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第一种意象的一些含义：行为科学与减少国家间的暴力

倘使做一件事，就跟知道应该做什么事一样容易，那么小教堂都要变成大礼堂，穷人的草屋都要变成王侯的宫殿了。

——鲍西娅（Portia）：《威尼斯商人》
第一幕第二场（The Merchant of Venice, I, ii）

从人类的本性和行为之中，我们可以发现政治安排和政治行为的最重要的根源。对于我们所称的第一种意象分析论者而言，这一论断是他们彼此之间最低限度的共识。他们都坚信，政治的要义隐藏在政治行为的表象之下。尽管悲观主义者和乐观主义者对于到何处去追根寻源持有相同的看法，但是对于他们所观察到的现象，他们却作出了截然不同的描述，进而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由于认定人类已无可救药，悲观主义者于是转而寻求政治性的解决方案。对于那些认定战争根源于人类，因此试图使人类自身发生改变的人而言，第一种意象的内在完整性（unity）在他们的思想中得到了更好的保存。显然，对于那些断定除非人类自身以某种方式变得更好，否则战争就永远不会消失的人而言——尽管他们也许并未意识到已然接受了和平主义（pacifism）的一个重要假设——这就是他们展开论战的攻击线（line of attack）。许多现代行为科学家（的思想）在多大程度上与这一思维方式相似，我们往往不得而知。出现这种情况是可以理解的。此前，被我们称为乐观主义者的人们常常对宗教—道德的感召力怀有信心，但是他们所做的也仅仅是对传统的教育体制进行了一些改进。而现代行为科学家则对一些更为复杂的手段和机制寄予厚望。他们对于人性的假设通常没有那么严苛僵化，而他们提出的解决方案也没有那么个性化（individualistic）。此前的乐观主义者倾向于依靠感性的号召，而现代社会科学家则倾向于依靠调查研究；悲观主义者对人类本身失去了信心，而社会科学家则试图将他们的发现转化为对社会行为的规约。

对于在本章中将要考察的文献，我无意表明它们代表了作为一个群体的行为科学家的普遍观点，虽然就他们有关战争与和平这一主题的著述而言，这些文献的确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例如，尽管人数总量不多，但已有部分心理学家开始对战争问题展开研究，并且往往对于心理学研究所作出的贡献予以高度评价。许多业已发表的文章不过是一些心理学家偶尔为之的产物，他们只是暂时地将目光从一只正在人造迷宫中艰难寻找出路的小白鼠身上移开，并一头扎进了一座迷宫，尽管这座迷宫并不是人为设计的，但是心理学家在其中所面临的困惑，却丝毫不亚于处身人造迷宫之中的小白鼠。面对人类最为紧迫的难题之一，如果有人要我们说出心理学能够为这一难题的解决作出什么样的贡献，一个终生致力于心理学研究的学者自然不会只是耸耸肩，然后说心理学所能做的十分有限，对此我们完全可以理解。但是的确有为数不少的学者承认这一点。例如，爱德华·托尔曼（Edward Tolman）在《战争冲动》（Drives towards War）一书中，以及赫伯特·戈德哈默（Herbert Goldhamer）在《战争的心理学分析》（The Psychological Analysis of War）一文中，都表明他们充分意识到了心理学方法在研究战争与和平问题时所面临的局限性，对于我在本章中提出的一些批评，他们自己也多有提及。但是大多数业已发表面世的论断却谦逊不足，而幼稚有余。为了进一步评估第一种意象分析方法的适用性，本章将对一些现代社会科学家所宣称的观点——即致力于对社会中的人进行研究的科学能够解决社会问题，其中包括战争问题——进行严肃认真的考察。

有关构建世界和平的计划从来不绝于耳。那些受到强烈鼓舞进而矢志推动某一项计划的人往往深信，战争之所以会持续不断，唯一的原因就在于政治家拒绝聆听他们的建议。在自信心方面，行为科学家与他们一样自信满满，并无二致。但是在另一方面，两者却存在着差异。他们提出的并不是一个计划，而是一种方法，而且他们坚信，这种方法能够产生解决诸多社会问题的答案。对于这种信念我们并不陌生。“政治家的职责，”埃米尔·涂尔干在1895年就曾这样写道，“不再是推动社会向着某个对他具有吸引力的理想前进，他所应该发挥的是医生的作用：通过提供良好的卫生保健以防止疾病的爆发，如果疾病爆发，则努力加以医治。”¹约翰·杜威（John Dewey）作为一名哲学家，也对上述论断表示支持。他预测道，哲学的新作用将是“提出能够被用来理解并纠正各种具体社会痼疾的方法……的某种理念或者理想”。其职责就是“提出有助于发现人性各种痼疾诱因的方法，而无论其提出的方式是多么的谦恭”。²许多政治学家也已采取了相同的态度。例如在1930年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便曾写道：“对于如何运用强制、劝诫和讨论等政治手段的探讨，似乎意味着政治的作用就是在冲突发生之后加以解决。但是预防政治学（politics of prevention）的理想［预防政治学本身就是一种理想］则是通过有效的手段，使得社会紧张程度得到明显的减弱，从而避免冲突的爆发。”在拉斯韦尔看来，关键就在于不要再过多地关注如何使政府组织结构发生改变，而是应该调整人们的思想，尤其是那些在社会中最具影响力的人的思想。未来的预防政治学将与医学、精神病理学、生理心理学以及其他相关学科结合在一起。³在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领域中，政治科学均让位给了行为科学。“政治精神病学家，”拉斯韦尔写道,“假定人类渴望能够以最小的代价来展开各项活动，他们的任务是控制本源，减缓在我们动荡的世界里由人们的不安全感所引发的后果，而战争与革命问题则只是这一整体任务中的一个枝节而已。”⁴

