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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拱心石”是在奔跑中死去的马。那是极为完美的生死一致的瞬间。我曾经让我剧中的主人公说过这段台词——“死，并非开始于生的终结。生命一旦结束，死亡也就落幕。死，只能存在于生之中。”死，就是在生之中若隐若现、纠缠不休的“人生配角”。现实中的我们也常常会经历这样的瞬间。我们不断地梦见生死一致的瞬间，期待着历史不要拉开“应当如何生存”与“应当如何死去”这两大疑问之间的距离。

我的父亲在“二战”期间因酒精中毒而死。其真实原因是他意识到自己对于“应当如何死去”的思考，且无论如何都无法给出“如何生存下去”的理由——于是酩酊大醉，半夜走到铁轨上开枪，不久之后被征兵上了前线，在战地酒精中毒死了。我的父亲是个一辈子翻不了身的乡下刑警，他也许无论如何都无法相信在战争中的“死”也会造就某种“生”。

每当踏入跑马场的人群之中，我总会感到那种不可思议的热浪像巨大的“死亡阴翳”展开双翅笼罩着看台。所谓“失去故乡”的情绪，也可以说是因为赌马爱好者们只相信眼前的当下——“过去的一切都化为他乡之物”——而产生的。“死”并不会纠缠在上一场比赛未中的废马票、被抛弃的孩子、被忘记的女人和过期的报纸上。“死”，释放着和“生”同样激烈的燃烧之火，只存在于现在进行时中。跑马场上的状态和我们历史上那些关键时刻极为相似，简单来说，就是弄丢了生死成分配比表的群众，试图拼命恢复生死平衡的行为。在那里，为了保持生死平衡而发生的“合法掠夺行为”，并不靠马票中彩与否的金额来计算，而是靠自身与钱包中的金额是否相称来体现。现代的我们时常为“量的死亡”“社会性的死亡”与“质的生存”“个人的生存”之间的差异而烦恼。这些原本是同一个时代的辩证法问题，但不知何时“量的生存”“社会性的生存”“质的死亡”“个人的死亡”等词汇被抛弃了。亨利·米勒在引用友人阿尔弗雷德·佩雷斯^[31]的《背德者》中的句子后写下“世间众人的使命在于记忆”，但是，我们耳中残存的始终是求救的语言。

“杀人啦！杀人啦！主啊！救救我！救救我！”当我赶到街头，汽车已经消失无踪。只剩下女人哀号的回响给无人的街道带来生命。（亨利·米勒《回忆的回忆》）

胸前挂着“请跟我说说话”牌子的老人总是孤独一人。在福利社会中，当“生存价值”成为问题时，最初指的都是“质的生存”“个人的生存”的价值。然而在我们这个时代，“质的死亡”更难能可贵。“量的死亡”带来的恐惧在不知不觉间让我们忘却了应“将‘量的问题’从‘质’的角度重新审视”。

（闪回——我曾经创作过一本名叫“喜剧版我的斗争”的图画书。写的是一个孤零零的男人为发动战争做出种种尝试最终失败的故事。那次创作，比我上学时的物理作业还要难上不知道多少倍。最后接近成功时，主人公已经不再是一个“孤零零”的状态了。）

是谁弄错了生与死的成分配比？上帝，还是失去了社会性躯体形式的这个时代的“肉体恶”？无论是谁，可以肯定的是，这种生与死的不一致正在将我们逼入危机。

戏言（5）

为什么“死”会有分量？一个男孩提出了疑问。

因为他觉得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死是绝对的。“只要我死了，这个世界对我来说就失去了意义，不是吗？”死，既没有分量问题，也没有相对性的原理。所以核航母也好机关枪也罢，只要是用来杀人就没什么两样，并不存在哪个更坏。

学生运动家——你的想法是对“死”的私有化。

赌徒——孩子的意见中缺少了死亡概率问题。

史学家——“死”在现代并不是“事”，而是“物”。既然是“物”，当然就有“量”。

殡葬馆——我赞成。

诗人——所以从根本上来说，问题出在现代没有能够与核航母匹敌的重量级的“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