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1992年版导言

本书是罗素对其伦理学和政治学立场最终的完整论述。书中出现的材料本来要作为《人类的知识：其范围和限度》（1948）的一部分，但这么做除了让那本书变得冗长外，还面临一个难题，即罗素开始怀疑有价值的知识究竟是否存在。不过，罗素确实希望对一些批评者做出回应，他们批评罗素过分理性，在其哲学观里没有给人类的种种热情留下任何余地。在罗素的有生之年，这样的批评者比比皆是，至今仍有很多人认为罗素看世界仅仅是依据数理方法。显然，他们枉顾了以下事实：罗素在其一生的大部分时间，特别是晚年，通过著述和行动对于多项社会改革运动表达了极大的热情，全世界有目共睹。有鉴于此，在一定意义上，本书的目标是重塑罗素的公众形象。

罗素首次试图阐明自己的伦理学立场时，是因为深受《伦理学原理》（1903）的影响，这本书的作者是他的朋友G.E.摩尔[4]。摩尔主张，好（good）是一种独特的、无法被定义的特性，有些事物和状态有这种特性，有些则没有。这种特性的存在会被那些能够凭直觉感知它的人捕捉到，由此，培养直觉就成了一个人应受教育中至关重要的部分。如今，众所周知，摩尔的观点逐渐在“布卢姆茨伯里派”[5]作家和知识分子圈里占据了主导地位。在20世纪头10年里，罗素几乎把全部时间都投入到数理逻辑的研究中，而在伦理学问题上他追随摩尔。1905年，他和包括摩尔在内的很多年轻人参加了一个项目，计划发表一篇受摩尔哲学观启发的“宣言”。在分配写作题目时，罗素同意撰写伦理篇，摩尔同意撰写真理篇。罗素如期写出了《伦理学要素》，在集体写作项目失败后，这篇文章的部分内容发表在多家杂志上。《哲学论文集》（1910）一书首次将其全文收录。在一封写给摩尔的信里，罗素承认这篇文章的内容并没有任何独创之处：“它不过是对您的成果进行浓缩和通俗化，却没怎么承袭您的精密严谨。”罗素在布卢姆茨伯里派的某次会上宣读了自己的文章，摩尔却在现场对文中观点表示了强烈的反对。

《哲学论文集》出版后，有人请乔治·桑塔亚那[6]撰写书评。桑塔亚那尖锐地指责罗素为一种在他看来漏洞百出的伦理学立场辩护。桑塔亚那认为，好并不是一种客观的特性——有些事物和状态具备这种特性，却不依赖于任何主体；要判断何为好则必须有一个主体，因此好不可能是一种纯粹客观的特性。读了桑塔亚那的书评后，罗素坚持认为好并非不可定义，而且好是和人类欲望密切相关的，可以依据这些欲望来界定好。至于客观性，罗素相信，即便好具有客观性，那也是政治意义而非伦理意义上的。

桑塔亚那的这篇批评发表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战争爆发后，罗素发现自己对此是强烈反对的，他此刻面临的现实问题是——如何证明自己对战争的感受是合理的，以及如何说服热情尚未冷却的那些人加入他的反战活动。参与反战宣传让罗素更加确信休谟的名言——“理性是并且只应当是热情的奴隶”——千真万确。于是，他形成了一个立场，并且终其一生都在为此辩护，这一点在本书中随处可见。他在“序言”里声明：“‘理性’有极其清楚而准确的含义，即选择对的手段来实现你希望实现的某个目的。它和你的目的是什么毫不相干。”目的总是和一系列特定的状况有关，如果我们看重这个目的，就会在理性的指引下动用一些手段来帮助自己去实现，当然前提是这目的无可指摘；反之，我们则会使之无法实现。而罗素相信，无论我们的目的是好是坏，都能反映出我们在进入那种状况时怀着怎样的情绪。如果我们的感受不一样，那么目的在我们眼中的价值也不一样。也就是说，无论目的是好是坏，都与欲望有关。

如果我们所欲求的和厌恶的东西于我们而言都是心安理得的，那就不会存在什么伦理冲突。但是，如果我们对此并不是心安理得的，就会不遗余力地找出原因——通常是诉诸很可能会产生的结果——来证明我们的欲望具有某种特性，而我们的反对者的欲望没有这种特性。我们希望这种特性会说服他们以不同的眼光看待环境，从而感受到不同的欲望，这反过来又会使他们认同我们的观点，即目的具有怎样的价值，应该视其所能实现的那个条件而定。1914年，在《哲学中的科学方法》一文里，罗素的观点引发了极大争议。他认为：“伦理学源于一门艺术，旨在告知他人与某人合作所必须做出的牺牲，因而通过“反思”在社会正义的作用下劝人自我牺牲。然而一切伦理学，无论多么完善，仍然或多或少是主观的。”因为只有在意见分歧时伦理学的主张才有用武之地，所以罗素认为，在大多数情况下意见都是不一致的，这没什么好奇怪的。究其本质，伦理学和政治学关系密切，因为两者都试图发展集体的欲望，并让这些集体欲望去影响那些尚未加入阵营的人。

