调整到某个水平，在这个工资水平下，真实工资等于劳动边际负效用。而劳动边际负效用则取决于企业家提供的就业数量。如果这个结论不正确，那么，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可以预期，真实工资和劳动边际负效用会趋向于相等。

我们必须时刻谨记，古典理论有意将劳动者看成一个整体。古典理论不承认如下情况，即就算他的同伴拒绝减薪，某个劳动者却可以接受减薪，从而得到就业。在古典经济学家看来，古典结论究竟是被应用于一个封闭的经济体系，还是被应用于一个开放的经济体系，这并没有什么分别。他们认为，无论是开放经济体系的诸般特性，还是由于货币工资降低，一国的外贸受到影响，都丝毫无损于古典结论的应用。当然，这些问题都不在本书讨论范围之内。他们还认为，如果以货币表示的工资单位降低，银行制度及信用体系受到影响，古典结论的基础亦不受影响。我们将会在第十九章详细探讨这些影响。古典学派的结论基于如下的信念：在一个封闭的经济体系中，如果货币工资的一般水平降低，在短期内，真实工资也会随之降低，这个结论仅受限于一些无足轻重的条件。

前面假设，真实工资的一般水平取决于企业家和劳动者就货币工资的议价。这条假设并非不证自明。但无论是证明者还是反驳者都寥寥无几，这实在是咄咄怪事。这是因为，这个假设和古典理论的一般原则相去甚远。这个所谓的一般原则告诉我们，物价取决于货币表示的边际主要成本（marginal prime cost），而边际主要成本则取决于货币工资。因此，如果货币工资发生变化，我们可以预期古典学派将会推断出，物价几乎会按同一比例变化。这样，真实工资以及失业水平实际和之前一般无二，劳动者任何微小的收益或损失，都会成为其他要素的损失或收益，这些要素的边际成本保持不变[6]。但他们似乎偏离了这条思维原则。这是因为，他们坚信，劳动者能自行决定自己的真实工资。另外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他们先入为主地认为，物价取决于货币数量。一旦他们相信，劳动者能够自行决定真实工资，他们就将这个命题和另外一个真命题混为一谈了。这个真命题是，劳动者总能自行决定，对应于充分就业的真实工资是多少，也就是说，劳动者能够自行决定，既定真实工资对应的最大就业数量。由于将真假命题混为一谈，他们对前一个命题越发地坚信不疑。

让我们做一个概括。针对古典理论的假设，我们从两方面作出反驳。第一个方面和劳动者的实际行为有关。如果物价上涨，真实工资随之降低。如果此时货币工资保持不变，一般说来，在这种情况下，较之物价上涨前的实际就业数量，当前的劳动力供给量不会减少，原因在于，当前的劳动力供给量取决于当前的工资水平。假设当前的劳动力供给量减少，这就相当于假设在当前的工资水平下，对于那些愿意就业的失业者来说，只要生活费用出现轻微的上涨，他们就会撤回他们的求职申请。但这条奇怪的假设却堂而皇之地成为了庇古教授《失业论》的立论基础[7]，也成为了一切正统经济学派默认的假设。

但是，另一方面的反驳更加切中要害。这项反驳源于我们对如下假设所持的异议，这就是，真实工资的一般水平直接取决于工资谈判的特点。我们将会在后面章节中逐步展开我们的反驳。古典学派假设，真实工资取决于工资谈判，这显然与事实不符。这是因为，假设全体劳动者能够调整货币工资的一般水平，使之等于对应于当前就业数量的劳动边际负效用，这无异于痴人说梦。假设全体劳动者和企业家能够通过谈判来修正货币工资的水平，从而将真实工资降低至某个既定的值，这也纯属主观臆断。这将成为我们的论点。我们会尽力证明，真实工资的一般水平取决于其他几种力量。阐明这个问题将是本书的主题。在这个方面，现实的经济体系到底是如何运作的？我们将要证明，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误解可谓根深蒂固。

