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江户平民文化的策源地——吉原
17世纪以来，随着江户的城市建设急速发展，来自全国各地的武士、商人等纷纷聚集，使得男性人口骤增。江户时代的日本全国人口约2500万，而江户地区人口就高达百万之众，其中青壮年男性约25万，武士与平民各占半数，但中青年女性仅有8万余人，男女性别比超过三比一[1]，比例严重失衡，由此导致娼妓泛滥，色情业应运而生。据史料记载，最早在江户深川一带经营妓院“西田屋”的老板庄司甚右卫门，先后于1605年（庆长十年）和1612年（庆长十七年）两度向幕府提出设置统一管理的“游廓”，建议将妓院与外部社会隔离并实施保护措施，以规范社会风尚。[2]
1617年（元和三年），幕府终于批准庄司甚右卫门在日本桥葺屋町（现在的日本桥人形町）设立江户第一个集中娼妓区，命名为“吉原”。1638年（宽永十五年），设置了吉原大门，四周隔离，派专人看管，封闭式的游廓正式形成。[3]早期吉原的顾客主要是有权势的贵族和上层武士，营业时间限定于白天。江户吉原与京都岛原、大阪新町遥相呼应，是日本“三大花街”之一，成为万众瞩目的寻欢作乐之地。明历大火之后，吉原游廓迁往浅草的日本堤，面积比原来扩大了1.5倍，约1万平方米，称为新吉原，由于地处江户城北面，因此也有“北国”的别名。为防止游女逃脱，四周筑有围墙。游廓内除游女屋之外，还有日用品杂货店、澡堂等，俨然一座小城。沿着进入大门开始的“仲之町”（意即中央大道）径直前行，不过5分钟即可穿越整个吉原。但对于那些自进入以来就从未离开这座小城的游女来说，这里就是她们生命的全部。
吉原妓女端坐在沿街的栅栏后面招揽游客，日语称为“张见世”。（摄于1900年，原载于：小西四郎等編『百年前の日本』、小学館、2005。）
18世纪前期，吉原总人口超过八千人，其中游女人数在1743年（宽保三年）前后达到两三千人。维持这样一个庞大人群的生活来源，不再是拥有特权的富裕阶层，而是大批下级武士和市民职员。元禄年间（1688—1703）之后，随着武家政权逐渐衰弱，江户开始成为以市民为主导的城市，富裕起来的市民尤其是幕府的御用商人成为吉原的常客。宝历年间（1751—1763）高级游女太夫、格子不复存在，曾经作为见面场所、收取高额费用的“扬屋”也随之消失。同时增加了许多被称为“散茶”“埋茶”的低级游女，她们多属被取缔的私娼。由此，吉原的游乐方式也随之简化，加速了性作为商品交易的大众化。随着吉原游廓的门槛渐低，不仅吸引江户市民，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也被吸引至此，吉原迎来了繁荣的高峰。
花魁
1679年（延宝七年）起介绍吉原的书籍《吉原细见》开始不定期出版，相当于今天的导游手册，是江户时代的畅销书，持续出版了150年之久。据1791年（宽政三年）出版的《吉原细见》记载，当时的游女接近三千人之多，俨然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等级社会。其中最高级别的游女被称为“花魁”，也称太夫，不仅容貌姣好，还具备较高的文化修养，可谓才色兼备的明星，主要服务对象是贵族和高级武士。太夫与其次级别的格子、局女郎统称为“上位三等”，她们擅长乐曲、茶道、花道、诗歌、书法及舞蹈等传统技艺，是浮世绘美人画的主要原型，最早在1658年（万治元年）作为刻本插图出现。[4]
