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亲密的先生”
清华学生一般在留美前一两年才“择业”（学科方向），陈铨未雨绸缪，1923年就开始考虑了，并“问了很多有经验的人”，据“他们的忠告”与“自己的审查”，一开始有学教育的动议。因为他认为“教育为国家精神之所托命”，“国中研究者之太少，又见教育对于国家人民之重要，故近来颇有学此趋向”[88]。
1924年初，陈铨又多次请教“职业指导部”主任庄泽宣博士。庄为清华1917年留美生，作为过来人，他建议还是以打基础为宜，到高等科二三年级再作定夺。[89]当年秋，升入高等科的陈铨给自己定下了“造学计划”：“把大部分的功夫来费在语言同科学上”，文科则“通通不学”，因为清华师资“不狠好”，“参考又不够，费一年功夫，仅仅学一二本书而已”，“若是语言弄得好，将来到美国参考方便，不过一月功夫，学来还踏实些。至于语言是造学的工具，多一分气力，多一分用处”[90]。
自此，陈铨依计行事，钻研“各种学科入门书籍”，打牢学业基础，并“留心”与“各种事业上人的谈话”，“以便作择业预备”。[91]可能越来越发现自己的兴趣和优长，慢慢集中在“文字上面”，兼本来对文学就很有兴趣，但陈铨却并没打算以之为终身志业，最终学“文学”，吴宓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经顾泰来举荐，吴宓1925年初回到清华主持研究院国学部。虽因反对新文化运动和浪漫天真、不合时宜的行为做派，公开私下皆颇遭议论，但作为成名的学者和校友，在清华园却有很高的人气声望，自然也引起陈铨的注意。初到清华，吴宓专门为中文根底好的学生开设了一门《翻译术》课程。陈铨虽“本无意翻译”，但钦慕其学问名声，又被国文老师“举荐”，并通过了考试，遂加入其中。贺麟曾回忆道：“吴宓先生是当时清华的一个精神力量。他开了一班‘翻译’的课程，选习的人并不多。有时课堂上，只有荫麟、陈铨和我三人。我们三人也常往吴先生住的西工字厅去谈论。”[92]此后三人与吴宓过从密切，后世谓之“吴门三高足”。
《翻译术》是吴宓到清华开的第一门课程，其宗旨“在视翻译为一种文学上之艺术，由练习而得方法，专取英文中之诗文名篇杰作，译为中文，而合于信达雅之标准”，其教授方法为：
先讲授翻译之原理，略述前人之学说，继以练习，注重下列三事，为翻译所必经之步骤：（一）完全了解原文，（二）以译文表达之，而不失原意，（三）润色译文，使成为精美流畅之文字。练习分短篇长篇二种，短篇一学期中多次，题目由教师发给，专取各种困难繁复之句法，译卷由教师批改，长篇一学期一次，学生各择专书翻译，而由教师随时指导之。[93]
平时多选西洋经典诗文，要求学生反复揣摩，并迭出新意地用近体诗格翻译西洋诗歌，还将学生的翻译习作，择优登载于《学衡》杂志。经吴宓课堂内外的濡染熏陶，陈铨、贺麟、张荫麟、董承显等皆对文学和翻译发生浓厚兴趣。
可事实上，陈铨、张荫麟诸人此时都不想学文科。1925年8月6日，陈铨造访吴宓，具体若何不得而知，只见吴宓在当日日记中愤愤写道：
此间一二优秀学生，如张荫麟、陈铨等，亦皆不愿习文史之学，而欲习所谓实际有用之科学，以从事于爱国运动，服务社会。甚矣，习俗移人，陷溺之深，竟无有能脱离污泥而克自树立者。哀哉。[94]
吴宓的无奈喟叹大概也是有感而发，盖因在刚发生的五卅运动中，“三高足”皆满怀热忱参与其中，贺麟还被选为清华“沪案后援团”的代表，暑假中还曾到河北、河南等地宣讲鼓动爱国主义和三民主义。当然，师生之间的巨大差异，不只是学以致用、匡救时弊的救国理念，还在于思想观念上的冲突和交锋。
1925年初，吴宓在一篇译文的按语中，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制”，来例证“遽尔全行革除，则为患实深”，并批评“今之治国学者，但知从事考据，琐屑推勘，甚或专务疑古，以推波助澜，破坏礼教”[95]。吴宓的观点本不值得一驳，但彼时陈铨正受包办婚姻困扰，情郁于中，见如此言论，不啻如鲠在喉，便著文予以质疑。在陈铨看来，“方术”和“标准”应该适时而变，“与今日之社会情形，是否扞格不合？苟其不合而有害也，则改之”，“不然，则错取一标准，可害人于无穷”，“万不能含糊过去”，不独旧式“婚礼”之荼毒人性，中国“数千年来死于不良礼教者，多不可胜计，皆由其中不良之标准在，而人乃惮故习而不改也”[96]。
据陈铨所言，反驳文章完成后，“恐吴先生有未尽之论，或有对于婚礼具体建设之主张，为予所不知，或为先生未尝为文发表者，故寄示之。后又与之晤谈，承其详为解释，约二时之久，然予心不以为然”，并写道：