拉斯韦尔对行为科学家的愿望进行了令人钦佩的总结。在劳伦斯·弗兰克（Lawrence Frank）的心目中，社会就是一个病人。在某些人看来，通过对构成社会的个人进行治疗，这个病人就能够痊愈；而在另一些人看来，则必须对目前的社会安排加以改进，因为这种社会安排引发了种种紧张态势，并往往只能通过战争才能得到并不圆满的解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战火犹酣之际，英国心理学家J.T.麦柯迪（J.T.MacCurdy）写道：“预防精神病学正在展露其成效。”并强烈主张：“因此，希望类似的努力将可以最终防止战争的爆发，这决非不合逻辑的臆断。”⁵从另一不同的学术角度出发，美国人类学家克莱德·克拉克洪（Clyde Kluckhohn）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也以同样的方式认定,“世界和平的核心问题”就是要最大限度地减少和控制“侵略性冲动”。⁶

然而，在考察行为科学关于战争问题的论述时，我们却发现他们对战争根源的估计以及提出的解决方案不仅千差万别（如果这是可以理解的话），令人眼花缭乱，而且他们对战争根源的分析，以及对解决方案的规划，或者含糊莫名，或者不切实际，令人深感沮丧。长期关注战争与和平问题的社会学家兼社会心理学家L.L.伯纳德（L.L.Bernard）曾敦促道：“为了预防战争，我们需要知晓哪些危险的社会状态必须得到匡正。”但是在他就这一主题所撰写的冗长著述中，对于这些状况是什么，又该如何加以匡正等问题却并未作出解答，基本上要留待未来的研究而定。⁷而相较于伯纳德的刻意模糊，其他一些提出具体应对方案的学者则更为清晰地展现出了他们观点的不切实际。曾任芝加哥大学心理学兼精神病学教授，现供职于“精神健康研究所”（Mental Health Research Institute）的詹姆斯·米勒（James Miller）便认为，如果我们能够向苏联派遣1000名训练有素的社会科学家，让他们化装成苏联人，并利用最先进的民意调查技术探明苏联人的思想，那么和平事业便将得到极大的促进。而戈登·奥尔波特（Gordon Allport）则提议重新设计联合国大会、安理会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会场入口，从而使得各国代表在进入会场前必须通过一个幼儿园的游乐场。而另一位心理学家J.科恩（J.Cohen）则坚信，如果妇女能够取代男人来掌控各国国政，和平事业也将因此得到促进。⁸

上文引述的这些例子展示了一种类型的对策建议，类似的建议在我们所考察过的文献中比比皆是。这些建议均经由系统分析（systematic analyses）而得来，因此，除非我们对其分析路径进行考察，否则这些建议便毫无意义。显然，米勒、奥尔波特和科恩都提议采用某种特定的手段，希望借此能有助于达致一些更为普遍的目标。这些更为普遍的目标是什么呢？对于战争与和平这一主题，行为科学有关著述的性质使得这一问题很难得到解答。许多文章坚称行为科学的确为世界和平作出了巨大贡献。也有一些篇幅更长的著述，在作出如上论断之后，对于我们已知的诸如婴儿护理、个人心理、不同部落习俗的变化、文化或社会与个人行为之间的关系等因素所起的作用，还进行了大量、详细的补充说明。但是如何将行为科学与国际政治问题——无论是过去的、现实的，还是未来的问题——联系在一起，却始终没有人进行过系统性的尝试。

在行为科学的范畴里，我们仍然可以从中分辨出几种不同的研究方法。一个广为接受的观点就是，增进各国国民之间的理解就意味着增进和平。与之相类似，人们也普遍认为，通过减少失望和不安全感，进而改善对个人行为的社会调节，可以降低战争爆发的频率。还有相当多的人更加执着于强调政治领袖的决定性影响，因此竭力主张应该对政府官员进行更为完备的训练和更加仔细的遴选。而另一些人则争辩说，战争之所以会爆发，是因为人们期望战争，而如果要彻底消灭战争，就必须改变人们的预期。最后，有些人将行为科学的贡献局限于帮助现有政府界定其目标，以及更加科学地选择执政方法。对行为科学的观点之一——增进国际间的理解可以促进和平的实现——加以考察，便于我们初窥运用行为科学方法研究国际关系之门径。

“我们无法知晓一切，但是知道得越多越好。”⁹当我们在谈及如何控制犯罪或疾病时，这一论断是正确的，而当我们在讨论控制战争的问题时，这一论断同样千真万确。在涉及如何彻底消灭战争这一问题时，该论断则往往具有某种特殊的含义。其含义在詹姆斯·米勒的下述主张中得到清晰的阐释：“对其他民族的欲望、目的和特性的无知导致恐惧，进而成为引发侵略的首要诱因。”¹⁰一个如此宽泛的论断（general proposition）如何能够同战争与和平的实际条件联系在一起呢？例如，一个日本人在受到申斥时往往会面带微笑，而对于一个不了解日本习惯的美国人来说，这的确很容易被视为一种绝对无礼的表现。但是这种误解又是如何导致国家间战争的呢？即便两者之间的互动过程能够被描述出来，我们能否断言这就是导致全部（哪怕是绝大部分）战争的诱因吗？相反，相互间的了解是否总是能够促进和平？抑或国家之间有时能够保持和平，恰恰是因为它们没有很好地彼此了解？我们与苏联陷入冷战，是因为我们没有足够充分地了解共产主义社会，还是因为我们对他们的了解越清楚，我们就越不喜欢他们——抑或是因为其他一些完全存在于人类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视野之外的原因呢？

