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在村长那儿

同村长谈话几乎令他自己感到诧异地没费什么周折。他试图这样来解释这件事：按他迄今的经验同伯爵当局正式打交道对他来说会变得很简单。这一方面是由于在处理他的事务方面显然已经一劳永逸地颁发了一条明确的、表面上对他十分有利的原则，另一方面是由于办理公务的那种值得钦佩的一元性，特别是在这种一元性似乎并不存在的地方人们却可以觉出它特别完美地存在着。每当K有时一想起这些事情，便总不免认为自己的处境即将变得令人满意，尽管他每次在这样自我陶醉一阵之后总是很快就告诫自己：危险恰恰就在其中。同当局直接打交道并不太难，因为不论组织得多么严密，它们总是只代表远不可及的老爷们，维护远不可及的事物，而K则在为近在咫尺的事奋斗，为自己奋斗，而且至少是在第一时间出于自己的意愿，因为他是进攻者，不仅他在为自己奋斗，而且显然还有别的势力，他不知道这些势力，但是根据当局的措施来判断他能相信它们的存在。但是由于当局一开始就在无关紧要的事情上——迄今还一直没在更多的事情上——很照顾K，所以它们也就使他失去了轻易获得小胜的可能，并从而也使他失去了原本会有的满足感和由此而产生的为今后进行更大战斗的坚定信心。它们让K，当然只是在村子内部，爱上哪儿就上哪儿，用这种方法娇惯他，削弱他，在这里根本就排除任何斗争并从而把他置入非官方的、完全漫无头绪的、阴暗的、异样的生活中。这样下去，如果他不是时时保持警觉，就可能发生这样的事：尽管当局无比和蔼可亲，尽管圆满完成了各种极易办成的当局委派的事务，有朝一日在给他的虚假恩宠的蒙蔽下，他还是会在其他方面的日常生活中不检点而在这里栽跟头，而还一直温和且友好的当局则一定会仿佛违背其自身的意愿、但却以某种他不知道的公共规章的名义前来把他除掉。那种公务以外的生活，它在这里究竟是什么？K还从未在别处见过公务和生活像这儿这样紧密交织在一起的，交织得如此紧密，以致有时竟好像公务和生活更换了位置。譬如同克拉姆在K的卧室里实际上拥有的权力相比，克拉姆对K的工作所行使的、迄今只是拘泥形式的权力又算得了什么。所以在这里就可以采取一种有些轻率的做法，某种只是直接面对当局的放松态度，但是在别的方面却总是得十分小心谨慎，每走一步都得先瞻前顾后一番。