吉原的大部分游女来自农村的贫苦家庭，当然，游女并非个个出身贫寒，也有不少是京都公卿贵族门第的公主，或是触犯幕府而遭改易抄家的诸侯千金。吉原还有专门从事收买农家子女作为花魁候补的职业“女衒”，终年奔波于全国各地。10岁左右的女孩进入吉原之后称为“秃”，类似婢女，先从事日常杂务，伺候游女们并耳濡目染，有悟性的孩子将有希望打开走向花魁的道路。15岁左右的少女称为“新造”，正式进入见习阶段后称为“振袖新造”，作为游女的代理安排场面上的事务，17岁之后才结束见习阶段，开始独立接客。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她们还要学习各种乐器演奏、茶艺歌舞、赋诗书画等，以提高自身资质，努力成为最高级的花魁。但游女的从业年龄以27岁为限，如果到此时尚未攒够赎身的钱，大多留在吉原继续从事日常服务性的劳作。有幸成为花魁的游女凤毛麟角。
八千代太夫图
绢本着色
82厘米×33.2厘米
17世纪中期
京都 角屋保存会藏
“花魁道中”是花魁的出行仪式。上图为当年京都岛原花魁出行的真实情景，花车开道，侍从前呼后拥，场面奢华。现已作为民俗景观保留下来。
（摄于1890年，原载于：小西四郎等編『百年前の日本』、小学館、2005。）
井原西鹤在《好色一代男》中对花魁有这样的描述：“客人来了后，先弹琴，又吹笙，继而咏和歌，泡茶，插花，调整时钟，与客人弈棋，帮女孩家梳头，谈古论今，举座为之动容。”在今天的浅草神社，依然保留着名为“粧太夫”的吉原花魁的书法碑，吉原花魁的教养水平从中可见一斑。最早以花魁为题材的通俗小说《露殿物语》刊行于1624年（宽永元年）前后。《八千代太夫图》是宽文美人图中精彩的绢本作品，表现的是17世纪50年代的京都名妓八千代，画面上还录有八千代所作和歌，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花魁的学识教养。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初会”中被称为“花魁道中”的场面，是接指名的花魁从住处到见面场所的过程。花魁走在中央，有年少的“秃”随身伴行，候补花魁“振袖新造”在前面引路，随行的还有照顾日常生活的年长退役游女和提灯打伞、开路断后的一干人马，浩浩荡荡招摇过市。由于“花魁道中”的场面极为奢华且具有典型的代表性，使之成为歌舞伎和浮世绘的主要题材之一。
独特的“吉原文化”
吉原历经百年变迁，成为江户大众文化的发祥地。被称为“粹”的独特概念，当初是形容男子在吉原与游女交往的礼节。吉原既是与世隔绝的桃花源，也是梦想成真的乌托邦，与一般意义上的红灯区最大不同之处在于“模拟结婚”，即所有程序与现实中一样，虚假与真诚的感情在这里交织，规矩繁复且彬彬有礼。一般都要经历“初会”“里”和“驯染”三部曲，每个程序均极费时，双方都表现得矜持高傲且温文尔雅，全无皮肉生意的粗俗，否则即“无粹”。“粹”可以理解为有风度、有教养，也富有幽默感，后来推而广之成为江户人崇尚的品格修养和审美意识。与此类似的另一个概念是“通”，原指对吉原的各种游乐方式的熟稔，也指在风月场上对人情世故的机敏反应，后来逐渐演变为特指对某一事物或领域的熟练程度，与“粹”一起成为具有江户特色的文化概念。
吉原不是一般的花街柳巷，而是江户最大的社交场所，几乎相当于今天的文化艺术中心。这里有优美的工艺美术品和名花名曲可供鉴赏，游客还可以参加俳谐与茶道聚会，许多著名的文人学者和浮世绘画师也是吉原的常客。除了从事色情业的游女之外，在吉原活动的还有许多职业艺人，以及大量从事服务性行业的职员。吉原有着自己的年间节庆，被称为“仲之町”的中央樱花大道是吉原文化的中心地区，从新年元旦直至年末除夕，每个月都会在这里举行各种“祭”，如二月祭神社的“初午”，三月赏樱花时节最是豪华的“夜樱”，如此等等。除了民间的所有节庆都在这里一一对应之外，还有属于吉原的七月“菊之灯笼”（祭奠名为玉菊的游女）等，均是吉原重要的活动。[5]许多源自吉原的乐曲成为江户坊间的流行曲，许多歌舞伎剧目以吉原故事为题材，浮世绘也以吉原为奢华的舞台。