显然，和平与了解两者之间的关联并非显而易见。对于这一点，劳伦斯·弗兰克便曾作出过清晰的阐释。他曾经试图运用行为科学的数据和观点来解读形式各异的社会问题，其研究范围小到婴儿护理，大到世界和平，可谓无所不包。¹¹他明确指出，建构世界秩序的传统路径——无论是宗教式的友爱之情、征服抑或是世界联邦主义——均存在着一个共同的缺陷，即它们均主张以某种信条，或是某个国家，抑或是某种哲学来统治世界。作为一名文化人类学家，弗兰克却大力强调多样性（diversity）所具有的积极价值。每一种文化均存在着自身的弱点，而每一种文化也都有其独特的价值。多样性使得我们置身其中的这个世界变得更好，更加令人振奋。我们不应试图去减少世界的多样性，相反，我们应该力求去理解导致多样性的各种原因，及其所蕴含的价值。如果我们能够体认到彼此之间一些基本的相似之处，即尽管我们的应对方式会存在一定的差异，但却都面临着相同的“生命中的任务”（life tasks），那么我们就可以至少是为相互容忍——如果不是相互敬佩的话——奠定下基础。¹²

劳伦斯·弗兰克试图驳斥这样一种错觉，即认为各民族以及文化之间的巨大差异导致了战争的爆发，然而，战争更多的是源于围绕相同目的而展开的竞争。西欧的历史足以证明，文化上的紧密联系和相似性并不能减少流血冲突的发生。对于培育更为契合的相互理解，知识的不断增长也并非一条始终可以依赖的途径。事实上却恰恰相反。弗里德里克·冯·施莱格尔（Friedrich von Schlegel）便曾周游各国，从中增进了对其他民族的了解，但是就像许多后来的浪漫主义者一样，这番游历非但没有增强他对不同价值观的宽容，反而加强了他的民族主义狂热。¹³阿尔弗雷德·米尔纳（Alfred Milner）在抵达埃及为伊夫林·巴林爵士（Sir Evelyn Baring）工作之后不久，也曾希望如果国家间能够“更好地了解彼此”，就可以减少国家间的仇恨与猜疑。而阅历丰富的伊夫林爵士则告诫道：“亲爱的米尔纳，我担心国家之间对彼此的了解越多，它们之间的仇恨也会越深。”¹⁴在对上述例证加以总结后，政治学家卡尔·多伊奇（Karl Deutsch）得出如下结论：“许多在情感、文化和政治上敏感的人在出国游历之后……其后果却是对民族主义更为强烈的支持，以及对于本国语言、文化和民族忠诚度的极大增强。”¹⁵

弗兰克竭力主张应该增强对其他文化的了解。他希望通过增进彼此了解能够促进谦逊和包容，而当人类面对共同的“生命中的任务”时，这种谦逊和包容能够为各民族之间展开富有成效的、和平的合作提供坚实的基础。¹⁶然而，相互了解的增进在促使一部分民族变得谦卑之际，却会使得另一些民族变得更加傲慢无理。就其总体而言，相互了解的增进能否令各民族对彼此的包容度得到足够大的提升呢？¹⁷由于我们无法得出肯定的推论，因此我们只能说应该会如此。弗兰克的要求是，人们应该更加宽容，并争辩说他对宽容的这一要求是以科学为依据的。然而不幸的是，这却并不足以使他的主张具有实际意义。

对于解读“和平源于了解”（from knowledge, peace）这一论断的内涵，我们的上述分析还未尽全面和彻底。在弗兰克的著述中，相互了解是通向更大的包容度的必由之路。而在其他学者的论述中，通过研究不同文化而获得的知识则被用于对不同的社会状态加以改善（或是创造一个伟大的社会），从而使得战争不再是一种可为人所接受的社会性制度（social institution）。这一观点的逻辑路径大致如下：战争只是一种社会性制度，而并非人性的必然产物。某些社会便不知战争为何物，这一事实也为上述观点提供了佐证。既然制度均为社会性的创造，如果我们想铲除某种制度，那么就必须再创造出一种制度来取而代之。¹⁸只要社会上存在着决斗的习俗，人们就会进行决斗。而决斗裁判（trial by combat）制度之所以被陪审团制度所取代，也是因为人们发现了旧有制度的弊端，才创造了另一种更加完善的制度来取而代之。战争，就像决斗和决斗裁判制度一样，“只是为大多数人类社会所知的一种发明而已，借助这一制度，社会中的年轻人能够积累自己的声望，或是为了捍卫荣誉而进行复仇”¹⁹。但是，我们如何才能设计发明出一种社会性制度，从而使得战争像决斗一样被世人所摒弃呢？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为我们提供了答案：“如果我们希望创造一个所有人的不同天赋均能得到发挥利用的世界，那么我们就必须学习其他的文化，对它们进行分析，并使我们的研究发现合理化。我们必须找到能够在全球范围协调一致的各种模式和形态，以便重新建构一个与以往截然不同的世界，这两者之间的差异之巨，就像大机器工业世界与中世纪的手工业之间的差别一样悬殊。”我们必须从一切可以学习的地方去学习一切能够学到的东西。我们必须研究那些正在迅速走向消亡的原始部落，以便汲取它们的智慧，而这样的机会一旦失去便再也无法弥补。我们必须“训练出一大批人员，他们要理解和掌握下述具有高度技术性的工作，即对各种文明进行分析，以及运用各种制度和一系列用于建构制度的习俗，就像训练有素的工程师运用扭力、应力和张力一样”。我们“必须知道中国母亲对她们的孩子说了些什么，如何管教他们，以培养他们特殊的美德；我们也必须知道苏联母亲对她们的孩子说了些什么，如何管教他们，以培养他们特殊的美德”。我们还必须询问：“英国人、澳大利亚人、法国人、希腊人、阿比西尼亚人、中国人、苏联人、巴西人，还有德国人、日本人、意大利人和匈牙利人，能够作出什么贡献？”²⁰