K首先在村长这里充分证实了他对此地当局的看法。村长，一个和颜悦色、胖乎乎、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的人，他有病，正在犯严重的痛风症，躺在床上接见K。“这就是我们的土地丈量员先生了，”他说，想坐起来打招呼，却坐不起来，抱歉地指着自己的腿又倒回到枕头上。房间的小窗户让窗帘遮住了光，在昏暗的光线中一个不声不响的、几乎虚无缥缈的女人给K搬来一把椅子，把它放在床前，“您请坐，您请坐，土地丈量员先生，”村长说，“告诉我，您找我有什么事。”K把克拉姆的信读给他听，不时还插上几句自己的评论。他又有了同当局打交道的那种异常轻松裕如的感觉。对方好像肩负着一切重担，人们可以让它们承担一切，自己则落得个轻松自在。仿佛村长从他那方面同样感到了这一点似的，他在床上颇不舒服地翻了个身。最后他说：“土地丈量员先生，如您所见到的那样，整个这件事我已经知道。我自己之所以还没作任何安排，是因为首先我有病，其次是因为您姗姗来迟，我还以为您不干了呢。如今既然您大驾光临，我当然就得把令人不快的全部实情告诉您。如您所说，您已被录用当上土地丈量员，可是，遗憾，我们不需要土地丈量员。根本没有一点儿要干的活。我们这些小家小户的地界是划过了的，一切都已登记在案，很少出现变更产权的情况，小的地界争端我们自己解决。我们要一个土地丈量员干什么？”虽然原先没有细想过这一点，K却在内心深处确信自己早已料到会有类似这样的说法。[8]正因为如此，所以他立刻就能说出：“这使我深感意外。这使我的全部打算都落空了。现在我只能希望这是一个误会。”“可惜不是，”村长说，“就是这样，如我所说的这样。”“可是这怎么可能呢，”K嚷嚷，“我长途跋涉来到这里可不是为了现在又被打发回去。”“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村长说，“这不是我解决得了的，但是那个误会是怎么产生的，这一点我倒可以向您解释解释。在一个如伯爵当局这么大的机构中，有时难免发生一个部门发出一项指令，另一个部门发出另一项指令而互不通气的事，虽然上一级的监督检查是极为严格的，但按其本性而来得太晚，所以就总会出点小差错。不过始终只是些微不足道的小事，譬如您这件事，我还没听说大事上出过什么差错，可是这些小事往往也够让人尴尬的了。至于说到您这件事，那么我不用保守什么公务秘密——要保密我的官职不够大，我是农民，我永远是农民——我愿意坦率地把事情的原委讲给您听。很久以前，那时我才当了几个月的村长，来了一份公函，我记不清是哪个部门发的，该公函用那儿的老爷们特有的绝对命令的口气通知说，已聘请了一名土地丈量员，并已指派村公所准备好他工作所需的全部图纸和资料。这份公函当然不可能是指您，因为这是许多年以前的事，假如我不是现在有病，有足够的时间去考虑这些可笑的事情，我也就不会想起这件事情来了。——米齐，”他突然中断叙述，对那个还一直在房间里闪来闪去不知忙些什么的女人说，“请你去那边柜里看看，也许你会找到那份公函。——因为这是，”他向K解释说，“我上任初期的事，当时我还什么都保存。”那女人立刻打开柜门，K和村长在一旁看着。柜里塞满了文件，柜门一开两大卷像人们捆劈柴那样捆得圆鼓鼓的文件滚了出来；那女人惊骇地跳向一边。“大概在下面，下面。”村长在床上指挥着。那女人顺从地用双臂抱住文件，把柜里的一切全扔出来，以便去拿下面的文件。文件已堆满半间屋子。“已经做了很多工作了啊，”村长点点头说，“这只是一小部分。主要的文件我都存放在谷仓里，不过绝大部分已经丢失。谁能把这一切都保存住呀！谷仓里还有许多。——你能找得到那份公函吗？”随后他又向那女人转过身去，“你得找一份上面有‘土地丈量员’字样、底下还划了蓝道道的文件。”“这里太暗了，”女人说，“我去拿一支蜡烛来。”说罢她就迈步跨过文件堆走出房间。“在这种只得兼管一下的繁重公务中，”村长说，“我的妻子是我的好帮手，我虽然还有一个助手，那个教师，帮助做文字工作，但是，尽管如此，也还是忙不过来，总是有许多事处理不完，这都搁在那个柜里了。”说着，他指指另一只柜。“我现在一病，那儿就堆成山了。”他边说边疲倦地、但也自豪地往后躺下。“我可不可以，”当女人拿着蜡烛回来并跪在柜前找公函时，K说道，“帮助您妻子找？”村长笑着摇摇头：“我已经说过，公务上我没什么要向您保密的，但是让您自己到公文堆里去翻找，这个我可不敢造次。”这时房间里一片寂静，只听得见纸张的窸窣声，村长也许甚至打了一会盹儿。一阵轻轻的叩门声让K转过身去。当然是助手们。他们总算已经有了一点儿长进，没有马上冲进屋来，而是先从门缝里悄悄地说：“我们在外面太冷啦。”“那是谁？”村长一惊，问道。“是我的助手，”K说，“我不知道，我该让他们在哪儿等我，外面太冷，在这里他们讨人厌。”“我不讨厌他们，”村长友好地说，“您让他们进来吧。况且我也认识他们。老相识啦。”“可是我讨厌他们，”K坦率地说，把目光从助手移向村长又移回到助手身上，发现这三个人的微笑一模一样。“可是既然你们已经在这儿，”他随后就试探着说，“那么你们留下，去那儿帮助村长太太找一份文件，那文件上有下面画着蓝线的‘土地丈量员’字样。”村长没提出异议；K不可以干的事，助手们可以干，他们也立刻就扑到文件堆上，但是他们与其说是在找文件，还不如说是在文件堆里乱翻一气，一个人在拼读一份文件时，另一个人总是把它从他手中抢走。村长太太则跪在空柜前，她似乎根本不找了，反正蜡烛放在离她很远的地方。