Ⅲ

通常认为，真实工资的一般水平取决于劳动者或劳动团体就货币工资的争议。事实上，所争议者另有目标。由于劳动力尚不能畅通无阻地流动，工资不能精确反映不同岗位的净收益，这样一来，无论是劳动者个人，还是劳动团体，如果他（们）同意货币工资相对别人降低，他们的真实工资也会相对别人降低，那么，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抵制货币工资的降低。另外，假设由于某种变化，全体劳动者的货币购买力受到同样的影响，要抵制由此而来的每一次真实工资的降低，这种做法并不现实。事实上，如果真是由此方式引起真实工资的降低，劳动者一般不会加以抵制，除非真实工资降到某个极端水平；而且，劳动者抵制货币工资的降低，这种情况只发生在特定的行业。因此，就业总量增加受到的阻碍远不如另外一种情况，也就是说，劳动者抵制每一次真实工资的降低；如果后一种情况发生，就业总量的增加将面对不可逾越的障碍。

换言之，对于货币工资的争议，主要影响的是真实工资总量在不同劳动团体之间的分配，而不是每个就业单位的平均工资水平。我们将会看到，后者取决于另外一组迥乎不同的力量。某个劳动团体结盟的作用在于，保护他们的相对真实工资。真实工资的一般水平取决于经济体系中的其他一些力量。

由于货币工资的降低鲜有或不可能步调一致，因此，劳动者会抵制货币工资的降低，就算货币工资对应的真实工资超过当前就业数量的劳动边际负效用，他们也会抵制货币工资的降低。比起古典学派，他们倒更像是天生理性的经济学家。尽管他们是无意而为之，这实在是一桩幸事。但是，如果真实工资降低，劳动者并不会加以抵制。假设货币工资保持不变，如果就业总量增加，真实工资会随之降低。当然，如果真实工资下降势头过猛，劳动者担心真实工资低于当前就业数量的劳动边际负效用，他们也会抵制真实工资的降低。如果是货币工资降低，哪怕降幅微不足道，每一个工会都会作出一定程度的抵制。但很难想象，只要生活成本出现上涨，有哪个工会会每一次都应之以罢工。因此，工会并未阻挠就业总量的增加，而这一条正是古典经济学家加在它们身上的莫须有罪名。

Ⅳ

现在，我们必须定义第三类失业，也就是严格意义上的“非自愿”失业，古典理论不承认这类失业的存在。

显然，当我们说“非自愿”失业时，我们并不仅仅想说存在未超尽的工作能力。如果一个人一天能工作十个小时，而他现在一天工作八个小时，此人的工作时间当然没有超过他的工作能力，但我们不能因此就断言存在失业。如果工资低于一定的实际报酬，某个团体的劳动者宁愿选择放弃劳动，我们也不认为这种情况就是“非自愿”失业。进一步而言，将“摩擦性”失业排除出我们“非自愿”失业的定义，也是权宜之计。因此我们对“非自愿失业”的定义是：如果工资品价格相对于货币工资出现轻微上涨，当前货币工资水平决定的劳动总供给和总需求均大于当前的就业数量，我们就说，一定有人处于非自愿失业状态。在下一章我们还会给出另外一个定义。这两个定义可谓异曲同工（参阅第三章第一节）。

根据这个定义，我们可以推断，如果现实地解释古典理论的第二个假设，也就是说，就业数量的边际负效用等于真实工资，那么，这个假设是针对“非自愿”失业不存在的情况。我们可以将这种情况描述为“充分”就业，无论是“摩擦性”失业，还是“自愿”失业，都和如此定义的“充分”就业不矛盾。我们将会发现，这也符合古典理论的其他特点。我们可以说，古典理论就是充分就业下的分配理论。只要古典理论的假设成立，上述意义的非自愿失业就不可能存在。因此，显而易见的是，导致失业的原因无非是以下几条：第一，处于“职业转换”中的暂时性失业；第二，高度专业资源的需求时断时续；第三，工会禁止自由地雇用劳动者。因此，由于忽略了他们理论的潜在假设，古典经济学家们不可避免地得出某种完全符合他们假设逻辑的结论，这就是，出现明显失业（不包括上述公认的例外）的实际原因是，失业者拒绝接受与其边际生产力相称的报酬。劳动者拒不接受削减工资，古典经济学家也许会对此心存怜悯，此外，他也会承认，就算失业者一味迎合这些暂时性的条件，也非明智之举，但出于治学的严谨，他不得不宣称，劳动者不知变通，这无疑是一切困境的渊薮。