至此我们最好先暂停片刻，询问一下上述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和平，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为了以尽可能和平的方式来保持我们的价值理念。但是，我们怎样才能从中国母亲对子女的喃喃耳语中得到有利于世界和平的助益呢？我们又如何通过对匈牙利人、巴西人或者萨摩亚人的了解，来减少暴力冲突发生的频率呢？米德希望我们能够运用所有可以得到的信息，来设计一个全新的社会，在其中每个人所能获得的机会数量达到最大化，而任何侵略性的倾向均将遭到有效的遏阻。²¹如果我们暂且同意她的这一乌托邦式的假设，即文化人类学（cultural anthropology）——如果我们对这一学科的知识有了足够深入的掌握——能够告诉我们如何去设计一个致力于和平的社会，那么对于她的第二个假设——即知识能够有效地发挥作用——我们又该作何评价呢？她所要求的变化怎样才能够付诸实现呢？她提出的一个方法就是教育。但是正如库尔特·卢因（Kurt Lewin）所指出的：“社会改变教育要比通过教育改造社会更为容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在荒原中度过了40年的时光，在此期间，曾遭奴役的一代也许都已故去，而新生的一代则学会了如何自由地生活。卢因认为，对于一个国家整体而言，要想实现恒久的文化再教育（cultural reeducation），也许没有比上述方法更为快捷的途径了。²²而露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则更明确地作出了相同的估计。“即便各种制度给予了人类最大限度的自由空间，”她这样写道，“人类的创造力也永远不足以导致任何重大的改变。在一个局外人看来，任何文化内部所发生的即便是最为剧烈的革新，也只不过是一些微小的改变而已。”²³令人惊异的是，米德本人也预见到了这一结果。她在1928年首次刊行的一部著作中写道，文化中那些巨大而且影响深远的变化“是时间流逝的结果，每个人在其中都不自觉地发挥了微小的作用”。²⁴我在此并不是要指摘她的观点前后不一，因为在长达14年的时间里，她的观念也发生了改变。我只是想指出她早先提出的观点似乎更为现实，并且得到了其他社会学家——至少在讨论战争话题以外的几乎所有问题时——最高频率的引用。在所有行为科学家中，人类学家最有可能产生“宏大构想”（big picture）。也正是他们会最经常地劝诫人们，不要期望有序的社会变革能够迅速地得到实现。

以决斗作为类比使现代人类学家遭到误导，正如这一类比曾使19世纪的和平主义者误入歧途一样。如果说这位人类学家的工作能够为世界和平带来些许希望的话，那就是通过倾听他和其他人的意见，我们也许能够时而取得缓慢的进展。卢因、本尼迪克特以及青年时代的米德（那时的她更为保守）都曾告诫世人，不要期望通过科学方法收集的数据能够产生重大的社会变革。米德所提出的明确告诫是发人深省的。对文化的比较研究使她深信，青春期并不一定是一段令人烦恼的时期。例如在萨摩亚人的社会里就并非如此。文化模式，而非人类的本性，导致了青春期的烦恼。那么美国的家长们为什么不能效仿萨摩亚人的技巧，来帮助至少是他们自己的子女作出调整呢？米德的下述论断给出了最佳答案：“如果有个别的美国家长遵奉萨摩亚人的做法，允许他们的子女观看成年人的身体，以获得较之我们文化所普遍允许的标准更为广泛的关于人体功能的经验知识，那么这种做法无异于在流沙上建筑房屋。对于他们的子女而言，一旦他（或她）离开自身家庭的保护圈，就会遭到猛烈的攻击，因为在他人看来，儿童具有这种体验是一种丑陋和反常的现象。”²⁵进行这种试验的家长可能会给他们的子女带来更多的伤害，而非裨益。如果所有的或者绝大部分的美国家庭都能遵循这一开明的方法，我们的青少年也许会生活得更加快乐。但是作为一位出色的人类学家，米德却毫不奢望这种情形有可能会发生。²⁶由于绝大多数家庭不会自觉自愿地遵行一种有悖于行之数百年的道德习俗的行为方式，倘若少数家庭如此行事，那么这种做法不仅不会给他们的孩子带来任何好处，事实上还会对他们造成伤害。²⁷

某一解决方案倘若能够得到几乎所有人的充分遵循，该方案就不失为理性的方案，但是如果只有少数人予以接受，那么该方案产生的后果也许比毫无用处还要糟糕。如果这一论断适用于在一个社会中家长养育儿女的方式，那么对于试图“重构”（restructure）社会以达致和平的企图，这一论断是否同样正确呢？战争，就像青春期的烦恼一样，并非人性所固有。比较人类学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然而，较之于将青春期烦恼从人类自身彻底根除，将战争从人类社会中彻底根除是否要更为容易呢？按照本尼迪克特和卢因的观点，是否足以得出结论说，这一过程将极为缓慢呢？我们是否不必将时机选择问题——即促使不同的独立行为体（例如家庭或者国家）同时采取行动所面临的困难——作为一个额外的复杂变量呢？如果某一个，或者少数几个国家，把一些行为科学家突然拔擢为决策者，又能为世界和平的实现增加多少机会呢？在这种情势下，相较于对制定某些奇谋妙策的关心——一旦所有国家都采纳这些奇谋妙策便可实现国家间的和平——针对如何“时刻做好（战争）准备”所提出的建议，也许将更为重要。²⁸

可行性问题的提出，促使我们必须对两个恒久而普遍的难题作出判断，即实现变革所需的时间，以及变革时机的选择。而在上述两者之间，还有一个同样至关重要的难题：一位从事决策研究的科学家，他将如何开始哪怕只是针对某一个社会的改革？当拉斯韦尔指出，问题的关键已不再是如何改组政府，而是如何重新定位人们的思想时，其原因又何在呢？是因为对政府进行组织是一个次要的任务，还是因为这一问题——至少在某些国家——已经得到了相当妥善的解决？如果一切能如拉斯韦尔所愿的话，他宁愿是去改变苏联的教育系统，还是苏联的政府体系呢？提出这一问题其实毫无意义。但导致这一问题毫无意义的原因却十分有趣：如果不事先对苏联的政府体系作出变革，就不可能设想苏联的教育会发生任何改变。²⁹如果我们能够向苏联的儿童提供行为科学家所设想的那种教育，那么我们也许就能指望苏联政府在未来，比如说，自现在起20年内，将有所改变。然而，这一“如果”假设本身就不具有可操作性，行为科学所包含的原理也无法为我们将该假设付诸实践指明路径。