尽管有许多低级妓女的悲惨遭遇，吉原游廓仍是市民新文化的发源地。各种各样女性的发髻和服装都是从吉原游廓开始的新时尚，然后与歌舞伎、音乐、舞蹈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表演艺术一起在江户受到好评。吉原由此引领着社会时尚潮流。吉原最初流行“兵库髻”发型，在此基础上加之发簪数量的变化，经历“胜山髻”的演变之后，江户后期流行如高耸的富士山一般的“岛田髻”为普通妇女所模仿，一直沿袭至今。此外，虽然游女们有着不同于普通市民的特殊衣着方式，精美的服装款式与服饰纹样依然成为江户时代服装时尚潮流的发源地。因此，妇女也成为吉原的常客，她们可以在这里发现最新的服装款式与花样。正如日本学者小泽昭一指出的那样：“浮世绘就像今天的女性杂志，吉原就是流行款式的发源地。大家都模仿花魁的风俗。”[6]
美人画的原型
对游女风俗的描绘在早期屏风画中就开始出现，风俗画全盛期的《洛中洛外图屏风》较充分地描绘了京都游廓的面貌。宽永初年的《露殿物语绘卷》明显摆脱中世忧世观的场景，可见其对浮世风俗的强烈关注。现存波士顿美术馆的《游里图屏风》是体现当时风貌的经典之作。幕府的风俗管制政策在1629年（宽永六年）禁止妓女，1640年（宽永十七年）将京都娼妓集中区六条三筋町迁至岛原。游女们在街上肆步的景象消失了，对相关场景的描绘很快进入室内，通过细致笔法表现人物魅力。《松浦屏风》完全放弃背景描写，开始注意人物造型带来的视觉愉悦与画面的装饰性。这里没有骚动的浮世狂欢和外露的生命力，而代之以静谧的故事性。
除了政府公许的吉原之外，江户还有多处私下经营的色情街区，日语称为“冈场所”。《汤女图屏风》原为四折屏风画，据考右边应还有一组男性群像。这是一群当时在温泉澡堂里打工兼事色情业的女子，左起第二人身上的“浴”字表明了她们的身份。线条流畅、造型简洁的美人图，洋溢着活泼的生命感。由此可见风俗画不仅描绘开放的世俗行为，在追求故事性的同时也以表现女性美为主。以宽永时期为中心的风俗画开始出现初期手绘浮世绘，这不仅与歌舞伎和游廓的主题有共通性，还有表现现实女性美的共同追求。宽永时期的《舞踊图屏风》，一扇屏风描绘一个人物，后来挂轴画中的单人美女图即由此演变而来。
汤女图屏风
纸本金地着色
80.1厘米×72.5厘米
17世纪前期
静冈 MOA美术馆藏
黄表纸、洒落本[7]等文学形式也对吉原故事大书特书，由此诞生了细腻描写特定场合下特定人物关系的“游里文学”。精通吉原之道甚至娶吉原游女为妻的江户文人、浮世绘画师山东京传，在他1787年刊行的洒落本《古契三唱》中有诗曰：“新拓江都地，青楼美人多。珊瑚翡翠枕，锦绣鸳鸯褥。武藏镫悬思，常陆绅绣情。朝朝云雨契，夜夜郎君新。”淋漓尽致地道出了吉原欢场的浮华和奢靡。
吉原是与歌舞伎町齐名的游乐欢场，江户人通常将二者相提并论，称作江户的“二大恶所”。正是吉原和歌舞伎一道成为浮世绘生长的土壤，吉原、歌舞伎、浮世绘三位一体，是江户平民文化的三大支柱。日本历史学家竹内诚明确指出：“江户吉原有光明的一面也有阴暗的一面，但若离开吉原，江户文化将无从谈起。”[8]
[1] 福田和彦『浮世絵 春画一千年史』、人類文化社、1999、5頁。
[2] 『東京人』特集「江戸吉原」、都市出版社、2007年第3号、24頁。
[3] 『東京人』特集「江戸吉原」、都市出版社、2007年第3号、24頁。
[4] 福田和彦『浮世絵 春画一千年史』、人類文化社、1999、118頁。
[5] 『東京人』特集「江戸吉原」、都市出版社、2007年第3号、38—39頁。
[6] 『 東京人』特集「江戸吉原」、都市出版社、2007年第3号、39頁。
[7] 洒落本，18世纪后期（明和至天明年间）以江户为中心出现的一种小说体裁，主要以对话的形式描写花街柳巷的趣闻逸事。
[8] 『 東京人』特集「江戸吉原」、都市出版社、2007年第3号、3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