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版序言

本书内容反映了我对国际关系的一个直接关注的议题，同时也是政治学理论中一个我长期以来深感兴趣的议题。后者可以追溯至我在奥柏林学院（Oberlin College）求学的那段时光，在约翰·刘易斯和尤尔特·刘易斯（John and Ewart Lewis）教授夫妇的指导下，我体会到了理论研究的魅力，理解到了理论在政治学研究中的重要性。此后在哥伦比亚大学，我又幸运地成为现在已然过世的弗朗茨·纽曼（Franz Neumann）教授的学生，作为一位教师，他所拥有的杰出才华和所取得的卓越成就，任何一个认识他的人都不会忘怀。

我要对威廉·福克斯（William T.R.Fox）教授致以最直接和最深切的谢意。从第一份笼统的文稿提纲的草拟，直至此处最终书稿的确定，福克斯教授始终乐于提出他的建议，以及富有洞见的批评意见。此外，作为哥伦比亚大学战争与和平研究所（Institute of War and Peace Studies）的所长，他也允准我将多个夏季以及学年中的部分时间用于研究和写作。在他的帮助下本书才得以成为一本更好的著作，但是这一说法并不足以说明福克斯教授对本书的贡献，因为，倘若没有他的鼓励和忠告，根本就难以有本书的面世。

我异常幸运地还拥有另一些批评者：赫伯特·迪恩（Herbert A.Deane）和约翰·斯图尔特（John B.Stewart），他们两位都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以及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feller Foundation）的肯尼思·汤普森（Kenneth W.Thompson）先生。他们每一位都曾在书稿准备过程中的不同阶段通读了全文，对此我深表感激，而斯图尔特教授则在两个不同阶段耐心地阅读了文稿。他们都向我提出了很多建议，帮我纠正了许多错误之处；更为重要的是，促使我对文稿的许多内容予以重新思考，甚至常常重写某些章节，尽管我得出的结论并不总是能够为他们所接受。

我妻子所做的工作远远不止于让孩子们保持安静和修改句读，也不止于提出批评意见和校对文稿。她完成了某一章主要的研究工作，并为全书的撰写贡献了大量的观点和信息。我还要感谢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它对一位缺乏经验的作者必须面对的问题表示了理解，并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慷慨的帮助。

对其他作者相关著作的摘引往往更精准地表达了我个人一些无法恰当表达的想法。我为此免费引用了大量的文献，在此我要感谢下述出版社惠允我引用那些受到版权保护的著作：约翰·霍布森（John Hobson）撰写并由“乔治·艾伦和昂温有限公司”（George Allen and Unwin, Ltd.）出版的《帝国主义论》（Imperialism）；让·雅克·卢梭撰写、C.E.沃恩（C.E.Vaughan）翻译并由“警官有限公司”（Constable and Company, Ltd.）出版的《通过欧洲联盟实现永久和平》（A Lasting Peace through the Federation of Europe）；让·雅克·卢梭撰写、G.D.H.科尔（G.D.H.Cole）翻译并由“E.P.达顿有限公司”（E.P.Dutton and Company Ltd.）出版的《社会契约论》（The Social Contract）；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撰写并由“威廉·莫罗有限公司”（William Morrow and Company, Inc.）出版的《萨摩亚人的成年》（Coming of Age in Samoa）以及《时刻做好战斗准备》（And Keep Your Powder Dry）；T.H.皮尔（T.H.Pear）编辑并由“哲学图书馆”（Philosophical Library）出版的《战争与和平的心理因素》（Psychological Factors of Peace and War）；以及奥托·克莱伯格（Otto Klineberg）撰写并由“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出版的《影响国际理解的紧张局势》（Tensions Affecting 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

肯尼思·华尔兹

斯沃斯莫尔学院（Swarthmore College）

1959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