我们提出了三个问题。首先是进度问题。即使假定我们已然通过科学的方法确定了我们需要进行哪些变革，但是，为了实现和平而重新塑造人类和人类社会又需要多长时间呢？随之而来的则是分属两个层面上的所谓政治问题：在一个社会中，一种制度究竟是如何演变的？当必须同时面对两个或者更多的社会，人们又应该如何来应对由此导致的格外复杂的情势呢？这些困难在行为科学的著述中得到了广泛的反映，下文也将对此展开讨论和说明。下文的讨论将分为三部分，基本反映了对上述三个关键问题的思考。

1. 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曾经将政治哲学新观点的特点归结为：“认为问题的答案并非存在于理性的解决方案之中，而是在于消除这些问题本身。”³⁰这一观点在行为科学的相关著述中得到了最好的体现。精神病学—人类学家亚历山大·莱顿（Alexander Leighton）曾这样问道：我们能否不再关注如何捕捉老鼠，转而关注它们得以繁殖的条件？他认为，我们需要“像医生那样专注于寻找病因，而非只是忙于治疗各种症状”³¹。然而，有时候医生的确更为关注症状的缓解，而非根除病因。例如，医生要求病人配戴眼镜，有些人在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只能很不愉快地戴着眼镜生活，但是戴眼镜只是一种补救措施，病因却并没有就此得到根治。上述做法并非罕见的个案。当弗兰克·劳埃德·赖特（Frank Lloyd Wright）被要求在一个地震多发区设计建造一座旅馆的时候，他并没有说：“看看这里，你们的建筑因为地震而不断坍塌。请先去除这一诱因——地震——那么我就会为你们设计一座非常漂亮的旅馆。”在政治领域，也常常需要对环境加以适应。美英两国政府也许会被视为功能机制运行相当良好的例证。³²警察部队则是另一个具有积极功效的机制化手段。然而如果严格按照莱顿的逻辑来评判的话，我们将被迫对警察加以谴责，因为他们使得部分社会资源被用于“捕捉老鼠”，而社会本应忙于对这些老鼠予以教化，以使它们变得像小白鼠一样驯良温顺。

当然，与其使用某种机械手段，我们更希望眼疾能够得到治愈。如果某些物理学家能够首先解决地震问题，那么赖特的问题无疑将会得到极大的简化，他就可以用更少的钱建造一座更为漂亮的旅馆。如果行为科学家能够使人类和各种外部条件得到改善，从而无须再设立政府和警察部队，那更是求之不得的美事。但是，即便我们可以设想这一切有可能成为现实，我们依然不得不询问这需要多长时间。詹姆斯·米勒认为从1948年开始，只需15年的时间便足以实现太平盛世。³³而T.H.皮尔（T.H.Pear）的观点则显得同样天真幼稚。他认为，热衷于战争的态度（war-minded attitude）是可辨识的，而态度又源自社会学习，因此也是可变的。而且在他看来，要做到这一点无须太长时间，因为毛利人、日本人和苏联人已经证明“文化模式能够很快地被改变”³⁴。倘若我们不对历史事实进行深入细致的考察，也许就会相信皮尔的上述论断。然而，对于任何一个社会变革而言，其所需的时间都与推动力量之间存在着密切关联。一般来说，推动力量越大，社会变革就发生得越快。毛利人和日本人都是突然受到了一个几乎全新的、强大的外来文明的影响。面对这一影响，他们改变了许多既往的习俗，但同时也保留了很多习俗。就毛利人和日本人而言，物质力量对文化影响所产生的力量予以了补充。而就苏联人而言，则几乎只有物质力量发挥了作用。不管怎样，鉴于时间和推动力量这两个因素的存在，对于通过何种方式可以产生何种变化，我们将很难作出预测。³⁵

米勒和皮尔，充其量再加上米德，都犯了旧式的理性主义者的错误，即把了解等同于控制。他们想当然地认为，一旦我们知道如何结束战争，问题就将迎刃而解——问题只在于“知”（knowing），而根本无关乎“行”（doing）。³⁶如果战争源自不成熟和焦虑³⁷，或是神经官能症和心理失调³⁸，或是社会化过程中所遭遇的挫折³⁹，抑或是上述诸多诱因的综合作用，那么即便行为科学家能够告诉我们如何去除这些诱因，我们仍将面对漫漫征程。

为了实现世界和平，我们必须从社区层次便开始着手，培养“更富理解力和更强能力的人来参与国际事务”。亚历山大·莱顿提出了这样的要求。⁴⁰“导致战争的紧张因素始终无法被消除，但是对于尝试某些新的方法以改变这一状况，人们却行动缓慢。”英国著名的精神病学家约翰·里克曼（John Rickman）如是说。⁴¹“没有健康的心理就不会有和平。”奥托·克兰伯格（Otto Klineberg）以赞许的口吻引述了这句话。⁴²上述引语中蕴含着一个承诺，即如果我们能够对人和社会加以改造，我们就将拥有和平。而这一承诺的实质则是：将和平的希望寄托于上述承诺的人都成为了乌托邦主义者。然而，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种可能，亦即人们也许会接受这一假设，但却拒绝乐观主义的论调。例如，乔治·吉斯克（George Kisker）的立论出发点几乎与米勒和皮尔完全相同。他这样写道，为了实现和平，我们必须试图“理解人们的思想”；只有当我们对“动机”问题进行研究时，我们才能触及“问题的根本”。为了世界和平，我们必须首先使我们的家庭和头脑保持井然有序。⁴³但是作为一个心理学家，吉斯克不得不承认，一种以清晰的思维作为首要条件的解决方法，根本就不是解决方法。最终他得出了如下结论：