“这么说这两个助手，”村长带着一丝自得的笑意说，那样子就好像一切是他一手安排，但谁都无法猜到这一点一样，“他们让您感到讨厌。可是他们却是您自己的助手呀。”“不，”K冷冷地说，“他们是在这儿才投奔我来的。”“怎么是投奔的呢，”他说，“您大概是指，分配给您的吧。”“就算是分配来的吧，”K说，“但是说是从天上掉下的也未尝不可，这样的分配实在是盲目得很。”“这里没有什么事是盲目进行的。”村长说，甚至忘记了脚痛并坐了起来。“不盲目，”K说，“那么招聘我是怎么回事？”“招聘您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村长说，“只是一些次要情况把事情搞乱了而已，我可以用文件向您证明这一点。”“文件找不到啦。”K说。“找不到？”村长嚷道，“米齐，请你快点找！不过我也可以不用文件先给您讲讲事情的经过。刚才我谈到的那份公函，我们接到后立刻回复上面表示感谢，说是我们不需要土地丈量员。可是这一回函看来没有送到原来的那个部门，我姑且叫它A部，而是误送到另一个部门B了。所以A部一直没有得到回信，但是可惜B部也没有收到我们的完整回信；也许是回信的信瓤儿落在我们这儿了，要不就是它在途中丢失了——肯定不是部门本身丢失的，这一点我可以保证——反正B部收到的也只是装公函的一个信封儿，信封上什么也没写明，只注明了封套内所装的、可惜实际上并不存在的文件涉及聘任土地丈量员一事。这时A部在等候我的回函，它虽然已将这事记录在案，但是正如这种情况可以理解地常常发生、并且即使办事一丝不苟也在所难免的那样，那位办事员相信我们一定会答复，他相信他然后就可以要么聘请土地丈量员，要么按照需要就此事与我们进一步联系。所以他就疏忽了记录，整个儿这件事就被他忘得一干二净。可是在B部公函封套到了一位以办事认真出名的办事员手中，他叫索尔蒂尼，一个意大利人，连我这个知道内情的人也不明白为什么一个像他这样能干的人会被安置在这个几乎是最低的职位上。这个索尔蒂尼自然把空公文套寄回给我们要求补上信瓤儿。但是从A部发出那第一份公函到现在，如果说不是已经过了好几年，也已经过了好几个月了，这可以理解，因为如果一如通常那样，一份文件送对路，它最晚一天后就送达有关部门并在当天就会被处理，但是如果它一旦送错路，由于有完善的组织寻找这条错误的路，甚至得费好大劲呢，否则它找不到这条错路的，如果这样，那，那当然就要拖很久很久了。所以当我们收到索尔蒂尼的便函时，我们就只能还隐隐约约地记起这件事来，当时我们只有两个管事的人，米齐和我，当时还没把教师分配给我，副本我们只保存最重要的事情的——简短地说，我们只能含糊其辞地回答说，我们对这样一件招聘的事一无所知，我们并不需要土地丈量员。”

“可是，”说到这里村长打住，仿佛由于他的热心把话扯远了似的，或者仿佛他至少可能扯远了似的，“这事您听了不觉得无聊吧？”

“不，”K说，“它让我解闷。”

村长随即说：“我讲这个不是为了给您解闷。”

“这之所以给我解闷，”K说，“仅仅是因为我窥见了这种可笑的混乱状态的一斑，它也许会决定一个人的命运呢。”

