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第一种意象：国际冲突与人类行为

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¹⁾

——孔子

根据国际关系的第一种意象，战争最重要的根源在于人的本性和人类的行为。自私、被误导的侵略性冲动和愚蠢，都将导致战争的发生。而其他诱因则都是次要的，并且必须根据上述这些因素来加以诠释。如果这些因素是导致战争发生的首要根源，那么要想消除战争，就必须提升人类的道德，启迪人类的良知，或者确保实现其心理—社会层面的重新调整（psychic-social readjustment）。在许多严肃的、研究人类事务的学者——从孔子直至当代的和平主义者——的著述中，上述对于战争起源以及根除方法的观点均居于主导地位。同时这也是许多现代行为科学家所研究的主题。¹

正如某些例证所表明的那样，与第一种意象分析相关的各种解决方案无须在内容上完全一致。在参观了位于斯普林菲尔德（Springfield）的一座军火库之后，深有感触的亨利·沃兹沃思·朗费罗（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以诗意的语言写道：

若能将一半的使世界充满恐怖的权力，

若能将一半的建设营垒和宫廷的财富，

用于将人类的思想从错误中挽回，

军火和要塞便将毫无用处。

上述诗句中隐含着这样一个观点，即人民只要知道哪些是正确的政策，他们就会坚持实施这些政策。人类的天性是善良的，尽管目前他们很容易上当受骗，进而导致他们去追随错误的领导。通过将当前的困难归咎于知识上的欠缺，教育便随即成为根治战争这一痼疾的良方。这可谓是一个流传极广的观点。20世纪30年代，和平主义者贝弗利·尼科尔斯（Beverly Nichols）曾在他的著作中这样写道，如果诺曼·安吉尔（Norman Angell）“能够全权掌管全世界的教育，那么只需一代人的时间，战争就会像清晨的薄雾一样消弭于无形”²。1920年，基督教公谊会（Friends）曾召开一次会议，大声疾呼不能仅仅依赖于人类智力的发展，还需要用牺牲精神、合作与信任来代替对私利的追逐。³几乎与之同时，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也以相差无几的语调指出，占有欲这一人类本能的消退，将是实现和平的前提条件。⁴而在另一些人看来，为了增加和平的机会，无须要求人类在“本能”层次作出如此重大的变化，而只需为人们寻找一个发泄精力的途径，以免这些精力被用于从事毁灭性的战争。如果除去战争之外，男人们有其他更加喜好的事情可做，那么他们就根本不会投身于战场。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的观点即属此列。在他看来，如果雅典的妇女能够拒绝他们的丈夫或者情人，那么男人们就必须在享受鱼水之欢或是体验战斗的激情之间作出选择。阿里斯托芬认为，以他对雅典男人和女人的深入了解，足以产生如他所预言的结果。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的观点与阿里斯托芬可谓一脉相承。在他看来，战争根源于人类好战的本性，而这一本性又是悠久传统的产物。人类的本性无法被改变，各种本能的冲动也无法被抑制，但是却可以被导向他处。詹姆斯的建议是，征召全世界的青壮年去从事煤矿开采、充当船队水手、建造摩天大楼和公路，或者是清洗碗碟和衣服等活动，以此来替代参军服役。较之于阿里斯托芬，詹姆斯对于哪些引导方法足以胜任的评估不如前者现实，但是其用意却更为严肃认真，而他所提出的解决方案则无疑与阿里斯托芬属于同一类型。⁵