曾有人指出，智慧与理智从未能够长期主导人类事务，那么我们也就没有理由相信，智慧和理智能够在不远的未来占据统治地位。考虑到人类心理和社会的不成熟性，奢望人类能够在我们所处的时代学会彼此和平相处，是一种十分幼稚的想法。⁴⁴

将了解轻易地等同于控制,将导致美好但却毫无结果的乐观主义，抑或导致最为晦暗绝望的悲观主义。无论是哪种结果，决策科学原本似乎应该具有的光明前景都将迅速消散。

2. 在米德关于建构和平世界的相关论述中，她一再使用“我们”这一人称代词：“如果我们希望建构一个世界……”“如果我们给自己设定任务……”“我们必须发现某些模式和形态……”⁴⁵“我们”是谁？“我们”又如何能够导致一个和平世界所需要的变化呢？克兰伯格曾指出，即便赞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人类思想重要性的强调，也仍然有一个问题悬而未决，即哪些人的思想是重要的。“与国际冲突相联系的紧张局势产生于普通大众的思想？抑或只有在它们对各国负责国际政策的领袖产生影响之后，这些紧张局势才变得意义重大呢？”⁴⁶克兰伯格给出了正确的答案，即两者尽管表现形式各异，但是都很重要。由于精英来自社会大众，并且与后者持有相同的观点和偏好，人们也许会赞同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Gabriel Almond）的观点，即“谈及政策和舆论精英，他们作为国民中能够清晰表达其观点的精英阶层使公众凝聚成一个整体，并为不同团体介入决策提供了有效手段。人们几乎可以说‘谁能够动员精英，谁就能够动员公众’”⁴⁷。精英的作用似乎为行为科学家提供了一个运用其技巧的机会。而有些行为科学家也的确是这样认为的。

如果只是简单地认为，更广泛地通晓行为科学的一些发现和结论，将有助于许多政治和社会领袖完成其日常工作，那么上述观念显然是合理的。但其内涵却往往更为丰富。丹麦前常驻联合国代表威廉·博伯格（William Borberg）曾简明扼要地表述了一个流传甚广的观点，即实现世界和平的途径就是运用行为科学家（主要是指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的知识，来训练和选拔执掌各国政府权柄的官员。⁴⁸他指出，人类希望和平，然而得到的却是战争。这必然意味着在组织的某些地方存在着某些错误。而他得出的结论则是错误在于各大国的领袖，但他却排除了下述这一假设，即在国际层次的组织中也许存在着某些问题。在有生之年，我们曾两次让精神失常的人掌控重权，以至于他们能够将世界上大部分地区卷入可怕的战争之中。博伯格问道：“身处科学几乎能够解决所有问题的20世纪中叶，难道我们必须为了统治世界或者意识形态而进行一场真枪实弹的战争吗？”博伯格认为并非如此。他从心理卫生专家日益增强的能力中找到了希望。他这样说道，他们将指出那些宣称“不接受我的意识形态就灭亡”的领导人有着“走火入魔的、专横和分裂的人格，他……实际上是在和他本人幼稚的利己主义战斗。换言之，他是一个病人——但却是一个武装的病人”。但是，对此我们又能做些什么呢？博伯格对心理卫生专家们的要求是：“作为个人和科学家，你们的职责就是要运用一切可资利用的科学手段，防止这样的人继续掌握权柄。”乔治·吉斯克则更进一步。在他看来，从根本上我们就应该防止让心智不健全的人掌权；我们应该认识到，决不能基于感情、政治操弄或是历史的偶发事件来选择政治领导人。⁴⁹

如果可以做到这一点，我们就可以把希特勒、墨索里尼、佛朗哥（Francos），也许还有一些美国国会议员剔除，使其无缘跻身政坛。这无疑可以使政府得到改善，进而增强实现和平的前景。然而，我们——无论这个“我们”是谁——能否想象可以劝说世界各国政府采纳这一方法呢？例如，我们有可能在美国建立心理筛选制度吗？如果某些奸狡诡诈之徒，比如希特勒二世，侥幸逃过了某些国家的筛查，我们又该如何应对呢？如果说我们应该运用心理卫生专家所提出的“所有科学手段”来剔除他们——倘若真有任何实质意义的话——则必然意味着诛杀暴君也是这些手段之一种。或者也许专家们所做测试的精确性足以使得某一国家确信，对另一个新近被奴役的国家发动先发制人的战争是完全正当的？在19世纪60年代，心理学家也许曾经赞同为了和平与稳定，俾斯麦和拿破仑三世（Napoleon III）必须下台。也许还曾有部分心理学家支持除掉帕默斯顿（Palmerston）和约翰·罗素勋爵（Lord John Russell）。一旦按照心理学家的建议行事，由此引发的战争也许会比能够防止的战争更多。

显然这并非博伯格所愿。相反，他所提出的建议则是无害的。他主张通过重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宪章的序言来促进和平的实现。他提议将序言改写如下：“由于战争起源于人类的思想意识，因此必须在那些对于决定支持或者反对战争最具影响力的领导人的思想意识里建构起捍卫和平的观念。”我们应该努力向决策者解释社会科学——尤其是心理科学——能够做些什么，因为只要我们能够改变他们的观点，和平便将随之降临。

上述实现世界和平的方法根源于一个简单的假设，即由于我们已然知晓为何会爆发战争这一问题的全部或者大部分答案，那么余下的工作只须让某些决策者听取这些答案即可。这一观点的支持者可谓不胜枚举。在此我仅举两例。⁵⁰哈德利·坎特里尔（Hadley Cantril）在介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次会议的单项成果和联合成果时曾这样写道：