但是，如果古典理论仅适用于充分就业的情况，而且非自愿失业现象确实存在（谁又能否定呢？），那么，将古典理论应用于非自愿失业的问题，这种做法显然谬之极矣。古典经济学家就好比是生活在非欧几何世界里的欧氏几何学家，他观察到两条明显的平行线不断相交，就责难这些线条为什么不能一直到底。这是因为，对于正在发生的这种不幸的冲突，这是唯一的补救措施。事实上，除非放弃平行线公理，另创非欧几何体系，否则的话，这个冲突必将无解。当今的经济学也需要同样破旧立新的大手笔。我们必须抛弃古典经济学教义中的第二条假设，求解如下经济体系中的行为准则，在这个经济体系中，严格意义上的非自愿失业有可能存在。

Ⅴ

一方面，我们强调，本书的观点和古典理论体系存在分歧；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忽略，两者之间存在重要的共同之处。这是因为，我们必须保留第一条假设，它仅有的限制条件等同于针对古典理论的限制条件。我们必须暂停片刻来考虑这个假设的内涵。

这个假设意味着，在组织、设备和技术都是既定的条件下，真实工资和产量（进而是就业数量）之间唯一相关，因此，一般说来，如果就业数量增加，真实工资率必然随之下降。所以，古典经济学（正确地）认定这条假设是无懈可击的关键事实，我本人对此亦不持异议。在组织、技术和设备状态都是既定的条件下，一单位劳动挣得的真实工资和就业数量之间有着唯一（反向）的关系。这样，如果就业数量增加，那么，一般说来，在短期内，一单位劳动的报酬必然减少，而利润增加[8]，在这里，劳动报酬以工资品表示。这个结论还有一种人所共知的表达方式：假设设备等固定不变，在短期内，某个行业的正常运作遵循回报递减原则，因此，随着就业数量的增加，工资品行业（它们主导着真实工资）的边际产出必然递减。事实上，只要这个论点成立，无论采用什么方法增加就业数量，边际产出必定随之减少，这样，以该产品表示的工资率也必然随之降低。

但如果我们放弃第二条假设，那么，随着就业数量减少，劳动者得到的工资（以工资品表示）更高，但这并不意味着劳动者会索要更多的工资品。劳动者愿意接受较低的货币工资，这未必是医治失业的良方。这里，我们提前接触到了和就业有关的工资理论。但我们还不能充分阐明该理论，只有到第十九章及其附录，我们才能实现该目标。

Ⅵ

自萨伊（Say）和李嘉图以降，古典经济学家一致认为，供给会创造出它自己的需求。他们的意思是，无论直接或间接，生产这个产品的全部成本必然用于购买这个产品。他们的解释看似言之凿凿，却又语焉不详。

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中，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是这样表述该论断：

构成购买商品之支付手段的，唯有商品而已。每个人购买别人产品的支付手段，无外乎是他自己占有的产品。有卖必有买，因此，所有的卖家必然也是买家。如果一国的生产能力能够突然倍增，那么，每个市场的产品供给量也将倍增。但是，我们的购买力也会同样倍增。这就是说每个人的需求量和供给量会一样倍增，每个人能够购买两倍于从前的商品，因为每个人手上有两倍于从前的商品可以用于交换。[9]

这个论断的推导是，如果任何人克制当前的消费，由此产生的结果是，原本用于生产消费品的劳动和商品必然转而用于生产资本品。下面的引文摘自马歇尔的《国内价值纯理论》[10]，表明这个论断的一脉相承：