“您还没有窥见到，”村长正色道，“我可以给您继续讲下去。一个索尔蒂尼这样的人对我们的答复当然不会满意。我钦佩这个人，虽然他让我感到头疼。因为他不信任每一个人，即使他譬如经过无数次接触知道某人是最可信赖的，下一回遇到什么事他还是不信任此人，就好像他根本不认识此人，或者更正确地说，就好像他知道这个人是无赖。我认为这样做是对的，一个公职人员必须这样行事，可惜我的天性使我无法遵循这个原则，您看到了，我向您，向一个陌生人把底全亮出来了，我就是没有别的办法。而索尔蒂尼却对我们的回信立刻产生了疑虑。于是就有了一连串频繁的书信来往。索尔蒂尼问我为什么突然想到不要聘用土地丈量员了。我借助米齐的好记性回答说，最初的建议是办公厅自己发出的（那是另一个部门，这一点我们当然早就忘记了）。索尔蒂尼又问：‘你为什么现在才提及这份公函？’我回答说：‘因为我现在才想起它来。’索尔蒂尼说：‘这就很奇怪了。’我说：‘对一件拖了这么久的事情来说这根本就不奇怪。’索尔蒂尼说：‘这件事就是奇怪，因为你已经想起来了的这份公函并不存在。’我说：‘它当然不存在，因为全部公函已经丢失。’索尔蒂尼说：‘可是那就一定会有一条有关那第一份公函的记录，可是不存在这样的记录呀。’我一时语塞，因为索尔蒂尼的部门出了一个差错了，这话我既不敢断言也不敢相信。土地丈量员先生，您也许会在心里埋怨索尔蒂尼，心想他听了我的话至少可以去向别的部门问问这件事的呀。但是若要是这样做了，那恰恰就不对了，我不想看到，在这个人身上哪怕只是在您的心里留有一个瑕疵。压根儿不考虑有出差错的可能，这是当局的一个工作原则。这条原则因整个机构组织严密而合乎情理，它是必要的，如果要想达到极高的办事效率的话。所以索尔蒂尼根本不可以去向别的部门查询，而且这些部门也决不会回答他的，因为它们马上就会察觉这是调查一个可能发生的差错。”

“请允许我，村长先生，打断您一下，向您提一个问题，”K说，[9]“您先前不是提到过一个监督机构吗？照您所说的来看，管理工作尽善尽美，所以一想到会没有监督，这就会让人感到恶心。”

“您很严格，”村长说，“但是您严格一千倍，与当局要求自己的严格相比，您的这种严格仍然还是算不上什么，只有一个十足的外乡人才能提出您这样的问题。有没有监督机构？是有监督机构。不过，它们设立这些监督机构不是为了在一般字面意义上查出差错，因为差错不会出现，即使出现一个差错，像在您这件事上，谁可以断然地说这是一个差错。”

“这倒都是新鲜事。”K嚷嚷。

“对我来说这是老生常谈，”村长说，“我跟您没有多大不一样地确信出了一个差错了，索尔蒂尼由于对此感到绝望而大病了一场，对揭示错误根源有功的第一批监督机关也认识到了这个差错。但是谁可以断言第二批监督机关会作出同样的判断并且第三批以及以后的几批也会作出同样的判断呢？”

“也许是吧，”K说，“不过我宁愿还是不介入这样的考虑，我也是第一次听说这些监督机关，当然还不可能了解它们。可是我认为，这里必须区分两种情况：第一是这些机关内部发生的事以及又可以从公务的角度作出这样或那样理解的事，第二是我这个具体的人，我，我置身在公职机关之外，面临着受到这些公职机关伤害的威胁，这一伤害也许会如此荒谬，以致我还一直不能相信真正存在这种危险。村长先生，您凭令人称奇的渊博知识所讲述的这些话大概适用于前者，可是现在我也想听您说说我。”