如果负责高层决策的人能够并且愿意根据这八位社会科学家在其共同声明中联合提出的建议行事，我毫不怀疑世界人民当前所面临的紧张局势将随之得到缓和，而且缓和的速度和确定性也将远比目前的实际情况为佳。⁵¹

在一部关于世界和平的著作的结论部分，戈登·奥尔波特提出了如下告诫：

任何“顽固”的政治家倘若对本书提出的指导原则加以嘲笑，认为其表达的只是一种徒劳的理想主义的思想，那么他就将向世人表明他是最不切实际的人。如果无视社会领域中的科学事实，就像其他领域一样，其后果只会招致危险。爱因斯坦的方程式E=MC²曾被视为卖弄学识，但是这一公式却导致了原子能的释放。社会科学的“卖弄学识”一旦得到决策者的理解和应用，即便是在当前的环境下，其对建立和平和国际合作所能作出的贡献也将是巨大的。⁵²

如果我是一个政治家，无论是否顽固，恐怕都很难知晓应该遵循哪些指导原则。这不仅是由于某位行为科学家所提出的很多建议往往与其他科学家所提建议相互矛盾，也是因为某位科学家所提出的绝大部分建议，抑或是某一群体的共识性意见，要么模糊笼统得让人绝望，要么根本就无法付诸实行。以上文坎特里尔所提及的八位学者的“共同声明”为例。他们支持那些反对灌输民族自以为是（national self-righteousness）理念的教育系统，他们认为各民族对自身的看法应该与其他民族对它们的看法完全一致，他们支持在社会科学领域中加强国际问题研究。在这些相当具体的建议之前他们还提出了两个更为宽泛的建议，包括我们应该使社会正义最大化，以及为了实现和平，需要将国家间紧张关系以及侵略行为限制在可管控的范围之内，以便将之导向建设性目的，因此“关键是要根本改变社会组织和我们的思维方式”⁵³。在上述建议中，我们很难看到可资政府遵行进而能够在近期或者遥远的未来实现和平的建议，而且那些可能带来和平的建议也根本不具有任何实际的指导价值。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说这种以领导人为取向的方法引发了两个问题：我们应该给他们提供什么样的建议？以及我们如何确保所有重要国家的领导人都会照此行事？综观上文所考察的诸多例证，在行为科学家的著述中，仿佛第一个问题最为重要。而实际上，我们即将考察的第二个问题才更为重要。

3. 在行为科学家中存在着一个明显的倾向，即在他们的解决方案见效之前，都需要各个国家表现出某种愿意合作的意向。坎特里尔的论述便反映了这一点：“如果负责高层决策的人能够并且愿意根据联合提出的建议行事……”而约翰·斯旺顿（John Swanton）则更为清晰地指出：“在全球性组织没有得到进一步深化拓展的情况下，如果世界各国能够赞同以和平方式解决它们之间的争端，并齐心协力迫使所有那些坚持诉诸暴力的国家执行这些解决方案，而且如果它们能够充分证明其诚意和决心，那么战争的主神经（master nerve）便将随之被切断。”⁵⁴在此坎特里尔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让世界各国的决策者接受任何一个团体的联合建议，要比指明应该提出什么内容的建议更为困难。斯旺顿则简单地将所有的困难都放进了“如果”从句之中。如果——诚如他们似乎认定的那样——第一要务是在世界各国，抑或各国统治者之间，达成统一和持久的一致，那么他们能否告诉我们如何才能达成这种一致，抑或仅仅是告诉我们在达成一致后又该如何予以贯彻呢？行为科学家常说的是：只要人（或者社会）都是协调良好和理性的，我们就会拥有和平。⁵⁵随后他们便开始著书立说——对此我们必须变得审慎小心——仿佛行为科学是有用的，因为一旦我们达到这种近乎（如果不是绝对）完美的状态，行为科学便可以对我们有所帮助。换言之，在前述问题得到解决之后，行为科学的有效性便将立即得到显现。

此外，还有一个与之相辅相成且可能流传更广的错觉，即当行为科学家们提出某些解决方案——尽管这些方案的功效取决于是否存在着世界政府——他们就是在为促进世界和平事业而努力了。⁵⁶法国社会学家乔治·格尔维茨（Georges Gurvitch）则认为国际紧张局势主要肇因于人为因素，因此要迫使世界各国加强对彼此的了解，清除“任何国家的电台、电影、报刊和教科书中所存在的下列现象，诸如对真相的歪曲、造谣中伤、对国家特性的错误描述等等”。通过“某些可能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面协调的国际合作”，也许就可以做到这一点。⁵⁷显然，这需要做相当大量的协调工作。但是我们能否想象任何一个缺乏政府主要特性的国际组织可以做到这一点呢？答案无疑是否定的，但是显然格尔维茨却认为他的方案中的这一部分内容跟其他部分一样，都同样属于社会学的范畴。⁵⁸戈登·奥尔波特的推理与之类似。“在好战的决策者的领导下，在发动战争之前人民必须期望并准备投入战争，”他这样写道，“这是战争得以爆发的不可或缺的条件。”因此，终止战争的方法就是要消除对战争的期望。“只有通过改变领袖及其追随者以及父母和孩子们的期望，才能消除战争。”倘若不知道奥尔波特希望通过什么方式来使人们的期望发生改变，我们可能会对他的上述主张感到些许困惑。他接着写道，联合国“致力于……改变人们的期望。它为和平解决可能的冲突提供了一种手段。一旦人民和他们的领袖真的期望联合国取得成功，那么它的成功就将得到保证。”最后他得出的结论是：“当人们对国际组织能够根除战争充满信心之际，国际组织就将最终成功地做到这一点。”⁵⁹奥尔波特的著述丝毫没有阐明如何才能使他的这一期待变成现实，除非世界各国能够搁置一切争议，神奇地达成全面而且持久的永不再战的协议；或是联合国能够获得传统上只有国家政府才拥有的各种权力。