尽管提出的解决方案各不相同，但是上述方案的一个共通之处则在于，它们都认为如果想拥有一个更为和平的世界，就必须改变人本身，无论是在道德—智力层面，抑或是在心理—社会行为方面。然而，人们也许会赞同关于战争根源的第一种意象分析方法，但却会拒绝承认有可能找到可行的解决方案来彻底消弭战争。接受第一种意象解释方法的人既有可能是乐观主义者，也有可能是悲观主义者。前者认为取得进步的可能性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战争有可能会在下一代人的时间里便彻底消失；而后者则认为即便我们都死于战火，战争仍将会不断地发生。“乐观主义者”和“悲观主义者”是两个非常微妙的词，但是又很难找出其他更好的词语来加以替代。如果按照一般的用法，即只是简单地根据预期来定义“悲观”和“乐观”，那么我们很难（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将某个人称为“悲观主义者”抑或“乐观主义者”。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均有程度上的差异，而同一个人也许对某些事务持有乐观态度，而对另一些事务则悲观失望。从哲学意涵的角度来看待这两个术语将更为清晰，用处也更大。在哲学上，悲观主义是指这样一种信仰，即现实是存在瑕疵和有缺陷的，前文所引述的弥尔顿和马尔萨斯的论断便体现了这一观念。也许邪恶的力量会受到或多或少的短暂限制，但是由于始终意识到人类本质缺陷所具有的破坏性影响，我们无法预期能够拥有普遍而永久的美好结局。⁶而乐观主义者则恰恰相反，他们坚信现实是美好的，人类社会基本上是和谐的。人类所面临的苦难也只是表面的和暂时的。历史是由环环相扣的瞬间所组成的，因此困难也将继续存在，但是历史的本质却是可以被改变的，而最为乐观的人甚至相信能够相当容易地、一劳永逸地实现这种改变。于是，人们又重新回到了预期，但是这些预期则植根于人们对世界的不同认知。在此需要指出的是，对于取得最终成功的机会，例如彻底消除战争，悲观主义并不等于承认我们对目前的困境束手无策。对于如何延迟威胁着人类未来的战争危险，悲观主义者也许比乐观主义者抱有更大的希望。因为后者也许会认为，除非实施在他们看来能够达致最终且彻底的成功的解决方案，否则任何努力都不值一哂。悲观主义者由于坚信不可能达致最终的成功，因此他们获得这一称谓可以说是实至名归，但是“悲观主义者”这一称谓本身却并不带有丝毫的贬义色彩。

上述每一种意象的支持者中都有乐观主义者和悲观主义者，他们对于战争根源的观点是一致的，但是对于如何消除这些根源——如果真有什么办法的话——则异见纷呈。此外，仅仅对某一种既定意象进行批判性的考察，尚不足以为形成一整套预期提供充分的基础，因为这一意象本身有可能就是错误的。当我们开始寻求理解随后两个意象的时候，这一点将变得十分明显。在本章中，我们将主要考察这样一些人的观点，他们均赞同如下这一假设，即为了理解战争的反复爆发，我们必须首先关注人类的本性及其行为，而在此基础上，他们发现了足以解释世界上所有罪恶——包括战争在内——的根深蒂固的缺陷。而在下一章中，我们将考察另外一部分人士的观点，他们尽管对战争的根源持有相同的看法，但坚信可以对这些根源加以操纵和掌控，从而即便无法为和平的实现创造最终的条件，至少也可以显著地减少战争爆发的频率。

在19世纪初，一位和平主义者乔纳森·戴蒙德（Jonathan Dymond）曾这样写道：“任何对均势的赞美，其原因仅在于我们自身的邪恶。”他的这一论断得到了悲观主义者和乐观主义者的一致赞同。⁷乐观主义者认为人类能够由恶转善，从而使源于当前均势政治的战争归于消弭。而悲观主义者尽管也认为均势与战争根源于人性，却认为人类很难或者根本不可能纠正自身的错误。而在另一方面，悲观主义者却给予均势高度评价，因为在他们看来，诚如戴蒙德所指出的，均势的确能够防止“老虎们”（tigers）互相残杀。即便有时无法做到这一点，但是有缺陷的预防措施至少聊胜于无。