一个人的收入是全部用来购买服务和商品的。当然，一种老生常谈的说法是：某人将其收入的一部分用于消费，余下的用于储蓄。但是在经济学上，一个人是用他储蓄的那一部分收入购买服务和商品，还是用一部分收入进行消费，这两者并无本质差异。这是一个耳熟能详的经济学公理。如果他想要从所购买的服务和商品中获得当前的享受，那么，我们说，他此时是在消费。如果他所引致的劳动和商品是因为他致力于生产财富，我们说，他此时是在储蓄。在这里，财富是他预期在将来获得享受的方式。

事实上，无论是马歇尔后期的著作[11]，还是埃奇沃思或者庇古教授的著作，我们都很难从中找到可资比较的段落。这是因为，这个学说再也不会以这种洗尽铅华的本来面貌示人了。但它仍然隐含在一切古典理论的背后。少了这个学说，整个古典经济学的大厦将会轰然崩塌。当代经济学家并没有坚决认同穆勒，但他们毫不犹豫接受的一些结论，都是以穆勒的学说作为假设前提的。例如，庇古教授认为，除了存在摩擦的时候，有无货币全无影响。这个观念几乎贯穿于其著作的始终。他在后续章节敷衍了事地引入货币，用以描述“实物”交易，并将生产和就业理论求解出来（如同穆勒做的那样），形成古典理论的现代版本。当代思想仍然深深地沉迷于如下的观点而不可自拔，即不管以什么样的方式，人们总是要将他们的钱财花掉。[12]事实上，在“一战”后的经济学家中，很少有人能够始终如一地秉持这个观点。这是因为，在他们当前的思想中，已经渗透了大量相反的趋势和经验事实，他们先前的观点和这些经验事实明显背道而驰[13]。但他们既没能从中得出影响深远的结果，也没能修正他们的基本理论。

这些结论很可能已经应用于现实的经济体系。原因在于，人们将现实经济和无交换的鲁滨逊经济混为一谈。在鲁滨逊经济体系中，收入是生产活动的结果，人们将之用于消费或储备。事实上，收入唯一的构成，是生产活动之实物的产出。撇开这点不谈，另外一个结论倒是相当合理，这就是，满足需求的销售收入总是能够补偿产出的成本。这是因为，我们很难将这个命题和另外一个正确的命题区分开来。后一个命题是，在一个社会中，某个生产活动所用的生产要素都满足如下条件：生产要素的收入价值刚好等于产出价值。

同样道理，他们也很自然地假设，就算某人没有明显从其他人那里获取任何物品，但如果他采取行动使自己更加富有，那么他的行动也必然惠及整个社会。因此（刚刚引自马歇尔的段落中），个人的储蓄行为必然导向对应的投资行为。他们再次强调，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是，个人财富的净增量必然完全等于社会财富总量的净增量。

但他们之所以得出这些观点，是受到假象的蒙蔽。正是由于这种假象的存在，他们才会将这两种迥乎不同的行为混为一谈。对于如下两类决策：一类是放弃当前消费的决策，另一类是提供未来消费的决策，他们错误地认为，在这两类决策之间，有一条看不见的线索将两者联系起来。但是，就算决定后者的动机和决定前者的动机不无关联，这种关联也绝不会如此简单。

因此，在他们看来，总产量的需求价格等于供给价格，这个假设相当于古典理论的“平行线公理”。一旦这个假设被当成公理接受，很多结论也就顺理成章了，比如节俭有益论、对待利率的传统态度、失业的古典理论、货币数量理论、自由放任对一国外贸的绝对好处。这些结论都是我们质疑的对象。

Ⅶ

在本章，我们指出，古典理论的诸多论点取决于如下三个假设：

（1）真实工资等于当前就业数量的边际负效用。

（2）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非自愿失业。

（3）供给会创造出它自己的需求，在这个意义上，无论产出和就业处在什么水平，总需求价格等于总供给价格。

这三个假设浑然一体，殊难分离，从逻辑上说，三者相生相依。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