一部分行为科学家含蓄地指出，要想使他们提出的属于心理学或者社会学范畴的解决方案成为现实，必须仰赖于一个未来的世界政府；而另一些学者则对这种依赖关系直言不讳。行为科学家之所以被迫得出“世界政府是必需的”这一结论，也许是因为意识到了导致战争行为的因果要素所具有的巨大的复杂性和矛盾性。马克·梅（Mark May）指出：“只有在非常不明确和一般的意义上才能说恐惧会催生战争，而安全感则会促进和平；战争因憎恨而起，而和平则因爱而生；或者说竞争和侵略的习性会鼓励战争，而合作的习惯则会助推和平。对国家的热爱显然是导致战争的一个突出动因，而恐惧和憎恨也均可以被用来缔造和平。”梅的观察已经证实：在任何一个世界各国能够和平共处的历史进程中，都可以发现以下所有这些因素的存在，其中许多因素是基于互相矛盾的心态，例如：对战争的畏惧，对失败或者胜利后果的恐惧，基于对共同敌人的恐惧之上的友谊，受宗教或者教育力量推动的和平主义，以及基于共同的文化联系之上的友谊。由此可见，和平是由彼此矛盾的感情和动因相互混杂而造就的。⁶⁰

梅认为,“决定社会态度和观点的条件，尤其是那些同战争与和平相关的条件，很大程度上是社会调节（social conditioning）的产物”。但是，哪种类型的社会调节能够为一个又一个国家提供力量与感情的特定组合，进而在人类历史上屡屡缔造出和平时期呢？对于梅而言，只有一种解决方案能够超越这一困难：如果我们要拥有和平，就必须学会效忠于一个更大的集体。但是在我们学会效忠之前，首先需要创造出一个效忠的对象。对于如何在独立的主权国家之间实现和平，社会心理学几乎没有为我们提供任何希望，于是一个强大的集权机构，亦即世界政府，随之成为和平的“心理”基础。⁶¹在上述语句中，除去对“心理”这个词的特殊用法之外，梅也非常清楚地指出，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必须依靠政治体系，正是在政治体系中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才能够发挥作用。基于同样的原因，拉扎斯菲尔德（Lazarsfeld）和克努弗（Knupfer）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他们这样写道：“关于对战争的憎恶，过去几年的经验已经向我们表明，虽然有一些国家不愿意卷入战争，但是其结果只是鼓励了另一些国家进行侵略。推动国家间陷入敌对的社会和心理力量是如此之强大，以至于对‘全人类’（all men everywhere）或者‘国际合作’理想的模糊的忠诚无法对其加以控制。也许需要一个具体的国际权威，使人们能够以此为核心形成新的身份认同和超越国家的忠诚。”随后他们又补充说道，一旦能够在这一方面取得进展，那么其他技术，例如对大众传媒的使用，便可以得到有益的应用。⁶²

上述学者之所以会得出相同的结论，一个与之密切相关的原因在于决策科学的方法严重滞后。对此，E.F.M.德宾（E.F.M.Durbin）的论述最为清晰和令人信服。⁶³他认为,“战争的来源是变形的个人侵略性在群体性生活中的化身，并且通过群体性生活得到显现”。由于个人的性格源自遗传的天性以及环境，也许能够“通过改变环境——在其中无法改变的遗传因素得以发展——进而改变成年人的行为”。我们也许能够“培养一代人，他们将捍卫他们的权利，同时也愿意给予他人以平等的权利；他们在解决争端时将接受第三方的裁决；他们既不会欺负弱小，也不会忍气吞声；他们会投入战斗，但只为捍卫法律而战；他们将是一个积极公正的社会中自愿和友善的成员”。⁶⁴我们也许能够做到这一点，但是在我们的努力能够对国际关系进程产生影响之前，至少要经历好几代人的时光。“然而如果这就是我们的全部希望之所在，那么在此期间我们也许早已被几场战火摧毁了。”⁶⁵但是，这并非我们全部希望之所在，因为在本章阐述的理论“所涉及的是关于政府价值（value of government）的理论，而这只是社会研究领域中许多重要因素中的一个”⁶⁶。在德宾看来，人类固有的侵略本性是战争的根源所在。如果我们能够通过改变人本身从而去除这一根源，我们就能够消除战争，然而我们不能很快地改变人类自身，而且无论怎样，我们也不能企望根除构成侵略本性的所有因素。因此，我们必须首先依靠一种着眼于治“标”（symptoms）而非治“本”（causes）的方法，亦即对少数富有侵略性的人施加强有力的限制。我们有必要引用德宾的话来对此加以总结：

因此，正如我们所见，有且只有两种方法可以降低战争爆发的频率及其暴力程度：一种方法缓慢、有效且和平，致力于通过一种新式的情感教育，进而去除存在于人性之中的导致战争的最终根源；另一种方法则直接，带有强制性且着眼于治标，致力于通过强力对侵略者加以约束。⁶⁷

然而，对于这一问题我们还能说什么是“本”，什么是“标”吗？例如，倘若某种政体可能带来和平，而另一种政体则确然会引发战争，后者便可被恰如其分地称为战争之“本”。心理学家所运用的就是这一推理逻辑，他们将人区分为两类，一类人“渴望战争”，另一类人则能够很好地适应环境，只会为了正当的理由才会投入战争（德宾如是说），然后心理学家便会把第一类人的存在称为战争的“根源”（或是如另一些著述所说的“基本根源”）。如果有一些人不希望发生战争，那么战争就将消失。从这一论点出发，为了使所有的人都不希望成为战士而对人类加以控制，将消除战争的“基本根源”。我们同样可以说：在法国国内，人们不会发动战争，而在法德两国之间却会爆发战争；因此国内和国际两个层次所具有的不同的政治组织结构必然是原因所在。所以，对政治结构进行控制就是为了消除战争的“基本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