乐观主义者和悲观主义者尽管对于战争根源的分析是一致的，但是对于改变这些根源的可能性却歧见纷呈，并由此成为彼此最为激烈的批评者。虽然身为一位神学家，但是莱因霍尔德·尼布尔在过去25年中却写下了大量关于国际政治问题的真知灼见，其成就丝毫不逊于这一领域的任何专家学者。他对乌托邦主义者、自由主义者以及马克思主义者多次提出了有力的批评。他认为，如果无法对人类的本性有一个真切的体认，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政治现实主义（political realism）。⁸当然，每个人都会认为他自己的理论是现实的。乐观主义者亦复如是，而且他们也认为自己的理论植根于对人类的正确认识。尼布尔之所以对此持有异议，是因为在他看来，乐观主义者忽视了人类所有行为中所蕴含的趋向邪恶的潜在可能。他们假定进步始终是沿直线向上发展的，而事实上，任何知识的进步以及科技的创新，其本身都同时蕴含着善或者恶的潜在可能。人类拓展了对自然的控制，但是任何使人类得以摆脱饥寒、减少劳作、增加安逸的手段，也都可以被某些人用来奴役或者毁灭另一些人。人，作为一种自觉的存在（self-conscious being），能够意识到自身的局限性。这些局限性是与生俱来的，而克服这些局限性的欲望也是与生俱来的。人是有着无限欲望的有限的存在，一个自认为是巨人的侏儒。出于自身的私利，人创立了各种各样的经济和政治理论，并试图将之冒称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体系；人诞生并成长于不安全之中，并试图使自身拥有绝对的安全；人是肉体凡胎，却自认为是不朽的神祇。邪恶植根于自我（self），而邪恶则可以根据傲慢来加以界定。⁹

当然，早在尼布尔之前便有很多人提出过上述观点。在基督教传统中，奥古斯丁对此便曾有过经典的论述。在基督教传统之外，斯宾诺莎的哲学对此也曾有过详尽的阐释。而在20世纪的政治学著作中，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则对上述观点进行了最为清晰、一贯的阐述。这四位作者尽管在很多方面存在着分歧，但是他们的政治结论却均建立在对人性的假设之上。在此，我们将以奥古斯丁和斯宾诺莎为例，来阐明他们推论的过程。

奥古斯丁注意到自我保全（self-preservation）意识在人类所有行为动机之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他问道，当我们看到即便是那些处境最为悲惨的人“由于惧怕死亡，因此宁肯忍受痛苦也不愿通过死亡来结束这些苦难的时候，人性如何在毁灭面前萎缩，难道这一点还不够明显吗？”¹⁰对于奥古斯丁而言，人类自我保全的欲望是不争的事实。然而这并非是足以解释人类所有行为的原则。而在斯宾诺莎看来，人类所有行为的目的都是为了实现自我保全。自然法则（laws of nature）仅仅是阐明了实现这一目的需要些什么；而自然权利（natural right）则不过是阐明了为实现该目的，在逻辑上所允许的又是什么。¹¹那些根据理性的指导而生活的人将展示出勇气和高尚的情操，即他将争取在理性的支配下保全自我，并努力帮助他人，用友谊将他人团结在自己周围。然而，这并不是对人类实际行为的描述，而只是一种对理想的理性行为的描述。并不是由于人遵从理性的支配，所以就有责任表现出勇气和高尚的情操。与之相反，这些特质正是遵从理性支配的必然结果。一个人努力帮助他人并不是什么无私的举动，事实上恰恰相反，关心他人并希望与他人合作是基于这样一种体认，即相互帮助以及劳动分工，对于其自身的生存和保全而言是必不可少的。¹²从逻辑上来说，正如赞同第一种意象的乐观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这将导致无政府主义：“所有人的意见都应该保持一致，所有人的思想和身体都应该形成一个思想和一个身体，所有人都应共同尽其所能地保全自身，共同追求对于所有人都有用的东西。”¹³理性能够准确地解释每个人的真正利益，并引导所有人在社会中和谐相处，而无须一个政治权威来控制和指导他们。¹⁴