“我这就来说，”村长说，“可是如果我不先说几句，您就会听不懂的。现在我提及监督机关，这就已经是未雨绸缪。我再回过头来谈谈跟索尔蒂尼的分歧。如上所述，我的抗拒在渐渐减弱。但是索尔蒂尼哪怕比某个人只是略占上风，他也就已经获胜了，因为这时他办起事来精力更集中，精神更饱满，指挥更若定，他对于受攻击者来说是一个可怕的人，对于受攻击者的敌人来说是一个极好的人。只因为我在另外一些事情上也已经历过这后一种情形，所以我才能以像现在这样的态度讲他。顺带说及，我还从来未能和他谋过面，他不会下来的，他工作太繁忙，有人给我描述过他的房间，说四壁都堆满了一捆捆摞在一起的公文柱子，那只是索尔蒂尼正在处理的公文，由于不断地从这些文件堆中取出文件、放进文件，而且一切都做得非常仓促，所以这些柱子不断地倒塌下来。正是这种持续不断、一阵紧接着一阵的哗啦声成了索尔蒂尼办公室的典型特征。是呀，索尔蒂尼是个干实事的，事无巨细，一丝不苟。”

“村长先生，”K说，“您总说我的事是最小的事，可是它已经忙坏了许多公职人员，即使它开始时也许是很小的事，可是由于像索尔蒂尼先生这样的公职人员的努力它已经变成一件大事了。我感到遗憾，这是很违背我的本意的；因为我不敢奢望，让关于我的卷宗堆成高大的柱子并倒塌下来，我只想作为小小土地丈量员在一张小绘图桌旁安安静静地工作。”

“不，”村长说，“这不是大事，在这方面您没有理由抱怨，这是普普通通、司空见惯的小事中的一桩。工作量的大小并不决定事情的级别，如果您这样认为的话，那您对当局的了解可就太皮毛了。但是即使要取决于工作量的话，您的事情也是最微不足道的、普普通通的事情，那些没出所谓的差错的事情，它们的工作量大得多，做起来成效也大得多。再说，您还根本不知道您的事情所引起的实际上的工作，我现在就来讲给您听听吧。索尔蒂尼起先不让我过问这件事，但是他的手下人来了，在贵宾酒家天天对有声望的村民进行查询并作记录。大多数人都站在我一边，只有几个人产生疑心，土地丈量员问题与农民休戚相关，他们嗅出可能有什么秘密协议和不公正行为，而且还找到了一个领头的人，而索尔蒂尼则一定是听了他们陈述便确信，假如我曾把这问题提交村委会讨论的话，那么不会所有的人都反对聘用一个土地丈量员的。[10]所以一件不言而喻的事情——因为不需要土地丈量员嘛——至少被说成是一件可疑的事了。这方面有一个名叫布伦斯维克的人表现尤为特出，您大概不认识他，他也许不坏，但愚蠢和喜欢想入非非，他是拉泽曼的一个妹夫。”