从幼时起，罗素就对政治产生了兴趣。他不到4岁即父母双亡，祖母约翰·罗素勋爵夫人成了他的监护人，并尽其所能培养他将来从政。在家族责任感的巨大影响下，罗素三次竞选国会议员：第一次是作为一个为妇女争取选举权的政党的候选人；接下来，在20世纪20年代，他两次作为切尔西区工党的“献祭羔羊候选人”[7]。然而，他天生不是做党派政治家的料，他对政治的兴趣直接转向了政治学的基本原则。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开始关注如何在未来消弭战争，并思考通过何种政治途径改造社会，从而使消弭战争变成现实。按照惯常的做法，他围绕这个主题完成了一系列著作，第一部是《社会改造的原理》（1916）。在美国，出版商未经他许可擅自把书名改为《人们为什么打仗？》。

该著作的核心观点是：人性本善，不应对人性的发展设限太多。他认为，如果对人性的发展进行规范而不是阻碍，就会顺理成章地形成各种创造性的冲动和欲望，这种发展是良性的，会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合作。而阻碍人性的发展则会造就各种毁灭性的冲动和欲望（比如复仇），最糟的情况就是引发战争。要想规范而不是阻碍人性的发展，就必须建立一种完全不同于现行教育体制的新制度。由此，教育理论成为罗素关注的重点，在接下来的20年里，他又写了2本书和很多文章来论述这个问题。教育应当培养的是儿童的思考能力，尽管人类的禀赋天差地别，但在罗素看来，即便最迟钝的学生也能学会在一定程度上运用自己的判断力。按照这种方式教育出来的民众，受政治宣传欺骗的可能性要小得多，在一战爆发以前的几年里，这种欺骗性宣传比比皆是。

政治上，如果要赋予一个受过教育的公民限制政府的权利，那么国家必须实行民主制度。按上述方式教育出来的民众，大多能够消除其自身以及他人刚刚萌生的具有毁灭性的冲动和欲望，并且会珍视和培养自己具有创造性的冲动与欲望，同时还会帮助他人这么做。这些观点贯穿于罗素全部的政治学著述中，虽然他偶尔也会涉猎其他政治理论，但终会落脚于这一点——捍卫自由民主，将此奉为最好的国家政治制度。个人的自由程度必须视社会秩序而定，这样才能在自身具有创造性的冲动和欲望的指引下获得发展，甚而有所作为。其他形式的国家制度是无法赋予个人足够的自由的。过去几十年里盛行的社会主义，在罗素看来，有个致命的缺陷，就是过分强调收入，想当然地假定平等的收入会导致全民的幸福。罗素没有找到任何证据来支持这种理论。他极为强调个体差异，认为一种社会制度应当允许其中的每个个体发展自己与生俱来的才能。

1920年，罗素作为英国工党代表团的非正式成员，获得机会去访问刚刚建立的苏联。此次考察之旅使他对国家社会主义的批评比之前更加猛烈和尖锐，在他看来，人类生活中很多他极为珍视的东西都被一种狭隘和抽象的教条扼杀了。这种残暴的手段固然承诺人们能在未来过上更美好的生活，可是罗素不相信，一个人怎么能虐待人民多年然后指望他们有朝一日痊愈，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和列宁面谈一小时也没有令罗素改变观点，反而让他更加厌恶这个制度。一回到英国，他就写出了《布尔什维克的理论与实践》（1920），很多左派觉得此书的出版不啻为公然背叛。1949年，罗素又一字不改地再版了这本书，此时，当年批评过他的很多左派自己也不再对苏联抱有幻想。

在本书中，罗素对其在《社会改造的原理》中首次提出的一些观点进行了详细阐述。欲望驱使人们寻求食物、饮料、性爱和住处，他把这些称为原始欲望。当这些原始欲望的满足遭到拒绝甚至威胁时，人可能做出任何反应。有4层欲望和这些原始欲望密切相关，并共同造就了几乎所有的政治活动，它们是贪婪、虚荣、竞争和权欲。罗素指出，布尔什维克们在心理上没有为后3个层级的欲望留下任何位置；而且他们通过忽略这3种欲望，为重新引入阶级划分的观点铺平了道路。因为权欲会在虚荣的煽动下逐渐造出一个中央集权的巨大官僚体系，而这个体系在现实中会造就一个统治阶层和一个下层阶层，后者被前者统治。

《权力论》出版于1938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其核心论点是“权欲是催生社会变化的主要动力，社会科学则旨在研究这些变化”。权欲之所以会引起那么多麻烦，是因为它与荣誉一样，都是一种无边无际的欲望，人对这两种欲望永不满足。一个人拥有的越多，想要的就越多。此外，权力就像能量一样有诸多形式，每一种都同样重要，而且一种形式总有办法转换成另一种，比如财富可以变成军事武装。如果把形形色色的权力一个个分开来研究，必然会犯下大错，所以必须把它们联系起来加以研究。而社会科学家的任务，就是去发现权力转化过程中起支配作用的各种规律。罗素对权力的各种表现形式进行了初步探讨，提出了把它们联系在一起的种种探索性假设，然而要证明其中任何一个假设成立，社会科学家还任重道远。

这篇导言中提到的观点，本书几乎都会提及。这至少表明，罗素在政治学研究中的观点是一以贯之的，这一点众所周知。他的第一本书《德国的社会民主》（1896）批判地审视了19世纪晚期德国的马克思主义。书中，罗素这位倡导自由的民主主义者冷静地评估了自己的批判对象，发现虽然有趣却又有着诸多欠缺。而阅读本书时，诸位会发现他论证自己观点的方式与半个多世纪以来他的一贯做法并没有什么两样。

约翰·G·施莱特

多伦多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