上文所述与其说是斯宾诺莎政治思想的结论，毋宁说只是他思想的起点。每个人的确都在追求自身的利益，然而不幸的是，却并非是遵从理性的指导。人类的理性和意志都是有缺陷的，对此，奥古斯丁是用原罪来加以解释的。¹⁵而在斯宾诺莎的哲学中，这一宗教性的解释则成为一个逻辑学和心理学范畴的命题。他建立了这样一个理性行为模式：为了使生命得以永续存在而进行的共同努力，如果能够自动地导致和谐，那么这些行为就是理性的。但是我们所看到的世界却并非如此。于是，人是有缺陷的这一观点，便成为一个无须从外界加以解释的经验性判断；事实上，也不可能有任何来自外界的解释，因为上帝已成为自然本身。¹⁶人的行为并不是由纯粹的理性概念而是由情感来指导的。在情感的驱使下，人们被卷入纷争与冲突。他们的行为方式并不是彼此帮助，而是相互倾轧。每个人都试图成为人中翘楚，更多地以损害他人而非践行善举为荣。尽管理性能够对情感加以节制，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却极为困难，那些认为人“始终能够在单纯理性的指导下生活的人，一定是在梦想着充满诗意的黄金时代或者是一幕戏剧表演”¹⁷。

斯宾诺莎对于政治和社会弊病的解释，是以他所发现的理性与情感两者之间的冲突为基础的。奥古斯丁、尼布尔和摩根索则对斯宾诺莎观点中明显的二元论持反对态度。在他们看来，人作为一个整体，无论是思想还是身体，都是有缺陷的。尽管在这一点上存在分歧，但是上述四位学者的论证基础却是一致的，即他们都把政治上的弊病归咎于人类本身的缺陷。例如，尼布尔便反对马克思的断言，即人与人之间的剥削关系源自社会的阶级划分。在他看来，阶级划分与剥削的存在都是由某种“人类内心的倾向”所导致的。¹⁸而摩根索则认为，“人类行为中的邪恶之所以无处不在”，根源在于人类对权力的根深蒂固的贪欲，并导致“教会蜕变为政治组织……革命蜕变为专制……对国家的热爱蜕变为帝国主义”。¹⁹

正如摩根索的论述所表明的，足以解释国内政治弊病的论断也同样适用于解释国家间的冲突与战争。奥古斯丁则将人类一系列的苦难，从争吵和劫掠，到谋杀和战争，均归咎于人类“对如此之多愚蠢且有害的东西的热爱”。²⁰斯宾诺莎尽管宣称和平是国家的目标，却发现国家天生就是相互敌对的，因此必须始终对其他国家保持警惕，彼此防范。之所以如此，并不是因为国家从来都不讲信义，或者从不爱好和平，而是因为它们随时都可能变得寡廉鲜耻和穷兵黩武；并不是因为合作有悖于它们的最高利益，而是因为情感常常会使国家或人类的真正利益变得晦暗不明。对此，尼布尔则直截了当地指出，战争肇始于“人类心灵中黑暗、无意识的源泉”²¹。

可以进一步显示出悲观主义者和乐观主义者之间相似性的是：他们都常常相信只要人类自身能够被改变，战争便可消弭于无形。基于他的厌世哲学，圣奥古斯丁曾间接地表达过这一观点：“尽管在帝国疆域之外从来不乏……敌对国家的存在，从而导致战争不断发生，然而，即便假设不存在任何敌国，帝国本身的扩张就已然导致更加令人厌恶的战争。”²²政治形式只是导致战争的次要原因，对于这一点尼布尔表述得更为直截了当。他写道：“在任何历史时段，可能形成的最为理想的共同体……就是人与人之间均拥有兄弟般的亲密关系，而且不仅群体内不同个体之间的关系是如此，各种群体之间的关系亦复如是。”然而，即便是“群体内部的和平也始终带有一定的强制色彩（而且）……群体之间的外部和平也会因竞争而遭到破坏”。在群体内部，需要以寡头政治来克服无政府状态的危险；而在群体外部，则需要权力来抵御外敌。这两种需要均源自人类本身的罪恶，而且始终不可或缺，“因为人的善性并不足以使人们在完全自愿的基础上，为群体的福祉而去做他们应该做的事情”²³。斯宾诺莎将理性与蒙蔽理性的人类情感相提并论，而尼布尔所关注的则是爱（love）以及使爱臣服的罪恶。在他看来，罪恶是根源，而爱如果能够压倒罪恶，那么爱就是医治罪恶的良药。“只有一种植根于悔悟之上的宽容之爱，才足以消除国家之间的敌意。”²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