“那个鞣皮匠的？”K问，并描述了他在拉泽曼家见到的那个大胡子的长相。

“是的，是他。”村长说。

“我也认识他的妻子。”K有些随意地说。

“这有可能。”村长说，随后便沉默不语。

“她长得美，”K说，“就是脸色有点儿苍白，病恹恹的。她大概是城堡里的人吧？”这句话带着一半询问的口吻。

村长看看钟，把药水倒在汤匙里，一口吞下。

“您大概只认得城堡里的那些办事机构吧？”K粗暴地问。

“是的，”村长在脸上带出一丝嘲讽而又感激的笑意说，“这些办事机构也是最最重要的。至于布伦斯维克：如果我们能把他逐出村子，我们几乎全都会感到高兴，拉泽曼也不亚于我们。但是布伦斯维克当时有几分影响力，他虽然不是演说家，但会大喊大叫，有些人也居然信这一套。所以我就被迫向村委会陈述这件事，这可以说是布伦斯维克取得的惟一成果吧，因为村委会大多数成员当然不想聘用土地丈量员。这也已经是几年前的事了，但是在整个这段时间里这件事一直没有平息，部分由于索尔蒂尼的认真，他试图通过周密细致的调查既摸清多数派的也摸清反对派的动机；部分由于布伦斯维克的愚蠢和野心，他同当局有各种私人关系，他用不断翻新的异想天开的招数动用这些关系。然而索尔蒂尼却不受布伦斯维克的蒙蔽——布伦斯维克怎么蒙蔽得了索尔蒂尼呢？可是正是为了不受蒙蔽，就需要进行新的调查，还在调查结束之前，布伦斯维克就已经又想出一些新花招来，他很灵活呀，这正是他的愚蠢的一面。现在我来谈谈我们官方机构的一个特别的特征。它符合准确性，也极其敏感。如果一件事情已经考虑了很久，那么即使考虑还没有完结也可能会发生这样的事：在一个事先无法预见、事后也无法找到的地方会突然闪电般冒出来一个解决办法，它虽说往往很正确，但仍然是专断地了结这件事。那情形就好像是官方机构再也受不了这绷紧的弦，受不了这种由一件也许本身微不足道的事情造成的成年累月的刺激，从而自发地不等公职人员协办就作出了决定。当然没有出现什么奇迹，一定是某公职人员写下了处理意见，或者作出了一个未成文的决定，但无论如何至少从我们出发，从这里出发，甚至从公职机关出发都无法确定，哪个公职人员在这件事情上作出了决定以及由于什么原因。监督机关在很久以后才查明这一点，具体情况我们就不得而知了，况且几乎再也不会有什么人对这还感兴趣了。如上所述，正是这些决定往往都很好，它们只有一点不足，这就是人们如同事情通常都会造成这种后果的那样，太晚才得知这些决定，所以在这期间还一直在商谈早已决定了的事情。我不知道在您这件事上是否有一个这样的决定——有些情况说明有，有些情况说明没有——但是假如有过这样的事，那么聘书就已经寄给您，您就已经长途跋涉来到此地，许多时间已经过去，在这期间索尔蒂尼还一直会在这儿为同一件事情忙得精疲力竭，布伦斯维克会施展阴谋诡计，而我则会受到两个人的折磨。这一可能性只是我的揣测，但是我确切地知道下面的事：一个监督机关在这期间发现，许多年以前部门A曾就一个土地丈量员事宜向村里提出过询问，迄今一直未曾得到答复。人们又一次向我询问，如今整个事情自然弄清楚了，部门A满足于我的不需要土地丈量员的答复，而索尔蒂尼则不得不认识到，他并不主管这件事情，做了这么多无用的、大伤脑筋的工作，责任当然不在他。如果不是新的工作一如既往地从四面八方拥来，如果不是您的事情确实只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人们几乎可以说小事情中最小者——那么我们大家也许都会松一口气了，我甚至认为索尔蒂尼本人也会松一口气，只有布伦斯维克恼怒，但是这只是显得可笑而已。现如今，土地丈量员先生，您想想我有多失望呀，现在，在成功了结这整个儿事情之后——打这以后也已经又过了许多时间了——您突然出现，看样子这件事情似乎又要从头开始了。现在我打定主意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决不让这件事发生，这一点想来您能理解吧？”

“能理解，”K说，“但是我更理解，这里有人在糟践我，也许甚至在利用法律糟践我。我会为维护我的人格进行抗争的。”

“您想怎么干？”村长问。

“这个我不能泄露。”K说。

“我不勉强，”村长说，“只是我请您考虑这一点：我是您的——我不想说一个朋友，因为我们完全是陌生人——在一定程度上可说是一个公务朋友吧。我只是不同意把您当作土地丈量员，除此以外您完全可以信赖我，有事随时可以找我，当然要在我的权限之内，我的权限是不大的。”

“您总是谈到，”K说，“应该把我当作土地丈量员录用，可是我已经被录用了呀，这里是克拉姆的信。”

“克拉姆的信，”村长说，“这信很宝贵，它令人敬畏，因为有克拉姆的签名，这签名看来是真的，可是其他方面——我可不敢独自一人对此发表意见。米齐！”他叫道，接着说：“你们在干什么呀？”

好久没被人注意的助手和米齐显然没找到那份要找的文件，然后就想把所有的东西再装回到柜子里去，但是因为文件又多又乱而没能放进去。可是助手们可能想到了一个主意，如今他们正在实施这个主意。他们把柜子平放在地上，把全部公文都塞了进去，然后和米齐一起坐在柜门上，现在正试图用这样的办法把文件慢慢压进去。