予深慨今日之学风，非盲目信从，互相称誉，即不分黑白，尽力诋諆，对于一种问题，每多不努力于平情建设之论，而徒从事于怨歌嗟歌之言，与意气之争执，故于师友交游，均不敢随意阿附，毅然以求真为念，想亦吴先生之所赞同欤？[97]
实际上，对于五四以来关于传统和西化问题，陈铨有非常清晰的判断：“外国化与不外国化并没有什么要紧，只看化得对不对”，“不必见着采用外国制度风俗文物，就摇头咋舌，深叹国粹国糟，不能保存”，“只要化得对，也并没有什么可怕的”[98]，可谓是十足的“拿来主义”。在激进的文化革命潮流中，文化保守主义者吴宓逆势而动，援引其哈佛大学导师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以一己之力办《学衡》，致力“昌明国粹”，以期保留和重建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人文传统[99]。陈铨则多受新学思潮和爱国运动的濡染熏陶，崇尚自由民主、科学理性之现代观念，更有强烈的爱国精神和谋图拯溺的济世情怀。这是师生间思想观念上的根本区别。
吴宓终究是一个容忍异见的谦谦君子，也表现出一个良师的胸襟风范，只是在日记中忧心忡忡地写道：“清华新派之对宓攻诋，此其开端矣。”[100]担心的事情实际上并没有发生，这场小小插曲，映射了双方不同的价值取向，但并不妨碍师生间的密切过往。受吴宓课堂内外的循循善诱，陈铨的兴趣逐渐转向文学，也每每得到吴宓的褒扬鼓励：“昨翻译班教员吴宓先生，将男所译安诺德英文诗一首，深为嘉许，并拟以登《学衡》杂志”；“近日读英文诗甚多，常择其优者，译成中文诗，作为翻译班功课，吴宓先生颇为赞赏，已登数首于《学衡》杂志。”[101]
即便如此，陈铨仍无意于学文学。此时，他可能满脑子都在琢磨究竟哪种学术，能迅速发生作用，起溺图强，洗雪国耻。1926年3月13日，在清华孙中山逝世周年纪念会上，陈铨撰写一副“最长”的挽联：
重挥急泪哭先生：看今朝华夏，此斗彼争；主义信徒，笔酣墨饱；霖雨苍生之望，悠悠者，竟谁堪指数乎？四十载辛苦经营革命事，成功未竟；群龙失首，大陆仓皇，外患燃眉，新亭饮泣；热血已如怒涛起，道所痛与世间离，妙药可返魂，愿活我公于九京，领袖同胞，实现三民主义！
再到碧云追往迹：正斜日暖风，莺呢燕语；青衫红粉，踵叠肩摩；尽忠报国之成，啧啧者，更互相口道矣！五千年神明种族奴隶耻，誓死不承；众志成城，危邦拯救，内忧逼目，遗范遵循；睡狮近自长梦醒，豪杰何须文王作，精灵终弗泯，建兴伟业于中土，排除万险，保全一片河山！[102]
这极具象征性的话语和行为，既是对孙中山的敬仰，也是其彼时所思所虑和理想抱负的真实写照。一星期后，陈铨在家书中写道：“去年曾告阿父，男颇有志于教育，今则兴趣已变，颇有志于政治与新闻，自审才力，尚能有一番建白。”[103]
一直以来，清华留美生“多攻应用科学”，尤以“习工程实业者，为最普遍”，1920年代以后，“兵戈四起，疮痍满目，民不聊生，遑言工业”，“英雄无用武之地”，选理财经国者渐多[104]，甚至学军事学的也不少（如曾锡珪、孙立人、李忍涛、梁思忠、谢明旦、王之等），但学文学者一直寥寥无几，如1924到1926每年均为一人（李方桂、孙大雨、李唐晏），1927年也只有朱湘和柳无忌，只有1923年稍多[105]。于此就不难理解，陈铨即使颇有兴趣，却并不想以文学为业。
从某种意义上说，与吴宓的相遇，改变了陈铨的人生轨迹。几个月后，他改变了主意。1926年10月，弘毅学会登记会员时，陈铨在“专习科目”一栏写下“文学”二字[106]，三十年后，他写道：“吴宓，清华时我亲密的先生。我常去请教他，他许我为天才，尽力提拔我”，“因为他的劝告，我学文学”[107]。
吴宓的春风化雨，终见成效，贺麟、陈铨、张荫麟皆学的是“文史之学”。得英才育之，从博学温雅之良师，乃人生之幸事，三人日后各有建树，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皆留下了深深的印迹，“吴门三高足”名不虚传，只是公开反驳老师，也让吴宓多少有些芥蒂。师生情谊是一辈子的缘分，陈铨后与吴宓在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又同事八年。据说，后来执教于重庆西南师院的吴宓，凡遇富顺籍学生，总会提及这位得意门生。只是造化弄人，晚年的吴宓居然还要为学生写下长长的“交代材料”。此系后话。