“那份公文没找到，”村长说，“可惜，可是事情的经过您已经知道啦，本来我们就不再需要这份文件，况且它肯定还会被找到的，它大概在教师那儿，他那儿还有很多公文。你拿着蜡烛过来吧，米齐，给我读读这封信。”

米齐过来，她坐在床沿上，偎在这个强壮的充满生命力的男人身旁，让男人搂着她，这时她更显衰老，更不显眼了。只有她那张小脸现在在烛光下颇引人注目，现出清晰严峻，只因年老体衰才显和缓的线条。她刚看一眼那信，便轻轻互握双手，“克拉姆的。”她说。然后他们一起读这封信，互相耳语了几句，最后，当两个助手终于压上并关紧柜门，在那里欢呼，米齐默默向他们投去感谢的一瞥时，村长说：

“米齐完全同意我的看法，现在我可以大胆说出我的看法了。这封信根本不是什么公函，而是一封私人信件。从‘非常尊敬的先生！’这个抬头就分明可以看出这一点。此外信中没有一句说您已经被录用为土地丈量员的话，而只是一般地谈到为伯爵大人供职，而且连这话也说得没有约束力，而是您只是‘如您所知’被录用了，这就是说，您已被录用这一点要由您来证明。最后官方只让您来找我这个村长，让我作为您的顶头上司来告诉您一切详情，这件事大体上也已经做了。对于一个懂得阅读公函，因而也就更善于阅读非官方信件的人来说，这一切再清楚不过了；您，一个外乡人，不懂得这一点，这并不使我感到奇怪。总的来说，这封信的意思无非是说，要是您被录用，为伯爵大人效劳，克拉姆本人愿意关照您。”

“村长先生，”K说，“这封信您诠释得这么好，所以也就没什么不明白的了，最后只剩下一页白纸上的这个签名。[11]您不觉得，您这样解释是贬低了您口口声声说要尊重的克拉姆的名声吗？”

“您误会了，”村长说，“我并不是认不清这封信的意义，我没有用我的诠释来贬低它，而是相反。一封克拉姆的私人信件当然有着比一份公函重要得多的意义，可是您赋予它的那种意义它恰恰没有。”

“您认识施瓦尔策吗？”

“不认识，”村长说，“米齐，也许你认识？也不认识。不，我们不认识他。”

“这就奇怪了，”K说，“他是一位副总管的儿子。”

“亲爱的土地丈量员先生，”村长说，“我怎么会认识所有副总管的所有儿子呢？”

“好吧，”K说，“那您就得相信我说的，承认他就是一位副总管的儿子。在我到达的当天我就和这个施瓦尔策间发生了不愉快。随后他就打电话询问一个名叫弗里茨的副总管，得到的答复是我已经被录用为土地丈量员了。这您又怎么解释呢，村长先生？”

“很简单，”村长说，“您就是还从未真正和我们的当局接触过嘛。所有这一场接触全都只是表面上的，可是您却由于对情况无知竟将它们信以为真了。至于说到电话，您看，我和当局在公务上的联系怎么说也是够多的了吧，我这儿没有电话。在酒店一类地方电话可能颇有用处，就像一只八音盒那样，更大的作用也就没有了。您在这里打过一回电话了吗，嗯？这一下您也许就会明白我的意思了。在城堡里电话显然很管用。我听人说过，那里电话不断，这当然使工作进度加快许多。这种连续不断地打电话在我们这儿的电话机里听起来就是嗡嗡声和歌声，这您一定也听见过。但是这种嗡嗡声和这种歌声却是这儿的电话机向我们传送的惟一正确和可信的东西，其他一切全都是虚假的。与城堡没有专线联系，也没有总机接转我们的电话；如果有人在这里给城堡里的人打电话，那边最下一级的办事部门的所有电话机就响起来，或者更确切地说，所有的电话机都会响起来，如果不是如我确切知道的那样几乎所有电话机上的音响装置都已关掉的话。但是有时一个疲惫的公职人员要散散心——尤其是在晚上或夜间——就打开这音响装置，于是我们就得到一个答复，当然这答复不过是一句玩笑话而已。这也是很可以理解的嘛。谁好意思为了个人的琐屑小事打电话进去干扰那些极为重要、总是繁忙仓促的公务呀。我也不明白，怎么连一个外乡人也会以为，他譬如给索尔蒂尼打电话，给他回话的人也真的就是索尔蒂尼。其实很可能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部门的一个小秘书。反过来说，在特定的时刻倒也会有打电话给小秘书回话的却是索尔蒂尼本人这样的事。那时当然是趁着对方还没开腔说话就从电话机旁跑开为妙。”

“我倒是没有这样看待这件事。”K说，“这些具体情况我不可能知道，可是对这些电话谈话我并不很信任，我心里一直明白：只有直截了当地在城堡里听到的或争取到的东西才有实实在在的意义。”

“不，”村长抓住一个词儿不放说，“这些电话回话完全有实实在在的意义，怎么会没有呀？一个公职人员从城堡里发出的一条消息怎么会没有意义呢？我在谈克拉姆的信的时候已经说过这话。信上的那些话全都没有官方的意义；如果您认为它们有官方意义，那您就错了，而它们在友好的或者敌对的意义上的私人的意义却是很大的，往往比一种可能的官方的意义还大。”

“好啊，”K说，“假定一切都是如此，那么我在城堡里就有一大批好朋友；准确地说，许多年前那个部门想到要让一个土地丈量员来，当初这个想法就已经是对我的一个友好行动，往后这种友好行动一个一个接踵而至，直到我落得悲惨下场被诱骗到这儿，直到人们如今要把我撵走。”

“您的看法中有某种真实成分，”村长说，“您认为人们不可以从字面上理解城堡的话，这是对的。但是小心谨慎哪儿都是必要的，不仅这儿必要，愈是重要的话就愈有必要。但是您说什么诱骗到这儿，这话我就不懂了。如果您听明白了我的说明，那您一定就会知道，聘您来此地的这个问题太艰难繁复，不是我们在这里进行一次简短的交谈就能说清楚的。”

“所以结果依然是，”K说，“除了赶出去这一点以外，一切都模糊不清、一团乱麻。”

“谁敢把您赶出去呀，土地丈量员先生，”村长说，“正是因为聘任前许多问题不清楚才保证您受到最礼貌的对待，可是您看来太敏感。这里没有人挽留您，但是这还不是赶出去。”

“哦，村长先生，”K说，“如今又是您，是您把某些事看得一清二楚。我给您说说这里挽留我的几个因由吧：我为离乡背井作出的牺牲，这长途跋涉，我由于在这里受录用而产生的有根据的希望，我的身无分文的状况，现在不可能在家乡再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最后并非无足轻重的一条：我的未婚妻是个本地人。”

“啊，弗丽达！”村长毫不感到意外地说，“我知道。可是弗丽达不论您去哪儿都会跟着您的。不过其余的几条嘛，这倒是有必要考虑考虑，我会将此事报告城堡的。如果有什么决定或者要先再听您陈述一遍，我会派人请您的。您同意吗？”

“不，绝对不同意，”K说，“我不要城堡的恩赐，我只要讨个公道。”

“米齐，”村长对他妻子说，她还一直紧偎着他坐在那儿，精神恍惚地把玩着已经被她折成一只小船的克拉姆的信，K见状惊恐地一把把信从她手中抢走，“米齐，我的腿又剧烈疼痛起来了，我们得换换敷布啦。”

K站起身，“那我就告辞了。”他说。“哟，”米齐说，她已经预备好一种药膏，“过堂风太大了。”K转过身去，总是不合时宜地为主子殷勤服务的助手们在K的话音刚落时就已打开两扇房门。为了不让病人的房间受到正在大量拥入的冷空气的侵袭，K只好匆匆向村长一鞠躬，随后就拉着助手们跑出屋子，迅速关上了房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